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白：历史不容伪造

铁鸟

    我和少奇同志认识比较早。一九三七年，我刚到延安时，恰好和少奇同志一起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
    “皖南事变”以后，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委时，我又在军司令部工作。
    一九四二年三月，少奇同志奉调回延安，到党中央工作，我跟随军部领导同志一起送他到老黄河边。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作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楷模。
    初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要有一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
    他的亲切教导，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鞭策我刻苦学习。他那兢兢业业的品格/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象学生反复聆听老师的教导那样，常常回忆起这些往事。
    但是，十多年前猛烈刮起的一场风暴，把历史弄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勾结汪伪，背叛祖国，从而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目的。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不齿于人类。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崇高声誉。我是一个幸存者和当事人，觉得更有责任澄清历史事实，抹去林彪“四人帮”泼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污泥浊水。
    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声威大振。但是，由于敌伪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也由于新开辟的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依靠征收公粮。虽然采取了二五减租/交租交息/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仍然保障不了部队的供给。最缺乏的是医疗器材/药品/布匹以及日用物资，因为这些物品必须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采购。处于这种境况，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当务之急。正是这个原因，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陈毅军长。陈毅同志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么困难么？
    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
    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从陈毅同志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同志那里。
    少奇同志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
    我回答说：刚才去过，已经交代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
    接着，少奇同志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少奇同志先是询问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社会关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
    他摇摇手，喝了一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
    我见少奇同志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娶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
    为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
    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
    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同志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告辞了，但少奇同志却象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
    接着，他又问我：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
    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操心，我自己会处理。
    少奇同志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
    听了这一席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呆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同志时，我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就是所谓“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的全部情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为进行对敌斗争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的。林彪“四人帮”诬蔑是刘少奇同志派我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去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完全是颠倒黑白。至于以后三次出征上海和南京，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新四军，林彪“四人帮”移花接木，罗织罪名，足见其手段之卑鄙！从少奇同志在我临行前的一席谈话中，能见到所谓“勾结/乞降”的影子吗？丝毫没有。这里，充满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充满着一个共产党人对汉奸和日寇的蔑视，充满着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伪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专作这篇短文，一是为澄清历史真相；二是告慰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领导：刘少奇同志。

铁鸟

        冯少白（1911-1980）又名洪隆/冯龙/冯萌东，诸暨城关人。在本乡读完小学后，入杭州安定中学/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民国17年（1928）冬，因逃婚赴日本，在明治大学/东京铁道学校学习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20年“九一八”事变后，休学回国，借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编辑进步刊物《新启蒙》翌年冬，再次东渡，弃文从武，入日本士官学校。24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回国后，在蒋鼎文部任参谋处主任。26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职。受刘少奇陈毅派遣，4次进入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上层人士之间，搜集情报和策反，又曾代表新四军与日军洼田司令谈判，被誉为传奇人物。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二/三师参谋长，参加津浦/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杭州民政局局长/上海文化局艺术一处处长，创作戏曲剧本10余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经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诬陷刘少奇陈毅，将冯少白关押北京秦城监狱逼供，冯忍受残酷折磨，不肯歪曲事实。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党籍，任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
        1980年11月2日病卒。

铁鸟

        1943年春，在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任科长的冯少白同志（当时化名冯龙）奉命由苏北前往日伪占领的上海，对汪伪汉奸政权的上层人物周佛海陈公博等进行策反。
        陈公博当时任南京伪政权的立法院院长/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掌握着一支拥有3000余人/装备精良的中央税警团，对特务组织也有相当的影响力，由于掌握财政大权，所以对伪军各部队也有较大的影响和支配力。这两人都是汪伪政权的实力人物，如果对他们策反成功，不仅对抗战的胜利，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巩固和扩大抗战的成果，都是十分重要的。
        冯少白于1943年2月中旬进入上海，住在亲戚蒋定一家中。当时派冯去执行这一任务，是因为他有一些社会关系参加了汪伪政权，有的还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如他的义兄弟蒋大炜是伪财政部税务总署的副署长，而署长邵式军则是他的姑父，他们都可以直接和周佛海联系，尤其是邵式军和周佛海陈公博都极为熟悉。利用这种关系，既便于掩护，又能直接于周陈接触。
        邵式军，本名邵筱月，浙江温州人，系盛宣怀的外孙，曾在复旦大学实验中学读书。上海沦陷后，邵在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支持下，接受了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税务署，并改名为“苏浙皖税务总局”自任局长，由他的亲朋故旧如蒋叔和/朱小臣/邵以力/邵谈是/邵云翔等人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税务分局局长及税务稽查处处长/所长等，负责征收烟酒/印花及统税。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后，该税务总局归日本“兴亚院”管辖。汪精卫在与日本谈判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一再要求日本交还苏浙皖三省的税收机关，最后获得日方同意。汪精卫“还都”南京后，将“税务总局”改称为“伪财政部税务总署”邵式军由局长升为署长，直到汪精卫毙命/日本投降/汪伪政权灭亡。
        由于他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财源，因而成为大小汉奸们巴结的对象，陈公博也好，周佛海也好，都不能不对他表示亲近/拉拢。而他在我地下党的争取之下，为将来命运计，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态度，暗地里对我地下党和新四军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工作。
        冯少白进入上海后，找到了邵式军，向他说明了来上海的使命，邵表示愿意替冯与陈周接洽。
        周佛海主要住在南京，但也时常回到上海湖南路私邸居住。2月15日，他因为要主持伪中央税警总团的成立和罗君强/熊剑东分任正副总团长的典礼，由南京来到上海，3月2日晚上，邵式军来到周佛海家，说共产党派了一名代表/他的亲戚冯少白到上海来了，想和周及陈公博见面谈谈。周听了以后感觉事情来得“突然”，但又不便拒绝，便佯称“身体不适，改日再谈”。经过邵式军的几次联系，周佛海经过“考虑再四”之后，同意与冯少白见面，并约定了时间。3月8日晚6时，冯少白在邵式军的陪同下来到周佛海家与其见面。冯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明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前途，说明了来意，晓以民族大义，劝周为抗战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
        冯少白走后，周佛海将谈话的情况告诉了陈公博，并转告了冯也想与陈面谈之意。陈公博对此“亦颇注意”，表示可以与之“晤谈”。随后，周佛海便乘当夜的火车返回南京。两天后，冯少白在邵式军家里与陈公博见了面，把对周佛海讲过的话同样对陈讲了一遍。
        那么周佛海对冯少白的策反工作究竟报什么态度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分析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周佛海之所以投敌叛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他对抗战毫无信心，认为日本不可战胜，“战必大败”，甚至会“国亡种灭”，中国只有与日本妥协，实现“全面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节节败退，使他深感时局“变化之速，难以预料”。出于降日反共的立场，他害怕日本战败，因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迫切盼望日美妥协，中日战争求得政治解决。他认为英美与苏联联合打击德国只是一时的相互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则是根本的，将来战争不可避免；而英美必然会在西边保存德国的势力，在东边保存日本的势力，以共同对付苏联，因此，美国与日本将会实现妥协。如果美日之间实现妥协，那中日之间也会实现妥协；而他未来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全面和平”能否实现。
        为了求得中日战争的政治解决，周佛海进一步加紧了对重庆当局的勾结与劝降活动。
        1942年10月周派其小舅子/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杨惺华，与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交涉，将被76号逮捕的军统特工人员程克祥/彭寿予以保释，随后即派程克祥持其亲笔信返重庆送交戴笠。信中表示：他逃离重庆对不起蒋总裁；如果重庆方面与日本有所交涉，自己愿充当桥梁作用；希望军统今后不要在上海南京在进行恐怖行动，南京方面也不采取类似行动等等。在此之前，他还派罗君强/汪曼云等人，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后被关押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驻上海特派员吴开先保释。
        1943年1月初，军统在上海的情报人员陈宝华去重庆，周佛海托其带信给孔祥熙/钱新之/杜月笙/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劝告他们“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他“在外当力助其成”。几天后，钱新之的家属离沪赴渝，周佛海也写信给钱，详细说明了汪伪政权的近况，表示“相期时机一到，即努力全面和平工作”。3月2日，他与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军统特务刘百川会面，听取了刘百川在重庆与蒋介石及戴笠谈话的详细情况，并向刘说明了他对英美苏关系的看法，要刘转告重庆：在“日美妥协早晚必然实现”的情况下，应认清时局，抓住机会，“着先鞭与日和平不可”。3月5日，周佛海亲自约见吴开先，表示准备与日本交涉，任其返回重庆，请他“相机转达和平意见”。不久之后，吴开先便搭乘日本军用飞机，由上海飞广州，转道去了重庆。
        冯少白正是在上述情况之下到达上海，对周陈开展策反工作的。他们虽然不便公开拒绝与冯少白见面，但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周旋”，而在暗地里却派特务对冯少白的工作“监视其发展”。
        同年8月冯少白曾又通过邵式军与周佛海联系，希望再来上海与其面谈，周对此置之不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为了使日伪军向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又一次派冯少白前往南京，对周佛海陈公博劝降。当时，南京局势非常混乱和复杂。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声明广播后，16日下午，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接着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但就在当天晚上，周镐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起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的牌子，由周镐任总司令，派武装开始接收南京各军政机关并逮捕了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宣传部长赵尊岳/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开枪打伤了陆军部部长肖叔萱，将他们带到伪财政部院内关押，肖由于流血过多而死去。
        周镐原系军统派往南京的联络员，专门从事伪军的策反活动。周镐的行动总队与周佛海有密切关系。1943年4月周佛海派赴重庆与军统联系的程克祥，经安徽回到上海，带回了蒋介石准许周佛海“戴罪立功”的亲笔信。戴笠还派了文书/译电员/报务员随程到上海，在祁齐路（现岳阳路）195弄12号杨惺华家里安装电台，与重庆保持密切联系。从此，周佛海与蒋介石戴笠紧密勾结起来，死心塌地的进行反共阴谋勾当。周稿于1943年底到了南京之后，由周佛海推荐，担任了伪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被委任为无锡专员公署专员。
        8月10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表示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恐惧我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地区，8月12日，戴笠便以蒋介石侍从室的名义密令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罗君强为副总队长，统率所属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警察队及伪第12军，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8月14日又电令伪江苏省省长/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统率所属伪军负责“维持”京（南京）苏（苏州）一带“治安”其目的就是利用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力量发动反共内战。周镐的南京行动总队就是在周佛海的授意下组织起来的，他所指挥的武装就是原伪财政部的警卫队。
        周镐采取接收行动后，陈公博及大小汉奸又惊又怒。支持陈公博的伪中央军校学生立即采取相应行动，武装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并在街心设立路障与周镐的人马对垒。火并发生后，陈公博要周佛海对此事件加以解释并表示道歉，否则绝不善罢甘休！
        冯少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抵达南京的。他通过原伪宣传部次长章克与周佛海联系。8月18日章克持冯少白的便条去西流湾8号找周，但因周宅被军校学生团团包围，章便设法由成贤街七拐八拐到了周宅的后门，向门卫说明要见周佛海。当时，周佛海正为解决与陈公博的火并而焦头烂额，马上要去见陈公博面谈，章克虽几经交涉，周仍拒不接见，最后虽收下章带去的便条，但一眼未看，往衣袋里一塞就走了。陈周之间的火并发生后，日军出动干涉，解除了周镐行动总队的武装，事件遂获平息。当晚，周佛海即乘车去上海，8月19日成立了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并将总队长的名义改为“行动总指挥部总司令”，为老蒋抢占上海效犬马之劳。
        陈公博对前途绝望，于8月25日带领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文官长周隆鍚/何炳贤/陈君慧以及其妻李丽庄/秘书莫同康等人，在日本顾问小川的陪同下乘飞机逃亡日本。
        冯少白的劝降工作到此失败。

铁鸟

中共策反周佛海，在1941年试探性地进行过。

刘少奇的表外甥女杨宇久，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

是周佛海岳母娘的干女儿，奉命到南京通过关系与周佛海见面。

由于当时日本战败的迹象还不明显，周佛海含混支应。

铁鸟

梁佐华*回忆文字《八十年沧桑》（孤本）

铁鸟

抗战时期，延安对日开展接触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有关史料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密。一般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潘汉年，一是冯少白，一是曾山。互不隶属，直接对延安负责。

铁鸟

不倒翁：一要精明，二要圆滑，三个性不能太强，四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周恩来陈云是这样的人，徐向前也是这样的人。

铁鸟

大话，废话，空话，套话。

忍，等，狠。

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错误*三条：一是和平幻想思想；二是主张守大城市；三是对前方支援不力。

铁鸟

自然有战斗力！装备好，训练多，激励足，淘汰狠。

铁鸟

惰性之大，非常可怕。一鸣易为，百里难行。

气力有余，心力不足。垂垂老矣，悲悲切切。

铁鸟

        余庆路是徐汇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北起淮海中路，南至衡山路，长768米，宽15-16米。不通公共车辆，闹中取静，宁静舒展，行人稀少。至今，余庆路两旁基本全是各种各样外观如初的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以及高墙深院门口有哨兵把持的部队机关。黄色/绿色的墙壁，孟沙式红色的坡瓦顶，罗马式阳台和柱廊掩藏在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叶后面，弥漫着南欧情调的氛围，有一种典雅浪漫的气息。踏着情人足迹铺满的人行道，不禁使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前世就是其中哪座小楼的男女主人。在惆怅的冬日，任思绪飘飞……
        余庆路原名爱棠路Route Edan，1920年代初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筑，以曾任法国驻沪二任领事爱棠命名。他组织和领导了法租界公董局和巡捕房的建设，并制造了“青浦教案”，参与镇压小刀会和1861年法租界的扩张活动。余庆路就是在法租界向上海西面扩张过程中修筑的马路。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后改名余庆路。
        余庆路沿路为上海著名住宅区，如190号。
        余庆路与康平路口的爱棠大院为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
        余庆路80号是一幢有来头的房子，它座落在100多平方米的花园内。除三层平屋顶现代风格的主楼外还另外有三幢洋房和一些附属建筑。主楼底层朝南有宽大的敞廊，面朝大花园，雨雪天可在敞廊活动，夏天可在敞廊内待客。这幢楼房的平面和立面既简洁又多变，它没有那些欧式建筑的繁琐装饰，但木门/钢窗/柚木护壁/吊灯/壁炉都非常讲究和精致。
        这幢房子的主人邵式军是一位近代上海滩上的传奇人物。邵家祖籍浙江余姚，世代为官。邵式军在家排行老五，母亲是盛宣杯的四小姐，大哥邵洵美是当时上海滩的新潮诗人。邵本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老同盟会会员蒋百器的女儿，婚后由蒋家人向孔祥熙推荐，任福建省税务官。1937年抗战爆发后邵回到上海，又认识了他岳父在日本读书时的要好日本同学，于是邵就做起了日伪领导下的税统局局长，成为地道的汉奸，就此在余庆路80号盖了这幢现代式花园洋房。
        邵式军当汉奸，引起上海百姓的愤恨，在上海的街头邵曾两次险遭暗杀。1941年以后正好有一位亲戚来蒋家，此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规劝下，也为了给自己日后留一条后路，邵式军表示了归顺中共的意原。些后邵式军就经常为新四军办理/购置药品和文化用品，邵家也成了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采购供应站。后来此事被国民党当局有所察觉，邵式军就此转移到了解放区，进入了革命阵营。
        解放后，邵式军曾在苏北行营财政处等处任职，1958年又因涉嫌潘汉年事件被捕，后来死在劳改农场。邵式军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这幢现代风格的时尚住宅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即成为部队招待所。

铁鸟

李星沅与“青浦教案”

http://jds.cass.cn/Article/20100916100550.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