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尖刀营！戛日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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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当时作为基层指挥员，已经尽职尽责。
    大家都知道，当时对美军作战，只有夜间攻击才有效果。可他们那天晚上的攻击居然遭遇200多颗照明弹！这个密度几乎一晚上亮如白昼，使攻击伤亡惨重，无功而返。
    老人这个不幸的经历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决定的，与老人无关。那个时代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是把党性放在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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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连，作为预备队，未曾参加对敌八辆坦克的攻击，但战俘营有四连的人。
    没有机枪连。当时，每连四排编制，多一个机炮排，武备是六零炮和五零掷弹筒。营属重机枪和八二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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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好样的！
    老人至今都感激张泽石老人这样一句话：你们一个人也拉不过去，除非拉我们的尸体过去。把我们这些人逼急了，用牙齿都可以把你咬死。
    这话说的凛然大义！掷地有声！
    这番话是在美军布鲁克斯（音译）上尉将战俘中的抗争骨干分子从86战俘营转往72，在72门口发生的一幕。
    时占魁老人说永远感谢张泽石这番话，这番话使美军放弃将他们转往72的打算，因为72是战俘营中的监狱，非常残酷。李大安就在那里。
    老人说大家都不会说美国话，只有张泽石会，且这个话说到最紧要关键处，救了他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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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您认为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人？还是体制呢？
    答：
    是文化的原因。
    西方文化不鼓励在绝望的情况下作无谓的抵抗，所以在战争中被俘是很正常的行为，也不觉得这是耻辱。虽然西方军人里也有不少敢于亡命的士兵，也被视为英雄，但并不号召宣传其他士兵学习这种行为。
    东方民族，特别是东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宁死不当俘虏之类的，是原日军南北韩军中国军队共同具有的信条。
    本人最鄙视的是那种号召别人宁死不当俘虏，但自己最后出现在战俘营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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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泽石回忆：大量补充起义部队/学生/市民到60军，未经严格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成立志愿军60军又是60/61军混编，特别是60军当初成立的老兵据说剩下不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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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归来的战俘甄别和处理，最初始意见是归管处的。
对179/180/181师战俘处理意见，主要是郭铁。
有这样的话：最革命，最热血，号召流尽最后一滴血。
仓惶先撤或最后出现在战俘营里的，有不少这样的人。
老人当时藏匿在一个土洞里。他，通讯员，还有另外一个士兵，共计三人。
发现并喊话的就是他属下原95军起义士兵，当然也有不少美国鬼子。
归管处，谈话时，反复强调两点：枪里是否有子弹？若土洞内对外无法射击，为何不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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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俘们后来述说当年被俘的原因时，很多人怕受迫害/怕被歧视，故意拔高自己，结果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有些管理人员是极左的牺牲品，有些战俘也是极左的牺牲品，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而已。
    有人说：我们不是不想和敌人拼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是土洞里没射击孔。
    那换成我，也会接着问：那为什么你不自杀？
    记得有人说过：当时他受伤昏迷过去，以至于无法和敌人拼死一搏。
    归管处当然问道：那后来伤治好以后，那么多机会，怎么你为什么没去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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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部队完全混乱的情况下，即便在日军那种极端的武士道教育下，依然出现不少战俘。这个已经是心理学的问题，不再是军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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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旅（179师）皮旅（181师）180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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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是一回事，其他部队（包括自顾撤退/电台被炸/无法指挥的兵团部）是另一回事。
        跑得快的邻军师长后来做了上将副总长，当然不提了。板子只打了180。

        当时战场情况混乱，美军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已开始攻击并封锁。徐信做为一师之长虽然有些本位主义，但不能否认他的机智和果断挽救了63军187师。

        说实话，徐多多少少还是有不顾友邻的意味。
        徐，可以一边撤退，一边派几个通信员报信，这是可以的吧？哪怕通信员路上全部牺牲了，徐的责任是尽到了的嘛，你的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12军31师赵兰田为了91团---就是769团，派作战科长几个人去找91团，路上炮火连天，两个警卫员牺牲，枫亭科长还是找到91团传达指示，91团经过血战千里辗转突围成功。

        几位搞错了，180师在5月22日的右翼应该是63军的189师，不是187师。

        189师（欠第五六六团和第五六五团第二营）于十八日黄昏由西川里徒涉渡过北汉江，进占执室-文浦地域。十九日黄昏已撤至洪川江北岸，二十五日才转移。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连夜激战只有187和188。徐信师长让张迈君政委带另两个团转移，徐信师长带560团掩护，战斗打得悲壮，其中559团团长邓士均中弹牺牲。
        真是同军的兄弟手足，563团（在188师炮团和军炮团配合下）死战不退，死守清平川大桥。为徐信师长和560团保护一条生路！而徐信师长在情况万分危急之下仍然坚决不丢一个伤员，560团的三百余名伤员全部撤至江北。比郑师长集中排以上干部分散突围好似强一些！
        至于91团，什么叫老部队，一战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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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最高战俘是180师代理政委吴成德。
        美军最高战俘是美军第24步兵师师长威廉*费舍*迪安少将。
        1950年7月20日，朝军步兵和坦克蜂拥杀进大田市区，并对残存的第24师展开歼灭战。
        20日下午17时许，美军第24师开始放弃有组织抵抗。由于联络问题，迪安师长找不到任何部队，最后他只好带领师部机关人员夺路而逃。
        7月21日，迪安与师部人员徒步撤到玉泉至金山公路交界处，但因找错撤退方向，再次陷入朝军伏击圈。无奈之下，迪安和一小部分人员逃到山林中，在攀越山梁时，迪安失足掉下山谷，失去意识。等迪安醒来时，山谷空无一人，又冷又饿的他只得找些老鼠蛇和野果充饥。
        迪安在山林中转悠了36天，终于找到出山的路口。
        8月25日，当他爬到全罗北道珍郡附近时，被朝鲜游击队俘虏。
        另一方面，7月22日，逃回釜山的第24师残部报告了“迪安失踪”的消息。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8集团军采取有效措施查找迪安的下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组织人马进行“全方位立体查找”，结果毫无音信，最后得出“以身殉职”的结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开始遣返战俘，遣返委员会代表于8月6日设便宴，公开为迪安送行。席间，迪安百感交集，喝得酩酊大醉。9月4日，迪安被遣返到“三八线”另一侧，随后被送回美国。此后，他闭门谢客，如约完成了撰稿任务。其间他还写过一封信给中朝领导人：以一个普通军人的身份，表达了远离战场的特殊感情。
        从朝鲜半岛回来后，迪安并未被美军抛弃，不久他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副司令，1955年10月31日退役。1981年8月24日，82岁的迪安在旧金山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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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军傅崇碧的回忆录没有检讨自己的失误。傅崇碧是有责任的。还是一句老话，你可以派几个人去180师报信嘛，那样的话，你的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
    傅崇碧在撤离的紧急情况下，下达过三条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和友邻部队保持联络。但当时战场混乱，过于匆忙，他并没有落实此条情况，这是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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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对郑其贵的意见很大，不光是指挥错误。
过去谈过，郑其贵/段龙章等人只顾自己逃命，不管部队，
甚至拿部队当掩护，冲过去之后竟不通知掩护部队撤收。
这种行径是很可耻的。所以许多人，尤其是180师的归俘，都认为对郑其贵等人的处理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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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538团1营3连排长郝明昌1054年自述材料，他们排当时担任尖兵，随副师长段龙章突过公路，发觉左翼山上有敌人，段令去一个排守住左翼山包。郝带一个排上去，打退敌人几次进攻，等该排机枪故障，派射手下去报告，才发觉部队都走光了，啥也找不见。
    段等人跑路也就罢了，至少应该派个人通知掩护的排撤下来，这是常识。
    师领导开始一起跑路，吴成德因为碰到伤员无人管，停下来处理一下，其他几人就迫不及待催促以致弃之而去，连下级团长庞克昌也不听吴的话。
    最后吴成德被俘，回来后被双开，潦倒一生。郑其贵等人倒没事，有的后来还是当师级干部。对比之下，显然是不够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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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师的前身，是晋冀鲁豫第八纵队的24旅，1947年8月纵队成立时组建的。旅直是太岳20分区直属机关和部队，所辖70/71/72三个团，70团（538团前身）是太岳19分区警4团，再早则是洪洞县游击队；71团（539团前身）是太岳20分区56团；72团（540团前身）是太岳21分区独立2团。成立时旅长王镛，后来在打临汾外围兴隆店时牺牲，由原23旅副旅长邓仕俊接任。
        当时郑其贵是23旅政治部副主任。
        1949 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时，该旅改为60军180师。当时的师长还是邓仕俊，政委王观潮，副师长常仲连。后来的几个师领导，郑其贵时任179师副政委，段龙章是538团团长，吴成德是539团副政委。
        49年6月邓调任军副参谋长，由郑其贵接任师长。之前的5月，段龙章已经升任副师长。11月，吴成德升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60军入川后兼川西军区，180师当时亦兼眉山军分区，这时的师领导配置是：师长郑其贵，政委王观潮，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北沙，主任吴成德。
        60 军51年2月入朝时，原军长张祖谅留川西军区，由韦杰接任军长，政治委员袁子钦，参谋长邓仕俊，副主任李哲夫。
        180师入朝时主要领导有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主任吴成德。
        180师干部中，师长郑其贵原来是搞政工的，军事上不行。副师长段龙章军事上还是不错的。入朝前军的主要军事干部（包括军长/各师师长及各主力团团长）都曾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其他两个师都是师长去，180师则是副师长段龙章去的。这样，由于郑其贵是师党委书记，战时军事上的决策权在郑手里，而郑偏偏军事上并不在行，实际上是造成后来惨败的隐患之一。
        1984年5月24日，韦杰对当时180师的这种安排表示出很大的不满。
        韦杰在谈到失败原因时，说道：组建部队，配备干部，把不会打仗的人去当师长，要怪老领导，光占便宜！
        韦杰为什么责怪张祖谅安排不当？似乎还有未尽之言。
        郑其贵是在解放战争末期担任师长职务的，当时军事已非重点，让他当师长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既然郑不行，为什么韦杰当军长以后不调整一下呢？这里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部队的另外一个大隐患是新成分太多，内在素质起了变化。
        60军进入四川以后，进行了整编复员工作。整编时根据西南军区的决定，将起义的原四川军阀邓锡侯所部95军与60军合编。一共编入13877人，与180师合编的是95军225师师直和673/674/675团及运输团。这样部队数量有较大的提高，质量上则变化很大。以179师为例，整编后全师共13777名，其中起义人员6659名，占总数将近一半。180师起义人员为7414名，估计所占比例也不会少于一半。
        当五次战役中被包围以后，有不少干部不敢出头怕被打黑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