红四军七大---毛朱陈林之论述

铁鸟

    朱德和毛泽东的矛盾愈演愈烈，在红四军七大时达到高潮。
    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冲突中，林彪并不是一味支持毛泽东。但是林彪坚决反对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这对于当时处境极为困难的毛泽东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也为以后的毛林关系埋下了伏笔。林彪作为业务干部，并没有受到他支持毛泽东的影响而遭到冷落。在红四军七大之后林彪被选举为前委常委之一。这也是以后毛泽东在苏区再次失势之后的模式。
    在这次冲突中，陈毅认为他和毛泽东同为政工干部，因此留一个就可以，作为军长的朱德为军事干部则可以不走，即使朱德也离开，毕竟还有军事干部林彪，但是这种观点遭到李立三和周恩来的同时反对。结果，毛泽东在中央的支持下，继续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此决议案成了中共军队建设的最重要的纲领。
    01. 红四军七大之前的争论
    红四军下了井冈山，但是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执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
    二月初，毛泽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鉴于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会议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原由中央指定的军委书记朱德的职权随即暂时停止。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设有前委和军委。
    前委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同时规定：特委及军委辖于前委，并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红军和边界党的最高机构。
    这种行为无疑加剧了朱毛之间的争斗。一旦时机来临，从朱毛会师之后的种种矛盾，遇到合适土壤，就会激烈的涌现出来。
    红四军来到赣南之后，从29年2-5月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仗，打长汀/上杭，攻占龙岩。整个红四军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外部环境也暂时因为蒋桂战争得到缓解。但是这种环境恰是内部矛盾爆发的土壤。于是朱毛的矛盾开始变本加厉的爆发了。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毛泽东在4月11日主持召开于都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这次突围东进，红军损失很大，井冈山也丢了，由此证明“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井冈山）”的决策是错误的。因为离开井冈山主要是朱德提议，因此毛泽东矛头所指是明确的。
    而当时中央“二月来信”又加剧了朱毛的这种争论。
    1929年2月7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4月初由福建省委派人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5日主持前委讨论此信。
    由于中央当时受当时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式处于低潮，因此主张红四军分散到“农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信中还指出“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并要求朱毛两人“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依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对此信，毛泽东及前委均表示不同意见，既不同意中央对形势的悲观看法，又不同意分兵，更不同意朱毛离开。毛泽东代表前委复信中央，表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而且列举了大量的理由表示不能分兵。最后毛泽东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中央要求朱毛离开的决定。
    这件事后来被朱德指责为毛泽东不执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说：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
    毛泽东把中央来信和复信一起发到各连党支部，进行讨论。
    讨论中，有人提出两人都不要走，有人提出毛走朱留，而有人恰恰说毛留朱走。这些争论无形中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朱毛争论，导致双方所谓的“秋收起义派”和“南昌起义派”的阵线更趋于分明。而林彪的特殊之处是在于作为南昌起义的一员大将却在关键点上对毛泽东表示了支持。这对于理解毛林关系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当时支持毛泽东还有其他人，诸如谭震林/江华等人，但是无一像林彪那样明确而富有斗争性。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权力之争，即毛泽东的专权问题。
    在罗福嶂山区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之后，军委暂时被取消，新设立了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
    如此以来，毛泽东一身兼任三职：前委书记，军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亦即毛泽东实际上不仅有从主持前委决定各种重大问题到指挥部队之权，拥有党对军队干部实行配备和领导之权，有各项政治工作之权，而且有了经济没收和分配之权，在地方建政之权。简而言之，党权/军权/财权都集中到毛泽东一人之手。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
    刘在中央时就知道湖南省委状告毛泽东越权指挥/专权独断的问题。
    刘来到红四军后，朱毛双方均希望刘站到自己这方。
    刘在经过短暂时间了解情况后，就旗帜鲜明的站到了朱德这一边。
    5月23日，红四军攻下龙岩，刘朱二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红军第四军报告》，作为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没有在署名当中。
    刘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指朱德）一个是反对中央派（指毛泽东）。
    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的形式，在以行军打仗为主的日子里，矛盾并没有释放的空间。但是在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因为工作繁忙而导致往往答应的事情却没有办理，多项工作受到影响。同时陈毅等人却无事可做，朱德对此颇有意见。
    5月23日，部队打下龙岩之后，在朱德/刘安恭的压力下，毛泽东终于辞去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刘安恭出任。并在大多数人同意下，通过了恢复临时军委的决定，临时军委书记亦由刘担任。当时反对恢复临时军委和反对毛泽东辞去政治部主任的只有林彪和陈毅。
    党中央曾对红四军作过指示要成立军委，一向视纪律为生命的朱德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设立军委，所以他担心地说：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有军委怎么能行呢？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人不多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复的机构。
    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人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刘安恭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就主持军委会议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即是要限制毛泽东为首的前委权力，前委只能管红四军作战行动方针，不能过问具体事情。刘安恭还提出要设立正式军委的事情。刘的这个决定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弹，亦大大加剧了当时已有的权力争斗。
    关于是否设立军委，以朱德/刘安恭为代表的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在这些所有争论的中，实质问题只有一个：在于党怎么领导军队，农村中的红色武装应当怎样进行？中心问题则是红四军应由谁来控制和指挥。
    朱德认为毛泽东有碍司令部工作，力主恢复军委，而毛泽东认为“党内现发生毛病”是军长“久屈欲伸”，有与党争权之嫌。
    朱德“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因而他便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实际上他最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诚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掌握权力并无私利可得，而争论双方也大都不是追求私利的人。权力，只是实现自己政治军事主张的必要条件。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争论达到第一个高潮：争论不仅涉及到从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后就由来已久的党权/军权之争，而且参与争论的从朱毛等军队高层扩大到整个红四军官兵。
    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朱德在会上指责毛泽东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并且表示毛泽东说的“党管一切”的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朱德这种指责是对于先前毛泽东指责朱德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的反击。
    会上，毛泽东曾经提出四条书面意见，主要是前委/军委呈分权现象；前委工作不好开展；反对“党管一切”；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朱德对四条意见逐条进行反驳！
    朱德指名道姓地说：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事实是不仅是党管一切！而且是书记管理一切，具体一些来说，你毛泽东做特委书记时，特委权就大，你做军委书记时，军委权就大，你做任何书记时，这个书记的权力便超过一切！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的口号是十分对的，党员在党内就要严格执行纪律！只要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精神。但恰恰又是在一点上，你毛泽东同志作为前委书记，没有做好表率，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也不认真执行，我说得不对吗？
    由于在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
    毛泽东说：我不能担任这种生不如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陈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对临时军委进行表决。结果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
    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毛泽的的前委书记也由陈毅代理。陈毅成了最大的受惠人。
    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
    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亦有人认为此信是在白砂会议之前三个或者五个小时，林彪飞鸿传书给毛泽东。
    毛泽东实际上早生有去意。
    6月1日，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就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林彪在信中主要表达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攻击了朱德，另一方面力劝毛泽东不要离开前委（即辞去前委书记）。
    林彪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林彪又说：今天你（指毛泽东）提出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面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依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替你以前，你不应该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回信到：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白砂会议之后，红四军上下关于设不设立军委的争论更趋激烈。
    毛泽东决心要把争论搞个水落石出；
    朱德也说此次争论不但对于党没有损失，而且使党有长处的进步；
    刘安恭表示党内纠纷只有斗争才有正确的出路，中央对于党内纠纷，反对弥缝敷衍办法。
    前委指定毛/朱/刘各作一篇文章进行答辩，三个人的答辩连同林彪致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6月8日辞职的书面意见都发表在《前委通讯》上。
    前委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铁鸟

    我觉得如果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建设。
    有的人讲，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而且兴趣也不在建设，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用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这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的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现在现代化的理论来讲，实际上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实现中国的初级的工业化。毛泽东经常将现代化和工业化经常混用，他没有严格地区分两者的界限。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失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安理会，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大国地位。
    第三件事情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是有关系的，就是怎么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当时的话叫：江山不能变色。
    他做了这么三件事。
    这三件事，我就一一地介绍一下情况，谈一下我自己的认识。
    一. 关于现代化建设
    在现代化建设中，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具体的过程我就不去多说了。如果说起来的话，很多了，包括“一五建设”，后来提出的“十大关系”，初步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工业化的经验，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来的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等等，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搞“三线”建设。这里有一条线，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都很清楚了。我想概括地讲，他在建设中，实际上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选择，是制度方面的选择。
    工业化有很多很多的道路，有很多的制度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包括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的制度选择。在当时来说，这种制度选择对毛泽东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作为那一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主义的制度，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现代化，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这是一个不容辩疑的真理。这个选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制度选择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在当时来说，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选择苏联道路。在当时来说，就是在他最初进行选择的时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实中确实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起家的本领，我们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在当时先进的技术西方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社会主义的阵营。同时，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有关的。当时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苏联的道路，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既然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像李富春这些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但是到了苏联以后甘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苏联的计划经济专家来给他们讲课。我们的“一五规划”实际上在苏共政治局里面是经过了多次的讨论。
    客观地讲，当时，中苏关系处在一个蜜月时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这个对于我们“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也不能抹煞，而且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也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形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这本书实际上包含了苏共中央和苏联的搞计划经济的人，对于苏联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经验，特别是它失误的地方有一种反思，而这种反思实际上体现在“一五计划”里面。这些方面很值得研究，这些材料现在在俄罗斯的档案里面都有，是不难找到的。当时，他们确实对我们有一些劝告，包括指标上。他们当时说，我们过去制定的指标太高，你们制定指标的时候保守一点，最后能超额完成，这样能鼓舞士气，而且整个的国民经济在计划里面容易平衡；过去我们老搞高指标，后来没办法只好一降再降。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后来到了“二五时期”，受到“大跃进” 的影响，把苏联老大哥教给我们的这个经验给忘了。
    我们常说，我们现在转轨变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典型意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有一点“四不像”。但是也正因为“四不像”，我们在转轨变型的时候比前苏联要顺当得多。破绽多/漏洞多/模式不成型/制度不成型，反过来要搞改革时突破口就多/借助的力量就多，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的话，跟西方相比，我们的奴隶制度不典型，所以我们转到封建制度很容易。而在封建时期，我们形成了洋洋大观/潇潇洒洒的非常典型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典型，西欧不是典型）但这也就意味着从封建制度转成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当困难的。
    经过了这个探索以后，毛泽东在1956年，对整个的情况有一个反思。我特别注意对毛泽东心理状态的观察。我们通过很多的材料来引证，发现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后，每次走下天安门城楼，他并不高兴。很多人反映，那几年他有点郁郁不欢。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子重，未知数多，这是一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毛泽东自己讲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嚏喷。所以他说，到了1956年“十大关系”出来以后，心情才开始高兴起来。从这个地方开始，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走自己的道路，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任何一个决策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的目标取向越高，付出的代价必然也越大，它的风险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跌了很多的跤。
    但是有一点，毛泽东还是汲取了“大跃进”失误的教训的。尽管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他上万言书，他看了以后火冒三丈。但是也有个过程，刚开始他不以为然，后来几个大区书记去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跟谁的旗的问题，你再不说话的话，人家就跟彭老总的旗跑了，这个时候毛泽东重视了起来，他一晚上睡不着觉，在不冷静的情况下讲了关键性的话，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在建国前，毛泽东讲了一个经验之谈。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的性情是非常暴躁的，他是性情中人，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一个大手笔的人。他的弟弟毛泽覃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和他争论了起来（毛泽覃当时也在红四军，也在井冈山。当听说朱老总的部队在韶山附近活动之后，主席先是派了毛泽覃去，后来派了何长工。后来牺牲了）毛泽东当时有点说不过他，就急了，就要动手打他。毛泽覃说“这是共产党，不是咱们毛家的宗祠””主席说，他这一句话把我震醒了。毛泽东从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地方领导人成长为一个全党公认的领袖，跟他后天的修养/磨炼是分不开的。他后来也经常讲，往往做决策的时候听到不同的意见，脑子一热就要发脾气，这时候最好不要发作，睡一觉，到第二天早晨什么都好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但是这一次他睡了一觉之后，反而是火冒三丈，在一个不冷静的情况下，打破了两件事/延安整风时定的规矩：一是就事论事/不算历史旧帐；二是只对事不对人。就毛泽东一生来说，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来做的，宽大为怀，对很多的干部都是这样的，胸襟是像海一样的。在他看来，这次对彭老总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小事情，是大事，既对事又对人，老帐新帐一起算。这个口子一开，坏了，所以讲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但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也在冷静地思考。到了1963年的时候，要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计委的同志脑子很热，定了很多的高指标。主席就把李富春他们叫来，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这句话很了不起，他是痛定思痛。所以1965年他让彭老总到四川大三线当副总指挥的时候跟彭老总说，也许将来历史证明你是对的，这里面就有些反思的表现。但是话说回来，他的反思也不是彻底的，也有反反复复，跟我们正常人一样的，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造，从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当然，什么事情有利必有弊。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当时比较强调独立自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系，什么都仰仗于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经济盘剥的依附性经济，走到一种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强调独立自主有其合理性，也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至于说把这个问题强调到了极端，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后，完全跟国外的经济发展/经济联系完全脱钩，闭关锁国/闭关自守，这也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并纠正它，这是毫无疑问是对的，由此产生了改革开放这样一条路线，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发展有它的阶段性，也就是：只有你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后，你才有可能在自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去向世界敞开国门，去平等地互利地打交道。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固守这个基础也不行。这个问题要做一种辩证的思考。
    第二就是路径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之后有一个路径的选择。这个路径的选择，我指的是一种比较低层面的路径选择，主要是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搞初级的工业化，这个时候工业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那么资金的来源，也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有几种途径：要么就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像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像苏联一样来搞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的色彩。
    作为中国来说，毛泽东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你仔细看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如果从表面的形式逻辑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个矛盾，他一边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是搞工业化的一个客观规律。你不搞重装备怎么能建立你的工业基础啊？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讲，一定要农业优先，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来安排生产。从形式逻辑来说，你看到它是一种矛盾，这里面就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泽东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讲科学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把统筹兼顾的思想/统筹的思想往前推，最后必然要提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愧为一个解决矛盾的大师，一个化解矛盾的大师。当然，化解矛盾并不等于说这个矛盾不存在，还是存在的。这个时期，也就是整个毛泽东的时代/完成初级工业化的时代，实际上是跟我们现在叫做反哺农业相反的一个时代，就是说要从农业中取得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积累。但是要取得积累，必须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给农民/农业相当多的投入，要给他一定的返还，所以他把这个取和予这对矛盾统一起来，取的方面要重一些，予的方面要小一些。小一些，但是也要考虑到农业/农村/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有一个临界点，有一个度。这个度，总的来说，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把握得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说他这个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他受到一些表象的误导，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当时的农民思想比工人还先进。那个时候他讲，现在谁的思想最先进？我看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最后导致剥夺农民。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两年多以后，特别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到1963年重新修订（1961年初步制定）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没有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个教训还是汲取了。
    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以后，后来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现在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实际上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就是我们长期习惯了这种取的这一手比较重/予的这一手比较轻这样一种历史的惯性。到了现在，在实现初级工业化阶段以后，我们应该反哺农业了，不是再从农业里面取得原始积累，而应该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取得一些现代化的后劲和动力，也包括借助一些国外的投资，解决国内发展的资金问题。由于这种历史的惯性作用，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困境。就是现在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从这边取的太多/予的太少，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反哺农业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模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的那些年，那是农民日子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给农民一种休养生息，但是以后就不行了。这里面也跟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们的基层政权很多很多的行政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加重，这种行政的负担很多的最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现在，中央对这个问题相当重视。最近有几个省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但从内部来看，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将来也会有副作用的。从农民来说，你要加强他的国家观念。其实，农民几千年来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关键是轻徭薄赋。而且在交完了以后，为了培养他的国家意识，应该是通过各种渠道，不要层层盘剥/层层截留，最后返还到农民身上，这样就比较好。但现在因为返还实现不了，只能是完全免除。完全免除，在农民的国家意识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今后的人可能更聪明，会有更好的办法。
    第三个选择就是外部关系的选择。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就是：就对外关系来说，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考虑是从历史延伸下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这种依附性的经济，要独立起来。同时，客观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对我们不仅是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这个问题因为前面已经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 关于争取大国地位
    毛泽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着毛泽东当年为我们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基础的好处，受益匪浅，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关于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到中国原来的历史情况，我把这个称作历史还原法。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用现在的事来判断当年的是与非，用今天的观点来判断当年。很多同志/很多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也力图不要用现在的观念来判断当年的事与非，力图客观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一种必要的历史还原，缺少对当年这些领导人每天生活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的把握，所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今天的是和非来评判当年的是与非。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这个历史还原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研究一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运用这样一种方法。




    如果还原到当年，就是50年代之前的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就是人们普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本来，在十九世纪末，很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包括政治学家对二十世纪人类的进步充满了一种很好的憧憬、美好的憧憬，信心很足，很看好。结果没想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半个世纪之内，人类连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整个的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1929年陷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出现了一种社会、政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对全球、对整个世界，除了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很闭塞的地方，都产生了冲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和平的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会爆发？可不可以避免？这是当时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毛泽东个人面临的问题，包括斯大林、罗斯福等等，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u04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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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第二个基本特征，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一起通过雅尔塔会议，也通过这之前一系列的国际性会议，确立了一个两极格局，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大国，初步确定了苏美的两极格局。两极格局对于所有的国家，无论你是大国，小国也好，在寻求国家独立的时候都是不能不考虑的。 T(,@]=d,DD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呢？这就跟毛泽东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紧密相关的，这件大事就是现在经常有争论的“一边倒”政策。 1_TniR3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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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说，作为一个新独立的中国，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尽管它过去曾经在世界上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毕竟这个时候是一个积贫积弱、刚刚得到独立的国家，况且还有一个敌对的政权在台湾，还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时候中国要取得国际上的承认，唯一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要在这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当时对于要不要实行“一边倒”，在民主党派之间是有过争论的，有过议论的，而且这些人公推张治中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跟他讲，我们不能搞在美、苏两边骑墙的政策，只能是“一边倒”。在这个“一边倒”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倒向苏联这一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同时我们又不能够成为苏联的小兄弟似的卫星国。怎么办？这就是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的时候很艰难的一场斗争，既不能跟斯大林翻脸，但是又要结束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地位。整个的过程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这都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了，包括俄罗斯的档案都已经公布出来了，这都是很清楚的，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提供一个细节，实际上当时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要收回旅顺这些港口，还包括当时我们曾经想过把外蒙古收过来，这些都在民主党派内部通报过。主席的第一次访苏都事先通报过，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都是跟共产党站在一边的，而且大家都认为毛泽东如果去了以后，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那太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贡献。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可以说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达不到目的回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这就是毛泽东在苏联软磨硬泡呆了两个多月之久的原因。弄得斯大林最后没招，只好适当地做一些妥协，当然我们也妥协。任何一个国际的谈判，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同盟的签订，没有双方的妥协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把这种双方的妥协叫做双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当时、当地的特定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看出这个决策的得失。 EEM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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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决策抗美援朝。其实，抗美援朝大家也都知道，抗美援朝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现在大家都在说，见仁见智。抗美援朝有一个决策的过程，既是一个国内决策的过程；同时，这种国内决策背后也可以看到中、美、苏三国领导人智力的角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国际战略上都没有局部战争的概念。在他们的眼里，在朝鲜半岛上打的这场仗，如果最后扩大为苏联和美国之间都出兵了，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是这样认为，美国也是这样认为，这就是它们当时的一个国际战略的基本点，而他们双方都在力图避免由于这个地方引起两国的对垒，引起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在6月25日以后，美国人宣布要干涉朝鲜内政的时候，当时要开安理会，要成立联合国军，美国人有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当美国代表一进门后，看到苏联席位上马立克缺席，心里就美了。这表明苏联无意和美国人在朝鲜半岛问题摊牌，全面对抗，他心里就有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以为可以不顾中国人的警告，以为中国人说话根本无足轻重，可以大胆地越过三八线。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国人越过三八线。所以在9月和10月毛泽东、周恩来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中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救。他们想控制这个局面，但控制不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最后没办法了，只能出兵了。 gW^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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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以后，毛泽东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要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要避免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局部问题局部解决，这就是后来的局部战争这个概念的由来。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通过朝鲜战争教训了美国人，美国人才从这里面得到了局部战争一个概念。第二个基本点是避免朝鲜半岛战争长期化、持久化，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持久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问题后来有所改变。为什么持久对我们不利呢？主要是考虑我们国内对这场现代化战争的支撑能力，经济上和民心的支撑能力，能支撑多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就导致我们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特别是五次战役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越打也急，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打得就有点没有节奏了，我们损失比较大，最后只能从汉城退守到三八线。在这个时候，即战争经过了一年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国内的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反而还受到了促进，经济在上升、在发展，因为民气起来了，包括民主党派、爱国的资本家，大家都起来了，加班加点为国贡献，支援前方、支援战争。不是战争影响了经济建设，而是促进了经济建设，这是毛泽东意想不到的。这对毛泽东后来对建设中一些东西的认识是很有影响的，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就确立了朝鲜战争的方针，叫做“边打、边稳、边建”， “边打”就是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边稳”稳定国内的局势，包括镇压反革命，因为当时暗藏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就要来了，中国共产党必败无疑，台湾马上就要反攻了，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攻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稳定国内的形势；“边建”就是搞经济建设。确定的是这样一个方针，也就是说国内的经济支撑能力可以使这个战争持久化，没有问题。 NB5lx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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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三八线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国防实力对比的一个力量平衡线，我们打不过去，他也打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向美国发了一个信号说，你愿意打多久，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美国人愿意罢手为止，一直打到美国人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协定上签字为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软了。在做出一系列的分析以后，他最后得出结论，朝鲜半岛的战争持久化、长期化对美国不利。整个的战争局面随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_T7XCX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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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也讲到，凡是决策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中美关系长期的停滞不前，包括台湾受到影响，这都是抗美援朝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得”是什么呢？其它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中国不是句空话。为什么呢？过去中国政府说什么话，第一，没人听。第二，说了白说，没人怕。第三，没人信。你究竟能不能兑现，你说你不会坐视不救，我打了瞧，到你鸭绿江边，我看你敢不敢过来，跟你叫板。所以，这个“得”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致地要邀请中国代表团。尽管他不给中国代表团相应的正式的外交礼遇。但是他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十几年以后，美国在1964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上的试探。如果中越两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示弱的话，包括苏联，它就可以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17度线以北的话，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话，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话，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是一个外交辞令，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你别忘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听美国的学者讲，当时美国的五角大楼，就因为中国政府这三句话一周彻夜未眠。五角大楼忙活起来，赶紧去分析，包括调动它各种各样的侦查系统，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说这几句话是要动真的。一直到1973年巴黎和约（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它从来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它只敢狂轰滥炸。它不敢出兵，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棋子是非常重要的。 ef!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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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无穷。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为什么说话还有信用？人家还怕？一般的声明，美国人、台湾人不怕。到了真正叫板的时候，说一句狠话、硬话，他还是怕的。为什么？跟这个教训有关系。现在美国人的心理状态是觉得，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像当年这些领导人这么干的。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万一，万一最后逼急了，最后干一下，他还是很害怕。所以，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讲，我们要启动国家的立法程序搞反对分裂国家法，这一下子现在美国人很惊惶。所以，我说抗美援朝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受益无穷的一件事。 2�<@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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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中苏论战，这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分析。总的来说，中苏论战，就像小平讲的，双方都说了很多的大话、空话、套话。而且最后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特别是“九评”里面形成的一些过“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价。但是，中苏论战有一条，没有中苏论战的话，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我记得，90年代初期，在我们文献室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大家向胡绳同志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东的道路，因为当时苏联解体，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也在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东。当时胡绳同志讲了两点：一点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而没有向东欧这些国家，把自己的经济命脉都系在苏联的老大哥身上，那就不是独立自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中苏论战得到了一个实惠，就是我们从苏联老大哥的阵营里真正地脱出身来，彻底出来了。这样才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形象。而且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战略支撑点。 ZD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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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我写过一篇文章，1998年我到美国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上我递交的一篇论文就是这个，题目是《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这篇论文，他们包括施拉姆教授看了以后，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篇文章他们翻译成英文，收录到学术论文集里面去。但是题目他们换了，他们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刺激，很难接受。 ; xQ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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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这个我不多说了，这里就补充一个信息：毛泽东在1955年做出搞原子弹的决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这句话看来很不经意地从毛泽东嘴里说出，但是事后想想很有道理。去年年初，我曾经跟咱们核物理工程研究院的前任院长，也是一个院士，见过一次面。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当年说搞一点原子弹？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只知道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到底怎么说，我也没太在意。他说，这个 “一点”特别有学问。为什么呢？要搞，不搞你没有大国地位。而且要搞就要早搞，像模像样地搞，搞晚了人家不让你搞了，制裁你，你就搞不成了。但是不能多搞，搞一点就行。多搞了，就跟苏联一样，要上美国人的当，被军备竞赛把你拖垮。这是中国的国力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决策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杀手锏”的意味，但是，原子弹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远比今天的“杀手锏”更重要。原子弹爆炸以后，尼克松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尼克松当时还不是总统，他要竞选总统，他讲了一点，1965年他就讲过，再也不能够让中国逍遥在联合国等等国际机构之外，不能让它为所欲为了。我们要把它套回到国际组织里面去，让它成为像苏联一样负责任的大国。当然，他所说的“负责任”的含义跟我们所说的“负责任”是两码事。从这个来看，这件事情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vP+qwvp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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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和苏联决裂，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依附于苏联的阵营，不再受控于苏联，这一点和我们成为核大国这一点一样，对于后来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是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但现在俄罗斯的特别是俄共的学者（我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打了一些交道）老是说这句话，我们苏联共产党怎么垮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帮助美国人把我们搞垮的。他们到现在还对此耿耿于怀。 C rl: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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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件事，也是争取中国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不细说了。这里面是非常有戏剧性的，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搬上荧幕，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片子。这件事恰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发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身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还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这在《历史决议》里面也没有否认。在2002 年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中美建交》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地探讨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这件事不是孤立的外交事件，内政和外交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那篇论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讲内政和外交之间的互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得益的不仅仅是大国地位，它对于当时我们国内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落实老干部的政策、教育方针的调整等等，对于当时我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都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6I'V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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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顺便讲一个个人想法。我总觉得，如果要讲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话，至少应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才能够比较清晰地、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出这一条历史脉搏的跳动。一个伟人在历史关节点所起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历史伟人必须要在历史所造就的历史脉搏上跳动，才能够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基础的东西还是历史脉搏的跳动。这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平民老百姓，所有思想界的人物，也包括一些老干部等等，这些人合力的作用是完全分不开的。 @?;)x&<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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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Z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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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这应该说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后长期探索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在他去世以后留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跨世纪的历史课题。 la4%Vqw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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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画一下毛泽东这一探索的历史线索是非常重要的，勾画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益处的。很多东西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也应该认真地去分析和思考一下，看看其中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成份，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比起我们很简单地去否定它，去拒绝它，甚至把它脸谱化、简单化要好得多。 [-81s!#m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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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程的第一步是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他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城了，我们马上要坐天下了。首先他就考虑了，我们这个天下能不能坐稳？会不会像李自成一样没坐多久，屁股还没有坐热呢，就被老百姓赶出来？当然，李自成是被清军赶出来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李自成一进城，包括进城前的所作所为和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酿成了最后丧失民心的一个基础。所以，毛泽东考虑得更多的是怎么样不脱离群众、不丧失民心的问题。关于这个探讨，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跟黄炎培的谈话中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向。黄炎培当时跟他探讨有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当时非常肯定的讲，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蹈历史的覆辙。靠什么呢？靠民主。但是，对于民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理解。毛泽东对它的理解，从上下文来看，实际上是人民民主，就是靠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实行监督，保证它不能腐败。人民民主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形式、什么途径来实现人民民主。这应该说是毛泽东后来一直的探索，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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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的探索步骤是建国以后多次的整党整风。大家都知道，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一个成功整风运动，但是也有后遗症，这就是后期发生的“抢救运动”。延安整风实际上是党的一种自我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讲，它是一种关门整风的形式。建国以后刚开始搞的整党，也是关门整风的形式。关门整风，毛泽东后来感觉到总是有局限性。到了57年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发动党外来监督，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们现在经常讲党外监督，其实毛泽东当时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想法，要将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结合在一起。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个思路很好，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当时确实有右派言论，这个我们在传记里写了。现在很多人纠缠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扣右派帽子的人绝大部分都平反了，只剩下少数的几个人，那说明你这个反右派斗争错了。如果说右派的言论，当时确实是有。我在这里面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要在党外成立平反委员会，要清算共产党从整风土改以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搞平反冤假错案了，等等。而且有的人讲了，毛泽东是大和尚，可以给小和尚提意见，不能给大和尚提意见，这些东西都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不满情绪。如果在当时来衡量，还是一种右派言论。但是问题在于，把提这些意见的人划成右派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长期和共产党共事。从方法上来说，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不能划等号，不能因为说了些你觉得是大逆不道的话，就扣上右派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大民主”的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践证明，它是有害的，很容易使运动失控。

接着，到了50年代后期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庐山会议，前面简单地说了，这里面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这个思想在 1959年提出来的时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施西化和分化的问题。但是，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时候，我们也要划清一个重要的界限：一个是我们内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探索一条新的改革的道路，这个过程中的种种探索，不能把它简单地和修正主义、右倾思潮划等号，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一个教训。但是作为整个的战略来说，它的考虑还是有战略预见的。 }w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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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进一步的发展，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反修防修”的战略。“反修”就是国际上的中苏论战，“防修”就是国内的“四清”运动，这两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指导下的两个重要车轮。刚刚我讲到了，对于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中苏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如果就国内的情况来看，中苏论战助长了对国内问题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是偏激的判断。比如说，当时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你可以看看“三评”。“九评”里面的“三评”划了一个杠杠，完全是以南斯拉夫的情况为界。究竟符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实际，这个历史已经有定论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杠杠是用来说明国内的一些情况的，这就把很多界限混淆了。有些界限越过了以后，确实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很不利的。但是也有些现象又属于探索之中、改革之中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下定论，但在这里却被混淆了。最后，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假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个假设一出以后，就容易混淆现实的危险和长远的危险。从长远的危险来说，毫无疑问，要警惕内部出现一些对党和国家不忠的人，一些异己分子。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假设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但是从近期来说，谁是修正主义？这个矛头越来越指向刘少奇这样一些人，这就出现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些分析。我们在《毛传》里已经写了，就是毛、刘之争事出有因，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之争。如果仅仅是一个权力之争，毛泽东把他搞下去就完了，没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一发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出，刘少奇的地位就已经不行了，就没必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四清”运动很多想法是不一致的，到最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以后，他就要想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想搞一种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希望这种演习锻炼群众。等到他去世以后，如果中央还出现修正主义，老百姓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起来造反。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Ls%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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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这些人的判断失误了，特别是他对自己所依靠的一些人（像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失察了，这些复杂的情况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非常轻车熟路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然会走向反面，群众运动被少数人所利用。这些复杂的情况，毛泽东本人是始终没有认识到的。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他要直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他针对的对象是他认定的那些所谓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大民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对人民民主的探讨，但是这种探讨走到了极端就成为了错误的东西。 PI,2b(`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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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当然，现在出版的东西控制得非常严。但是，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研究以后，我们才能了解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人民民主的历程中，在探求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过程中，我们走了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怎么从当年的认识中吸取它的合理因素，摒弃它的错误的东西，而达到更加接近真理的认识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非常重要，是我们党内对这整个历程的科学总结。但是，探求真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个决议的做出而结束，还需要我们理论界加倍努力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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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就是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周期律问题、“两个务必”）出发，最终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对这个历史的遗憾怎么解答，怎么分析，怎么看待，这是我们现在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同时，他又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命题， “文化大革命”虽然最后使得毛泽东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时，他通过他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人民群众的主体是什么呢？是劳动群众，这是基本的群众。当然，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不能以牺牲其它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劳动人民群众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应该统筹各个阶级的利益，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基础永远是劳动人民群众，这才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称号和它的理念。

铁鸟

提问：李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在报告中提到我国在70年代中期基本上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请问依据是什么？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哪些标志？第二个问题与“大民主”有关。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一方面需要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当然并不一定是像苏联模式那样高度集权），另一方面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又不可避免地比较落后，两者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反差，因此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很难解决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甚至也难以杜绝西化的危险。所以，现在有一种议论，就是希望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发挥群众运动的作用，以弥补体制的缺陷。这种议论还往往援引现实的例子加以论证，比如，网络论坛特别是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被认为是网络版的“大字报”。又比如，今年由郎咸平引发的声讨MBO的民间浪潮就带有明显的“四大”的特征，特别是不少网民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炮轰国资委，而这种民间抗议最后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其要求被部分地采纳，比如中央最近明令禁止大型国有企业搞MBO。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H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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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先说标志的问题。我们的工业体系最主要的标志就是首先在重工业方面有了制造整个机床的能力，就是母机。过去很强调母机是重工业之母，没有这个东西其它东西都谈不上。比如，你参观德国，参观美国，特别是参观日本，它引以自豪是它的重装备制造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可以制造自己的机床了，当然机床制造在当时是很不精密的，我们加工不了很精密的磨床，但是基础的东西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标志。在此基础上，我们有自己的造船业、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当然这些东西是很初步的，也还存在很多问题的，但是毕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所谓体系的产生就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缩影。当时我们整个的国防制造业还是比较完备的。当然，我们相当多的企业效益并不好，是一种粗放的，有时候甚至是不计成本的。这在初级工业化阶段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是需要在下一个阶段解决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最主要的标志，在当时的认识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任何外债都有附加的条件，有了外债就要听命于人。这个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应该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依附型经济走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步，中国人真正是挺起腰板来搞自己的国民经济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历史的跨越。很多时候历史就要走一个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走得过来。 "d M-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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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大民主”，最关键的根本区别，刚才你已经讲了，现在的民主包括强国论坛等等是在有秩序、有控制、有法律框架之内的民主，这种民主是需要的，是有好处的。但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民主”是和法制完全对立的，就是把现有的法制秩序全部冲乱了。这样一种“民主”，这种群众运动决定一切，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任何一个社会再重复这样的做法都是不行的。有的人讲现在贪官污吏那么多，再搞一个“文化大革命”就好了，绝对不会冤枉人。我说，中国经不起下一个“文化大革命”，再像那个搞法肯定会完蛋。 O0bO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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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刚才您谈到，在防止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要注意划清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的各种探索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请问您是怎么界定这个界限的？ 62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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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说老实话，这个界限我现在也划不出来。其实，先入为主地划分出一个标准不见得就是科学的、管用的。从历史上来看也是这样的，过去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这是指发表的时候。1957年2月，他讲的时候没有六条政治标准。到6月25号发表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右斗争已经走向高潮了，他为了约束这一运动提出了六条标准：越过这六条标准就是右派言论，没有越出符合这个就不是右派言论。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标准在一个运动中很难掌握。辨别是非很重要的恐怕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要先入为主。包括现在意识形态的很多问题，我们要正视它，比如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一件事情、一个观点，它是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东西，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分析。如果你认定了中国就应该私有化，而且中国就得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然后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肯定得出一个结论：新自由主义万万岁。我这里指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可能比人为地制定一个标准要好一些。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现在实际上更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辩证的思维，千万要避免简单化、格式化，就像电脑式的“0就是0，1就是1”那种分析，是不可取的。 )o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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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随着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将来会不会为高岗、林彪等人翻案？ Imy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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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高岗事件和林彪事件是历史事实，历史已经有了定论。但我们对它们还是要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在高岗事件中高岗是有错误的，但是高岗这个人是有贡献的，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他在犯错误时期，他也有一些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思想，不能因人废言。林彪问题也是这样，林彪事件是一个铁案，是翻不了的。当然，林彪事件扑朔迷离。而且，大家往往有一种猎奇心理，外国人也是如此。往往什么事情只要加以炒作，就会越说越乱。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还要争论很多年。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林彪的问题是翻不了案的。但是，对林彪这个人也不能因人废言，包括在“文化大革命” 中，也不能说林彪所讲的所有话都有阴谋，都是错的。还有，《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是不是真正看过，而且每一个计划他都赞同，这个现在得不到材料上的根据和支持。这是林立果他们搞的。当然，你在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有些话，撇开暗杀主席、称主席为B52等等问题，它有些话是不是讲到了当时一些问题，比如“变相惩罚”等等这些问题？我说它还是讲了一些实话，讲了一些真话，这些问题不要一概而论。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认为林彪就是好的，林彪不是搞阴谋的，这也站不住脚。高岗也是同样的。 t~qA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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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听说康生在临死之前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反应？毛泽东对待康生的问题应该负一种什么责任？ l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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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康生在这个人在党内确实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只要一搞政治运动，康生就格外努力，而且很多重要的冤假错案中都有他的影子，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功劳不能算作一个人的，错误、问题也不能算一个人。如果你再进一步深究的话，康生兴风作浪迫害一些人，他要有一定的气侯和条件，气侯、条件不到的时候他不敢。另外，“七大”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很背，在党内非常臭，后来主席又重新信任他。主席这个人一生来说，他最自信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认为他不会看错干部。他讲过，领导者的责任第一个是出主意，第二个是用干部。他最自信也是这两条，他认为自己的决断至少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这是他充满自信的一面。干部也是，至少关键的干部他自信不会看错。他什么时候后来变得不自信了？林彪事件出现以后对他打击非常大。实际上，重用康生、器重康生，是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失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还是有失察的错误，所以到了一定的气侯的时候，康生就会起他的作用。 Yh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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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事情，毛泽东当时没有做声，但这不等于他不重视这个事情。后来，主席始终在考虑这个权交给谁，先是考虑邓小平他们，邓小平不行了考虑华国锋，并没有把这个权给张春桥、江青，说明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但是，这只是我们姑妄推测，绝对没有历史材料。不要说李捷看档案了，根据档案得出这个结论。我跟大家一样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搞历史的人也有一种好奇心，我跟大家一样也推测一下。我总觉得，主席当时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恐怕无力追究了，再追究就追究到自己夫人那儿了，再追究就追究到张春桥这样的人物身上了。但是，他没有把大权交给这些人，说明他对党对国家还是很负责任的。 9c5D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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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说一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公布了很多主席讲的话。但是，实际上主席还讲了另外一些话，就是在批评“四人帮”的时候也讲过另外的话，就是说对这些人还是要帮的，为什么帮呢？第一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有功，第二和林彪斗争特别是70年的庐山会议他们有功，这两个功还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毛泽东传》里都写了，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c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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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有人说，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请您评价一下。 1.N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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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这个话讲得不公道！为什么不公道呢？它比较片面。毛泽东建国以后有没有过呢，当然有过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有些是重大的。《历史决议》讲了，有些是全局性的，“大跃进”是经济建设中的全局失误，“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的和整个社会、党和国家的一个劫难，这是全局性的失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刚才我也讲了，毛泽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他有他的考虑，他的考虑是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尽管这些东西后来发生偏差。第二他在很多地方是有功的，是有贡献的，所以对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要公道、公允。我们对林彪、对高岗都尚且如此，对毛泽东更应该这样。所以仅仅说建国以后有过，是有失公允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死了很多人，迫害了很多人，最不可原谅就是少奇同志的冤案，毛泽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说到法律责任，毛泽东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的话，我说他是负有一种领导的责任。如果要追究毛泽东迫害人的罪过、罪行的话，还追究不到这个份上，追究不到毛泽东身上，所以这个问题是应该做一个分析的，我是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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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我觉得李老师的报告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比如把历史上的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伟人在历史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等等。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我的问题是，毛泽东一生探求的问题，也就是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不变修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lj+&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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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也在思考。至少我个人现在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现在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在探讨。现在中央对这个问题很警觉、很重视，在探索，在想怎样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问号，而不是句号。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变质的危险，这个变质的危险，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会不会变成一种富人的俱乐部。我这样提可能大家也就明白了，危险主要来自于哪个地方？最令人担忧是哪个地方？还是来自于高层、党的高层领导干部，他们的屁股会不会坐偏了？我们也到了一些地方，发现了过分强调GDP的问题。现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搞GDP，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有些地方干部跟我们讲：现在我们也没办法，上面层层压指标，省里面到中央说10％的增长率，给我这儿要求可能就是16％。要有这个增长率，每年就要有新的亮点。新的亮点怎么办？现在国有的投资投一个垮一个，我怎么办？就得依靠纳税大户，实际上就是大老板。另外，现在社会稳定责任到人，如果我这个地方谁去闹事、上访、告状，马上下来要追究我责任。谁现在是麻烦的制造者？下岗职工、贫苦的农民。这个话很难听，但是他们讲的确实是实话。这是一个细胞，这是我们执政的一个单元。久而久之，如果这个单元放大以后成为一个整体，就有一个我们究竟代表谁、我们究竟屁股坐在谁那一边的问题。 n9Vr*R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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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可能都想平衡这个问题。但是，任何平衡不可能走在一极，比如索性先不管发展如何，把用来要发展的钱索性先救济穷人，那也是一条路。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话，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从哪里来？发展速度从哪里来？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着整个世界的竞争，不要说我们不发展了，就是发展慢了，也会在世界上的竞争中败下来，最后的失败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个也是血的东西。所以我想，现在中央和各级领导都有一个兼顾发展和始终站在老百姓一边，兼顾决断的高度和发展人民民主的两难课题，做到熊掌和鱼兼得。这恐怕不是烹调大师，而是烹调艺术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比较难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 C[><m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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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4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的新闻媒体都非常强调民主、自由，现在反而不如那个时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我们如何加强党在这方面的领导？或者能否把这个方面放开，实行西方式的新闻出版自由？ Q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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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已经讲到过。他说，我们现在是争民主，反迫害、反饥饿，反独裁。可能有一天我们进了城，到了现在国民党这个位置以后，到那个时候说不定老百姓也上街对着我们，跟我们要民主，要饭吃。他那个预言不幸言中。到了1956年，大家都觉得这是凯歌行进的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一五”计划实施得非常顺利。但实际上，到了1956年的时候，群众闹事非常多。按照当时的统计，工人罢工就是1000多起，学生罢课是2000 多起。当时很多领导干部就认为这背后有黑手，要抓阶级敌人。毛泽东提出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因就在这儿。他认为，现在时代变了，情况变了，我们成了执政党，我们面对的大量问题，包括罢工、罢课问题，大量反映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和我们政权内部少数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他认为，应该从这个地方作为突破口，来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推进人民民主。所以他当时有一个名言，叫做“要利用群众闹事，来解决我们政府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第一他不赞成，第二他不怕，而且还要利用它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现在这句话我们一般都不用了。为什么？跟现在整个思路不一样。换了位以后，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提出的口号你要兑现，但是你不能马上兑现。不仅有些口号不能马上兑现，而且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原来你可以利用新产生的矛盾推翻现政权，但现在你就是现政权，你逃也逃不掉。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你刚才讲的执政党变了性质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所以很多矛头对着我们。对着我们的这些矛头不能简单地用专政工具的办法、镇压的办法，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的暴力机器解决这些问题，大量还要通过人民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个永恒的课题。而这个课题的解决与否，和我们的长期执政地位这个永恒课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铁鸟

    关于支前与生产结合问题，我们总结山东/华中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几点意见：
    一. 我们认为支前的重心是运输问题。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我们的队伍装备很差，人数不多，又是分散的游击战争，这个问题是易解决的。但在这次战争中就起了基本变化。
    首先，我们的队伍已有近代化装备/野战军装备，并不亚于蒋之精锐部队。
    其次，战争性质是近代规模/是高度集中的运动战，经常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粮弹消耗/缴获与伤员之多，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一直到今天，除了北线攻点部队外，南线野战军还是流动不定的，常常数天之内变化数次。
    再次，我们部队却无辎重兵组织，缺乏近代运输工具与交通干线之控制。就是有了部分汽车，又因公路太坏逐渐损坏，运输效能也很低。因而我们的运输工具，主要还靠马车/牛车/独轮车以至驮马/挑担，伤员则靠担架来转运。
    由于上述三个待点，就使运输问题成为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困难，也是与生产发生矛盾的主要关键。此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常常要影响到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影响到生产，影响到军民团结，甚至出现对立状态。在我们没有完全控制与利用交通要道以前，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与妥善解决。
    二. 两年来我们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开始是动员临时民工，供应部队之粮弹运输与伤员转运。战役一个接连一个，常常头一个战役民工已复员，而后一个战役民工未赶上，因此发生部队临时拉夫或与地方政府吵架现象（这是难免的）因而影响军民关系，也影响战争。以后我们采用半年为期的常备民工制，比临时民工好一些，但由于北方农民抬担架不惯，又是供给制，运输效能异常之低（一副担架是八个人抬，小车每辆载重二百斤）。从动员到部队，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常常行军数十天，名为半年，实际服务时间不及四个月。此种民工数量影响很大，初期是一兵一伕，后来是二兵一伕，农民初离家乡，未经训练奔赴战场，即遭飞机大炮之威胁，逃亡很多。急行军赶不上，战情变化时，常大批被俘，做了敌人的军队。
    另一方面由于战线不固定，民工逃亡失散，作战部队与后方机关工厂，常常还需要大批临时民工。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军差，行署/专署/县政府等，常常控制几干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如此劳动力便冻结起来，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此种状态，我们在九月间（一九四七年）才发觉，即下令禁止，实行劳动力解冻，民间商运与群众情绪才逐渐恢复，但社会经济已遭受莫大的损失。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犹为痛心。
    三. 上述办法不仅劳民伤财，而野战部队运输问题，也仍然未能很好解决。特别是外线出击部队，实感困难。这主要是部队没有自己的辎重兵编制所致。
    部队既有近代装备，又担负近代战争，就必须有近代化的组织。因此我们于去年夏秋间，就决定部队组织自己的担架兵与运输兵，每连成立担架班，三付担架（用竹竿及布制成）九个人；团部成立担架排，二十至三十付担架；师成立担架连，一百付担架；纵队成立担架营，二百付担架。另外团/师/纵三级各成立运输队，配备必要之汽车/马车/驮骡/肩挑等。如此每个纵队需要担架兵二千四百名至二千七百名，运输兵六七百名，合计三千至三千四百名，便可担负第一线至总转运站（约离火线六十里至一百里）之粮弹运输，总转运站至后方则由地方临时民工接运。此种编制现在东兵团各团及西兵团部分部队已经编成，但师/纵二级以及部分团队尚未组织，这主要由于干部思想未打通，只怕部队战斗兵少，减少战斗力，因而不愿意把新兵拿来充当辎重兵。而不想今天我们的部队没有辎重兵编制或辎重业务不健全，同样是要减低战斗力的。
    我们考查第七纵队担架队（每团有七十副）运输兵之所以组成，其来源：一部分从新兵中来，一部分从老兵中抽，而半数则由俘虏补充。
    因此，我们建议军委严令各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不再依赖民工来作为第一/二线运输之用。此种辎重兵来源不要等待民工，应从新兵/俘虏及老兵中逐渐编成，如能在解放区动员二年为期的辎重兵则更好。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辎重兵编制，二年来的痛苦教训太多了。此次粟兵团出发，民工大批逃亡，他们已感到自己不组织辎重兵对战争妨碍太大，因为只靠民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四. 关于从前方总转运站将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及从后方送粮弹/被服/军用品到前方，以及后方机关/医院/工厂之粮草/原料/制成品的运输，凡是有固定收发地点之物资/械弹转运，一概采取按量计工的包运制。按照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规定运输费（如运粮每百斤，走一百里者给粮十八斤，运棉花者给粮二十四斤，运军鞋给粮二十斤等）。一般比工运略低，比供给略高，由群众个别包运或集体包运，后方机关/部队之指战员/勤什人员愿意包运者，也同样给资。做军鞋不再采取发动妇女慰劳及派军鞋办法，而改用按件计工之定购制度。一般多在城市与集镇中设小型工厂（只几个人便够），由我们规定样式/厚薄/针线密度及工资多少，交贫民妇女定制，我们只收货发钱。有些则由我们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纳底抽线，分别按件给资。此种办法在华中之两淮/盐城/新安镇，山东之诸城/日照/惠民等城市，成千成万妇女靠此谋生，他们每日所得好于纺纱织布，而公家所费并不多。因为过去慰劳鞋/派军鞋质量太坏，穿不上几天就坏。现在定购鞋则经久耐用。定购军鞋制之实施，山东/华中群众不但不感到支差之苦，反而增加她们谋生之道。过去对我们供给兵站/军工部门害怕仇视，今反而到处欢迎，因为这些部门可以帮他们增加活路，他们的运输效能也空前提高。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六百斤者，现能运一千四百斤至一千七百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生产情绪也日益提高。过去出公粮/公草/田赋之外还要支差，并要出村经费/做鞋慰劳等，真是苛杂不堪重负。现在群众只出公粮/公草/田赋，其余村经费慰劳/派军鞋一概停止。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活路，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最近渤海分区六个县的统计，今年春季三个月就进了六千头，其余可想而知。过去群众对我不满心理，已一扫而空。当然这是整个整党/土改的结果，但包运制之实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近东兵团/泰安局更决定伤员转移，也采包运制，即从总转运站转送后方医院之伤员，每一伤员走一百里，给粮数十斤。过去八个人抬者，今后必可减少至四个人至三个人抬。因为少人抬则多分粮，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增加生产力，这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们建议军委将此包运制与军鞋定购制普遍施行于各解放区，这个制度既不劳民，也不伤财，又可解决战争需要，又可增加生产力，再不要沿用过去既劳民又伤财的派工供给制了。
    五. 除了部队建立辎重兵编制及后方实施包运制外，目前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汽车，作为军运的主要工具。
    过去我们缺乏汽车，只能使用旧式大车/小车，以数量解决质量。但今天我们已有不少汽车，汽油也可以买到，并可自己提炼，估计关内解放区大卡车不下五百辆，每一辆十轮卡车的运输量等于载重三百斤的牛车三百辆以上，五百辆即等于十五万辆。如能充分利用汽车，则目前大部军运，即可靠此解决，而不必过分使用民力了。但要使用汽车，必须解决公路问题。目前各解放区公路，由于大车行走（这是破路大车），没有路局管理，破坏不堪，致汽车大批损坏，汽油浪费极多，运输效能也极低（一辆十轮卡车好路能载一万至一万二千斤，每天走六百至八百里，现在只载重五六千斤，每天走三四百里）。因此建议军委严令各地修好公路。其办法是：
    01. 按路设局，分段管理。公路不能按行政区设局，必须按干线设局（如邯郸至洛阳公路可设公路局），每六十里一小段，数小段为一大段，段设段长，划定界线，分段负责。
    02. 路局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工程队与养路队，小修理路局自己负责，大修理动员民众，并要与兵站/电话站/汽油站结合在一起。
    03. 公路干线之旁，必须设大车路，严禁铁轮大车在公路上行走，违者重罚。在这点上，要克服干部中片面的群众观点。
    04. 从速建立汽车修理厂，购买和制造汽车零件。
    05. 有计划采购汽油并设法提炼汽油。
    上述各点是我们在华东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是目前解决支前与生产矛盾的主要关键，是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战争早胜利的重要建议。

    注释：一九四八年五月，陈毅奉命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副司令员，六月，在与前去担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同行路过洛阳时，联名向中央军委拟发了这份电报。

铁鸟

    汽车的载重量是牛车的三十倍，汽车的速度也是牛车的十倍，这样一来，一辆汽车的运输量相当于三百辆牛车。
    三年大战，山东民力已近枯竭。刘瑞龙的报告中，对胶东地区人力资源的匮乏有明确的说明。家父当年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在他所见的范围内（主要是鲁中南地区的支前民工队伍）支前民工不是妇女就是四十岁以上的老人，青壮年基本见不到了。

铁鸟

济南战役期间，渤海地区标准：

铁轮大车载1000斤，日行程50里，小车载200斤，日行程50里，超过有奖。

铁鸟

    毛主席的报告我都同意。
    毛主席的报告是总结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奋斗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是一种结合的典型，做出全党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针。毫无疑问，这个报告将成为全党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旗帜，具有重大的号召作用，组织的作用，推动群众斗争的作用。同时对于党内也是一个团结的武器，教育的武器。我今天只想在毛主席的报告中间抓住关于群众工作的关键：群众观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讲一讲。我也不能全面地讲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很精采地讲了这个问题。我不讲关于群众工作的方法问题，而是讲一讲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讲我在学习中间对这个问题是怎样了解的。我想把我所认识到的讲一讲，作为大家研究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示。这个问题对于全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军事干部更重要。
    首先，我讲一讲这个问题对军事干部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军队在中国革命环境中，它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和组织的主要形式。我们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军队去推行党的政策。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六中全会结论中关于战略问题上讲得很详细。就是说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军队，如果离开了军队，我们虽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也无从实现。有了军队就可能有一切，没有军队就必然失掉一切。近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大革命/内战和抗战这三次革命都是以军队为骨干来开展工作。北伐是战争，苏维埃运动是内战，而现在是抗战。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基本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本来是很小的，但由于我们有一点军队，因此就得到很大的开展。同时我们原有的东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很多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也有了政权，但是当军队站不住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也都站不住，一切都完了。虽然一切都完掉了，只要我们的军队还保守住了，那么一切都可以开展起来。所以这是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基本特点。而这个军队不是首先从城市搞起来的，而是先从乡村慢慢地搞起来的。
    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国社会上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做军事工作的同志也往往以此自骄，往往只看到军队，忽视群众，看不到群众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军事干部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贡献，军事干部很英勇，而且很会打仗。在内战的时候，我们的战术如果不从教条主义的战术观念来看，讲实际的战术，我们比国民党强。在抗战中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是拿教条主义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战术比国民党强，而且在某些方面比日本还强。这是我们军队的长处。我们有这样的长处，但是也有缺点。这个缺点不是发生在军事方面，主要的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的军事干部，有很多同志有很多的缺点，这个缺点是表现在军事上的不足，还是政治上的不足呢？是政治上的不足。政治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群众观点的不足。对于群众的认识是抽象的模糊的薄弱的。我们之所以表现这种不足，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是由于群众观点薄弱的原因。我们所表现的军事上的不足，比方在打仗时，在抗战中间，很显然的。党中央决定的方针是群众战争/人民战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游击战为主体。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握这个东西，不能很好地估计全面条件。我们应该采取游击战的方针，但是，我们有一些是超过客观的需要与主观的可能来作战。大家很清楚，在抗战初期，我们有一个时期，并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的军事方针---人民战争的方针，游击战争的方针。这是由于我们缺乏群众观点，对群众认识不够，只靠军队打仗，靠军队去转变一切，靠主力军集中起来去打仗，这样解决问题。关于建军方面的编并现象，只顾主力，不顾地方武装，不顾群众，同样地也是对群众认识不足。军阀主义/惩办主义/命令主义等等，这些东西的来源，也是群众观点不足而来的。这是军队的长期思想斗争，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斗争，而且以后还是要注意克服的。在练兵中间，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用群众路线代替干部个人的路线。过去是干部个人干，没有动员群众。过去我们在带兵上发生的缺点，也是由这地方而来的。我们的军事干部当然有长处，但也有缺点。这个缺点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由于对群众认识不足而来的。军事上的缺点有没有呢？军事上的缺点就是对将来转变中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不足。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表现得最多的缺点，是在建军上/练兵和带兵上各方面的缺点，也是由于对群众认识不足，群众观点不足的原因。
    造成我们干部对于群众观点的不足，客观上有很多原因：
    一个是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压迫的工具，是和老百姓对立的，他们和人是仇恨的关系。我们军队里有很多的旧军官，而且我们的军队是处在旧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影响，旧军队作风的影响，一般地使得我们容易染上与群众对立的坏作风。
    另方面，由于过去战争非常频繁，使得我们军事干部的日常业务仅仅是侦察地形/布置交通，以便怎么样计划作战。纠缠于这些事情，环绕于这些事情，日常业务就是搞这一套，一有空闲就练兵。对于群众呢？是脱离群众的，不懂得群众的痛苦和群众的需要，群众的情绪得不到反映，这个业务容易使他失掉群众观点。同时军队当然要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但军队里头一般的都有做群众工作的民运部/政治部，也因为有了这个机构，我们就觉得不要管了。但我们军队和群众结合，仅仅靠这些机构是不足的。
    另方面，我们过去的军队，反映了革命的情绪，人民的反抗情绪，我们有很坚强的战斗力，所以打仗能够常常打胜仗。这样使我们只看到军事力量是无穷的/万能的。由于对军队的依靠，对群众观点也因此而薄弱。这许多的客观原因，加强了我们军队对于群众观点的不足/薄弱。但是群众观点的不够，不应说成仅仅是客观的事情，加强群众观点仅仅是军队的任务，不是全党的任务。我们今天全党都应该加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我们全党在过去许多部门的工作中间/许多同志工作中间，表现了这种群众观点不足的事情是很多的。这种原因也有它的历史原因/有它的社会原因。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社会是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民主，就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不同其他国家群众力量可以表现出来。公开的民主选举/民主机构发生很大的作用/表现的很大力量，尽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在资产阶级机构中，也可以看到一点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半封建社会没有民主，中国是独裁的传统，没有公开的民主机构，这个传统使我们不容易发现群众的力量。
    另方面是中国思想上的传统，就是历来不把历史社会说成是群众运动/是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少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他们的好或坏造成的，社会历史每个朝代都是讲帝王的政治，没有反过来看成是当时社会状况影响政治运动/影响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才这样看。全世界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不是很早而是很迟，就是近百年的事。社会变化是什么原因？是帝王的好坏还是整个群众的需要呢？历来的解释都是帝王政治行动的好坏。相反的说法，经过各方面的证明，真理是由于群众的需要/群众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现他们的代表人物，使他们走向胜利或者走向失败。这是科学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发现不很早。我们在中国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教育，中国从来没有把社会历史的变化看成是群众的需要。近代的孙中山先生比较看到了群众的作用，他讲民权/民生，有一点人民观点。但是他的观点与共产党的人民观点有很大的差别，他相信人民，他知道人民有力量，但是他不能提高到我们这样的高度，他实现民主，要以过训政，不能马上实行，说人民没有能力实现民主，他把群众看成没有知识，这种思想和我们根本不同。中国过去历史的教育是如此，在近代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影响是如此，加之马列主义的教育很薄弱，因此种下了我们对群众力量不大看到的根源。另外，就是由于我们党的成份，小资产阶级占很大的数目。特别领导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占很大的数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有矛盾/有隔阂，但是这个矛盾不同于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虽然如此，但还是一种矛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习惯不同，感觉到他们脏/没有知识，没有能力，而历来所受到的教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已就是天生的爬在群众的头上，管人家的，是这样的传统，这是造成为我们思想的阶级原因，同时也是造成群众观点薄弱的很重要的原因。
    上面所说的，军事干部也好，党内的一般干部也好，群众观点的不足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是也有主观的原因，这个主观的原因，我们自已努力，能够有把握改正的，改变过去群众观点的薄弱，是完全可能的。过去对群众观点这个东西，主观上历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困难，不去学，而是觉得太容易，认为不成问题，没有作为一个课题，在脑子里没有认识，没有把它在思想建设上作为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学到，也不是由于我们看得太少，或者根本没有看到，正是因为我们看得太多了，一贯的讲群众，在文件上到处看到人民群众这个字眼，但是群众在政治上起什么作用没有看到。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同志作过群众工作，我当学生的时候也作过群众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也作过群众工作，也听过，也看过，唱歌也唱过……现在经过毛主席再三地讲/再三地写文章，是不是我们就学会了？我看同志们学的程度各有不同，地方党的同志比我们体验的深得多，军事干部一定次点。但就军事干部中间了解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对于我还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我沉得每个同志不要放过，要好好地学习这个问题。
    群众观点这个问题早就提出过，但是我们现在的了解和过去的了解不同。从前我们也讲群众观点，但是今天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和过去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有深和浅的不同，有丰富和贫弱的不同。我想我们将来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将来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同今天的又会不同。而今天我们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和毛主席头脑了里的群众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样的群众观点/同样的字眼/同样的概念，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讲了，书上列宁讲了……将来还要注意，象毛主席讲的，把它挂起来想一想。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能够很好地了解，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们现在学习马列主义，主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蓍作。毛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著作，都是马列主义，和列宁一样，列宁并不是马克思，但是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它当成社会科学来学，当成我们的行动指示来学。要想真正地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就要掌握一个总的东西，就是人民立场/人民路线/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毛主席讲了很多群众观点的字眼，究竟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它是真理的标准。合乎人民利益的就是真理。如果不把握住了这个东西，那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一种意见，就是不知道到底对不对，我们没有标准，就不知道它的总出发点。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到了党内作风，其实就是他自已的作风/他的群众观点，只有从他的许多著作中追求他的群众观点/追求他的群众观点的实质。同时只有把握了群众观点，才有线索了解一切/才有线索批判一切，那个对/那个不对，才有真理的标准。不然我们就不能把握毛主席的学说。每个学说有一定的出发点，我们了解毛主席的东西好得很，但是资产阶级了解就坏得很，他可以说一篇道理，与他有利的就是对的，与他没有利的就是不对的，他的真理标准是这个东西。我们与他相反，凡合乎人民大众利益的就对，不合乎人民大众利益的就不对。人民大众是大多数，国民党的反动集团是少数，它不能正视真理，采取了各种办法，掩盖它的罪恶。我们是代表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我们只有把握了毛主席的根本观点/人民观点，才能把握毛主席的学说，批判其他一切学的体系，这是我们真理的标准。毛主席的群众观点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翻一翻他的东西就知道了。比如他在四军九次代表大会上，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东西，事实上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参加了讨论，看文件，但是不懂这个问题。毛主席对军队任务的了解就不同，把军队看成不是专门打仗的，而是执行政治任务，建立人民政权，都是为了群众，如果不是为了群众就没有建立的必要。军队的群众观点，毛主席的思想中很明确，毛主席对这个自觉很早，而我们比较迟，特别是我了解得比较迟。现在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这个自觉变成全党的自觉，这是我们在思想建设上的任务。另外，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我们只有真正地转变了对人民观点不足的思想，才能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执行，独立决定工作的时候，才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只依靠党中央，才不会只依靠同盟者，才不会只投国际政治上一种什么机，而才能把握着一个中心。我们军队干部要把握这个东西，客观上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但是我们主观上自觉地承认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在主观上把军队变成人民军队，把这战争变成人民战争，我们每一个军队工作人员是不是完全懂得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客观上的人民军队，变成自觉的主观上的人民军队。当然，如果我们在这里认为缺乏自觉的观点，就否认了我们是人民军队，那是不对的，但是单是客观上是人民军队，主观上就觉得已经懂得是人民的军队，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任务放在自觉这方面，使客观的人民军队变成自觉的人民军队。
    另外一方面，从军队直接利益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军队才能扩大，军队作战的配合，经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帮助我们作战。军队工作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党的一切政策，主要的通过军队去执行，其他政权机关/党的机关多半是在军队的掩护配合下进行，没有军队掩护配合，就很难进行工作。在大革命的时候，工作轰轰烈烈，没有军队的配合，被人家就一扫而光。但是没有其他工作，光是军队，也不行。所以我们军队的主要任务，只有自觉地了解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才能很好地进行与群众的结合。与群众结合，就可以使我们从很小变成几万几十万的军队。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百把十万人了。如果我们过去不犯错误，能够执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华北根据地会更加巩固，八路军也更加扩大，敌军也更加孤立，感到没有出路了。另外方面，如果不能把握群众，军队和群众不能结合，就不但不能由小变大，而且要由大变小，以致于失败。南昌暴动的失败，就是这样的教训。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有十几万，很薄弱，我们是有群众基础的，但不依靠人民，当时还是依靠同盟者/依靠外国，结果失败了。大革命到武汉时期，由于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同盟者，也失败了。所以只有处处依靠人民，才能由小变大，否则只有失败，只有消灭。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军事干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 我们为什么要为人民。
    这个问题好象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要为人民。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研究。我想，我们为人民这个观点，这个说法很早就有。我也相信过/同意过/执行过。可是在观念上不清楚。过去在党内过生活，时常说为党/为真理/为无产阶级/一切为了战争，我也都相信。看起来这些东西也都是对的，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可是往往在这种对的中间，有时就发生矛盾。如果是正确的了解，为党也是为人民/为真理，为战争胜利也是为人民。如果了解得不正确，在这几个“为”中间不能很好地结合，找出中间的联系/中间的隶属关系，找出它的系统，谁服从谁，分出主要次要，不弄清楚这些就会犯很大错误。为真理容易犯教条，以事实来迁就理论变成了教条主义；为党，如果一局部的地方搞错了，一个支部一个小组，不晓得建议/改造，无条件地盲从执行，结果这不是为了党/不是为了人民，而是变成了为小宗派，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为阶级的观念，如果不正确地了解，再走一步，就容易缩小社会基础，成为小集团。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会工作，和在苏区的反富农路线中间，都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大大地缩小了。为了我们这一个阶级，坚决地反对其他敌对的阶级，这样把自已的阶级基础大大削弱。所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为了”才没有矛盾/才是一致的，否则就是分道扬镳/越走越远/脱离人民/走上错误。过去我们没有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没有找出其内部的关系，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思想是长期不自觉的。
    关于为人民这个观点中间还有问题。为人民，这不仅仅是我们共产党这样讲，国民党也讲这样的话。但是国民党的头脑和我们的头脑完全是两回事。人民不是笼统的东西。人民中间有地主豪绅/有自由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有农民/有无产阶级。我们的人民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而国民党的人民实际上是人民的敌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掌握了财政/军权/政权压迫人民，他们用人民这个词，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盗窃人民的名义，其实是骗老百姓/反对人民的。而我们的人民观点是真正人民主体的人民，一切都归结到人民。不弄清楚这一点，还是可以弄出很大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人民中间还有什么阶级，内部还有什么冲突，这个思想在一般的人的头脑里是一个很模糊的观念。人民的敌人也冒充人民，所以对于人民本身应该有清楚的了解。不然以后豪绅地主也是人民。
    到底怎样为人民？工农劳动人民是人民中间的多数，占绝对多数。另外，他们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社会生活是他们建设的，房子是他们造的，衣服是他们做的，道路是他们修的，一切的一切是他们建设起来的，革命也是他们干出来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人民干出来的。没有人民，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建设。所以毛主席说人民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没有人民就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人民是最有功的。但是人民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社会里受的痛苦最大/最有功，但是痛苦最大。造房子的没有房子住，做衣服的没有衣服穿，一切都被剥夺被盗劫去了，他们自已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如果我们到大后方看一看，到处是民不聊生。我在重庆住了八个月，在办事处周围就有三四个人吊死，在办事处的茅屋里就吊死一个，他们都是劳苦群众。老百姓生了小孩养不起，丢在街上，有天早晨，办事处一开门，门外就有一个小孩子。老百姓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痛苦，因而发生骚动的事情是很多的。所以人民是最痛苦的，他们真正是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为了人民，就是为了拯救人民的痛苦/解放人民/使人民创造世界的力量更大。比如在苏联，过去很多人都是没有知识的，现在都变成了知识分子或工程师，成为有知识的人了。把那样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今天的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打了最大的败仗，日俄战争时，俄国也打了败仗。那时人口比现在多得多，版图也大，可是还打了败仗。这次苏德战争就不同，人口比那时少，版图也没有那时大，但是由于人民解放了，就创造了无限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赶得上它，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军事上等等各方面的发展，它能够把所向无敌的德国打垮，一直打到柏林，把希特勒打死。可见人民获得了解放，他们力量多么大/雄厚。苏联人口比我们少一半，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只有二万万，如果我们的人民解放了，经过二三十年，比两个苏联还要大，也是所向无敌。而这种创造力可以说是打破人类有史以来的记录。所以，我们的奋斗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解除了现在人民的痛苦，另方面，使人民来个根本的翻身，只有把群众身上的枷锁解脱，才能表现出群众的力量。可是由于前面讲的许多原因，使我们的群众观念很薄弱，不很清楚。因此，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加强我们对人民观念的教育。怎样来教育呢？不是说现在拿《资本论》马列主义的书籍来教育，主要的是加强每个士兵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具体事实的教育，这有很大意义的。比如我们和在大城市住得久的人谈一谈，谈谈他家庭周围的现象，这就会使你对人民的感情油然而生，非常感动，愿意为人民而奋斗。人民痛苦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热爱人民，这种感情不是抽象发生的，只有看见人民痛苦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真正同群众的心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大公无私/勇敢奋斗，在我们部队里的阶级教育，就应该这样来进行，而不是从书上来进行。另外方面，我们要尽量接触人民，去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的办法。毛主席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就开调查会。我虽然从内战时期就跟毛主席有几十年，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是熟视无睹，没有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办法。毛主席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大学校，甚么钱粮师爷/老秀才，这些人都等于教授。这个办法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个好办法。有时房子里挤的人太多，毛主席就在门外摆一个小摊，围一群人。别人以为他是一个算命的，而他正是开调查会。我们来来往往也看见，但是却没有注意。除此之外，对于毛主席著作要注意深切地研究，找出他的思想立场，要懂得他的话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处理而不那样处理。站在我们的阶级立场是这样处理，如果站在另外一个阶级立场，就不这样处理了。所以，毛主席解决问题是有偏心的。偏心对不对呢？对的。他偏向痛苦的人民，这个偏也就是正，因为他代表大多数/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发展的。这些东西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都有指示，我现在就讲这个为什么要为人民的问题。
    第三. 再讲到一个通俗的口号，就是“依靠人民”的问题。
    依靠人民，当然要依靠的。但是为什么要依靠人民？虽然成为口头禅了，我想要懂得它的根源，才能变成自觉的/才能有把握/才能在各种事情上表现出来。不然，话是话，行动是行动。依靠人民是不是吹牛皮，把无产阶级的党吹漂亮一点？我们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的，是不是故意吹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捧劳动群众的场呢？不是的，这是真理/是科学/是一个事实。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搞成，不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有用处。所以，我说依靠人民不是吹牛皮/捧场，而是个真理。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成功，否则是会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为什么依靠人民？单依靠党自已及军队不行吗？拿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比较一下，是不是可以战胜敌人？不能的。因为敌人力量很强大，现在我们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这两个敌人虽然之们中间有矛盾，但在某种时期他们会团结一起来进攻革命的。不管帝国主义也好，封建势力也好，都比我们的力量大。因为人家有财权/有政权/有传统的思想统治，过去的学说都替它们说话。我们只有毛主席著的几本书，同时共产党的书在外面很少，帮助我们说话的很少。它们占有一切/掌握一切，我们的力量打得过打不过它们呢？打不过。怎样办呢？只有依靠人民。但是我们要晓得，民族敌人也好，国内的敌人也好，特别是国内的敌人，虽然力量很大，占有一切，可是它们也不能例外，要依靠人民。统治阶级那样坏的东西，那样的压迫剥削，那他压迫谁/剥削谁呢？离开了人民，那它就要灭亡。他们依靠人民的观点，是依靠人民的没有团结，没有觉悟。假如人们觉悟了/团结了，就完了。所以，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就倒下了，如果人民没有站起来，他们就站起来了。这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我们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团结人民，就是挖墙脚，把墙脚一挖，它就垮了，要想搞垮他们的上层，只有挖墙脚，它下层当兵的/开工厂做工的/监狱法庭等办事的人，都是人民，如果我们把人民搞过来，它就会全部垮台。我们过去也有缺点，自已没有看清楚依靠什么，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脱离了群众。但是我们一旦觉悟起来，就不脱离群众了。那是很厉害的，几千人变成了几十万人，今天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大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是脱离群众的，无论怎样觉悟，它的缺点是没有办法克服，不能争取人民的。虽然我们和国民党都是脱离群众，但是国民党的脱离群众和我们的脱离群众有本质的差别。虽然有一个时候，有一部分人民是被它麻痹/拉拢，但是人民基本上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在大革命时代，陈独秀就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同盟者/依靠冯玉祥，结果来了一个反水。在抗战初期，无论在华北或武汉，同盟者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好处便利，但实际上是不可靠，它一个时期内是有变化的可能。历史上已作了定论，与资产阶级越联合得好也就是快到破裂的时候，越团结得好，群众的力量就越大，他们也就越害怕，越害怕也就快到分裂的时候。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同盟者越好，也越要小心，差不多快到分家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对它/推翻它。不要看他表面上有礼貌/鼓掌欢迎。资产阶级一贯的说话是不负责的/没有良心/欺骗人的，因为我们曾被蒋介石/冯玉祥及抗战初期的盛世才骗过。我们要晓得阶级存在就有矛盾，矛盾是基本的，同盟是暂时的，他们随时在准备要反水。我们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以后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此外，过去我们依靠过外国，比如在南昌暴动时，不依靠人民，扩大人民的力量，而依靠外国，结果没有本钱。我们还靠什么东西呢？至于现在靠美国，也是不可靠的，恐怕将来也要搞一个斯科比。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而是要寄托在人民的身上。因为人民是无孔不入的，我们应该联系人民广泛深入社会，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无孔不入，才能利用各种形式。这主要的方式是军事上的斗争，或者是政治上的公开斗争，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复杂的斗争方式。只有发动人民，才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由于我们是共产党人，本质上规定了只有我们站在人民的地位，才能利用无限复杂的斗争方式，使敌人防不胜防，只有利用人民自己起来干，才能提高他们的信心/提高他们的地位。只有让农民和地主斗争，才能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农民才有基础。只有让工人和资本家斗争，工人才能团结起来，拥护我们的党，反对资产阶级。因此，只有让人民自己斗争，人民才能仇恨敌人，不然光你进行斗争，光八路军打仗，他们站在旁边看着，打好了他们就回家去，打败了他们就当顺民。所以，只有发动人民战争，才能使人民变成军队，同敌人对立起来，使敌人增加了敌人，使我们增加了力量。根据这个，我们才能把对立的裂痕撕开，加强斗争/加强分化/增加我们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包办代替是不行的，那么多城市村庄，代替得了代替不了呢？代替不了，而且也包办不好。包办代替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其他配合起来，还是革命的办法。但是如果主要用这种办法，那就是反革命的，尽管给农民东西，尽管给无产阶级东西。如果象这样的做，即成为中国慈善会/外国基督教的办法。这办法是不是革命的呢？不是的。它是麻痹人民的，使他们得不到经验/信心/觉悟，这是麻痹革命的办法，使人民的斗争削弱。因为这办法使人民坐享其成，不能加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其他的配合是可以干的，基本上让人民自己起来同敌斗争。人民是一切力量的泉源，军队的来源是人民，打仗是依靠人民，人民拥护军队的热情慰劳，更鼓动了军队的情绪。比如打长沙时，浏阳/平江的人民，被国民党杀了很多，他们家属就跑到军队旁边，高喊要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复仇，人民的情绪很高涨，并且还慰劳作战的军队，战士的勇气就鼓起来了。战斗的热情不是政治人员鼓动的，而是依靠人民鼓动起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各方面的配合，比如情报/交通/运输/侦察。因此，发动人民才能有共产党，才能有真正的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力量是一切力量的泉源，好象延长油厂的煤油，人民的力量如同原油，可以分出洋蜡/汽油/点灯油/染料/肥皂，还可以修马路等等，作用多得很。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东西。在我们，有时还不大相信人民，而相信自己，觉得自己打过仗，受过训练，总觉得比别人强，不依靠人民，其实你对事情的了解，除了打仗有一套外，是不是一切都知道呢？本事比别人强呢？在许多场合是不如人家的，不如党外群众的。比如你只知道全国的大事，但那一个且一个村的事情就不懂得，的确不如人家。比如在学校里读书，我们的党员和一班几十个学生一起学习，是不是共产党员考第一？这就不一定。不一定比人家强，但也不一定比人家弱，因为我们是优秀分子，我们学习了很多的马列主义，读了马列主义的书，不仅读了而且还懂得，但坐在房子里，不和干部不和党员结合，只发号施令。那马列主义也不发生作用。马列主义怎样改变现实？没有别的出路，就是要人民大众执行，这个马列主义才能发生出来更大的作用。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本事，但不要人民去做，也不大起作用的。那末我们在中国今天来说，依靠农民是主要的。所谓主要也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应该有一个主要次要，不仅发生问题，而且能够看出问题才是有本事。
    毛主席在共产党内第一个有本事的，能够发现主要问题。我们在大革命时喊口号“农工商学兵团结起来”毛主席就看到中国是个农民国，主要是农民，他就搞农民运动，他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自己穿着草鞋到农村里去，但他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农民，他也不是变成唯农民论。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孤军作战。要晓得无产阶级是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虽然它小，但是将来可以发展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越发展工人的数量是会越多的，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忽视工人的。在半封建的中国还有很多中小阶层，有很多过渡阶层带着封建思想反动性，而抗日的民族斗争中，反封建斗争中，只要我们掌握好，就可以变成很大的阵容。群众战斗的阵容必须是联合作战的政策。什么时候/什么情形都应该是联合作战。当然，有时客观环境的变动，因为客观原因而缩小了，比如在内战时，当然我们那时也犯了错误的；有时是因为主观原因缩小了，如在“九一八”以后，我们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成我们的队伍。在大城市工作只看见学生，在乡村中只看见农民，看不到一般的群众，全体人民群众。应该是联军，在联军中有主力有指挥官，如果不搞联军就不是群众观点，不是群众路线。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这种联军作战的方法。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社会基础主观地缩小，如果客观情况起了变化，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讲我们为人民谋利益，虽然不怎样明确也还有一点，但依靠人民这一点，就更薄弱了。因为向来总是依靠党/依靠军队的，依靠人民这一点在思想上是更加薄弱的。在今天思想建设中应该抓紧这一点，一切脱离群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右的脱离群众，就是依靠资产阶级，不依靠人民。“左”的也是脱离群众，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不依靠人民。左右摇摆都是从这里来的。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依靠人民已经成了口头禅了，空间是真的，是假的，是吹牛，还是实在？我说是真的。只有这样才能很好掌握。
    第四，我讲一讲要把人民发动起来。
    发动人民干什么？怎样才能发动起来？怎样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政策路线问题，我不讲，因为我没有做这群众工作，我是外行。我只讲基本群众怎样发动起来的问题。群众有各种各样的阶层，有各种各样发动的方法。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压迫的增长，客观情况的不同，加以主观情况的不同，发动群众的方法，没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方法。因此，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是有没有一般的发动群众的口号？是有的，譬如反帝反封建就是一般的口号，作为战斗的旗帜。至于方法则城市农村各有各的一套。譬如对学生就是另外一套。
    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而最广大的农民。工农是基本群众，是战斗的基本队伍。我今天不说对学生/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和他们怎样搞好，而只是说对基本群众怎样搞，怎样发动他们起来。当然有很多方法，就是宣传组织，有效没有？有。宣传使他们觉悟，组织使他们有力量。但这一切还要找一个重心。我这样认识不一定对。找什么重心呢？譬如民族民主斗争，可以发动全国人民的，但要找出一个基本东西，就是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发动群众的基本环节，基本核心。这点是不是就完全不成问题了呢？在我看，抗战以后我们四五年并没有很好搞这个工作，推迟了根据地的建设。
    毛主席告诉我们，建设根据地有三个条件：打胜仗，建立武装，发动群众。中央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在抗战开始以前，就有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书，中央就写了改善人民生活。但这东西总是放在书面上/纸面上，我们的地方党/军队党，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怎样去计划，怎样去执行。相反的，不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利益，一切是为了抗战。这个思想大大削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这是关于发动基本群众。至于发动其他群众的方法就不讲了。我们要相信这一条，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基本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抗战开始华北情况是如何？我们可以想一想，自从减租减息以后，这个情况又是如何？前后一比，这个原因何在？就在这里。理论与经验从何得来的？我们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到的。在抗战以前，十年内战时期，分了土地的地方，农民拼命作战，当红军当赤卫队，当担架队很积极。没有分土地的地方的农民就不积极，别别扭扭。分了土地的地方，人民对革命坚决，没有分土地的地方，人民对革命就冷淡。但我们没有把这内战时的客观事实变成主观的觉悟。不见得有事实就一定变为自觉。所以这个客观事实变成主观的自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华北发动群众，领导机关在全党进行了教育，懂得了发动群众这一点很要紧。其他要不要？也要。我们要抓住这点。为什么这点那样有效力？你们看老百姓天天在干什么？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干这一套，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他们做的是这一套，想的是这一套，说的是这一套。你看中国人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的脑筋思想里就是这样的东西，是老百姓的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这是大问题。老百姓最关心这个东西。因此抓住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问题。这样讲是不是说老百姓就那样落后呢？我们讲政治，他们不讲政治，这不是轻视老百姓，不是说老百姓不行，老百姓也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什么政治呢？他们关心与他们的生活有直接间接关系的政治。我们是共产党，讲共产，我们过去在江西分过田，这最合他们的口味。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直接间接与他们生活有关系的政治。如果这个政治与他们的生活隔得太远，他们就不大关心。除非吃了饭没事做才去谈希腊/罗马，老百姓就不管这一套。不是老百姓不关心政治，而是他们关心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政治。比如说红军共产党这一套东西，好多老百姓就关心，因为我们的指示主张和老百姓生活有联系，所以老百姓喜欢。我们同他们隔得很远，他们就同我们隔得很远。所以要老百姓关心我们这一套，我们就要关心老百姓这一套，要老百姓关心政治，也就要政治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喜欢关心他们的政治，不喜欢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要搞政治，要搞斗争，要进行教育，就要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成为群众性，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有同志讲，我们党的教育里面流行着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好象对群众宣传宣传/教育教育/开开会就行了，其实这不行。老百姓和我们不同，他们不犯主观主义，他们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他们要看事实。你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就要解决他们的物质需要，只有他们的生活需要解决了才能转变他们的思想。不然的话，他们对我们就表示冷淡。用宣传鼓动也可以使他们起来，但是他们不怎样起劲，因为没有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后他们就积极起来。老百姓的思想改变是这样的改变。宣传鼓动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不大。所以要教育老百姓，就要抓住这方面去解决。不是从思想上转变，而是从物质上转变，这样才能转变过来。
    但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中间，历来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优势。虽然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但是这个事实要承认。但是并不因此而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我们还是无产阶级的党，马列主义的党。我们虽然做得不好，我们是向好的方面做。我们心里是这样想，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可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生活问题是不大看重的，特别是我们共产党提倡吃苦/提倡大公无私。我们谁身上有私财？谁想要钱？谁想发财？谁也没有想发财！谁也没有准备要使老百姓发财！同时又因为在我们党里面过的生活是很特殊的，是共产生活，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大家各尽所能也差不多到了各取所需，是有饭大家吃。我们有枪杆子，到处有饭吃，所以我们就不想怎样找饭吃。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菜/妻子儿女。我们脑筋想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世界大战，所以说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工农的思想是有矛盾的，我们虽然很热心为工农做事，但是在实际上是有矛盾的，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我们不大看得起他们，因为他们不识字，他们脏。他们所热心的事，我们表示冷淡，这是一个矛盾。我们是重视理论/重视政治/重视国家大事，注重这样一套，对他们的生活小事不注意。我们的同志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有很大的尾巴。本来说小资产阶级加入党，是叛变小资产阶级，参加无产阶级。但是这点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和原来的东西还保持联系。这个关系还没有割断。所以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主是有矛盾的。我们重视理论重视政治，但是应该说我们首先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实行共产主义，造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名字是从“共”字起，主义中有个“产”，“共产主义”社会是从“产”字起的。党/主义/社会都有个“产”字，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员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这是不是马克思起名字时把名字起错了？不该起个“产”字？我们不是为了“产”，别有目的？其实没有错，我们就是为了“产”。本来可以起其他的名字，中国人民党/革命党/解放党，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解决“产”的问题。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作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过得好，为什么要革命呢？因为很多人的生活过不下去，要使大家的生活过得好，所以要革命。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就是干这样的事。对理论我是一个外行，听马克思说，社会的变化是由于经济的变化，老百姓生活的变化，农民生活被剥削得不得已，农民就起义，搞农民战争，工人被剥削得不得已，才起来罢工，他们的要求是少做一点工/多搞一点钱。听说历来朝代的变化，也是因为这些事闹起来的。因为人民过不下去日子，才闹起来，这是社会变化的基本原因。我们要社会变化，就抓住了这个原因来变吧。我们革命，把这个根子抓住就可以变，没有抓住根子就变不成。历来就是如此。因此我们要把握住这点。我们是爱好理论/爱好马列主义/爱好科学的。毛主席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知识，一种是阶级斗争知识。生产知识，就是把生产搞好，增加更多的东西，从各种的科学来达到增加生产/发明机器/减少人工。
    阶级斗争知识是什么？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让别人抢去，我们要从资本家手中把它抢回来。谈理论高深得不得了，实际上就是经济问题，生产问题。爱好理论就应该注意这个东西。这点也许是我理论庸俗化，但我也还有片面的道理。另外，生活斗争不是直接夺取政权，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政权。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生活斗争可以走向政治，而且是走向政治的最重要的道路。政治不是凭空搞出来的，不是在学生中间开研究会，看马列主义的书就可以搞起来的。政治就是搞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穷人和富人的斗争，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农民要土地/要减租减息，工人要增加工资，这个东西是经济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他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将来一定要走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生活斗争可以走向政治斗争，而且是走向政治斗争的主要道路。所以轻视经济斗争，轻视生活斗争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应该采取这样的道路。如果国民党搞经济斗争，我们就要小心，它搞这一套，可以欺骗人民/麻醉人民。我们应该是经过这样的道路，把群众引到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去，不应该因为是生活问题，不是夺取政权的问题，就轻视它。我这样强调生活问题是不是有些机会主义，那就不搞政治了/不搞抗日了/不搞民主了，我想不是这样。现在抗日不抗日的问题，毛主席早已讲过，现在是已经在抗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抗日，就是要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怎样发动老百姓呢？就是要特别抓住这一环---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是为了抗日，而且围绕这周围，成立政府/成立军队/成立党。抗日不是单纯的抗日，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抗日/民主这三件事，是不是我们定一个三个月的计划，第一个月搞生活斗争，第二个月搞民主，第三个月搞抗日，不是这样的截然分开。不论先搞那一个/反搞那一个，总之都要做，生活斗争这一条是最踏踏实实的东西，是最见效的东西，所以我说强调生活问题，绝不是经济主义思想，也不是把生活斗争，不当作为了抗日的单纯的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抗日，服从抗日的。但是斗争是有限度的，现在是减租减息，不是分土地。当然土地要不要分，一定要分，不分不算共产党。但是今天分不分？今天不分，因为今天的群众觉悟和抗日需要这样做，经过一个过程，将来到了适当的国内国外条件时再来分。但是今天把老百姓的生活斗争搞得过火是不对的，那就变成了经济主义，我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应特别抓住这一环，使客观事实变成主观自觉。关于怎样来改善群众生活呢？这是群众工作总是，这个问题我不讲，但是我可以指出来，要改善人民生活。我们是穷光蛋，你有什么东西给人民呢？你能拿出一块钱，你能拿出粮食给他们？你既然不给，改善人民生活不是空谈？骗人？但有一个办法，向富人要，我们要帮助农民，我们要帮助工人，要使他们的生活改善，就要压制一下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把他们生活缩小一点。那他们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在大革命时，他们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我们搞生活斗争，他们一定会不高兴。这点我们可以不管他，不理他，他不高兴是他的事，我们干的是我们的事，是群众需要的事，是群众同我们的事。我们一定要得罪一方面，我们共产党不能说你是工人你是资本家，你是农民你是地主，我们站在中间讲公平话，那是不对的。共产党不能作这样的中间人，共产党不能讲公平话，要讲不公平话，不讲一视同仁，要讲一视不同仁。我们的心要偏一点，要偏到农民无产阶级方面去，我们不怕资本家骂，我们不怕地主骂，只要农民不骂，就行，不要两头讨好，两头讨好，就是“扁担没扎，两头失塌”。我们要讨好农民就讨好农民，不要两头讨好，两头讨好就是机会主义。如果讨好了地主资本家这方面，那我们就不算好汉，就不算共产党，要我们请人家的客使人家高兴，我们就不干那一套。但是干到一定的限度，还是要拉一把，不要把他们搞得太过火，可是基本上我们要偏袒一下，这个偏就是正。为什么？因为这个偏是为了大多数，我们帮助大多数，就是公正。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有一点儿偏，我们不怕人家骂。你说我们过火，就过火一点。我们不愿听你的话，如果听你的话，这是最容易吃亏的，因为人家请你的客，把你请得昏头昏脑，送你一个万民伞，送你一个德政碑，甚至地主把他的姑娘同你结婚，他说你好，你保护了他，但是农民都说你不好，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帮地主的忙，而不帮我们的忙。所以我们对于过一点不能两头跑，两头讨好，我们的心要偏一点，你骂你就骂，你骂你的，我搞我的，我要搞下去。象减租减息没有查清楚，我们还要去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坚定坚决的信念，决不动摇妥协。当然这就是说要有斗争，就要有得罪一方的精神。改善生活到底怎么样进行法，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做过群众工作，我是外行。我想是没有共同的方法去进行的。比如张家庄/李家庄不同，就需用两个办法去进行。总的方面是怎样做呢？就是要帮助农民夺取利益，现在硬要减租减息，将来硬要分田地，将来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干，现在就是要多抓人家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多抓过来。多抓过来以后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象现在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发展生产。另外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让敌人夺去，不让天灾夺去（天灾就是旱灾/蝗灾）。每一个乡村是不同的，我们到了那里，就是象毛主席做的，我们在那里摆一个小摊子，召集他们来开会，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什么事情要解决，我们组织他们去办。但是毛主席说的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要不要呢？要！只要到那个村子找到农民中有威信的人，问他们有什么事情办，那么我们就起草八条五条政纲，就是这样干，在这个周围来改造政权/建立党/建立军队/建立一切一切，就是这样干。这是做的方法问题。对于做群众工作这一套大道理，现在我完全是站在门外的，因为我不懂得。现在我以军人的资格来讲，我觉得军事干部所缺乏的就是群众的观点。那么你说我们打仗很高明吧！也不高明。你说现代的军事知识有吧！现在还没有，但是同国民党比较，那就不弱于它，在这方面，我们是斗得过它的。我说我们军事干部，我们军队里面最缺乏的是那一样？就是缺乏群众观点，缺乏做群众工作。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大家想一想，慢慢地来做。首先从思想上来学习，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我今天就是这样地讲一讲。

铁鸟

一.曾国藩/蒋介石与剿共日军
    (1)引子
    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很长时期内，其作战思想和理论基本是以法、德等西欧先进国家的军队为样板照搬的。特别是德国军队的作战思想及理论对日军的影响尤其巨大。日本曾经聘请德国军事教官，主导国内的军事改革。此后，日本经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亦已形成自己的作战理论体系。其作战思想与理论当然是以正规战为主的。但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先后对当地的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日军在反游击战时所使用的作战方式，例如分散兵力驻守大量碉堡以包围抗日根据地；围、堵游击队等等，显然并非正规战，日军反游击战的作战思想和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本文准备对此作一些探讨。
    (2)碉堡围困
    历史上溯到中国古代的明、清两朝。众所周知，明、清交替之时，清朝的政制基本上是承袭明朝的。其实除此之外，满清还承袭明朝的某些军事谋略，以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为例，其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谋略其实均起源于明朝，这一点可能鲜为人知。
    由清初说起，康熙二年，清廷对以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所谓“夔东十三家”发动了大规模的会剿，范围涉及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动用兵夫不下数百万，以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剿灭了大顺军余部的夔东抗清基地。
    而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乱中，大小金川的土司用石垒为碉堡抵抗，清军陷入了苦战中，统师讷亲、张广泗遂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与大小金川的土司相持，此举遭到了乾隆帝的严厉批评，乾隆认为：“彼之筑碉以为自守计，我兵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且用以破碉之人而令效彼筑碉，是亦为株守之计耶，碉不固，则徒劳众”，[1]后来，乾隆以战事延时日久的原因杀了讷亲和张广泗。不过，最后，清军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仍然是靠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老办法。
    到嘉庆年间的贵州、湖南等地苗乱时，清将傅鼐仍然是以步步为营、兴建碉堡边墙围困等办法平定的，就象讷亲、张广泗的碉堡战术是来源于大小金川的土司一样，傅鼐的碉堡战术也是来源于与大小金川的土司作过战的清将富志那，[2]其具体措施一是坚壁清野，据《清史稿.傅鼐传》记载，“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二是兴建碉堡边墙等，《清史稿.傅鼐传》称“傅鼐精练乡兵，遍设碉堡，师苗技以制苗，遂平边患。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增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境内，设堡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砲台则择冲要处筑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砲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关墙以严边界，砲台以备堵截战守，哨台为巡逻了望之用，屯堡为边民聚卫之所，卡碉则战守兼资。其防守兵丁，有警则荷戈，无事则秉耒，进攻退守，为持久计，以待敌之可胜，遂以底定蛮荒云” 。

  讷亲、张广泗因运用碉堡战术而被乾隆帝杀了，而傅鼐这一套则得到了嘉庆帝的嘉奖。嘉庆帝赞日：“鼐竭心筹之，制胜无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挫望绝。”

      （3）乡兵团练
    傅鼐平苗，主要依靠乡兵。乡兵是民间自发组织或官府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早在宋、明时已经出现，而清代乡兵起源于平定边疆土司叛乱。雍正八年，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西南乌蒙土司叛乱之时，就已经动用了乡兵团练。此后，历经乾隆时期的大、小金川之乱、嘉兴时期的苗疆之乱、白莲教起义等，乡兵利用自身是土著，得地利之便的有利因素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创造出一套符合乡兵自身特点的作战原则。
    到了满清道光年间，爆发了大平天国起义，这是清兵入关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抗清运动。太平军纵横十八省，沉重的打击了满清的腐朽统治。在这场战乱中，满清的嫡系部队八旗军腐败已久、而绿营兵也暮气沉沉，都失去了战斗力。因此，满清不得不要求各省举办乡兵（或者叫团练）助战。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筹办湖南乡团，改乡团为官勇，史称“湘军”，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也是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获胜的。曾国藩本人也承认受过傅鼐的影响。例如他说练兵之法“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从清廷会剿大顺军余部的夔东抗清基地到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从傅鼐平苗乱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这一套依靠地方乡兵、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然而，这一些办法早在明代平苗疆之乱时已经用过了，明廷对付苗乱时先有屯堡之制，后来更在苗疆大筑边墙以镇压苗民，边墙是由明代开始建筑的，断断续续到清嘉庆五年，傅鼐主持的“边墙”工程才大体竣工，形成了著名的“南疆长城”。
  （4）堵、剿结合
    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这一套办法是专门用来对付有固定根据地的对手的，那么，在明清时又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四面八方到处流动的“流寇”呢？在明末时，内有农民大起义、外有女真人建立的后金为患，而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5]，提出了“十面之网”的应变办法来镇压农民起义，“十面之网”的具体办法，据《明史.杨嗣昌传》的记载是：“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网张十面，必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剿绝，法当驱关东贼不使合，而使陕抚断商、雒，郧抚断郧、襄，安抚断英、六，凤抚断亳、颍，而应抚之军出灵、陕，保抚之军渡延津。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陈永福诸军，并力合剿。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则秦督提曹变蛟等出关协击。期三月尽诸剧寇。”这一套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分散一部分兵力驻守在各交通线的战略据点上，以点线控面，用战略据点联系交通线把面分割成片；另外集中一部分兵力分片追剿，企图以堵、剿结合的办法来镇压农民起义。杨嗣昌的这一套曾经得逞，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被迫逃入深山密林、兵员减少至千人左右；而另外的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等则受了招安，明末农民大起义一度陷于低潮。
    而在清代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时，清军围剿白莲教用的也是用堵、剿结合的办法。当时任经略大臣的额勒登保就认为：“教匪本属编氓，宜招抚以散其众，然必能剿而后可抚，必能堵而后可剿。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与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川、陕交界，自广元至太平，千馀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入川，川攻急则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馀皆崇山峻岭，居民近皆扼险筑寨，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於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偪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但使所至堡寨罗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贼。”

     曾国藩镇压捻军的办法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办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因为捻军是四处流动作战的，这与有固定领土的太平天国不同，所以曾国藩对付捻军也是用堵、剿结合的老办法。曾国藩上奏清廷称：“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馀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7]强调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8]配合河防从而置捻军于死地。
    清代镇压起义白莲教起义与镇压捻军起义所采取堵、剿结合的办法，虽然与明末杨嗣昌镇压农民起义所采取的堵、剿结合的办法差不多，但两者之间也有重要区别，即清代镇压起义时还注重辅以保甲连坐、坚壁清野等办法，这一切都需要依赖乡勇助战。而明末的杨嗣昌却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明史.兵志三》记载：“崇祯时，中原盗急，兵部尚书杨嗣昌议令责州县训练土著为兵。工部侍郎张慎言言其不便者数事，而御史米寿图又言其害有十，谓不若简练民兵，增民壮快手，备御地方为便。后嗣昌死，练兵亦不行”）。
   （5）勘乱大师
    由地方的乡兵、团练发展出来的湘、淮军，其与太平军、捻军较量时，比起满清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还要历害。地主阶级依靠乡兵、团练，再辅以保甲连坐、坚壁清野等办法，是他们巩固统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采取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镇压有固定根据地的起义军时，也可以在局部使用堵、剿结合的办法；采取堵、剿结合的办法来对付“流寇”时，也可以在局部使用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而曾国藩集明清统治阶级的各种成功的“平乱”经验之大成，成为了真正的勘乱大师、中兴名臣。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非常崇拜曾国藩，以曾国藩为榜样，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曾经大力推崇《曾胡治兵格言》一书。
    蒋介石在对中共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及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厉行“保甲制”、“连坐法”、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特别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9]，利用地主豪绅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惧心理，抵抗中共。地主豪绅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切身利益，也积极组织、召集各类“还乡团”竭力与中共对抗，就象清朝代表地主豪绅利益的乡兵、团练及由此演化出的官勇对抗太平军、捻军一样。
     同时，国民党军还依靠大量碉堡“层层巩固、节节进逼”中共各个根据地，[10]国民党军就是用这个办法最终成功的迫使中共放弃苏区，进行了万里长征的。据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指出，国民党实行的堡垒军事原则是“反动将军柳维垣”及“戴岳”所提出的，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新军事原则其实是对清军乡兵团练的军事原则的模仿。当共军长征时，国民党军又象清廷镇压捻军一样采取堵、剿结合的办法予以追击。
     （6）以华制华
     现在说到了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全东北，就在蒋介石用新军事原则发动对中共的第五次大“围剿”的同时，日本人在东北为了对付抗日游击队，也使用了新的军事原则，具体的方法有“保甲法”、“连坐法”、对抗日游击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坚壁清野及由此形成“部落集团”、同时在地方上大办各类民团、军警等傀儡组织，通过控制城市及交通线而形成包围圈，步步为营（即“蚕食”）、长期围困，以达到围剿抗日力量的目的。除了上述的办法之外，日军还采取堵、剿结合的办法对抗日游击队予以“扫荡”。
     日军的新军事原则竟然和国民党军剿共的新军事原则几乎一模一样，这是耐人寻味的。由此可见，日本军队的这一套作战思想和理论并非来自法、德；也不是根据对外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自行总结出来的，这一套作战思想和理论完全抄袭了曾国藩、蒋介石镇压起义军的经验，可谓“以华制华”。
   二.日军企图让历史重演
    （1）满洲军警
    中日战争从局部冲突到全面爆发之后，日军随着占领区的增大，便陆续展开巩固各个占领区的工作。
    在东北，担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是“专门负责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工作”的，[11]他在指挥剿灭抗日游击队时，“强烈主张采取匪民分离和充分使用满洲国军警的办法”，因为“土匪（即游击队）......他们和一般良民都有着联系，因此，必须把匪民分离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12]“然而，要想通过日军的手来达到这一目标是极端困难的。不如使用当地人，他们熟悉情况，因此，必须首先使用满洲国军警，切实地靠拢我们。并给予方便，使他们易于进行工作。”

     冈村宁次重用“熟悉情况”的“当地满洲国军警”等傀儡组织来对付游击队，这一点与满清重用地方上的乡兵、团练来打击起义军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冈村宁次操纵傀儡组织的手段如此老练，非一朝一夕之功。据冈村宁次回忆录自称在“青年时代即与同志埋头研究中国问题并有幸在职务上屡屡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也结交了不少中国的朋友。”[14]总之，冈村宁次不愧为“中国通”。
   （2）华北剿共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便和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中共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坚持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底，共军已经发展到了50万人，各根据地人口一亿多。
    1941 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15]从而把矛头指向中共，对各抗日根据地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及“治安强化运动”等。这反映了，一方面日军对中共的发展忧心如焚，另一方面为了放手南进，急谋恐固侵华既得利益。
    在满洲有剿共经验的冈村宁次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不是偶然的。冈村宁次到任之后，在华北积极策划剿共，“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

      日军在华北对付共军的具体方法有“保甲法”、“连坐法”、用当地人组成各类自卫团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控制城市、交通线，从而形成包围圈等。据当时华北日军第一一零师团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于1941年11月28日的指示在论及对中共的经济封锁时称：“蒋介石在江西对共产地区所施行的经济封锁，就是利用保甲制度才完成的。这是值得深思的。”[17]此前的1939年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亦已经指出：“敌人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敌人研究过去红军内战时两方的经验和我们的游击战术，开始采取分散配备，扼守要点，加强公路联络与奇袭急袭的办法，并加强特务工作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斗争，以破坏我军队、政权及群众工作......”

     侵华日军的这一套其实满清的乡团早已经用过了，例如曾国藩在平捻时，声称要“查办民圩、以清其源”[19]采取查圩法，保甲连坐，并以当地豪强担任圩长，组织民团把守，大力加修圩寨。当捻军来到时，将所有人丁、牲畜、粮草等集中入圩寨内，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人员及粮食的补充。
    此外，曾国藩在堵、剿结合的原则上采用“聚兵河防”的办法来对付捻军。[20]以淮河、黄河、运河等大河及其支流作为防线，挖深河床，在河岸上构筑长墙与壁垒，分段驻军等办法来围剿捻军。曾国藩的河防计划在摧毁捻军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类似的河防计划日军在围剿抗日游击队时也一样使用着，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注意到用打通水路的办法来进行“肃正讨伐”。河北省河流众多，日军利用河流“在水路沿线各点经常保持足够的兵力，并准备部分水上游动兵力”，[21]与陆路据点相结合，对中共冀中、冀南、鲁西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到了1942年夏季，日军的水路封锁线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华北方面军直接进行指导封锁线，其情况如下：（一）对太行山脉内共军根据地及黄河、新黄河、涡河右岸的外围之敌的封锁线，除河南省豫西地区的一部分外，大体都有已完成。（二）略。（三）在河防封锁地带，按一定间隔构筑坚固的碉堡，特别是在河南省平原地带，碉堡直接配置在河岸上，修筑工程已完成一半。”
    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在1942的冀中作战时（中共称“五一大扫荡”）曾经“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了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地带，同时利用其一部分，把献县、小范镇间的滏阳河做为拦截线，以防敌人东逃。”[22]方面军司令官亦采取了配合的措施：“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跑的敌军予以歼灭。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23]这是日军在具体行动中有计划地利用河防的一个例子。
     当然，日本也不会忘记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办法来对付共军。例如冀中地区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到1942年2月未就修筑了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3，9000公里，碉堡工事约1，300座”，“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由石墙和碉堡构成，石墙高2米，底厚约1米）”，[24]“到 1942年底，日军挖掘的封锁沟（深、宽约十公尺），长达25000公里，为我国古长城的六倍”，“总共构筑碉堡15万多个。”[25]反观蒋介石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在江西只不过“共筑碉堡四千多座”而已，[26]由此可见，日军在华北剿共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3）华北伪军
    前文已经提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指导剿共工作时，强调用熟悉情况的当地人进行工作。 1941年冈村宁次调任华北之后，日军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日军的中级指挥官也赞成用“以华制华”的策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于1942年6 月16日在顺德召开的县知事会上对亲日分子称：‘要识破敌人的谋略或地下工作，同属一个民族的诸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27]第一一零师团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11月28日的指示中称：“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能够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

      当时华北的伪军分为五个派系：“其一治安军，其二‘剿共军’、‘皇协军’（系由国民党投降部队组成），其三是和平救国军（亦称开封绥靖军，属汪精卫汉奸系统），其四是县警备队（43年改称保安队），它是日军直接扶植的部队，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由各所在县组建而成，各部均配有日军教官、指挥官，完全为日军所控制。是伪军的嫡系部队，其五是警察。”[29]对于上述伪军所能发挥的作用，据说在中国工作过十五年，被誉为“中国通”的新乡特务机关河野又四郎大佐评论道：“日军占据的地方不过是点和线的‘骨头架’，特务机关指导中国军、官、民扩大治安地区，要给骨头贴上肉。为此，比较有实力的是县警备队，其次是有乡土感情，早已形成组织的乡土自卫团。那些不想再战而投降的部队软弱无力，即使强令他们进攻中共地区，只能落个向敌人缴械而归的局面”，“投降过来的部队是对讨伐、警备都无用处的‘食客’，简直是沉重的负担。”

    日军似乎对伪军的战斗力评价很低，只要求伪军搞好驻防地区的治安就行了。冈村宁次在京汉作战开始前，曾经“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岗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可惜，“这些军人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但是，又不能与共军争胜负，其地盘逐渐为共军所蚕食”。[31]日军所寄予厚望的警备队情况也不妙，1943年夏季之后，据北特警第一期作战的战斗详报称：“（华北）各县保安队、警备队士气普遍沮丧，民众对新政权的信赖降低，部分民心发生动摇”， [32]“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33]伪军抵挡不住中共的反攻，日军承认“在新治安区，敌人乘我对治安的维持尚未巩固之际，通过精兵简政的政策，以回乡务农的士兵、工作人员为核心，领导民众自卫，展开了江西时代农民纷纷起义那样的游击战。”

     （4）华中“清乡”
   日军以华制华的策略在华北进展不太顺利，那么在华中的情况又如何呢？1941年，南京伪国民政府警政部长李士群和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中佐讨论决定进行“清乡”，日本战史记载：“这种想法是吸收了近代曾国藩平乱工作和蒋介石剿共作战的成功经验，设想把日本占据的地区分片，首先由日军为主体清除敌性力量。中国方面为了配合日军的行动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35]），其次，随着工作的进展，逐渐削减日军兵力；然后把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移交给中国，日本方面不再进行干涉，而由汪政权在这些地区建设理想的新中国的模范式的和平地区。最后，普及到全部占据地区，加强和扩大新政府的统治力量。”日本军事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少将的建议，得到了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欢迎，同时，“中国派遣军畑大将对此表示赞同，并保证全面予以支持。”
    “清乡”的具体方法与日军在东北、华北剿共的那一套大致相同，例如重用汉奸傀儡组织、建立“隔离地带”、坚壁清野、保甲连坐等等。“清乡”也一样阻止不了中共的发展，最后，利用“清乡”大发横财的李士群亦莫明其妙的死去，有理由怀疑他因工作能力差而被日本人毒死了。
   （5）伪满入关
    值得一提的是，华中的“清乡”竟然影响到了华北。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当时的华北伪军咨局局长姜凤飞“到江苏参观苏州、常熟、镇江等地的‘清乡’区，与‘清乡’区之巨头李士群、袁殊等拉拢。回到北平后，他独自一人策划‘华北清乡方案’。此人手伸得很长，野心极大，大有篡夺伪军领导权之势。齐燮元下台之后，日伪发表姜为冀东行政区行政长官兼华北伪军唐山行营主任的声明”，“（姜凤飞）效法吴三桂请清兵入关的做法，请号称‘铁石’部队的伪满军进关，接替伪绥靖军的防务。姜向日寇保证，要‘确保冀东走廊的治安与交通线的畅通。’他效法江苏的‘清乡’方案，在冀东长城以南广大地区，南沿设立碉堡线，中间划为‘无人区’，把区内居民民屋拆光烧光，一时区内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平川则以‘铁石部队’伪满军到处剔抉扫荡，使冀东人民陷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之中。”[37] 由此可见，华中的“清乡”实际是由汉奸传到华北，并得到伪满大力支持的，
    华中日伪在“清乡”时建立“隔离地带”的那一套亦给华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所谓“隔离地带”就是建立在清乡地区周围，“以切断同其它地区的交通，扫荡本区域之敌性武装和消灭其地下组织，使匪、民分离。”[38]类似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搞的无人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军的“以华制华”策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伪满军入关参战，是企图把其在东北剿共的经验运用到华北。而在此之前的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制定《治安肃正要纲》时，已经“借鉴了满洲的经验”。[39] 到了1941年，甚至把曾经负责过东北剿共工作的冈村宁次调到华北，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员。另外，1942年在华北“有二十个县的县知事是事变后从满洲来的。”[40]日伪把大量在伪满剿过共的人员调来华北，也一样剿灭不了华北的共军，而且，还阻止不了共军陆续进入伪满。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共军把握住稍纵即逝之机，挺进东北，“收缴伪军武装，摧毁伪满各级地方政权，剿灭土匪特务，建立人民政权，从而奠定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
     （6）尾声
    日本人之所以没有能够象元灭南宋、清灭南明一样灭亡中国，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能够象蒙元和满清那样拥有一支靠得住的汉奸部队。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始终千方百计地扶植各类汉奸傀儡组织，从政治与军事等方面入手，强化思想与文化的控制。用“以华制华”的策略展开攻势。就象1941年日军在“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中所扬言的那样：“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以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
    尽管日本人广泛地借鉴了满清兴办乡兵团练助战的经验、认真模仿了国民党在江西剿共时的办法、大量调动在东北有剿共经历的人员进关出谋策划、甚至赤膊上阵，企图让元灭南宋、清灭南明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但是，日本人“以华制华”的策略却最终在中共顽强的抵抗面前破产。中共通过抗日战争，其势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大片沦陷区。共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了大量各类汉奸傀儡组织，其中，据说共歼灭伪军1186695 名。[43]粉碎了日本人企图利用汉奸傀儡组织“以华制华”的策略。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