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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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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7 21:3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写报告,是领导干部的经常性工作之一,是总结经验的好方法,也是上级了解下级工作情况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写报告的喜爱。在他对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经常有“此报很好/内容极好/极可宝贵/非常好”之类的赞语。
        邓小平写报告有什么特点呢?试举几例。
        1944年7月,毛泽东给7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十个问题,内容涉及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各方面内容。此举既有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之意,也可起到观察/考量领导干部的作用。
        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在报告中逐条回复。
        12月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很好,请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东江各处。
        25日,他又致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
        邓小平的复电七百余字,分十条列出,恰好对应毛泽东的十个问题,毛泽东问得具体/明确,邓小平答复得简洁/清楚。
        例如,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问题,询问: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邓小平答复:减租/减息/简政/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
        接着提出:调整办法是: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
        又例如,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后的人民负担和军民生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
        寥寥数语,直奔主题,毫无赘言,读来十分畅快。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十分重视各地方负责人亲自动手写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沟通/交流情况的重要形式。
        1948年1月,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邓小平时任中原局书记,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刚站住脚,战斗环境紧张而艰险,但他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调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他坚持约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书面报告。
        毛泽东表扬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出台前,毛泽东曾多次同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包括邓小平交换意见,了解情况,吸收他们的思想。对当时新解放区的工作,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为毛泽东所采纳。他的这些见解,都是以报告的形式送到毛泽东手中的。
        1948年1月,毛泽东询问邓小平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邓小平数电答复,令毛泽东十分满意。
        2月17日,毛泽东批转邓小平《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的按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3月14日,毛泽东又批转了邓小平3月8日给中央的书面报告,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的可能。
        批语中还指出:要求你们作综合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时,他所写的综合报告和请示,也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有不少被中央转发给其他地方作参考。
        综观毛泽东赞赏和批转过的邓小平的工作报告,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目的和主题明确,简明扼要地写出上级需要了解的内容。
        前面所述的邓小平对毛泽东十个问题的复电就是如此。毛泽东从来就反对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报告。上世纪70年代他曾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
        邓小平的报告总是紧扣主题,一二三四,清清楚楚,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想要了解的内容。
        第二,语言精炼朴实/干净利索。
        这是邓小平一贯的讲话和行文风格。他所写的报告大都只有一两千字,有话则长,无事则短。如他在西南工作期间,1951 年给中央的五/六两月的综合报告,谈了土改/镇反/党内思想工作/经济工作/干部培养五个方面的问题,全文共2200字,最少的一个方面仅百余字。
        1951年七/八两月的综合报告也是谈了五方面问题,仅1100字,最少的一个方面只有几十字,以“我们在工作中最感困难的是干部问题,主要是领导骨干问题,这是我们本身一时难于解决的”一句就概括完毕。
        第三,报告写得合乎实际/切实可行。
        例如,邓小平在1950年11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西南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实行土改必须具备“第一,认真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在县联合政府下,也有区乡的区域自治)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自己举手通过”在步骤上“应坚持先汉后彝,以促进彝族人民的觉悟”15日,毛泽东阅后复电: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他说:邓小平同志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
        1952年邓小平调往中央以前,毛泽东同邓小平的直接接触和见面交往并不多,他对邓小平的“观察”很多是通过看他写的东西来进行的。
        文章是一面镜子,从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风格和智慧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1-2-8 22:35: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70个军*首任首长

第0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第02军*军长:王  震;政委:王  震
第03军*军长:许光达;政委:朱  明
第04军*军长: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第05军*军长: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0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
第07军*军长:彭绍辉;政委:孙志远
第08军*军长:姚  喆;政委:缺   
第09军*军长:赵锡光;政委:张仲翰
第10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
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
第12军*军长:王近山;政委:王近山
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
第14军*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
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
第17军*军长:王秉璋;政委:赵健民
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第19军*军长:刘金轩;政委:张邦英
第20军*军长:刘  飞;政委:陈时夫
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第23军*军长:陶  勇;政委:卢胜任
第24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
第25军*军长:成  钧;政委:黄火星
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
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
第29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  藩
第30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第31军*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第32军*军长:谭希林;政委:彭  林
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34军*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36军*军长:刘万春;政委:康健民
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  荣
第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
第39军*军长:刘  震;政委:吴法宪
第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
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
第42军*军长:万  毅;政委:刘兴元
第43军*军长:洪学智;政委:赖传珠
第44军*军长:邓  华;政委:吴富善
第45军*军长:黄永胜;政委:邱会作
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第47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第48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
第49军*军长:钟  伟;政委:袁升平
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
第51军*军长:张  轸;政委:杨春甫
第52军*军长:王劲修;政委:杨树根
第53军*军长:彭杰如;政委:王振乾
第54军*军长:丁  盛;政委:谢  明
第55军*军长:陈明仁;政委:王振乾
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
第60军*军长:王新亭;政委:王新亭
第61军*军长:韦  杰;政委:徐子荣
第62军*军长:刘  忠;政委:袁子钦
第63军*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
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委:王  昭
第65军*军长:邱  蔚;政委:王道邦
第66军*军长:萧新槐;政委:王紫峰
第67军*军长:韩  伟;政委:旷伏兆
第68军*军长:文年生;政委:向仲华
第69军*军长:孙  毅;政委:林  铁
第70军*军长:韦  杰;政委:甘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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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2-13 22: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1981年11月6日至22日,“两案审理小组”召开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
    11月19日,陈云有一个谈话。主要内容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的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的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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