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范《回忆解放大西北的后勤工作》

铁鸟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到l949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约两年半左右时间，驰骋近国土l/3的广袤大西北，脚迹踏遍了陕北高原/关中大地/秦岭山区/河西走廊/宁夏平川/青海高原和茫茫戈壁，共进行重要战役30余次，解放了西北全境及各族人民。
    回顾解放大西北的后勤供给工作，回顾那人民群众支前的动人情景，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铁鸟

    1947年初前后，蒋介石在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由全面进攻转而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在西北，蒋介石指挥嫡系胡宗南以及马步芳/马鸿逵部，以近30万人的兵力麋集于边区周围，妄图从东/西/北三面合击陕甘宁边区。
    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16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以陕甘宁晋绥部队的第1/第2纵队等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改为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改为第1野战军）任命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率领指挥陕甘宁部队抗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组成以彭德怀为前委书记，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为委员的野战军前委，负责处理日常重大工作。3月20日，兵团领导机关成立，张文舟/王政柱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我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兼任后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增编了第3/第4/第6纵队之后，又增配张宗逊/赵寿山任野战军副司令员，阎揆要/李夫克任正副参谋长，甘泗淇/张德生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
    西安解放后，我虽仍为后勤司令员，但实际已回边区政府任代理主席，主要任务是组织边区政府和人民对野战军的巨大大的支前工作。稍后不久，黎化南接任西北野战军后勤部长，黄静波任后勤部政委。
    在此之前。l947年3月16日，毛主席/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兼任西北野战兵团后勤司令。
    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延安的疏散工作，你（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组织得很好，今后野战部队要转战边区，后勤工作更要依靠边区政府和人民，中央决定你去任后勤司令，要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我说：后勤工作有联防军做，不用我去了吧。
    毛上席说：光靠联防军后勤还不行呵！今后的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后勤工作更重要，只有把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支前参战，才能完成任务，所以中央要你去领导后勤工作。你是边区政府副土席，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我到任后，在彭总和兵团前委的关怀下，很快完成了后勤机构设置及领导配备。后勤司令部设秘书处，秘书长王士英；司令部参谋长万成章；政治部主任孙君一；供给部负责弹药/粮袜/服装等供应，部长黄静波兼政治委员，副部长郑亦胜；卫生部负责前线救护和医治伤病员，部长曲正（后靳来川）并建立健全了各级卫生机构，原联防军的4个后方医院划属野战军卫生部领导，进行扩充并随军行动；兵站部负责运输和通信工作，部长刘海滨（后赵玉文）经济部负责没收敌产/兑换货币等，部长由供给部副部长吴习智兼任，副部长薛宏福。为传送情报/命令和消息，还有一支30多人的骑兵警卫队。后勤机关人员共300余人，人多来自边区政府，少数从联防军后勤部调来。战争期间后勤机关一直随军行动，根据作战需要负责后勤的战前准备/战场服务和战役的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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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北战场的战斗展开之前，我们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抓紧进行撤离延安前的疏散工作。早在194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就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谈话。
    毛主席说：蒋介石胡宗南突然袭击延安，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也阻挡不了人民解放的步伐。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党中央拟不坚守延安，还准备让出一些县城和大道，党中央转移到农村，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
    他同时指示边区政府做好粮食物资和老弱病残的疏散，并要求事先向群众动员解释清楚。
    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11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任命我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为副主任，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战争动员/粮袜被服筹措/医疗救护/后方勤务及组织坚壁清野/疏散人员物资等任务。
    “总动委”成文后，边区的疏散工作迅速展开。
    一是疏散粮食。
    边区军民经过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丰衣足食，边府在延安屯粮不少，我们动员群众把粮食疏散到离延安百十余里的农村，到年底就疏散了443万余斤，其他县城的粮食也进行了疏散。
    二是疏散物资。
    把延安的棉花向安塞/子长/志丹县农村疏散，黄金/银元/布匹/纸张/印刷厂与机器设备向资绥疏散，药材/皮革/肥皂/火柴就地掩埋保藏或运走。
    三是疏散人员。
    开始群众大都不相信国民党能占领延安，普遍不愿离开，仅部分单位的人员和家属向紧靠晋绥比较安全的几个县疏散。1947年初，形势更趋紧张。3月初，胡宗南主力集结于宜川地区准备进攻延安。8日，延安各界再次招开动员大会，中央和边府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和附近各乡农民及自卫军队员1万余人参加，林伯渠主持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粉碎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边区的进攻。之后，又疏散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6684人。延安的工厂/商店/医院也都迅速撤离。边区政府召开专县领导会议，布置群众坚壁清野，要对敌人进攻边区和延安保持高度警惕。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搞好拥军优属和深入战争动员，从长远考虑加强战备。各县也做好疏散工作，县城周围及大道两旁都搞坚壁清野，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封闭水井，把粮食/棉花/农具等物资都埋藏起来。反复深入的战争动员和人员物资疏散，对日后我西北野战军反击敌胡宗南部的胜利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为保障我军作战的供给起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为支援我军保卫延安与保卫边区，家家户户，不分男女老幼，主动炒制干粮/运送军粮，供部队食用。
    从11日起，蒋/胡不断派飞机轰炸延安，仅13日即达25架次，同时集中25万敌军从北/西/南三面向边区发动疯狂进攻。在毛主席/党中央及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我军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犯之敌，胜利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群众转移。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暂时放弃延安。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开始转战陕北。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曾预言：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
    当胡宗南占领延安时，完全是—座空城，无一群众，别的什么也没有，处于吃/喝/住/行都难以维持的困境。历时7天的延安保卫战，我军歼敌5200余人，我以690余人伤亡的代价换取了对敌人的重创，具有重要的战役与战略意义。
    延安保卫战后，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正确贯彻中央战略部署，运用毛主席的蘑菇战术和歼敌有生力量的指示，纵横驰骋于陕北，使敌处于疲惫与缺粮的窘境。在我军撤离延安的1个多月里，成功地组织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
    这三次战役的后勤工作进行得顺利，物质准备比较充实。战争开始不久，粮食供给充足，从边区任何地方动员几十石粮食都不成问题。伤员也不多，三次战役共伤亡1952名，其中牺牲396名。蟠龙战役，我们打掉了胡宗南一个重要补给站，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大部分装备了我们的部队，还有军衣4000余套，面粉12000袋。三战三捷使敌军受到沉重打击，共歼敌l3940余人。粉碎了蒋/胡妄图摧毁我党中央首脑机关和消灭西北我军的阴谋，为稳定西北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
    三战三捷后，我军即挥师陇东，展开“三边”（定边/安边/盐池）战役，歼敌2400余人。8月初，由于我军攻打榆林时部队集中/兵力较多，战役后勤任务大，边区人民为支援作战，不顾长途跋涉，运送大批粮食弹药。但因大军深入敌区作战，运输不便，粮食供应遇到不少困难。
    正在这时，我们一位乡长机智地发现下一个地主的地窖，挖出了20余石粮食，榆林地区亦有一些地主藏粮，我们靠这个办法解决了军粮困难。
    由于我军围攻榆林伤员较多，设在佳县乌龙铺的后方医院即变为野战医院，以收治伤员。我军撤出榆林后，援敌随即南下，我伤病员安全受到威胁，医院急需转移，情况十分危急。
    恰在这时，党中央转战至此，周副主席对伤员安全极为关心，亲自指挥医院撤离。我们动员大批民工担架，连夜把重伤员转移到安全的河东山西去。围攻榆林战役我军歼敌5200余人。
    我军撤离偷林后，集中8个旅的兵力，预设在沙家店地区，准备歼灭孤军南下之敌。
    毛主席很关心后勤丁作，在参加野战军总指挥部研究沙家店作战部署会议时，专门询问我部队吃粮有无问题？我报告主席：困难可以克服。
    会后，我们即动员米脂/镇川等地的数千民工和上千头毛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把附近粮站的粮食迅速集中到沙家店一带。
    在镇川堡粮站抢运粮食时，遇到敌人包围，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脱离危险平安转移出去。
    沙家店地区的群众，拿出自家地窖的粮食，摘回地里末熟的瓜莱，一穗一穗地剪下谷子，连夜炒干磨面，送给部队食用。
    这次战役我们转运伤员和处理战场善后任务较重，轻伤员送往就近野战区院救治，重伤员用担架民工送晋西北治疗。
    此战役我军共歼敌6000众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作战转入反攻作战的开始，也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
    沙家店战役后，我军继续追击，向南推进．先后进行了关庄/岔口/清涧/黄龙战役。
    边区军民在“一切为了歼灭敌人”和“配合全国战略进攻”的号召下，显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人民群众忍饥支援部队，晋绥也尽力筹集部分。军队曾以黑豆批糠充饥，吃/住/行都一度遇到困难，但部队将士的士气仍然高昂，发扬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伟大力量，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部队的粮食/经费，一般由晋绥和陕甘宁政府统筹供给。但因战争需求量大且时间紧急，物资筹划相当费力，加之陕甘宁边区条件有限，筹集工作一直伸展到华北/华东，不少弹药/被服和棉花由晋察冀与冀鲁豫解放区筹集，粮食的供应一部分由河东（山西）运来。由于各方的大力支援与后勤同志的辛勤工作，各次战役的后勤供给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在1947年内线作战的一年中，我们在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后勤部的大力帮助下，筹集了大批药品，其中药水15592磅，针剂57500余支，器械28990件，药棉19000磅，纱布4500余丈。尽管战斗与转移频繁，伤员救治任务繁重，但医务人员不怕牺牲/奋勇抢救/精心护理，全年救治伤员21694人，部队防病治病工作成绩突出。
    我军撤离延安后，大兵团聚集山区，连续作战，人员疲劳，物质条件差，缺粮少菜，营养缺乏，加之山区寒冷，指战员多裹衣露宿，致使疾病增多，发病12674人，占70.4%。为减少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直接影响，野战军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对防病治病十分重视，病员入院后都能得到良好医治，治愈率达83.8%。
    兵站运输工作，在转运人员/物资方面，成绩很大。前方兵站完成了转运所有病员的任务，伤病员人均转运距离l17里。截止11月，转运物资3300余次，共达34.6万余斤，平均运程410里，最长距离l900余里，最短260里。
    内线作战的军械供给，主要靠战场缴获补给。野勤供给人员组织民工/牲畜（毛驴）随军携行弹药，陆续给予补给。每次缴获补给剩余者就地坚壁，或交政府保存与联防军后勤使用。
    良好的后勤保障为我军战场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47年底，我西北野战军共歼敌7万余人，迫使故人改变策略，采取重点机动防御作战。我军则开始转入战略进攻。指战员由战初的2.18万余人发展到约7.75万人，地方军发展到3.46万余人，总计11万余人。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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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经过了1947年10个月的内线作战，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对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后，从l948年春起进入新区。首次开展的宜川瓦子街战役，即取得辉煌胜利，全歼刘戡率领的敌29军约3万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为我军胜利向南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敌胡宗南部遭我军—连串严重打击，于1948年4月21日放弃延安，为我光复。从我主动撤离延安到收复延安，仅1年零1个月时间。
    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后，部队离开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的直接支援与配合，后勤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和情况。
    在西北局和野战军首长/前委的关怀下，我们于1948年初在绥德延家川联合召开了野战军的军委扩大会/联防军后勤会/野战军后勤财委扩大会，总结了边区作战的后勤供给经验，研究了新区作战的供给情况，讨论制定了新区筹粮政策和统筹统支方针，以及一系列供给基本制度。会后，又由我主持，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黄静波和有关同志参加，将会议决定内容整理成文件下发贯彻执行。由于总结了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使后勤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充实了宜瓦/黄龙山/曲府陇东/澄邰/荔北和冬季等战役的后勤供给保障任务。
    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第一，在供给方向，贯彻中央“我们的后方在前线”的指示，实行以战养战/就地供给和统筹统支的方针，为做好后勤保障创造了前提条件。
    粮食物资一般就地供给，统—筹划分配．主要由缴获/没收/征发/征借/劝募解决，非万不得已不仰赖老区供给。
    为达此目的，实行一切收入归公，统一支用。
    一是缴获归公。
    凡战场缴获枪械弹药/粮秣服装/金银钞票及其他物资，如数上交，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截留与擅自动用；在统—供应部队有余时，接济贫苦群众。
    二是接收归公。
    接收官僚资本和没收反动豪绅/地主/恶霸的财产全部上交。对此类对象从严掌握，群众通过，上级批准，以防扩大。
    三是向新区群众预借部分粮物，用以解决我军困难。但须公平合理，征收量须轻于国民党1/3，政府办理手续，日后抵交公粮税款。
    四是各单位的小家务一律归公。这样既有利于集中资财，又可避免不良现象发生。各部队积极响应，共上交黄金60两，白洋4000元及粮款等。
    实行统筹统支，有效地保证了供给，既集中财力物力支援战争，又避免了各自为政/本位主义以及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等不良现象。
    部队经费/服装和装备器材，原则上由中央和后方统一筹供。各项经费中央与地方都努力按标准发给，装备按标准供给。全年后方共发给野战军3763亿余元，其中伙食费2108亿余元，占67.2%。3月至7月共发金额l774亿元，9月份前应发金额已全数补齐，10月份因现款不足，发给80%，其余20%发给黄金。夏服供应40万余套，平均每人发两套；8月底前发军鞋37万余双，每人两月发给1双；补发了部分换装棉衣；领发了被子/绑腿/粮袋/子弹袋等装备布18万余丈。全年经费被服装备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实施新区筹粮办法，军粮供给得到了较好保障。保证军食是部队完成战斗任务的前提条件。鉴于我军到新区后距离边区较远，如仍从老区运送粮物，耗费资财人力甚大，群众难以胜任，故主要依靠就地筹供。根据中央合理负担政策，野战车在未建立政权的新区，其筹粮办法是，除坚决夺取敌粮外，实行向地主/富农/富裕中农预借。具体掌握是，大/中地主留足生活需要外，借所余全部；小地土借所余2/3；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可处罚粮款，仅须纵队以上党委批准；开明士绅酌情予以照顾；富农留足生活与再生产需要外，借所余l/3；中农借粮须比国民党时交纳为少。以上各项，以乡为单位的总预借面不超过30%。预借粮袜须事先向群众深入动员，使其明确有关政策/意义/标准，以免引起疑虑逃避现象。对预借对象的经济情况要切实调查，群众评议，有领导地进行。上述政策措施的贯彻，使我军供给工作获得良好成绩。自部队进入新区后，从2月至5月的80天中，黄龙/西府地区靠夺取敌粮和向地/富征借，解决了军粮问题，在宜川/洛川战役，因部队集中，敌仓粮少，地主粮亦少，军粮比较困难，为此向中农预借部分粮食，亦调拨支用部分老区粮食。其间部队共用粮6万余石，新区筹供为89.9%，老区调拨11.1%。在新区筹粮5万余石中，夺敌粮为34.7%，征借地/富粮52%中农粮6.3%购买7%。西府陇东战役结束后，部队转到黄龙整训，从5月至8月近100天中，共用粮7万余石；尽管当时黄龙粮食困难，按合理负担政策仍筹措80%，晋南老区供给20%，使部队的粮食供应未发生大的困难。8月至10月，共用粮8万余石，其中公粮占84.6%，缴获/预借与自购占15.4%，后者为就地取得，距离较近，公粮均由远道晋南运输接济。据统计，全年西北野战军共筹粮32万余石，其中老区供给31.9%，缴获与新区筹措68.1%，较好地完成了各战役与整训中的军粮保障任务。
    坚持执行边币一元化/驱逐敌币的政策，保障市场稳定与我军供给。
    我军初入新区，边币尚未取得群众信任，使用诸多不便。为支持边币/打击敌币，我们在2月到达新区后，将带来的20驮黄金与银元的3个月军调，未用来购买军需，而是作为开设新区边币兑换所的基金，供其兑换。当边币信誉与黄金/银元等同时，群众自然就使用边币，使之迅速占领了流通市场，驱逐了敌币。为掌握必要物资以稳定市场与物价，野勤财经队从5月开始，即协同地方贸易公司采购了13亿边币的物资上市，使黄龙新区物价迅速下落。与此同时，还积极组织随军贸易公司，大批推销土产，换取部队所需物资。通过上述措施，边币在新区占领了市场，保障了部队供求。
    建立后勤基本制度，使后勤供给有明确规章遵循。
    自年初开始，野战军后勤部即制定并实施了—系列后勤制度。
    一是会计制度。
    按月公布分配经费，使机关/基层明确收支情况。
    二是审计制度。
    实行三级审计，团/旅初审，纵队复审，野后决审。从上到下一切收支帐目按月公布/上报，避免以往重财轻粮造成浪费的弊病。
    三是报告制度。
    按月编造收/支/库存情况上报，使经费物资供给更加合理。
    四是经费开支，区别轻重缓急和保证重点的原则。
    所有供给与审计机关，掌握“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光供给生活与作战开支，其他费用尽量节俭以至不支”的原则。使有限的财力物力，较好地保障部队生活与作战需求，为战争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为兵服务，搞好以连队为中心的供给工作，以此作为衡量机关供给工作的重要标准，切实保障战士供给。旅/团供给部门加强对管理排长/炊事班长和炊事人员的培训/帮助与指导。连首长和经委会督促检查连队实行经济民主，帐日公开。经费物资领发按标准，向战士公开并接受其监督。教育后勤人员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为战士服务，远道采购便宜蔬菜肉食等。据不完全统计，第1纵1旅/8旅，第2纵2旅，第4纵5旅5团，统一采购肉9.5万余斤，猪407头，羊2326只，牛46头，清油7.8万余斤，食盐9万余斤，菜47万余斤，以及肥皂/毛巾/纸张/马装等必需品，使平时生活得到改善，战前有所储备。战士们利用整休时间自己磨面，减少开支，改善牛活；战时互相帮助，携带给养。如2纵2旅16个伙食单位，在荔北战役前组织战士携带清油1.3万余斤，盐l700余斤，菜2500余斤，肉3000余斤，有效地保证了战时供给。这样，连队生活得到改善，指战员身体素质有所提高。据当年11月6日“野供”报告，除在韩城/郁阳/澄城/白水地区作战时，因驻地群众种蔬菜少而连队供应不足外，油盐肉食均达到或超过标准，每人每月吃肉5斤左右。从被我解放过来的战士体质普遍变好情况看，我军生活较敌军为好。
    第二，在军械弹药保障方面，由于部队扩大和外线作战，1948年的军械工作不断加重。
    当时野战军后勤供给部门承担军械工作的同志仅10来人，负责将中央和后方筹集的弹药按规定基数配发部队，以及弹药押运/检查/清扫战场/收集缴获弹药等。如宜瓦战役，战场纵横10余里，全部清理缴获的弹药都是他们组织民工手搬肩扛运下来的。西府战役返回黄龙后，我们准备发起新的更大战役，当时军委调拨的弹药源源不断运来，故军械运输成为最紧要任务。当时军械人员除负责弹药接收/分发/保管及其数量的掌握/运力组织与配备外，还在野勤首长领导下，负责弹药筹划/补给/设置仓库等。仅下半年即设置4个较固定的仓库，3个战地仓库。各库保管的械弹少则50万斤，多则200万斤。在澄郃战役和荔北战役中，由于军械人员积极负责/吃苦耐劳，及时保障了部队运动作战中进退神速/需求甚急的弹药供应，及转运缴获弹药物资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共接收保管械弹7l万余公斤，发出62万余公斤，接收与转运缴获品14.8万余公斤。其中，接收后方调拨的炮弹11万余发，手榴弹37.8万余枚，子弹96万余发，炸药10万余斤，枪炮915支（门）；接收缴获炮l51门，枪477支，子弹140711发；发放炮弹10万余发，手榴弹31.8万余发，枪弹96万余发，炸药9.9万余斤，枪/炮1000余支（挺）；保存械弹4万余件。
    第三，医疗卫生工作，克服人员/药材与装备不足的困难，较好地完成了野战军首长赋予的各项任务，在卫生防疫/战场救护治疗与干部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战绩。
    其中，野战医院是由边区各医院和各中学学生经过训练而混合组成的。医务人员牢固树立“—切为战争/为伤病员服务”的宗旨，贯彻“部队卫生防疫与战场救护并重”的方针。平时深入基层，把“搞好防疫与卫生，改善伙食，提高指战员健康水平与身体素质”放在首位，有效地减少了疾病发生。战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做好战伤救护，在治疗与护理中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涌现了许多抢救伤病员的感人事迹，有的甚至英勇牺牲/光荣负伤。医疗卫生工作中所需药材主要靠向后方领取，以及缴获与购买。全年共耗西药5673磅，中药1594磅，器材932l件，绷带布3.7万余丈，纱布2613匹，酒精9855磅，棉花4736磅，基本满足了救治伤病员的需要。为解决医务人员紧缺问题，卫勤机关利用战争间隙和整休时间，努力培训医务干部，全年达490余名，又从有医疗实践经验的人员中培训医生239名，护士495名，缓解了医务人员短缺现象。他们在救治伤病员中英勇无畏/不怕流血牺牲，其中光荣立功的938名，受伤致病348名，特别是有87名医务人员为救护伤病员而英勇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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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西北战场大进军并取得全胜的一年。从2月下旬蒲富（渭北）战役开始，直至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共进行6次较大的战役，即蒲富/关中/扶郿/兰州/青海/宁夏和秦岭战役。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与我西北部队的扩大，因而后勤保障供给工作任务空前艰巨。为迎接大西北的解放，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下，西北野战军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大军西进的后勤准备工作。4月，野战军在刘家洼召开后勤会议，部署进军关中的后勤保障。6月，在西安召开了野战军/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席后勤会议，研究进军兰州的供给与支前工作。9月，又召开了兰州后勤工作会议，布置进军新疆的后勤保障。在中央对后勤工作的统一领导，野战军首长和前委的直接指挥下，广大后勤人员积极努力，解放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奋勇支前，赢得了野战军全部消灭西北五省区之敌/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伟大胜利。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从1949年初，我西北野战部队所需经费统由中央筹拨，部队供给有了保证。但西北交通困难，经费运送时有不及，以致偶有影响部队生活的情况。
    如兰州解放前，西北物价波动，需款甚急。此时适逢晋南雨季，经费运送受阻，使部队一度受苦。但以常年论，指战员们饭饱衣暖，生活得到改善，一般战士月食肉可达6斤。据野战军直属警卫第8团等单位统计，战士营养热量超过当时标准。至12月，中央已拨给全军经费70%，其余拨给白洋，计255万元，由中央财委分两次拨给，每次各300万元，另由华北拨给55万元。
    部队的粮秣供应，仍与进入新区作战大体相同，即采取就地筹措/后方运送/缴获敌粮与部队自购的办法。在老区，政府根据军队预算拨付；在新区，部队与政府共同组织筹粮队，就地筹集与自购。根据边区保卫战的经验，党政军共组支前委员会，在政府领导下调集大批干部组成筹粮处随军行动，由地方粮食厅局领导负责，以确保粮食供给。
    1949年西安解放后，我们夺取了胡宗南设在西北的最大军需仓库，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军需物资。鉴于当时西安粮食并不困难，为解决大军西进用粮，我们即组织支前大军把这批粮食源源运往扶郿/平凉/兰州方向。同时迅速修复被破坏的西安附近铁路，以其专线运送前线需要物资。从6月下旬到7月底，各地为大军西进兰州全力供粮，仅几个新区支援军粮即相当可观，其中西安92638石，三原地区32018石，咸阳地区85212石，关中地区的42个县3个月内筹粮1300余万石，可见人民群众对西北解放的军粮供给所起的重大作用。
    被服供给：主要靠中央军委统一调拨，华北支援。西北本身在一方面负责进军接收，一方面支前的情况下，也自给部分。因此，全年服装供应均能按季发给，满足前方需要。惟过冬棉衣的运发补给，因遇晋陕雨季，—度未能按野战军要求准时送达，以致部队向玉门方向进军中遇气候恶劣，狂风不止，雨雪交加，发生过冻坏人员/牲畜的现象。
    军械供给工作：从4月刘家洼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后，成立了军械部，万成章任部长。开始全部仅10来人。兰州解放时不过40人（后最多时增至80至90人）下设行政/保管等科及3个仓库1个修械所。当时人员紧缺，机构也不健全，战争又很频繁。为适应兰州战役要求，在西安至兰州的千里行军路上，仅械弹仓库设置即达13处，还负责弹药调拨/运送及动员民力与修路等，人手十分紧张。
    军械部门担负的任务是，弹药接收/保管/分发和筹划/补给。
    一是弹药补给。
    每次战役开始前，补足各师/旅战斗单位携带的弹药1个基数，军（纵队）后勤携带半个基数，野勤随军携带2个基数；二线补给仓库保存1-2个基数。对战役中的弹药消耗，逐级由后向前补充，一般情况下供给不成问题。
    二是弹药转运。
    由军区/野勤二线仓库/野勤随军仓库/各军及各战斗单位依次向前转送，也有军/师/团前往随军仓库领取的。关于运力，西安解放前，交通不便，运输缺乏，随军携带弹药由200-300头战骡/20辆大车以及动员民畜与担架队转送；西安解放后，以陇海铁路及少数汽车往返转运，或汽车载弹随军。
    三是仓库设置与管理。
    按战役设置临时仓库与较固定仓库两种。
    临时仓库，依战地设置，一般距战场20-30里，随战情变化进退。弹药通常不集中保管，随运力携行管理，不卸车不解驮。军械部门对各运输分队（连）携行弹药种类/数量与宿营地，准确掌握，以便及时调运。
    较固定的二线仓库，一般距战场百里左右，地址选择在交通方便/易于隐蔽防空的村庄，在不住人的土窑/瓦房/庙宇放置。事先调查了解库区社情民情，宣传教育群众，以防坏人破坏。全年先后设临时仓库有黄龙居安/陶池/蒲城阿文村/澄邰田庄/南高村/咸阳龚家湾/泾阳高陵/杨家沟等处，转运仓库有普吉/武功/郿县/马家驿4处。长期仓库有洛川/泰兴/冯源镇/禹门口/八里店/辛庄堡/西安/虢镇/宝鸡/陇县/平凉/兰州/享堂13处。战地仓库麻家寺l处。从我军进入外线作战的两年内，野战军后勤军械工作接收保存弹药3000余万斤，直接拨发弹药500余万斤，接收处理缴获的军械物资1000余万斤，设置长期仓库17处，临时补给仓库10处，转运仓库4处，战地仓库4处，较好地完成了野战军各个战役的械弹保障任务。
    1949年西北野战军向关中和大西北进军，部队迅速扩大，卫生部门也随之增加3倍多，人员/装备/技术也逐步得到了加强。当时野战军卫生部有7个野战医院，6个后方医院，16个兵团医院及军医院，2个兵站医院。当年6月，医院总收容能力达3.32万余人，超过预计发生的伤病员人数。基层卫生机关比较健全，各纵队下编有旅收容所/团卫小队/营卫生所/连卫生员/班卫生战士。伤员救治，从火线抢救到后方医院治疗，体系比较完整。经过贯彻1948年1月野战军后勤制定的“战时卫生勤务条例”伤病员救治与转运走上正轨，形成了既有分工又有连续性的救治体制。连/营火线救护，以最快的速度抢运伤员脱离火线，紧急包扎止血固定；团包扎所对伤员实施救治，组织担架后送及对烈士善后处理；旅收容所处理团卫生所未能处理的创伤/骨折整复/取出异物和抗休克等；纵队（军）野战医院进行救治手术，根据伤情留治或转野卫医院/后方医院治疗。至于伤员转运力量，连/营由部队抢救搬运，团与师由军工担架或民工担架转运，如团卫生所有军工担架排转运，纵队配备200副担架和50头毛驴转运。军工与民工担架队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为救护转运伤病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西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转运伤病员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在陕北靠老乡的担架和毛驴；南下关中后，除老区随军担架外，动员新区大车运送；到了战争第3年，我军缴获车辆不少，运输再度改善，有的伤员用汽车转运，西安解放后用火车转运。扶郿战役中的大批伤员就是火车运到西安治疗的。由于广大卫勤人员积极抢救精心治疗，伤病员全都得到了及时良好的救治，治愈率伤员达到76%，病员达到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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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战争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和西北各族人民大力支前参战，对西北及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西北地区条件十分艰苦，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民群众长期支援战争面临许多困难。但西北解放的全部历史证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特别是边区人民，长期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培养教育下，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全力支援西北和全国的解放作出了不朽功绩。
    彭德怀副总司令曾在总结西北战场的胜利时充分肯定指出：没有边区人民的支援，要取得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边区人民蛹跃报名参军参战，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据统计，仅在延安光复前陕甘宁边区就有1.9万余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1.6万余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主力部队，壮大了野战军的力量。还有1万多人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广泛地开展了对敌游击战争。延属游击队在战争开始时人数很少，装备甚差且数量不足，在战争中逐渐发展到5600余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配合主力对敌作战1980余次，歼敌1.06万余人，缴获敌炮4门/枪2200余支，用敌人的装备武装厂自己，此外还炸毁敌机2架/汽车24辆。在斗争中涌现了象孙立生/田启光/高善祥这样一些模范游击队，以后，他们都先后升入主力部队，挺进蒋管区作战。
    边区人民抽出大批民工支前，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参加战勤服务。诸如随车常备担架与临时担架转运伤病员，输送粮食/弹药/器材/物资，为部队缝制军服/军鞋/军袜/磨面/碾米/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等，无所不至。其间，参加支前的民工同前线将士之比例为1比1.8，平均约每个兵员作战有个老百姓参加支前服务。从战争开始到l949年7月扶郿战役结束，陕甘宁边区动员担架6.688万余副次，牲口248万余头次，民工331万余人次，合计2842万余个人工；新区（包括刚解放的渭南/咸阳/长安等县）动员担架3.4l7万余副次，牲口29万余头次，民工56万余人次。新老区合计，担架10万余副次，牲口277万余头次，民工388万余人次。老区凡能服勤的男劳力平均服勤l05天/每个畜力服勤110天。战区附近群众服勤更多，如延安县牡丹五乡l948年内每个男劳力服勤90余天/畜力服勤78天，个别地区服勤4个月以上。此外，边区人民还出部队修工事22678人次，带路当向导11720次，押送俘虏11204次。新区平均每个男劳力服勤8天/畜力服勤21天。先解放和战争反复进行的新区战勤负担均较重，如户县在1948年6-7月的20天时间中，在10.6万余人的男劳力中，仅动员担架运输人力即1.1万余人。从扶郿战役到西北全部解放的我军全面进攻作战时期，战争规模空前，物资消耗巨大，战勤任务十分艰巨，新老解放区人民派出了更多的支前力量，支前民工692万余人次/牲口193万头次/大车89万余辆次。仅在大军向兰州进军中，陕西人民即动员了15万民工，支前服务在千里供给线上，为我军长途追击作战和解放兰州/青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边区人民供给大批经费粮袜物资，保证了部队作战给养。
    在3年解放战争中，第1年边区政府以65.7%的财政收人用于前方作战开支，当年提供粮食19.241万石，牲畜草料327万余斤；第2年供粮32.23万石，草322.3万斤；第3年供粮615.29万石，草4900万斤。此外，磨面/炒干粮540万斤，做军鞋92万双。当第l野战军全面进攻作战开始后，解放区军民筹集了大批粮物支援部队。
    陇东人民在陇东追击作战中，为部队筹集食盐40万斤/食油l万斤/猪羊3000余只；关中新区在扶郿战役中，提供军粮13万石/军鞋5万双/大车2000余辆；刚解放的宝鸡/平凉/陇县也筹集80万石粮食。其他解放区的政府和人民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仅1949年8月至10另，华北人民支援西北野战军物资500万吨/棉衣52万套/棉鞋40万双/棉花100吨。这些都对第1野战军西进作战的保障供给和取得解放全西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边区人民热爱解放军/奋不顾身救护伤病员的事迹更是感人肺腑。
    延川县有一个曾被敌军“扫荡”过15次的村庄，人民生活拮据异常，可是群众一见到自己的部队来了，便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部队。
    一位老大爷为了使子弟兵能睡上暖窑，他带领全家到山窑去住，临走时还特意把部队同志带到他家藏着米面油盐的地窖说，这些东西同志们尽管用，不然敌人发现就给糟践了，你们离开时原样隐蔽好就行了。
    许多群众遭到敌人的洗劫且又面临灾荒的处境下，为使部队同志吃饱饭打胜仗，提前抢收地里尚来成熟的高粱玉米，连夜烘干磨成干粮送到部队。
    1948年2月，我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一次，我带领后勤运输队过黄陵时，不巧天下大雨，山路陡狭难行，两头骡子双双滑倒，骡背上驮的两箱银元军饷，从山上—骨碌撤到山脚下。群众得知后立即赶来帮我们找寻，大伙找遍山坡/崖头/树权/草丛/沟渠/野地，拣回一清点，整整6000块，居然一个不少。
    人民群众是多么伟大无私和多么深切地热爱解放军呵！
    当华北部队调到西北作战途经郃阳时，沿线群众在90里长的县境内，搭制彩门彩棚夹道欢迎，送慰问品/写慰问信，青年妇女手执茶壶/手捧酒菜鸡蛋慰劳伤病员，用热毛巾为他们洗脸擦汗，有的抢着为战士背锅/挑担/扛枪，沿途设开水站80余个/水缸960余个/烧开水7万余担，供指战员饮用。在抢运救护伤病员中，随军担架民工不怕流血牺牲，到火线上去抢救，为减少伤亡，昼夜不停转运，沿途对伤员起居/冷暖/饮食/服药/擦屎端尿，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方群众爱护伤病员胜过亲人。当马步芳部队进犯陇东时，我华池医院转移不及，仅有800多户群众的白马区，帮助疏散了1000多名伤病员，妇女们对战士悉心照料，在窑顶站岗，发现敌人立即隐蔽伤病员，来不及时就勇敢地认伤病员是自己丈夫，以此掩护子弟兵免遭敌人残害。
    人民群众对敌斗争英勇无畏。
    当敌军进犯边区，群众都把粮食藏起来，使敌人没有吃的。国民党迫不得已空投食品，不少也被群众扛走了。在延川的敌人，饥肠辘辘，不堪忍受，只得啃老乡庄稼地里的生玉米充饥，有的敌人被我军打死时，手里还攥着啃吃的生玉米。即使是在敌人气焰最嚣张最疯狂的时刻，群众仍百折不挠---走遍边区，没发现一个老乡投降敌人的。不仅如此，有的还机智勇敢地瓦解敌军，深入虎穴劝说亲人反正。
    安塞县一位女英雄，组织村子里的丈夫在敌警保队当差的妇女，到敌人占领的延安探望丈夫，乘机宣传瓦解，使该警保队全班携械投奔我方。
    在干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到1949年10月西北全境解放，转战万里，所向披靡。我军由2.58万余人发展成43.36余万人的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在3年解放战争中，西北野战军总计歼敌51.36万余人，其中歼敌正规军46.04万余人，非正规军5.32万余人。缴获敌人各类武器24.49万余件，各种弹药7073万余发，军车3000余辆，以及火车/机车/飞机/大车/骡马/通讯器材等大批物资，解放了西北5省区3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200余万各族人民，揭开了西北人民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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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7年3月份，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陕北的大战正式开始。
    当时敌我兵力极为悬殊，进攻延安之敌，计有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余人，加上西北二马和邓宝珊部共计有23万余人。而我军兵力从3月17日毛泽东命令“我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起，也只有2.1-2.2万余人，到撤出延安后，第二纵队进抵陕北，机动兵力增至6个旅，也就2.7万余人。敌我主力及地方部队之比约为10:1之比。
    兵力极为悬殊，装备也差。彭德怀回忆：我教导旅每枝枪只有25-50发子弹，3千多人。新四旅每枝枪10-20发子弹，3千多人。二纵队平均子弹30发，一纵队就没有几颗子弹，只有手榴弹。
    这样的部队怎么打仗？那就要靠后勤补给，靠老区的人民支持。
    我们看看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的情况：
    陕甘宁解放区，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惟一保留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中游，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至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境内属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800-1200米，有洛河/延河/无定河流过。由于流水长期侵蚀，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地形，山岭纵横，沟壑交错，道路稀少。
    该区接近寒带，土地贫瘠，气候干燥，水源缺乏，自然条件恶劣，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且产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牧业以养羊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且国民党军队长期对边区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必需品如棉花/布匹被禁止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
    这还是大战爆发前的情况，那后来呢？
    全边区150万人口，到后来全部县城被占去，只有20万人口了。
    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打的就是后勤。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作保障，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西北地广人稀，极端贫苦的生活/恶劣的自然地形条件，对双方的后勤保障提出了极大考验，也限制了西北地区只能进行小兵团的作战，而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可以说，自从大战爆发，粮食/弹药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西野的官兵，也成了西野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几乎限制着西野的每一次作战行动和进程，也是多次战役发起的诱因。
    下面随便聊聊粮弹问题对各次战役的影响：
    自给胡宗南部队一定的打击撤出延安后，彭德怀以一个营伪装主力把董钊主力向北引去，而把五个旅的主力集结在青化砭/永谷驿一带，伺机消灭敌三十一旅。但弹药缺乏，彭德怀3月22日给军委发报：弹药甚缺，晋绥炮弹运到甚好，请用汽车星夜赶送一半至永坪以西……
    当时并无规定西野的后勤供应问题由晋绥负责，彭德怀只能把问题反映给军委，由军委出面协调解决，或者由彭德怀求助贺龙解决。此时，粮食/弹药/被服/人员等的补充，主要取之于敌人。
    青化砭一仗，打得干净利落，两个小时结束战斗，缴获多，消耗少，缴获了三十万发子弹，抓了两三千名俘虏，这是胡宗南送的第一批礼物，礼虽不多，但对弹药奇缺/人员补充困难的西野来说，算是不小的礼物了---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保卫延安战斗中的消耗。
    青化砭战役后，西野顺应敌人要求，以两个营节节抗击，把敌主力引向延川方向，而把主力集结在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不但因为此地地形好，而且此地多粮，能满足大军几天的供应。
    胡宗南大军在千山万壑之间辗转十几天，占领了几座空城，始终没有找到西野主力，反而使部队疲惫不堪，胡宗南决定南撤，进行休整。
    4月6日，彭德怀决定趁敌军南撤时，在永坪地区组织一次伏击，以歼灭十二旅及刘戡军直属队，但因准备不充分，援军很快到来，这一仗没打好，只消灭了六百多人。
    彭德怀决定将部队进至蟠龙/瓦窑堡之间，休息五天补兵补粮。
    胡宗南侦知西野主力方向，派主力扫荡，欲包围共军而消灭之。并规定：扫荡时，应极力搜索共军之物资，移屯于据点内或焚毁之。
    此时，西野主力已驻蟠龙地带二十多天，民粮/公粮均已吃光，此地已不能停留，彭德怀决定将部队移驻瓦窑堡一带就粮。此时，中央军委通报一重要消息：一三五旅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
    彭德怀决定趁其移动中歼灭之。
    西野在羊马河设伏，一举歼灭一个整旅。
    羊马河之战后，中央军委宣布：仅用边区现有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这预示着西野上下盼望的陈赓大军几个月后的去向。
    羊马河虽然歼敌一个整旅，但缴获不大，西野部队的供应问题依然没有着落。
    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但给西野造成了大量困难，国军的给养同样发生了困难。
    胡军在寻找西野部队主力决战的过程中，为防中伏，只走山路，不走大道，连续行军，露宿荒郊野岭，部队苦不堪言。同时战线延长，携带的给养用尽，加上陕北人民坚壁清野，使其供应更加困难。
    台湾《戡乱战史》记载：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烟，行动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
    胡军连续扑空，给养困难，加上陈赓部在晋南展开反攻，胡宗南将第29军/第1军撤至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西野乘其南撤之际，在永坪西北的新叉河地区歼灭第29军一部2000余人。
    4月20日，第29军/第1军到达永坪/蟠龙地区，但蒋介石又侦知黄河各渡口都有大量船只，便断定中共中央和西野主力准备东渡黄河，于是命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配合，胡部主力沿咸榆公路北进，拟南北合击，一举将西野主力歼灭。于是第29军/第1军，休息了不到一星期，又于26日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胡宗南部第29军/第1军主力进至瓦窑堡及其附近地区，蟠龙成为孤点。
    胡军所到之处，门店大部烧光，牲畜杀光，青壮不少被抓走。此时蟠龙地区粮已极其困难，但蟠龙是胡宗南一个重要的战略补给站，储备着大量的战略物资。这对当时弹药奇缺/衣食无着的西野无疑具有强烈的诱惑。当时西野部队的战斗动员口号就是：打下蟠龙换单衣。
    彭德怀于是拼凑了一支“主力部队”将第29军/第1军继续北引，直至绥德。要返回蟠龙至少要7天，彭德怀/习仲勋于是决定攻打蟠龙。
    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战役是吃了两块肥肉的话，蟠龙之战就是啃骨头，是西野的首次攻坚战。蟠龙地堡成群，工事坚固，西野缺乏攻坚器材和火炮，又缺乏攻坚经验，以至于中央也对攻下蟠龙没有信心，认为：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在运动中歼敌。
    经过两昼夜强攻，歼敌6700余人，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还有大量弹药。蟠龙的大量缴获缓解了西野的燃眉之急，解决了当时西野严重的粮食/被服/医药等问题。并给中央送去一些面粉/军衣/骡马。
    这是西野的第一次攻坚作战，也是第一次从战场上获得大量的人力/物资补充。
    蟠龙被占，于是第1/29军又在胡宗南的严令下，于5月5日又动身南返，不敢走大路，住窑洞，天天爬山路/宿山头/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于5月9日赶到蟠龙时，已人财两空。
    西野之所以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除了指挥得当，情报准确之外，与陕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边区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在自己还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应，组织了4601副担架和大量民工抢救伤员及运送粮食等物资，且为部队带路/侦查/封锁消息/袭扰敌人，使敌人常常饿饭/情报失灵/行动盲目/常常扑空。可以说，放在其他地方，要取得敌我如此悬殊条件下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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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曾说：西野作战环境最恶劣。
    陕甘宁，北面有榆林/长城，南面有国军大军，东面有黄河，西面有青马宁马，回旋余地不大，后勤保障艰难。
    陈赓四个旅没有来到陕甘宁，原因之一就是很难有粮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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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蟠龙战斗胜利后，西野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
    胡宗南吃过几次亏后，采用所谓的“方形阵型”缩成一团，给西野歼敌造成了困难。
    青宁二马，趁西野和胡宗南大战时，不断自西/北两面蚕食陕甘宁边区，相继占领了陇东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和三边地区。
    人要吃粮/马要吃草，安塞地贫民少，非久留之地。为了解决粮食/物资的困难，西野集中主力出击陇东，收复庆阳/合水，并调动胡军寻机歼灭之。
    蟠龙之战，虽然缴获子弹100万发，但炮弹缴获不多，迫击炮平均不到10发，彭德怀致电贺龙求助，贺龙急送山炮弹200发/迫击炮弹1000发去陕北。
    此时，晋绥已成为陕北的后方。
    晋绥根据地，下辖吕梁/雁门/绥蒙3个地区，位于山西柳林/平遥以北，平遥/太原/集宁以西，黄河以东，面积8.7万平方千米，人口215万。全区素称贫瘠，物产不丰，人民生活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