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

铁鸟

    “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罪恶滔天的摧残，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一场浩劫。尽管过去60年了，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它忘记。
    凡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都能记得当时流行的谣谚俗语：
    比如：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
    比如：经过五一大扫荡，不死也得脱层皮；军民本是一家人，都在刺刀尖上打“愣愣”；
    比如：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等等。
    我不只一次听到老红军说：就是万里长征，也没有这次扫荡残酷！
    关于这次扫荡，抗日战争的史书上，或简略几笔，或挂一漏万，很少能反映那一时期的具体真实。对那些持有“只宣传胜利，不宣传失败”的观点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现在，友人约我写一点相关回忆，以纪念党的八十周年，这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但是，我没有掌握全局的条件，只能就个人的亲见亲闻，说说我的经历，说不定依然是挂一漏万。

铁鸟

    1942年春季，我在冀中警备旅（兼第六军分区）锄奸科当干事。那时，干锄奸科这一行的，可以到处“乱闯”。有一天，忘了是为点什么，我闯进了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室，值班参谋本来认识，点头让座。我还没顾上坐，便给挂满一墙的地图吸引住了。这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钉在墙上。上面还用大头针插着许多三角小旗：红色是我们部队；蓝色的是敌人。
    我大吃了一惊：我们插着红旗的六分区根据地，只剩下一小点了。
    这是张全分区的敌我态势图。它西起石家庄，东至衡水滏阳河，南至宁晋县城，北至沧石公路，蓝旗像黑森森一面大网，覆盖着横七竖八的点/线。大网中间还穿插着两根粗黑线：一根是沧石路，一根是石德路，上面糖葫芦似的穿着大串敌人据点。
    这一张大网，从石家庄往东卷空铺来，而在其正中偏左，却破开着两个“大洞”，形象很像两颗“人头”：在石德路南的一颗，像个戴草帽的；夹在石德路与沧石路中间的一颗，则像个戴毡帽头的。这两颗“人头”就是我们现存的六分区抗日根据地。它所占面积，仅在纵横五六十里至七八十里之间，各约现在平原上半个县那么大。作为分区一名锄奸干部，我一直不曾想到，我们已陷入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了。
    当初，我们六分区可不是这么一丁点，1940年时，六分区共辖十一县，西从正（定）获（鹿）东至深（县）冀（县）南达滏阳河，北至束鹿/晋县，东西长230里，南北最宽达115里，共6000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230万。可是，敌人连年用“火网蛛网的囚笼”加“强化治安”再加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一齐上的“总体战”侵蚀下，我虽历经拼死抗争，终被挤并压缩，剩下这两颗“人头”了。
    近年，我从吕正操的文章中，获得这样一串数字，即：以1942年年中计，敌人在冀中共建了1773个据点与碉堡，据有铁路1539里，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筑墙8373里，用这些，把冀中切割成2670个小块。可以想像，我们这两颗“人头”已成怎样一幅景象。
    当然，我也清楚：在敌人大网的笼罩下，还活跃着我们的县区游击队，还有十分精干的党政干部，钻入敌后之敌后，一砖一瓦地为革命筑基拼搏。在六分区之邻，还有七/八/九/十四个分区，还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大片中心腹地；同我们六分区一样，每分区都保持着两个主力团，还有以吕正操/程子华为首的军区指挥机关；更不要说还有互为支援的北岳/冀东/晋冀鲁豫等诸战略根据地了。所以，敌人的大网不可能把我们征服，我们仍是有力量/有人心的。
    然而，尖锐的问题是，敌人还在继续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呢。它还在每日每时地加筑据点，增修公路，拼命地向我两颗“人头”挤压。而这两颗“人头”此时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多么单薄啊！
    我望了望值班参谋。他正安静而从容地望着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于是我引发了另一个反应：他的神经真是坚强。在这样的地图面前，居然还能坐得住！试想，只消四周敌人齐头并进地往里一挤，我们的部队---那几面疏疏落落的三角小红旗，不就像风前蜡烛一样，飘忽一下就熄灭了吗……
    但是，我立即暗暗自惭了。大街上的战斗部队还在正常操练，他们雄壮地喊着“一二三四”，豪迈地唱着军歌，那“踏踏踏踏”的脚步声，直从窗外传来。在这些勇士面前，你一个锄奸干部，有什么值得失惊打怪，心旌动摇的呢？
    我在辞了作战室往回走的路上，仍禁不住想，前十多天，司令员王长江在军事形势报告中承认：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及其“蚕食政策”是极其恶毒残暴的，但也是成功的，根据地确在日益缩小。这说明，敌人已接受了往日的教训，他们的“九路围攻/铁壁合围/篦梳扫荡”等等一系列“鲸吞”政策，都失败了。而近日，他们改变了方法。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拼尽全力，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所说的，正是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严峻形势啊！
    事隔60多年，至今留在我心上的一个极强烈的愿望，便是想法子把当年这幅地图找到，好好装裱起来，张挂于我们的大展览馆，以使后人看看那份严峻，那份“星罗棋布，沟路如网”的态势，以及它所反映着的那一份战斗精神。

铁鸟

    “五一大扫荡”虽说开始于5月1日，但就两颗“人头”说，情况又各自不同。夹在两路中间的深南这一颗，较早卷入了“铁环阵”；至于石德路南的束冀一块，因非敌之主攻方向，待到深/武/饶/安大战初告结束，敌人才把重兵移过来。其时已是麦收刚过，秋苗渐长的季节了。
    当时，分区主力警备旅，已分为两个部分：旅直属队及一团（此团为野战大团，有十四个连）分在深南，主要领导都在这边。二团（新缩编的基干团，五个大连）则由旅政委旷伏兆率领，在路南的束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战备极端紧张，机关大大缩减，体弱病残及非战斗人员，都做了分散安置。恰在此时，我和其他数名干事，被召到政治部，命令到县区游击队去“检查工作”。不久我便悟到，什么“检查工作”，不过是精简机关，保存力量的方式罢了。
    我那时年轻有干劲，凡事严肃认真，当夜就背起小背包，来到了束冀县七区小队。
    七区小队约30人，三个班，由一名叫王丐的副政委率领。每人一支步枪/两三枚手榴弹，弹药杂而少。大部分人穿便衣，穿军衣的也是有裤无褂。战士们见了首长，连个“敬礼”都不会，纯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
    我那时17岁，尽管像个娃娃，却军装笔挺，皮带帽徽绑腿齐全，在他们中间一站，不但是鹤立鸡群，还生了点“钦差大臣”的气派。
    其实，外表还在其次，这区小队的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排着队还吸烟的样子，着实令人看不入眼。过了几天，我便给副政委王丐提意见，要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反“扫荡”这么紧张，散漫下去会吃大亏的。
    王丐近30岁，是个倔人，我的话他显然不爱听，可也不辩驳。我见他没有动作，又再一再二地催。终至使他一见我便撅起嘴来，本应和我商量的政务，也不跟我商量了。这当然也引起我的不满。
    七区区委书记来了，他是区小队的政委，生得白净秀气，像个文化人，和王丐关系很好，一见面就笑哈哈地叫他：王八盖（丐）儿。他二人咕咕了大半天，傍晚，在辞去之前，约我谈话，淡淡地劝我说：区小队本来就是游击队，有点游击习气在所难免，不能按正规部队一样要求。王丐同志是个直人，跟他谈话得注意方式……然后很客气地握握手，走了。这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王丐告了我的状，而区委书记是站在王丐一边的。便不由地想：这支连伪军都叫他“地狗子”的队伍，还真的挺难弄！
    这中间，敌人已“扫荡”过几个回合，是偏师佯动性质，未大动干戈。而区小队在“扫荡”中钻来钻去玩“油”了，依靠着老乡/亲友提供的消息，发挥人少/地理极熟的优势，灵活的穿插机动，跟敌人捉迷藏。滏阳河北情况一紧，我们就跳往河南，河南敌情重了，我们又跳回河北。敌人没有碰到我们一根毫毛。这地区水足地肥，青纱帐发育得很快，眼看大棒子已长到三尺高，红高粱挺到与人头齐，更增加了我们迂回转移的方便。
    敌人终于动了真格的，忽地四面都出现了敌寇大队，情势骤然危急。我们区小队赶紧钻了青纱帐。一日，正在青苗地里穿行，刷拉拉迎面插来一支部队，脚下生风，声威虎虎，很吓了我们一跳。细看，原来是自己人---警备二团开上来了。我们连忙闪在路旁，让他们通过。
    未久，一副门板扎成的担架过来，我一眼便认出躺在上面的旷伏兆，便扑上去叫：旷政委---旷伏兆我很熟。原锄奸科长来自江西苏区。锄奸科掏汉奸的时候，得了一副“麻将牌”，我们把它改造成“军棋”。旷伏兆爱棋而争胜，常来锄奸科同我们杀几盘。
    此时，他问我：你在哪里？
    我答：束冀七小队。并指指我的伙伴。
    他把手一挥：跟到后面！
    区小队的战士都英挺起来了，大部队就是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靠山，早晨逼来的紧张，一下子全变成了轻松。待到二团的队伍过完，我们区小队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枪扛在肩上，雄赳赳地跟在了后面。
    又走了三四里，快到滏阳河了，侦察员报告，前头不远处的大堤后面，窝有大股鬼子，暂时动向不明。部队于是戛然而止。旷伏兆从担架上爬下来，上了坟头，拿望远镜向远处眺望，一脸的严峻神色。恰好旅部作战股的王参谋过来了，他身高马大，面目俊伟，腰插红绿两面小旗，阔大的步伐把土块踢得冒烟。
    我拦住他问：旷政委负伤了吗？为什么坐担架？
    他一笑说：没！痔疮犯厉害了。
    说着，在后卫兜了个圈子，又匆匆往前赶。我便随了他赶到前面去。
    旷政委从坟头上下来，跟二团林海清团长及王参谋低声说了几句。团长立即给后卫三连下命令：你们改作前卫。
    三连长立地转身叫：七班，头前开路！
    七班战士刷地站出来，“咔嚓”一响，齐齐将刺刀插上了枪头。
    王参谋抽出小绿旗，挥臂向北一甩：走喽！
    然而正北没有路，只一洼齐人高的玉米，但部队一个蛟龙摆尾，直朝玉米地冲去，随着泼剌剌一阵响，玉米大洼立即踏出一条三尺宽的道路来。整个部队风涛翻滚样一直向北卷去。
    这天夜晚，我奉旷政委之命，告别束冀七小队，回归警备旅来了。部队当夜跨过石德路，向着我们在深南的“人头”疾进。这时候，旷伏兆大约已经知道：在这颗“人头”上，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他是来火速救急的，而我还在完全的懵懂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曾有机会路过束冀七区，就在南土路口附近的一个村庄（可恨村名忘记了），突见墙脚下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高只三尺，刻着歪七扭八几行字：在“五一扫荡”中以王丐为首的七区小队，被数百强敌在此包围，激战竟日，无一人投降，全体壮烈牺牲……
    我站在碑前，默立良久，铁一样沉重的心在下沉下沉。呜呼！我为之撅嘴了二十多天的那支散漫拖沓的区小队，竟是如此悲壮地结束了生命的！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战士，对于他们品格的伟大崇高，往往连我们自己都小瞧了/低估了！今天，又过去了50多年，那块三尺小碑，还立在原处吗？但愿这代表我们民族精魂的标志，未能被轻忽而冷落……

铁鸟

    以后的几天中，警备旅二团一直贴住石德路，在它的两侧辗转潜伏，所驻村庄都距据点很近，多则三五里，少则一二里，听得见火车的嘶鸣，晚上望得见一溜溜岗楼上的灯火。我们一进村，便掘壕备战，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外出。敌寇重兵都入根据地“扫荡”去了，他的巢穴地带倒成了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一天，忽听说宣传科长刘子英来了。他原是跟着旅直及一团在深南活动的，而今忽来二团，该是为加强路南指挥部的政治工作吧。我急忙去看他。谁知很让我吃了一惊：他一身“紫花”裤褂，换上便衣了！方圆脸上，箍条旧毛巾，看上去很刺眼。
    他一见我便极亲热地叫：哈哈，徐光耀！你从哪里来呀？
    我答：从束冀七小队。
    他随口问：情况怎么样？
    我一听，以为他要听我检查工作的汇报，忙掏出小本儿，按照写好的提纲，把七区小队怎么自由散漫，怎么不成个队伍的样子，很郑重地说了起来。但我很快发现，他精力完全不集中，刚听了七八句，便摆手说：好啦，我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说吧。迳自去了。
    当夜，就听到参谋们悄悄说：我旅直及一团在深南遭到巨大损失，旅长王长江和参谋长叶楚屏下落不明，一团团长被俘，副团长牺牲，队伍溃散。同时被敌人搞垮的，还有四十地区队和深南县大队等等。
    真像天塌了一样，震得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又实在不能不信。怪不得刘子英那么的惊魂不定，他是刚从九死一生的大难中逃脱出来的呀！怎么会有心听我的汇报呢。同时也感到，我在束冀七小队的二十多天中，实在混得过于轻松和懵懂了。
    多年之后，我才从战友的叙述及资料中感知：警备旅旅直及一团的那次遭际，那个战斗历程，是绝不应浑浑沌沌不向历史作个交待的。那确乎是一次溃灭性失败，它失败得多么惨烈悲壮，又失败得多么灿烂辉煌啊！
    在急难中打的第一仗，发生于深南县西河头。
    八千鬼子精兵，附坦克四辆/飞机三架，将我警备旅直属队及一团二营（欠一个连）团团包围。这是以一对十的苦战。在旅长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的掌握下，二营营长林子元具体指挥，与大炮/坦克/飞机鏖战竟日，打退敌寇波浪式冲锋30余次。在敌四辆坦克冲进街里横冲直撞的时候，我战士怀抱手榴弹，滚上去，将其一辆炸毁，吓得其余三辆掉头就逃。战士们还用步枪将俯冲的一架敌机击伤，拖着长烟溜掉。一仗下来，我伤亡60余人，却毙敌四百多名。入夜后安全突围。
    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伤亡也如此悬殊，难道不是非常难得的漂亮仗吗？然而，我们当时正处于被歼的命运，连续转战，极度紧张，“能突出来已算侥幸”的心理，使人们很难把它当作胜仗看待，以致一直沉没在大环境的凄怆中。
    紧接下来是第二仗：
    5月12日，警备旅一夜奔突近百里，来到了沧石路北饶阳县的大小尹村，恰恰陷入敌人精心谋划的大包围圈中。鬼子主力几个师团，早在这儿布好了天罗地网。因情况不明，为敌人假象所迷，懵懂上当的部队，差不多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七分区/八分区/军区直属队，以及回民支队/骑兵团等等，都跑了进来。敌人已完成“铁壁合围”他们不慌不忙，只待13日拂晓，发起总攻，便可将我们一网打尽。
    敌炮火很猛烈，警备旅以疲惫之师，在小尹村抵抗一天，入夜，相关领导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所谓分散突围，就是能突的尽量突，突不出的就听天由命了。
    正当半夜突围时，老天忽刮狂风，飞沙漫天，乌云滚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只得解下绑腿，大家拉着带子牵扯前进。哪知迷了方向，转到天亮，竟不曾离开大小尹村多远。这样，他们就赶上了在冀中腹心地区，最惨重的大屠杀。在敌人撑圆的大网中，被兜住的还有数万名群众，他们随同部队一起，遭敌炮火轰/机枪扫，死伤/被掳都在万数以上，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部队不得不化为零星小股，在犬牙交错的混战中，撕皮剥肉，死打硬拼，损失之巨大，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奇迹依然发生了。在人民群众血肉包裹、舍死掩护之下，身边只剩十余人的分区王/楚首长，回到了深南。当即派人四出联系，各处寻找，全力收容失散部队。先是二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回来了，宣传科长刘子英带一个连也回来了，至于三五不等的流落战士，更是源源不断，闻讯而归。仅仅五天当中，警备旅路北部队又成军了。
    但是，敌人是不会容我们稍事喘息的。从19日开始，对石德/沧石二路之间的深南县，又组织了新一轮大“扫荡”。日伪军纠集一万八千人，汽车二百余辆，用一个骑兵联队将沧石路日夜卡死。我们这块纵横不及百里的“人头”又落在他们铁圈阵之中了。
    5月23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人头”的圈圈内，同时爆发了两场大战。两个战场仅仅相距20里。
    一场，被称为王家堡战斗。
    本来已转到外线的一团一营及冀中区党委政卫连，刚刚转回来，便于此被围。从早晨激战起，紧张搏斗13小时，击退敌人冲锋无数。子弹打光了的战士，不得不把重机枪拆成碎件，沉入水井。最后，在敌大炮/毒气/坦克的猛攻下，阵地终被突破，营长徐月波带一个排率先突围，与拦路之敌肉搏，当面射杀日军小队长等十余人，拼死突击。后续突围的同志则大部牺牲。副团长郭慕汾同志亦光荣殉职。
    与此同时，一团团直和一营二连，在野外与敌周旋，最后被困于崔氏村南苜蓿地，失去依托，除副政指霍耀祥率一个班，从敌人汽车缝隙中杀出外，余皆战死。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怀（1941年我在冀中锄奸部受训时听过他的课，是一位十分优秀而精明的干部）一团政委陈德仁，均在此光荣牺牲。
    另一场恶战，被称作李家角战斗。
    23日凌晨3时，王长江司令员率二营在转移途中，遇到冀南五分区指挥机关并二十七团两个连，他们是为躲避敌对滏阳河东的“扫荡”，刚刚跳过来的。恰在此时，周围发现大量敌情。两面的分区首长紧急商定：赶紧抢占村庄，就地固守：冀南部队去了任家角；我们，则直趋李家角。两村相隔二里，互为犄角之势。相约顶到天黑，共同突围。
    营长林子元只带一个班，首先将逼近李家角敌之骑兵打散，率部队占领村庄，随即划分区域，掏通民房，用树杈/大车堵塞街道，墙壁挖出排排枪眼，屏气凝神，严阵以待。听到枪声，四面敌人铺天盖地涌来，大战于是展开。
    这是一场双方都不摸底的遭遇战。而力量对比绝对悬殊。我们是伤残疲兵，子弹少，轻易不敢开枪，常常把敌人放至30米处，才用手榴弹把他砸回去。几个回合的交锋，敌人发现是块难啃的骨头，胆怯了。便转移去猛攻任家角。
    中午时分，任家角枪炮的发射好似狂骤的大风“呜呜”一阵又一阵。三个小时的恶战，冀南部队被迫突围。然而，在白天舍弃村庄，与强敌野战，是很犯忌的。同我们的一营一样，他们虽然拼死冲杀，粉碎了敌人多次阻拦和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捐躯。
    下午四时，敌人又将重兵集中到李家角来，一面施放毒气，一面轮番狂炸猛攻，在调整队伍的间隙中，还逼着老百姓送来劝降书，声称任家角你部已被消灭，限一小时内缴械投降。我们则尽量拖延答复，抓紧时间，将已毁阵地加固。敌人三次劝降，我们三次坚拒。待敌人老羞成怒，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战士们将整砖破开，运上房去，拿砖头迎击敌人，恨不得把指甲和牙齿都亮出来跟敌人缠磨……
    终于昏天黑地地杀到太阳落山，不再是敌人的天下了。部队乃于半夜顺利突围。被打软了骨头的鬼子，甚至没有阻挡。此役，我以伤亡23人的代价，使敌寇精锐伏尸四百。又一场以少胜多，堪称经典的村落固守战。
    然而，环境太险恶了，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敌人。我二营迂回到莲花池一带，部队换了便衣，再次化整为零，出没于敌人大网中。
    就在此一时期，一团团长张子元被俘投敌。这给部队造成的心灵创伤，远远大于他的实际损害。解放后，此人落在人民手里，在石家庄坐了许多年牢。而司令员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又再度陷于流落状态，身边只剩六七个人了，幸好遇到深南县委书记刘露洗，在他安排下，钻入魏家庄老乡地洞中，藏了三四天。以后又摸黑辗转，四向寻觅，直到六月初旬，才突过石德路，与率领二团的旷伏兆政委会合。
    王长江本是个国民党的总队司令，在我地下党张存实同志引导启发下，于1938年脱离张荫梧的河北民军，率部投到共产党来。从警备旅编成时就任旅长。他年近五十，生得矮矮胖胖，每日晨昏，必打八卦掌，身体一直保持着健壮灵活。他从严要求自己，认真追求进步，常说：不是张存实老弟开导我，照旧日混下去，不定会变成个什么王八蛋呢！
    这次“扫荡”，他屡屡被围，屡屡冲散，说得上挫跌频仍，一生九死，却一颗红心，咬牙到底，坚守着以身报国之志，若没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气概，是守不住那样一副精神的啊！
    还须对二营再说几句：这支已经“破破烂烂”的队伍，重新集中后，与分区司令部失掉了联系。5月26日晚，转移到中央村。天亮，又被三路日军包围，他们集中有限的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入了青纱帐。27日，在深泽县高家庄，找到了失散的八连。然而，又遭敌人合击。打到天黑，由老百姓带领，从两个地道口安全冲出。此时，二营仅余百多人，自缩为一个连。却在6月8日，同七分区二十二团两个连在一起，打了一场驰名中外的宋庄之战：以300人的兵力，同逐渐增来的2500鬼子，血战14小时，毙敌坂本旅团长以下1100名，最后破围而出。造就了又一束平原村落战的灿烂之花。
    此后，这个“二营”，在柳条等同志的带领下，东奔西突，转战数月，越过平汉路，进入了北岳区。又过一段时间，跨越正太路，在太行地区，与由冀鲁豫转回来的警备旅会合，归还了建制。就是这样一支“残兵败将”在30天内，历经西河头/小尹村/李家角/中央村/高家庄/宋庄等六场恶战，粉碎了再三再四的灭顶厄运，真可谓“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却仍能巍然地英挺在世上，表现了人民子弟兵战斗精神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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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旷伏兆政委带领警备旅二团，从束冀那颗“人头”跳回了深南。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收容冲散兵员，恢复部队建制，抚慰群众，稳住根据地的大局。深南，警备旅从1939年起就在这儿活动，为创建这块根据地，打过千百次仗，单是为阻止敌人修筑石德铁路，就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血汗啊。这儿的人民，从那时起就同我们并肩作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所以军民之间，不仅是血肉至亲，也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可眨眼之间，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开头，曾有这样的描述：
    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老百姓都耷拉了脑袋，眉头上锁起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起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这段话写于1949年，距“五一扫荡”只隔七年，完全是我亲见亲闻的写实。而尤为格外刺心的，就是老乡们的眼神，那原本一见我们就亲切含笑迎上来的眼光，猛然间换了，换成闪烁不定的惊怖神情，那是多日不见，忽然患难相逢，又想亲你，又怕亲你，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爱惧交织的凄惨之情啊！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找得出一名大演员，能把这副表情重现？这实在是刻骨铭心的凄凉与可怕！敌人的血腥屠杀，几天之间，就使民主自由之花的根据地倒退回中世纪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旷伏兆把两个人叫到他的面前，一个是宣传干事何作涛，另一个就是我。他冷峻地说：深南县大队已经叫敌人搞掉了，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回家，一部分人失散隐藏，听说还有一挺机枪“插”起来了，你俩的任务就是，找到深南县委，在他们协助下，利用一切可能，把失散的人员找到，把机关枪挖出来，恢复深南县大队的建制。
    他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
    何作涛（此人至今健在）当时二十二三岁，我17岁。当即换了便衣，赤手空拳，沉进了这块水深火热的深南大地。
    遍地是公路、封锁沟，平均五个村子便有一个岗楼或据点，各村的“维持会”门上都日夜悬着日本旗，找不见民兵，找不见村干部，也找不见任何的抗日组织和团体。多年情同骨肉的群众，彼此本是极为熟悉的，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我俩是“八路”。然而，眼下却把我俩视为“灾星”了：我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招来杀身毁家的灾祸。大家的心闭锁着，紧缩着，仿佛老天真向我们闭上了眼睛。
    然而，那时的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好党，她的英勇顽强，她的无私无畏，她为人民为祖国的一腔热血，她同人民的战斗情谊，人民看得太清楚了！你是“灾星”吗？好，我可以躲着你，可以视而不见，却绝不会去报告敌人。白天，他们向你背过脸去，晚上，却又管你吃饱喝足，然后把你赶走。在敌人面前，他们把嘴巴闭紧，转眼敌人不在了，他们又会告诉你：县上或区上的某某，还没有死，就在某处藏着。我们俩就是靠着这个，一个一个找，一处一处问，串了不知多少门户，终于找到了县委成员，成员再同我们遍地寻摸……
    有了县委的协助，日子好过多了。逢着敌人又“拉大网”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安排到岗楼下或干脆住到有据点的村庄去。白日，藏在山药窖里/牲口棚间，晚上，则穿墙越户，小贼似的去敲窗找人。情况遭遇紧时，连我俩也只得分开活动。
    有一次，我被单独坚壁在赵邢村，住在村副家里。那时村政权已是“两面”的了，正村长，也叫保长，专管应敌；而村副，则是抗日村长，名义不公开，基本上不与敌人照面，只在暗中与我党接触。村副小名“狗替儿”，当然是名党员。他的妻子，则是个地道农村妇女，从我一进门，她便感受着丈夫被杀/房子被烧的惨祸快要降临在头上了。她毫不隐瞒对我的冷淡与烦厌，说些酸酸辣辣的风凉话。若不是“狗替儿”哥护着，她早就把我赶跑了。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村副不在家，已是做午饭的时候“狗替儿”嫂指使我到街上抱麦根来烧火。我在大门外的麦秸垛上刚刚撕下一抱麦根，忽听得背后人马哄嚷之声，回身一瞧，见一支队伍打个蓝旗走了过来。旗沿上标一行字：深县警备.....
    我希望下面飘个“旅”字出来，不想飘出来的却是个“队”。我立即意识到伪军进街了，连忙抱起麦根，压住步子，回进家门。
    “狗替儿嫂，伪军进街了”我小声告诉村副夫人。
    “在哪儿？”
    “就在当街……”
    “狗替儿”嫂满脸惨白，眼看要背过气去。好一刻，她忽用指头剜着我说：那你还不快跑！
    我本来指望她会把我藏起来，她却指着大门说：出村口，往西……
    也怪我当时年轻，不懂得细辨情况，立马一头撞出院子，大步向村西走去，然而，西口已布了敌人岗哨，背后也有伪军跟上来。我进退无路，一扭身，闯进道北一家大门，钻过过道，院里一片空旷，没有人影，北房紧闭着门窗，唯东厢房是个牲口棚。急切里无可选择，我一钻，便伏在牲口槽下。胸腔里一阵咚咚响，心脏跳得十分猛烈。
    敌人没有跟进来，院里依然静静的。我看着眼前的四条驴腿，一片粪尿，却嫌那粪尿还不够臭，地方还不够脏。就这样，我伏了约一个多小时，在沉静的氛围中，忽有轻轻的脚步声进了院子，且响且近。我正绷紧神经，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道：他大婶儿，你家圆笸箩在家吗？
    北屋里回声说：在家，进来坐吧。
    这一问一答的从容，立地给我以敌人走了的感觉，一下子从槽底钻出来，向那女人问道：大娘，敌人走了吗？
    那大娘吓得身子一闪，晃一晃才站稳了，认出了我是“八路”，着急说：你怎么在这儿？还不快跑！
    我又问：敌人呢？街上还有没有？
    大娘说：走啦。可谁知人家还来不来呀……
    北屋里也跳出个大婶儿，指着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的？把人吓煞了！快跑快跑……
    这回，我真的出了村子西口。这一带尽是盐碱地，远不及滏阳河边禾苗的高大，我在烈日下，在低矮的青苗地中，一直乱趟到天黑，口渴得几乎晕过去……
    这段经历，经我略加演义，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冷暖灾星》那句“抗日抗日，就是你们这路子瞎抗，才把鬼子抗到炕头儿上来了”便是“狗替儿”嫂的语言。
    经过近月的搜寻，我们终于找回了12名深南县大队的战士，那挺机枪也“起”出来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成绩，主要是何作涛努力的结果）何作涛和我，带着这12名战士，扛着机枪，摸夜赶回石德路南，打算向旷政委胜利交待我们的任务。谁知旷政委没有了，我们找到的却是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主力警备旅已经离开冀中“外转”到黄河边上的冀鲁豫去了。留下来“坚持环境”的，只剩了游击队。
    真是个晴天霹雳！自参军以来，我一直跟着正规部队转战南北，部队编制齐全，武器精良，能打能走，十分牢靠。可现今呢？我的天！警备旅走了，把我扔了，扔在这刀山火海般的平原上了……

铁鸟

    这临时指挥部，就是六分区（后改十一分区）的指挥机关了。只有十多个人，由参谋长叶楚屏和政治部主任龙福才领导，人人一身便衣，手下能指挥的，只是些“稀哩哗啦”的游击队。主力远走高飞，丢下的残存人员，成为大群敌人搜捕的目标。
    冀中根据地已被切割成两千六百七十碎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叫敌人“剁了饺子馅儿”了。部队在任何一点上暴露，一小时之内，就会遭到四面来敌的合击。据后来资料显示，警备旅的减员也确乎是惊人的：一团，已由1632人减为728人；二团，由768人减到560人；旅直属队，由981人减到300人……除二团及一团三营大体保持完整外，其余部队保持继续苦战的能力，确乎大成问题了。如若部队照旧坚持下去，恰恰会正中敌人下怀。主力“外转”，实实出于万不得已啊。
    这些剩下的人，个个形销骨立，确像扒去一层皮，但他们眼睛依然放光，胸膛里依然跳着一颗热烈的心……
    深南县大队又回到路北，我则被分配到三十一地区队，当一名特派干事。
    三十一地区队是六分区还保存着的两支地区队之一，一直活动在分区东部数县。“扫荡” 中，曾在宁晋赵县两番苦战，已由原来的570人减到266人，缩编为两个大队，各有轻机枪一至两挺，掷弹筒一个。区队长是长征干部乾云清，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石以铭（在石家庄烈士陵园都有他们的大名）。
    地区队也是分散活动：乾云清队长和石以铭政委各带一个大队，白天，封锁驻地，隐伏备战；夜晚，筹集口粮，四处转移。情况特紧时，干脆就在青纱帐里宿营：选块远离大路的野洼，找片茂密的高秆作物，扎伏其中，任他敌寇杂沓往来，枪炮轰鸣，我们纹丝不动“敌人撞不到枪口上，我就不开枪”耗到天黑，再进村造饭，搜集敌情，定出第二天的行动方向。
    使我至为佩服的是区队长乾云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上看不到任何压力。有一天，大家都藏在高粱地里，在气闷难熬的烈日下，又渴又饿，我们全像晒蔫的高粱叶子，连说话都打不起精神。掷弹筒手闹情绪，嘟哝说，掷弹筒这东西，既拼不得刺刀，又不能对着敌人的脑袋瞄准儿，炮弹只有三四发，一旦打光，跟敌人打起交手仗来，还不如根烧火棍顶用呢。乾云清听说后便走到那战士跟前，把掷弹筒拿在手上，先耍了俩花儿，才掂着斤两说：我要当兵，就先抢这玩艺儿背着，又轻省，威力又大：敌人歪把子呱呱呱叫得正欢，你一发过去，就把它整窝儿抠了！歪把子厉害你厉害？你是专治歪把子的！天王老子出来，也得叫你一声小哥！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过了不多几天，我们就打了个极为漂亮的伏击。
    侦察员报告：前磨头和护驾池两个据点之间的鬼子，每逢护驾池大集，前磨头的一小队鬼子，必然全副武装，两路纵队，沿新修的公路去护驾池“护驾”，清晨去，下午回。硬是一副像把八路扫光了的神气，毫无预防意识，多日一直如此。乾云清一边听着，一边喃喃地说：让它凶吧！让它凶吧！
    接着，忽出个新情况，刚过的一个集日，该去护驾池的鬼子没有动。
    咦？乾云清想了想，部队没有暴露呵，他不去，是鬼子内部的原因。这样，到下一个集日，他就必去护驾池无疑了！
    乾云清由侦察员带着，大白天出动，把敌人的巡行路线细“踩”了一遍，选好了战场。在集日的那个拂晓，带部队悄悄进入阵地。据他计算：我们一开枪，敌人无地形地物依托，只能蹿入公路两侧的道沟。而公路是仓促修成，道沟的深宽各只尺半左右，一个人爬进去恰好挤满。乾云清便把两挺机枪，直直地对准道沟。其他战士，潜伏在离公路五十步的青纱帐中。
    上午八点半左右，前磨头的敌人按时而至，30多人，全是鬼子，两路纵队，钢盔闪闪，齐步前进，旁若无人，居然连个尖兵都不派。乾云清笑吟吟地看他们进了“口袋”，举手鸣枪。于是平地炸起沉雷，步枪/手榴弹齐放。蒙了头的鬼子，想也不及想，一齐趴入道沟，给我们两挺机枪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哗哗哗哗”顺道沟一阵扫，机枪的每一颗子弹几乎能直穿三四个敌人。大“扫荡”以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战士才吐了一口恶气……
    约一刻钟，30多个鬼子无一漏网。我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大盖”20多支。而我们只牺牲一人，这便是特派员刘汉昆。他见鬼子被压进道沟，已进入绝地，兴奋得跳起来大叫：敌人垮了！同志们冲啊！身先士卒向敌人冲去。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鬼子，在被击毙之先，给了他瞄准的一枪。
    这是在敌人疯狂的最高峰上，我们打的第一个纯粹的胜仗。这一仗实在把敌人“咬”疼了，他们大发狂威，一连几天出动寻找我们。
    据说，乾云清在长征中，他的生殖器被敌人子弹打掉了，绝了他传宗接代的能力。可他照常积极乐观，每在危厄环境中，没人见他皱过眉头。一生打过很多漂亮仗，仅在一年之后，他又在南北黄龙的战斗中，把数百敌人打得溃逃。却在战斗的收尾阶段，意外地中弹身亡，使得打了胜仗的战士们许久许久都抬不起头来。
    我在三十一地区队过了将近一月的日子，天气已有秋凉之意，忽接到分区指挥部命令，让我参与“外转”。给我说的理由是：冀中环境过于险恶，为给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上级有意让一批干部离开冀中，转到山区根据地去，以应付将来重新展开的局面。
    周围的战友们都为我祝福，嘻嘻哈哈开玩笑说，他们留下来的叫“抗战干部”，我们“外转”的叫“建国干部”，并期许将来胜利了，大家在大城市再见！但是，谁也没料到，此一举，又几乎送掉我的性命。

铁鸟

    分区指挥部共集中了约30多人，尽是排/连/营级干部，编成一队---姑名之为“外转”大队吧，指定一名营教导员领头。当夜即出发，连跨石德/沧石二路，天傍明，宿在深安路上西蒲町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忘记了，是我们“外转”干部中另一名锄奸干部张治平的家。这三十人都穿便衣，没有一支枪，也就无所谓“备战”，宿营只能投靠亲友找关系了。这张治平，动员起亲族邻居的力量，为我们安置了住处。
    第二夜，掉头西进，通过安平地界，到达深泽定县交界的北冶庄头村。分区指挥部交待过，叫我们就在这一带找到七分区的司令部，然后由他们派兵护送我们过平汉路，一进入北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就算“到家”了。将来的战斗岗位，由晋察冀军区分配。
    北冶庄头，是个工作基础极好的村子，地下支部完整地保存着，虽是“两面政权”却在我党的全面掌握之下。我们这30多人，按村干部的安排高度分散，差不多一人藏一家，中间互不联络，谁也不知道谁住哪里。这好像是他们安置往来干部早已形成的习惯。
    分给我的一家，是靠村西北角的大地主。户主叫宋葆真，40来岁，生得匀称白净，有文化，显得机灵精干。他有内外两大套院子：内院是住宅，房高墙厚，一律青砖砌成，肯定是村中一流的富户。外为大杂院，一溜车棚/柴棚/牲口棚，又一溜是长工们住的草棚和家具棚，外加猪圈/粪场/垫脚土堆，还有很大一个花池子，种满凤仙花/草茉莉等等。这一切都给一带短墙围着。短墙只有一人高，墙外便是野地了。
    当时我当兵/入党已五年，又是锄奸干部，阶级警惕性是很高的。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心中颇为疑虑，生怕一旦情况危急，会落个四面悬空。然而，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有阶级弟兄在侧，也就不好挑五拣六，另提要求了。
    第二天，一天无事。到黄昏，村干部递来消息：七分区司令部还没有找到；而四周据点，又在抓夫要车，进出频繁，有蠢动模样，提醒我们多加小心。然而，怎么个“小心”法，却没有具体措施。跟我所依靠的一老一壮两位长工商量，他们习以为常，说：咳，“扫荡”是家常便饭，说来就来，有啥法子？到时候见事行事得啦。
    我问：明日拂晓之前，可否躲到高粱地里去？
    他们也含含糊糊，说，高粱地常是鬼子搜的重点，弄不好，还会撞在枪口上。
    因为心里不安，夜晚一直在炕上翻腾，很晚了才睡着。本来决心还是明早去高粱地的，因年轻睡得实，一睁眼时，天已大亮。赶紧一蹶起来，忙去短墙下朝外探看。这一看不要紧，大祸果然临头了。
    村沿/树下/土坑/道沟，都已趴满了鬼子，村子显然被严密地包围了。我急忙跑回草棚，向长工们报告这一消息。他们一骨碌爬起来，连说：别慌别慌。老长工抓把笤帚给我，教我快打扫牲口棚。我一边扫着，一边想该怎么藏起来。这时，村西响了两枪，随后北东南，各有两枪响应。接着杀声腾起，马蹄震地，敌人涌进街来了。我们住村边，一阵人马哄震之后，很快传来咚咚的打门声。壮年长工不敢怠慢，赶忙去开大门。老年长工却抄起手推独轮车，招呼我拿铁锨，往车上扔垫脚土，装出要给猪崽儿们垫圈的样子。
    这时我还在问：不能藏了吗？
    老长工说：这么大院子，藏不住人。
    说话时，一声喝喊，从大门涌进来一群伪军，气汹汹朝我们把手一挥：走！走！街当里集合！都去！
    我跟在老长工背后，随他往村子中间走。路上，鬼子伪军穿梭乱窜，其中一个伪军打着我的脸道：小八路儿！
    我睁眼看时，他却笑一下，走过去了。这提醒我，必是什么地方我比真老百姓还有些异样。于是把背更驼些，把肩更耸些，把眼睛垂得更低些。
    全村群众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广场上来。男的，命令排成四路横队；女的，则排成两路，站在男队之后。四围是大群挺着刺刀的鬼子兵。靠西墙，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不断地向群众吼叫发威。其中一个当官的，提着三尺长的一根枣木擀杖，不讲任何原因地找人殴打。他打人的凶狠恶毒，是惨绝人寰的：双臂抡圆，一杖下去，立即臂断神昏。
    有个壮年老乡，“宣抚班”要他打浆糊好贴宣传品，他端着浆糊锅乖乖地在场边路过，不提防那鬼子突然一棍，立地扑倒，泼洒一地的浆糊，当即被鲜血染红……
    男人的四路横队是面向敌人排列的。因为谁也不愿站在第一排，人人争着往后挤。我不是本村人，更非老百姓，群众的心眼自明，但在滚着疙瘩争往后挤的时候，老乡们都有意让着我，凡遇到挨肩紧挤的肩膀，无不自动闪开，结果使我排在了第四排接近末尾的最佳位置。
    不过，还是“在劫难逃”日本军官发出命令，要从男人队里挑十个人出来。于是鬼子汉奸上来一伙，从队里一个一个往外挑人。已经挑到“第九”伪军喊：还差一个！
    正在此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高个儿伪军，伸着他长长的胳膊，探过三排人头，点着我的下颏说：出来，出来！
    我无可遁逃，只得分开三排群众，随他走了出去。
    我们十个人，被集中在广场旁侧的街角上，三个伪军端着贼闪闪的刺刀，逼堵在眼前。十个人中，连我有三个半大孩子，我那时虽说十七岁，因连年劳碌疲乏，营养极差，个子还没有发起来。而其他九人，一概是本村老乡，他们明镜似的知道，独我是个“八路”。也许正由于此，有三个老乡一直吓得发抖，其中一个竟悄悄问伪军：老总，叫我们干什么呀？
    伪军很不屑地回答：干活儿！
    这句话尽管不可信，还是使人产生了希望，当旁边梢门洞里出来个黑衣“警官”朝这边招手说：来三个！
    我们十个人便齐头往前一拥，都争着要去。不想那“警官”一摆手说：不要小孩儿！
    这样，包括我们三个小孩儿在内的七个人，只得留下来。
    过了三分钟，梢门洞院子里便传出一声声惨叫，混合着一阵阵棍棒捶打的声音，那叫声之凄厉，直撕人心肺，刚刚进去的三个人，显然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一时间，我们这七个人都吓傻了。我立即意识到：那在梢门洞里的一群，很可能就是“红部”或“宪兵”之类的特务机关，是些杀人不眨眼凶残透顶的恶魔。那三个老乡被逼问的，必是党和抗日干部的组织。我望望天色，天色一片灰暗，仿佛在告诫说：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去了！
    我立即替自己编造假口供，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好家伙，锄奸干部！这正是敌人一直在细心追踪的“赤匪特务” 呀！一旦落在这伙人手里，那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冶庄头人，不然，让你指认村干部，又怎么推托呢？我知道附近有个村庄叫西固罗，来路上曾经经过这个村子。我想，我只能是西固罗的一名农家学生，到冶庄头串亲戚来了。
    我的口供尚未编圆，梢门洞里又要进三个人去，于是又一阵惨叫。剩下我们这四个人，在战栗中等待下一轮的呼叫。正在这时，村外起了一片枪声，几十响过去，又戛然停止了。隔不到一刻，从街那头呼隆隆涌来又一群伪军，押着个五花大绑的人，正是我们“外转”大队中的老杜。他被押进大梢门，一眨眼工夫，那惨绝人寰的嚎叫，就传了出来。我的一生神经被无情地折磨有过许多次，这一次，才是最为痛裂肝肠的……
    梢门洞里拷打声渐歇，好一会儿，没有再从我们四个人中要人。从梢门洞里出来二三“警官”叼着烟闲散地遛逛，一副打人打累了的模样。用刺刀逼堵我们的伪军，也打个呵欠，这启发了我们四人中的那个大人，他不失时机地凑近一名伪军，悄密密地说，他的家就在房后，十来步就到，抽屉里放着一笔钱“请老总跟我去拿”那伪军左右瞧了两眼，拿枪翅子把他一拨，就跟他去了。约十多分钟工夫，不再见他俩露面。
    这大大鼓舞了另外两个孩子，一齐向伪军哀求，说他们的家也很近，爹妈的钱就在炕席或蜡扦底下，求老总快快去拿。于是另一伪军又押着个孩子走了。
    眼下，只剩下两个孩子了，那个小老乡看到了被释前景，急切地叙说他家的钱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如何由他爹妈挣来的。他眼里流动的那份真诚，连我也感动了。可是，这对我却是个绝大的威胁，一则，我无法声称有钱；二则，我口音不对，也不敢开口。干愣干愣地在那儿戳着，又显眼得可疑，简直就是手足无措---其实，那孩子何必苦苦哀求，他只消把眼珠儿斜斜一转，给伪军递个眼色，暗示他旁边这人就是“八路”立即就解脱了，安全了。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意识中绝对明确：哪怕把他们皮开肉绽地打死，他们也不会出卖身边的八路军的！在他们面前，我当时就会感到：杀不绝老百姓，就杀不绝八路军……
    但是，看着我俩的伪军却一步步增加着他的恼火，别人都赚了钱走了，独剩他两手空空，跟那孩子走吧，还有个我无人看管；扭头四下乱看，一时又抓不到顶替，万般无奈，便动手翻搜我俩的腰间和衣服，指望发一点小财。这可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表面是便衣，内里却套着一条军装裤子，它本是草绿色的，我在三十一地区队时，曾用锅底灰掺着砸烂的槐铃豆揉染过，但染得不成功，变成了灰不灰绿不绿。可怜这伪军一门心思只在钱上，竟不曾看见如此眼生的灰绿变异。使我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在这村中广场的最后一幕，是听鬼子军官“训话”。这个军官长得很典型：滚圆肥胖，亦虎亦熊，指挥刀丁丁当当地磕打着马靴，酷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扮演的那个鸠山。大约他是今日这支鬼子兵的最高司令了。因为他要“训话”，汉奸们赶忙驱动群众的六路横队齐齐站好，肃静恭听。押着我俩的伪军也请示他的上级：这两个小孩儿怎么办？
    汉奸一挥手：让他们也听听。
    于是我俩被放归于群众。以往，我没有从近处看到过日本军官，这次，便躲在两个肩膀后面，从缝隙中盯着这个“鸠山”。
    他哇啦哇啦讲了三点，据汉奸的翻译：其一，每天给“皇军”送报告；其二，砍掉所有树上的树枝树杈；其三，填平残存的“八路”道沟。倘有哪一项做不到，都紧跟着一句：死啦死啦的有！

铁鸟

    “鸠山”训完话，汉奸们便下令让大家快拿铁锨平道沟。于是呼隆一声，人们像得了大赦一般四散回家。我也混在人群中，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我没有家，也没见着二位长工，犹豫一阵，以为还是得去找房东，便慢慢朝地主大院走来。谁知刚进门，就又吃了一惊：院子里尽是鬼子，房顶上架着机枪，至少一班鬼子兵在占据着这家制高点。我刚一愣神，一个鬼子点手招我过去，“咕噜”着给我一把铁锨，挥手指着门外。我理会，大约是让我去平道沟吧，便提了铁锨往外走，谁知那鬼子在背后紧紧跟着。我的天！别是叫我自己掘坑，就地活埋吧！鬼子们只要高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事情原来很简单：从一大早就出来的这帮野兽们，肚子饿了，把我押到野外，从一块畦垄上挖出一堆山药，抱回地主大院，他们要馏熟了吃。正在院里满处支应的房东宋葆真，见此情景，赶着叫我一声“老二”就殷勤地端个大盆出来，倒上水，和我一齐洗山药。洗完，同我把山药码进大锅，又招呼我同他去草厦子里抱柴。草厦子里有一大堆高粱莛，他掐起一抱，试一试，就劈一半给我抱着，小步儿回到灶前来---其实，这一掐高粱莛不够一个人抱的，他定要俩人分抱，纯是给我这个生人生手找活儿干，免得敌人看出破绽来。
    我俩在灶前烧火，他管填柴，我拉风箱。高粱莛是易燃物质，不用风箱也燃得很欢，但我为表现很卖力，风箱拉得十分猛“呼哒呼哒”倒差点儿把火吹熄了。宋葆真不得不用眼溜着鬼子，小声地告诫说：轻点，轻点。
    约有一刻钟吧，揭锅了。这群鬼子，饱饱地吃了宋葆真和我这“赤匪特务”共同馏熟的山药，日色正南时，集合整队，滚蛋了！阿弥陀佛，紧张了七八个小时的心情，这才吐了一口气。
    整个下午一段时间里，都不见战友的消息，我小心地上街去打问，黄昏时才碰到一位副教导员。他面色惨白，神情恍惚，说，房东大娘把他埋在一堆又烂又脏的棉花套子里，鬼子三次进屋，东戳西看，都没有翻着他……他说，他的旧病根儿犯了，进不得山了，必须先回家休养……
    日落天黑，村干部又领了两个“外转大队”的找到我，一个锄奸干部张治平，一个四十四地区队文化教员于痴。大家见面，彼此眼巴巴的，都有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陌生感。把各方面消息一凑，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领队即那位营教导员，已经不见了；其他人，也都零零落落，或失或散，不知去向。至于那个“老杜”，是被伪军从柴火垛里搜出来被捕的，在审讯中，屁股脊背都打烂了，但他只承认是被“冲散的八路战士”，未及其他。因已遍体鳞伤，敌人没有兴趣弄他走，释放了。他表示：家乡距此不太远，将回家养伤。还有个分区供给部的工作干部，南方人，经过长征，他总喜欢把条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 “犄角”。大家告诉他，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他也不管。此人警惕性颇高，半夜就进了高粱地，却被搜洼的敌人趟出来，逮走了。在梢门洞里传出第二阵嚎叫时的一片枪声，便是追打他的。还有别人吗？据村干部估计：就是有，恐怕也各回各家了……
    “外转大队”剩在眼前的，就张治平/于痴和我三个人。总领队已然失踪，七分区司令部不见着落，我三人手上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即使过了平汉路，又能找谁呢？
    真算是与冀中乡亲父老的缘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只能是：回我们六分区去，死心踏地当咱的“抗战干部”吧！
    于是，我回头去找我的房东宋葆真，跟他告别，谢他的舍命保护。而他，也只说了一句话：看你叫那个大麻子挑出来，那工夫，我心里真像扎了一刀……
    我看看他的眼睛，那里面闪烁着诚挚，这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当夜，我三个就返回了张治平的家。次日黄昏，再要起程时，治平说：十分抱歉，他家里出了点事儿，请我们先行一步，他把事儿处理完，随后赶来……这样，回到六分区指挥部的，就只于痴和我两个人了。
    分区指挥部很快分配我去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因为该大队特派员刘筠波刚刚战死。
    以后，我在宁晋县大队，开始了另一轮史无前例/缠磨而持久的“隐蔽斗争”。这在任何军事史上都是破天荒的，是“五一大扫荡”的直接延续。“清剿”反“清剿”，“剔抉”再“剔抉”藏身老百姓家中，钻入敌后之敌后，把白天和黑夜翻转使用，从强敌鼻子底下擦来蹭去，虎扑鹰拿，磨牙吮血，奋争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打来了艰难万分的胜利。这样的武装斗争，从前不曾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
    我在宁晋大队的三年，与人民一块摸爬滚打，结成深厚友谊，以至宁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总有些轶闻由此而派生：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入“另册”当贱民，住在保定莲池。有幸赶上了“抓叛徒”高潮，接连接待了好几起“外调”人员，而被“查”对象就包括了何作涛/于痴/张治平诸人。他们当时都沾带点“还在走”的“走资派”，掌过某些权力的。
    “外调”人员很看重我曾是“锄奸干部”的身份，也许我赶上的这几拨人，都不是“最革命”的“造反骨干”，他们很细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取走了文字证明。
    只有另一起，颇出我的意外：
    一位老乡忽地找到莲池来了，问我：是不是徐光耀？
    我忙说：是。
    他说他是冶庄头人，知道我在这儿，特来望看望看。接着把我当年在冶庄头的品相“英俊”神态“排场”夸奖了一番。使人觉得他在当时的现场并不曾把我看清楚。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莲池？
    他说：听“外调人员”说的呀！
    我小心地向他打听宋葆真，他说：宋葆真在“土改”时挨了斗，房宅地亩全分了，过不几年，就下了关东，差不多十多年不见音信了……
    啊，下了关东！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常常跑去的地方。我一下子想到“北大荒”想到那一片荒凉却也肥沃的黑土地，不禁暗想：以宋葆真的精明强干，好好卖把子力气，打谅不会有冻馁之忧的吧……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而我们这些“八路”之鱼，屡屡钻网，又屡屡漏出，却仍能义无反顾，照常在千层网里游弋，这是为什么呢？在三个月的“五一大扫荡”中，我是在敌群夹缝里，在连锁网眼中，挨挨擦擦地钻过来的。所以，我的故事普普通通，有惊无险，且最后落了个囫囵个儿的活人。大家看，是凭着我的过人本领吗？不！我是靠了母亲大地对亲生儿子的血心维护，靠了那时的党，才熬过来的啊！
    在早期原始文件上，常把这次“扫荡”称之为“五一变质”意思说，冀中这块地方，基本上被敌人“吃掉”了，算不得抗日根据地了。当然，这不太合乎事实，我们的党政军民，仍在打击和威胁着敌人，现在出版的相关史书上，已废弃“变质”一词而不用。我却觉得，这很是惋惜。“变质”一词虽使我们“尴尬”但它确曾极为尖锐地表达着我们当时的感觉，而失去这种感觉，便会失去至少是部分的真实。历史地看，这种真实是不宜淡漠的，正如我们的优良传统不宜淡化一样。这优良传统，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浇铸而成的啊！
    60年过去了！作为幸存者，我心里始终深藏着一声：万岁。
    我是要喊给她---我们广博而可靠的母亲，我们的伟大人民群众听的：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