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浅议*翡翠湾要建立什么样的盈利模式？

铁鸟

    铁再硬，也需要锻打。铁锤比铁还硬。都是铁，为什么？因为铁锤是冷酷的，铁是热的。员工就是铁，管理就是铁锤。没有激情的员工，热不起来的员工，是死亡的员工。所以必须先让员工热起来，这是管理的前奏。一个伟大的管理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员工。所以管理者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管理者是最大的激情拥有者。理想和激情只是管理者的脊梁和骨头，不是血肉。管理是实操的科学，永续农业也是实操的科学。管理是动态的科学，是实时实地的科学。永续农业也是动态的科学，是实时实地的科学。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团队，随时随地处于两种关系的交错中，一种是趋向合作的关系，一种是趋向对抗的关系。管理的第一要素就是关系控制。时间会让不正常的工作关系塑化，管理者必须打破这样的塑化。一个完美的团队关系之中，必须打破塑化，这是我们时时刻刻的首要的任务。有人说，趋向合作的关系是不是需要塑化呢？我说，尽量不要接受塑化这两个字。万物生，生生不息，生死往复。塑化往往是创造力的坟墓，今日的稳定而善的合作架构，随着时间漂移到下一秒，就有可能成为前进的阻力。一个管理者要做一个不具有被塑化意识的人。

铁鸟

    一.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五.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 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铁鸟

    我喜欢自然和纯净。
    和风霜雪雨在一起，就是在自然的怀抱里。
    理想是需要实力支撑的。所以，我首先构筑实力，然后才是理想。
    创业，必须吃苦在先。我更愿意从客户需求出发，倒过来推演服务模式。
    工作既要慢慢细化，且要雷厉风行，否则没有战斗力。
    合伙人多，才是锻炼真本事。我就喜欢N+1模式，多多益善。
    当然，小团队要有领袖。N+1模式不拒绝领袖。
    要有10-20%的核心成员组成核心团队。没有领袖和核心团队，是乌合之众。
    我希望在京都各个区域都有长远的合作对象。
    不取即为大取。你觉得我貌似啥都不要，其实我要长远的合作，这就是我眼里的最大。
    我从不隐瞒我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人都很聪明。我只做阳谋。
    我也不会隐瞒我团队的状态，我愿意将翡翠湾团队全天候开放给大家。
    事情是遮掩不住的，索性坦坦荡荡。
    就象造假，用技术去描述，没有外人会知晓。但，人做事，天在看，没有不透风的墙。
    面对合作，哪怕暂时中断都不怕的。时间是解决很多事情的唯一办法。
    不争论，多做事，就很好办。
    合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更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儿，不需要企望顺达。
    波折反而是合作的常态。
    只要我在身边，我团队就是坚不可摧的。
    如果我外出，遇到特情，他们就会慌张。这是小团队的特点。
    依赖是人的一种惯性，和英雄主义不完全相关。
    作为组织者走到最前面，队伍就相对就好带些。
    虽然自己可以坚持理想，但在实操中，我只选择用利益打动对方。
    若对方对我提供的利益不感兴趣，则彼此丧失了当下的合作契机。
    翡翠湾，就象军衔制，不论几个团队成员在一起，总有一个负责。
    权责是全天候到人的。
    我坚信的一条原则：前进，在前进中寻求稳定。
    不要盲目地停住脚步。要有在前进中整合的勇气和能力。
    一般讲，我从来不盲目支持某个团队，因为往往团队就是个空躯壳。
    我只是更注意支持某些人，因为商业生命力也是落实在具体人身上。
    我只要调整好团队运作就成。
    倒过来，所有错误，除了当事人和当事组，我是首要担当者。
    我平均每天和团队成员交谈在五个小时以上。
    对每个人都高密度谈心谈工作。灌输翡翠湾的思想和意志。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极度人性。所以大家都很统一。
    只要无法实现统一的，一概请走。这是翡翠湾的铁律。
    有机销售市场规划，在回龙观/天通苑/望京绝对有的做。而且渠道商要勇于做二级宅配。
    东亚的社区密集模式，是世界的独特。东方有机，可以走自己的路。
    完全可以做大。供应链决定一切。渠道商控制住望京/天通苑/回龙观/龙泽/西二旗一线，就在有机小农场集结地南线实现了布局，就能取得供需链架构的战略主动权和议价权。
    小农场集结地布局：西起凤凰岭，经小汤山/兴寿/高丽营一线，东到龙湾屯，东西线布局明显。渠道商之社区网点同样东西排开，就实现了南北承接。若此之供需链构造，尤其对当下的有机小农场是救命的。且，农场的救命之需恰恰是渠道商的盈利之源。一旦成功，渠道商就可以介入到自产杂粮诸元，这个触发点是客户易信任区间，可控度也高。甚至渠道商自产豆腐/自产石磨面粉都很容易启动，即，渠道商顺用供需链衍生出了自身产品。
    当然，要走这个模式，必须要有核心团队。否则，只能水中望月的。
    翡翠湾在反向打。我从建立核心团队倒推。我发源于自建农场---不是建一个大农场，而是在海淀到顺义一线做几个小农场，环绕北京，然后我再进城建立据点。殊途同归吧。
    所谓殊途同归的意思，到最后，有的从农场触发，有的从渠道触发，终了，彼此的第二步是：都放弃下一步的自建，进而实施战略合作。即，皆从自身团队的整链条发展规划起步，最后走向整链条的战略合作---这个结局就是：市场之手。
    所以，商业思路很简单，就看谁能做出铁打的团队和营盘了。
    问：翡翠湾的最终市场定位是高端还是面向中产阶级？
    答：全民。Long tail.这就是翡翠湾一斤起订和低价的缘由。
    一斤起订和低价，这两个策略，与翡翠湾共存亡，而非一时的举措。
    人生就是玩儿。最好玩儿别人不能玩儿的，玩儿别人舍不得玩儿的，还要争取玩儿一辈子，就是胜利。我的情人是世间的女人，我做的第一切，都献给这个世界的女人和母亲。菜园子只不过是我种玫瑰花的地方，玫瑰是献给女人的。
    我的父母我的亲友，看到我每天如此激昂和通宵达旦，无论翡翠湾多么磨难，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快乐，他们就很踏实。因为他们认为我值得。

铁鸟

    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据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性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
    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一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
    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赖下级的随机应变。
    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
    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
    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
    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

铁鸟

    一. 引言
    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谁都应该认识，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伟大的事业。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而致丧失自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不幸得很，直到今天，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还没有举国一致的见解。
    三个月的抗战过程，给了我们不少的痛苦的教训。前线暂时局部的失利，固然不足以判断整个抗战的胜败，但是，假如我们不以最高的警觉来找出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检讨出今后努力的方针，那也很易使抗战走入更困难的状态，使国人走到彷徨悲观，莫知所措的地步。找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法，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了。
    前线的暂时局部的失利，不是由于最高统帅无决心，前线将士们不勇敢。事实上，最高统帅的决心，将士们的英勇斗争，已为世界人士所称道，即我们的敌人亦不能不表示惊讶。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了壮烈的牺牲。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问题来作一番讨论，希望能够引起举国人士和军政当局的考虑。我坚信着，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
    二. 持久抗战的胜利
    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于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
    我们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并没有丝毫足以惊讶的地方。只有那些“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才会拿这种意料中的现象，去证实他们的卑污怯懦的理论；只有那些急性病者，才会在前线局部的挫折下，表现着颓丧的心理。一个具有冷静头脑的国人，一个老成谋国的当局者，是不会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的。
    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
    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的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的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地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下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持久抗战中，我们能够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摩擦亦必随之而减弱，全国人民将会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反之，在日寇方面来说，就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战争愈持久，消耗愈大，侵略者在战期中得不到被侵略领土的利益，而本国的工商业亦必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同时，由于中国持久的顽强的抗战，敌军的大量的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日趋疲困与消弱，人民反战情绪增高，广大劳动群众/士兵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反对军阀财阀们的统治。他们的斗争，将配合着中国的自卫斗争与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根本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侵略者在持久战中，不但不能团结与生长自己的力量，而且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加深本国的矛盾，这不啻是自己在那里挖掘自己的坟墓。
    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同样可以看到持久战中的变动。不错，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战中遭遇不少的困难。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另一个发展的征象。由于战争的状态，海岸的被封锁，洋货入口的减少，也给了民族经济以相当发展的机会。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假如在抗战中，政府能够及时施行正确的战时经济政策，整理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及投机操纵，提倡国货，改良土产，使土产的小企业能在政府的帮助与奖励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国家收入亦定能增加。倘能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作抗日经费为总则，确立国家的经济政策，那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问题，是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的。反之， 日寇则不然。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农产品不够自给，重工业亦不十分发达，加以战争的需要，集中一切企业，生产军需品与杀人利器，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必将愈益增多。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而我反能在持久战中，发展民族的经济，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
    在军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动。尽管我们今天的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但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的质量，加强战术的素养。不管我们今天的武器如何的低劣于敌人，但我们能从改良军事企业上，以及取得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帮助上，改变武器的质量。甚至可以从战斗的胜利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不少的例子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力量的不断增强，就是敌人力量的不断减弱。
    在国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假如日寇遇着中国的顽强抵抗，不能迅速吞并中国，而被迫进行着长期的战争，其国际地位之每况愈下，自是意料中事。反之，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让那些恐日病者/“弱国牺牲论”者去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空气吧！让那些急性病者去悲观失望吧！我们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要坚决地从持久抗战中去取得胜利的。
    三. 战略与战术
    （一）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
    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卫面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
    但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够解决战斗的。因为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军炮兵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
    在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条件下，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有一位军事家说，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我很佩服他的坚决意志。但从战术的观点上说，我们却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主张。战术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牺牲换得大的胜利，因此，我们才要讲求战术和指挥的艺术。我们决不是怕牺牲，而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要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应讲求怎样去消耗敌人。
    （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
    中国陆军在数量上比任何国家都要多，比日本更要多好几倍，但在质的方面却远不如人，特别在技术方面相差很远。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怎样才能实现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如深入到敌人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
    （三）持久的消耗战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至于为什么要持久，因为只有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寇，已于前面谈了大概。现在要说的是持久消耗的问题。
    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来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决不是同敌人对拼消耗。
    （四）争取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战略家与战术家都懂得很清楚，但一到实际行动起来，往往一筹莫展。谁都知道，陷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前面已经说过，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一但是不幸的很，在华北抗战已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今后应乘敌运动中，给以突然的袭击。总之，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五）节约防御的兵力
    我国原无坚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于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求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又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因我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六）统一指挥与机动
    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束缚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命守法，不图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
    好的指挥员要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常能使自己的战斗任务主动地完成。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地向炮火/机关枪射击猛烈的方面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独不能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条件，他自己也时常陷于被动。譬如山地战，大家知道山地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要求得绝对一致动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常常看到高级指挥员的命令，说山地联络困难，务求协同动作。但怎样才能协同动作呢？有些指挥员把部队摆在进攻出发地，等待友军的联络，互相如此，一辈子也不会协同一致。要想求得协同，只有每个指挥员都本着自己的任务和预定计划，以最积极的行动，向着敌人猛烈进攻。大家都积极动作，在积极动作中，求得一致，求得统一。
    四. 游击战争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至于如何打法，如何行动，那是游击战术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发展，会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危害，而对于我主力军的作战，则成为有力的助手。游击战争可以实现迷惑敌人/疲困敌人/阻击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以配合我主力军进行胜利的战斗。敌人深入一步，即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它，经常地袭击和扰乱它，断绝其交通运输，封锁其消息，肃清汉奸，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资材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犹如聋子瞎子一般。这样使敌疲困起来，麻烦起来，造成我主力消灭敌人的条件和机会。
    怎样才能发展游击战争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有群众，就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争是群众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有人把组织游击战争看作一件神秘的事情，而认为自己没有本事去进行这一工作。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于他看不见群众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产生的。其实，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只要你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只要你相信群众的力量，只要你相当的给以推动与帮助（如少数武器等）你便可以号召起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
    有人把游击队的活动，看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游击队只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发展的。周恩来同志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鱼在水中必然活跃自如，鱼离开水自然只有死亡。游击队只要具备了群众的条件，再加上巧妙的游击动作，它是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非常伟大的作用的。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那里去坚定群众抗日的意志，给他们以最后胜利的希望；在那里去破坏日寇和汉奸的欺骗与活动，组织同胞们的抗日斗争，创造许多抗日的小块根据地，支持与开展整个抗战的局面。那里是敌人非常薄弱的地方，敌人兵力很少，只顾前进，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正给我游击队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那里我们迫切地需要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作战；在那里我们的游击队必然得到每一个迫近亡国奴命运的同胞的热烈拥护。
    我们不仅要说明游击战争的重要与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还在说明它在今天，特别是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其次，关于游击战术的问题，已有专书论及，这里没有详说的可能。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
    游击队作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的应战，而须绝对的独立自主，操纵敌人。十六字的游击战术，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游击队的指挥，要机断灵活，胆大心细，当打则打，不能打则跑，这完全要靠指挥者精细审慎，瞬息决断了。至于其他关于游击战术的细小动作，本无不变的成法，那更须要指挥者去灵活地运用与大胆地创造。
    五. 民众运动与全民抗战
    （一）痛苦的回忆与宝贵的教训
    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向背。
    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
    三个月来的抗战中，证明了全国民众拥护政府/拥扩前线将士的热烈。可惜在现行政策之下，民众依然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各种机会，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地发挥出来，使今天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而并未能掀起全面的与全民族的抗战。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未能从华北抗战/上海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找出自己的教训。始终没有认识到单纯军队抗战，可以招致重蹈阿比西尼亚的覆辙的危险。他们至今还不愿意开展民众运动，还不愿意在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民族解放的三民主义的国策之下，启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动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如何的坚决抗战，但在客观上他们还没有离开民族失败主义者营垒。
    为什么前线的炮火打的这样的激烈，并且有了部分的挫折，而竟还有人不愿去推动发挥全民族的伟大的战斗力量呢？我想除了那些完全看不见群众力量的瞎子和素以摧残群众为荣耀的人们外，还有一些人存在着惧怕群众的心理。
    民众的力量真是可怕的吗？民众是天生的造反者吗？这真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不错，压迫者是要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的，被压迫者忍受不住压迫时也是要反抗的。可是今天的中国怎样呢？压迫者/侵略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黄帝子孙都是被压迫的，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领导全国反抗我们的侵略者，除了汉奸以外，人人对抗日政府拥护之不暇，还有谁会反对抗日政府呢？不错，在抗日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相当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要求，这只于抗日战争有利，并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即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却在整个民众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的身家，而不致为日寇所侵占。试问改善人民生活，又会对于政府/对于富有者有什么害处呢？
    真正害怕中国民众的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富有者，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使民族的生命遭受危害。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批评这些严重的现象，其目的是希望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使痛苦的回忆变为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
    （二）持久抗战与全民动员
    我们已经指明，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敌人。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在抗战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实现孙总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
    长期的战争，无一不要民众的动员。前面已经从战略战术上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上，说明动员民众的重要。现更就人力物力的需要上，来补充这一问题。
    有了民众的动员，前方的人力可以得到如意的补充。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所以由募兵制转为征兵制，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但是，要实行征兵制，必须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宽大的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国家的威信和人民爱国的观念；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使服兵役者无家庭的顾虑，能坚决地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动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的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
    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源源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如搬运粮食/救护伤兵/铲除汉奸/侦探敌情/帮助带路/封锁消息等等。
    重复地说，给民众的自由和生活，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全民的动员，是持久抗战胜利的保障，即使在军事上遭到某些不利，最后我们仍然要依靠全国民众的力量，转不利为有利的。至若一切企图只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不顾民众的生活与要求，不但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会使民族走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三）军民关系
    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假如一个军队能有严肃的纪律，每个官兵对于人民，能够做到买卖公平，态度和蔼，虽在极困难极混乱的环境中，不乱拿民众一点东西，那这个军队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取得人民的帮助。反之，纪律坏的军队，虽然有时可以从民众身上去满足自己的欲求，使民众徒唤奈何，但是一遇困难，他便会得不到群众丝毫的帮助而无法解决。
    这一时期，特别在战地中，某些军队的纪律之恶劣，对人民利益之极端的不加顾恤，我不愿加丝毫的批评。我只诚恳地热烈地希望这些部队的长官，加以严格的注意，勿因为军队缺乏纪律而致民众失望悲观，增加敌人欺骗的作用。某军队经过某村后：日本人来不过这样吧？！请听群众的怒声呵！
    六. 几句结语
    我们提出了在持久抗战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性，我们指明了抗战的胜利的前途。但这一切决不是命定的，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战争越打越紧急，华北战线的影响，使整个抗战处于困难的地位。假如我们能够克服这一时期在战术和指挥上，特别是在民众动员上的弱点，我们是能够迅速克服这些困难，取得胜利的。
    时机愈加紧迫了！我们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的方针不能再迟缓了！今天放在全国同胞身上的责任，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求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注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指挥；九月十一日，改称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本文原载于《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五月完全占领了阿比西尼亚，使之成为意属东非的一部分。

铁鸟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指导方针
    （一）红军游击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
    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广大地区的农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起秋收起义大旗，实行土地革命，把中国民主革命推进到新阶段的起点。起义虽然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地主武装的残酷进攻/毫无人性的屠杀和镇压而遭到失败，但还保存一些秘密的群众组织和少数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分散在各地昼伏夜动，镇压恶霸地主，散发传单标语，没收地主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这些活动在当时比较突出的是：浏阳/平江/横峰/弋阳/海丰/陆丰/黄冈/麻城以及湘鄂西某些地区。上述这些地区分散而隐蔽的农民武装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即逐渐转为公开活动，以井冈山为榜样，也就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红军和大块苏维埃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领导湘东地区秋收起义受挫后，收容和集合了部分农民武装，以及外地起义来的部分正规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转移到湘赣边界之井冈山地区（茶陵/酃县/宁冈/遂川）总结出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敌锋锐，诱敌扑空，挫敌士气，增敌疲劳，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窥敌弱点，寻找有利战机，给敌以突然袭击，打退敌军进攻，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夺取敌人武装，武装自己和群众。因此，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不仅是当时保存自己/消灭敌军的正确原则，而且是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长期战略方针。
    （二）红军运动战时期的战术原则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国内的军阀战争，由局部扩大到蒋冯阎军阀大会战。红军在这一客观有利情况下，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红军扩大到近十万人。仅第一方面军就有四万余人，在第二次进攻长沙未克，即及时的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江西，乘敌军向我大举进攻部署未就时，乘机占领吉安城，准备迎击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在敌军优我三倍以上兵力，分路前进时，毛泽东同志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的内线作战方针，集中第一方面军三万余人，控制于黄陂/小布根据地中心区的机动位置，待敌右路张辉瓒师主力深入龙冈时，突然包围歼击，九千余人无一漏网。我军打胜了头一战，吓得许克祥师向头陂逃窜，谭道源师向东韶逃窜，我军追击歼灭其半，五天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其余富田/东固/头陂各路敌军畏打撤退，胜利的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军第二次“围剿”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约二十余万，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我军仍处内线，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待敌军推进至富田/谭头/洛口/东韶/广昌/建宁之线时。我军三万五千人隐蔽集结于东固地区，选择王金钰部之郭华宗师，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歼灭该师全部，打胜了第一仗，逐次向东横扫，各个击破敌军，十五天打五仗（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横扫七百里，缴枪二万余支。神速，机动，灵活，创红军内线作战各个击败敌军之先例。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为总司令，乘我苦战疲劳，集中三十万大军，十倍于我，分左中右三路，采取齐头并进，长驱直入方针，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歼灭之。红军由黎川/建宁地区绕道石城以南，集结兴国高兴圩/老营盘线，企图出敌不意，避敌主力，打敌虚弱。从赣江畔之富田向东横扫，打敌军各路之后方交通运输线。红军正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主力师（十八个团）赶至富田，我军回头到高兴圩/老营盘之线，从敌约二十华里之间隙穿插至莲塘/良村，进行挖心战。第一仗于莲塘歼灭上官云相师，第二仗于良村歼灭郝梦龄师，第三仗歼灭毛炳文师于黄陂。三仗皆捷，缴枪过万。此时，敌军分途向黄陂/头陂/小布猛进，形成战役合围态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于蒋鼎文/蔡廷锴/韩德勤/陈诚/罗卓英等五个师间隙之大山中偷越南进，到达兴国境内集结，至敌发觉回头来进击时，我军已休整半月。敌则饥疲交困，暑病丛生，智竭沮丧，决心退却。乘敌退却时，我军又灵活地歼灭了蒋鼎文师之一个旅和韩德勤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三十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被歼的逃散的病的共约十万，损失三分之一。
    红军不过四万人，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统率下，连续粉碎了蒋介石一二三次“围剿”，树立起革命声威，在实战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如：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这是坚定革命战争胜利信心的军事原理，是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革命战争学说的发展，是革命战争中反对“左倾”或右倾的思想武器。因为革命战争开始时期，总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如果没有上述原理作指导，就不敢同优势的反革命军队进行战争，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机械的了解以少胜多，把以一当十用在战术上，这就犯“左”倾军事冒险的拚命主义错误。两者都不可能长久坚持革命战争，在战争中逐步壮大自己，争取到最后胜利。实际上两者都是革命战争的取消主义者。
    防御战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是辩证的指出防御与进攻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战斗或战役中都是适用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术原则。连续粉碎蒋介石白军三次大规模进攻或“围剿”是这一原则灵活运用的典范。防御是手段，进攻是目的，只有进攻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以很小的兵力牵制对方很大的兵力，迷惑/疲劳和窥察敌军弱点，集中一倍至数倍于敌之兵力，适时转入外线，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股，再歼另一股，达到各个击破敌军的进攻或“围剿”这是最积极的防御。上述一二三次战役，白军都占绝对优势，红军绝对劣势；就战役形势说，白军处于外线进攻，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白军主动，红军被动。但是由于红军善于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原则，对于每一次战斗，红军都优于白军几倍。因而在战斗上红军主动，白军被动；红军外线，白军内线。而且由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每次就能迅速解决战斗，使敌无法及时增援，这就更有利于各个击破白军的进攻或“围剿”。但是战争双方兵力优势或劣势，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物质基础，蒋介石在半年内，对红军能够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是因为他在各方面---兵力人力物力财力都占优势。同时也证明，虽然红军劣势，但由于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素质优良，战士自觉性高，战斗意志顽强，领导者英明，指挥者能力强，因而在战争中，人的能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慎重选择第一仗，务求必胜。这两条原则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但在实际上运用时，则很复杂很不容易。因此，战争领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尽力隐蔽自己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制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表现出异常灵活机动，非凡的领导指挥才能。
    二. 抗日时期敌后作战指导原则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对敌后（日军占领区）作战指导原则一基本上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全中国，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吼震云霄，遍及城野，使反动的国民党无法遏制，不能不被迫停止内战，对日应战。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坚决反对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从此得到实现；将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和敌后抗战。当八路军从风陵渡和禹门口之线跨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境，继续北进时，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饭，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厢，且议论纷纷：国民党政府军无用，不到一月，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城尽落敌手；共产党红军出动，倭军必败，中国有救。把抗日救国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八路军以一一五师为先遣，刚到五台时，日军已越蔚县，正向平型关前进，我军伏击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之后尾联队和一个旅直属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它在平型关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平型关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全国军民抗战情绪得到很大鼓舞。国民党政府卫立煌率三个军阎锡山一个军，固守忻口。日军两个师一个混成旅，分左中右三路南犯，右路经神池/宁武，中路经广武/雁门关，左路经浑源/繁峙南进。在忻口对战半月余，给日军相当杀伤。八路军之一二九师先头部队到达五台后，即袭击阳明堡飞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及其他服务车辆和歼灭小部守军。在平型关和阳明堡两次战斗胜利，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声威，特别在华北地区的声威，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先后进占太原石家庄济南之线时，八路军主力半处于敌军侧后，一部已转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宣传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配合正面战场的友军。至一九三八年春初后，日军继续南进，先后占领临汾/风陵渡/新乡/徐州线以后，八路军则完全转入敌后。除继续破击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牵制日军南进外，重点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扩大八路军，消灭伪军/伪组织，收复失地。并在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豫北广大地区，初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军区/军分区，打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时，八路军由三万二千人，扩大到二十五万人以上。
    中央的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成长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游击战到大规模的运动战；是经过失败/发展，再失败/再发展的反复曲折过程。八路军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由红军集中统一指挥的运动战，转变为分散的游击战，从战争形式来看，是降了级的。没有这种形式的改变，就不可能适应敌后形势的发展。这种转变，一般说来是顺利的。但在开始一段时间中，时而运动游击战，时而游击运动战，这种提法，显然对中央军事方针的认识是模糊的。实际上所进行的是游击战，但不提运动战三字总觉得有些不过瘾似的，这里面隐藏着某些不合实际的虚伪性。这就是我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一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
    日军对正面战场防御，对华北战场进攻。沿长江西进之日军，在陷南京/进占武汉后，对正面战场采取防御，对华北八路军采取进攻。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首先对太行山区根据地举行九路围攻，到处扑空，又到处遭到八路军和抗日地方武装袭击，疲惫不堪。除烧杀抢掠等破坏罪行外，无其他结果。约经一月，退守铁道沿线城镇。日军先后继向五台山区和晋西北山区进行围攻，亦遭到同样失败。在粉碎日军分路围攻时，八路军的对策是：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即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小组，配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在日军前进或宿营时，进行袭击扰乱，达到疲劳削弱敌人（太行山区把这叫做“麻雀战”）集中主力，采取敌进我进，从敌间隙转换阵地，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即对敌军严格封锁消息，侦察敌军情况，埋藏一切物资，减少人民损失，增加敌军困难。敌军进入我根据地内后，找不到群众做向导，得不到情报，又陷在我“麻雀战”四面包围袭扰中，如深入迷雾，得不到喘息机会，经过一定时间不得不撤退。日军不断反复围攻/“扫荡”失败后，于一九四一年夏，日寇首脑机关提出所谓华北“总体战”即“治安强化肃整”运动，确保交通运输，实行经济封锁。实际上是加强诱降政策，扩大伪军/伪组织。在军事上，沿平汉线/同蒲线/津浦线/正太线诸铁道，构筑碉堡/封锁墙/封锁沟。日寇把重点放在平汉线，企图隔离八路军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同时也是为大举进攻平原地区作好准备。在诱降的阴谋政策方面，提出所谓“同文同种，东亚共荣”。它们这些欺骗和军事准备，虽然同样遭到失败，但在一九三九年夏季，增加了我军困难。
    在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顽固派，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即指定一些国民党组织参加伪军/伪组织，联合日寇反共/反八路/反人民。他们还厚颜无耻地流传说：国亡给日本还有翻身之日，亡给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反共顽固派的这些卖国谬论和行动，帮助日寇扩大伪军/伪组织，是起了不少认贼作父的帮凶作用的。从此以后，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即处在日军/伪军/顽军三方面的进攻下，使华北抗日民族革命斗争更加艰苦和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敌人当然还是日本法西斯。
    怎样打破日伪顽反共联盟？
    首先，当然是坚持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坚决打退日寇越来越严重的不断进攻或“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大名著发表后，华北战场的党政军民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一九三九年春，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即掀起了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把村与村之间挖成四通八达的交通沟网，在日伪军进行“扫荡”时便利于民兵游击队袭击敌人，掩护抗日军民隐蔽转移。日伪军在多次进攻失败后，又感到兵力不足，逐渐改变了战术，进行分区“扫荡”，即所谓“梳篦战术，铁壁合围”也就是日伪军进攻时控制我交通壕之交叉点，对我进行反伏击/堵击和反复“清剿”相结合的战术。我方在军民一体的全面战争下，迅速改变了对策，即由地面的交通壕沟战，改为地下坑道战。在群众智慧和积极行动下，很短时间内，大概两三个月，先后就构成了比较完善的十分隐蔽的坑道网。如粮食储藏/老小睡眠/伤病员休养所室，还有通风/防烟/防毒/防水和战斗射击设备等。并且隐蔽奇巧，敌军进占村落时不易发现，既发现后也不敢轻易进入坑道。敌人说“有进无出的蚀本生意做不得”，可见敌人对我坑道战的恐惧心理。如是敌人就只好用烟熏/灌水/施放毒气和爆破等恶毒办法。一经我军民发觉，立即堵塞，人和物资适时转移。自从平原地区军民采取坑道战后，敌军黑夜不敢轻易袭击村庄。如果敌军夜晚袭占村庄，我游击队和民兵，依靠坑道作掩护，利用熟人熟地，就可神出鬼没的袭击敌人。人民武装认为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赚得多蚀本少。因此，敌军在夜晚一般只是死守乌龟壳（堡垒），一有响动乱放枪炮。
    人民的地雷战，这是人民普遍使用的杀敌工具。制雷材料简便，一般就地取材，用土硝/土铁/石头/陶器/瓷瓶等等，都能利用做成各种各样的地雷，埋置在各种不同位置。不仅大道小道埋有地雷，当敌人进至村落时，挪用各种不同家具时，亦会随时触发地雷。在山区利用陡坡，使用滚雷，利用隘道悬岩石壁处，凿孔藏制拉发雷。总之，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后，在人民群众的地雷战面前，是提心吊胆的。
    多样化的武装组织。
    各大军区有八路军野战部队司令部，它与大行政区的民主政府并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脱离本军区至其他任何战地作战。它是一种国家化的军队，受八路军总司令部指挥，独立自主的担负作战任务。
    在大军区司令部下设有军分区司令部，一般指挥本分区独立团/营，独立自主的进行战斗任务，与当地行政专署也是并立的。
    在大军区和军分区设军事政治委员会（简称军政委员会）。以军队党委主要负责人为主，吸收同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但也有以地方党委书记为主的，看具体情况决定。上述两级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一般由党的华北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指定，呈报党中央和军委批准。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华北战局长期处于敌优我劣的情况下，为了统一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领导，军政委员会这一组织，不仅需要，而且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县一级在县委领导下设军事部，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也是党的县委会的一个部门，组织领导游击队/基干民兵和一般民兵，在本县境内坚持斗争。其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瓦解伪组织；掩护群众生产；在敌伪军进攻时，掩护群众转移。在区/村两级，区有游击队或连，村有游击小组/基干民兵和一般民兵，由区委及村支部直接领导和执行县党委和县军事部的指令，镇压汉奸/伪组织，保护群众利益。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是党/政/军/民的统一组织，它是由政治觉悟最高，对党的各项政策最熟悉，并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的成员组成的，其任务是：坚持边缘区（即游击区）/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也就是缩小敌占区/扩大和保护我占区的尖兵或前哨。他们的活动是多样式的复杂的。如利用夜晚组织飞行集会（即开展政治攻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简短宣传，喊口号等。又如，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袭击伪组织；在伪军/伪组织中，开展革命的两面派工作，即“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敌占区建立我们控制的两面政权，即表面是伪政权，实际上是抗日政权，或半抗日政权，白天同日军来往，夜晚同我们来往，掩护我武工队和游击队活动，给日军送失时的假情报，取得日军信任，有时也得到敌人情报。把这种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巧妙的结合起来，对打破敌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都起了相当作用。
    扩大八路军主力部队时，一般是由独立团/游击队/基干民兵逐渐升级。急需补充时，也可直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八路军。所有野战军/地方部队/基干民兵等，都需要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都需要保证有领导的民主制度，都需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总之，上述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联系人民群众，加强自己力量，孤立和打击日伪军。
    其次是在反对顽固派磨擦中的武装斗争。在日本军队侵占武汉后，它已感受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威胁，被迫停止正面进攻，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调集兵力对华北八路军进攻，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日战场紧张的同时，在华北国民党反动军队尚有朱怀冰军/侯如墉旅/丁树本旅等等，号称十万人，实际约五六万人。他们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掩护下存在着。当日军伪军向八路军进攻时，这些顽固的反动军队，不但不配合八路军作战，而且袭击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至一九三九年夏，蒋介石竟派鹿钟麟来太行山，统一指挥这些顽固军队，进行反共/反人民和反八路军，并阴谋布置袭击坚持华北抗日战争的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他们见到八路军陷入日伪军包围中，遭到严重困难时，不仅为此而高兴，而且乘机袭击。曾经反复交涉，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不仅毫无效果，反而气势嚣张。至一九四○年春，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一举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六个团，侯如墉旅三个团，以及其他团队共十余团，约二万五千人，除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警卫部队外，其余全部被俘。从而打退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对于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日长期战争，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而是在坚持抗日坚持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避开复杂的阶级斗争，采取无原则的让步，是不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只要坚持团结抗日，就必须坚持为抗日服务的反磨擦的斗争。在防御的原则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也是必要的。这次反磨擦的胜利，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倘若无原则的迁就，反而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团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采取无原则的迁就，使顽固派得寸进尺，气势嚣张，造成惨痛的皖南事变，这是投降主义生动的教训。
    其三，百团大战。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规模较大的破袭战。
    当时华北战场是：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秋冬，日寇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停止进攻，实行诱降政策，在华北实行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如宣传什么“同文同种，共同繁荣”等欺骗；在军事上，实行什么“肃整治安”和确保“东亚和平”。集中兵力进攻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实行什么“铁壁合围，反复扫荡”还提出“梳篦战术，严密清剿”。在山区抗日根据地内，实行“三光政策”，即杀光抢光烧光，并施放毒气，散发鼠疫（毒鼠）等。如一九三九年仅在涉县一个不到一千二百人的偏村，被日军突然包围，一次即屠杀七百余人，在一个三万人左右的沁源县，一次“清剿”，被屠杀七千余人。至于烧毁房屋，抢走牲畜/物资，真是无法数计。许多女青年和幼女奸后被杀之惨，更是无法形容！在平原地区除烧屋要少些外，其他残暴行为亦无例外。国民党政府军队除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外，还丧心病狂地提出所谓“曲线救国”，策划组织伪军，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等，欺骗群众，反水投敌。在一个时期内，伪军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在日军/伪军/顽军三种反动军队的进攻下，在一九三九年秋，抗日根据地近百个县城，至一九四○年夏只保有六个山区偏僻小城。日伪为维护交通运输，隔绝我山区与平原区的联系，沿平汉铁道线两侧，构成深宽丈余的封锁墙沟、火力能相互联系的堡垒守护。其他铁道线---正太/同蒲/白晋/石德/津浦各线，根据不同地形，亦构筑堡垒守护。在建立这些相互守望/火力相联的堡垒后，并依据交通线上这些据点逐步向两侧扩张，逐步深入我根据地腹部，由点联线，由线成面的控制，修成汽车路网，强化伪组织，使大块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一部变为敌占区，使我活动异常困难，物资供应尤为艰苦。但在日伪军分散守备堡垒后，它的机动兵力也就大为减弱，原守备铁道线上的兵力也有减少。我在消灭朱怀冰等顽固反动军队后，也就比较能够专心对日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准备二十四个团，进行休整补充，拟定以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为重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也就是对日军后方交通线上的一次挖心战，出其不意，消灭敌守备薄弱的日伪军，调退深入我根据地内之守敌，乘敌撤退时，在运动中给以打击，以达到恢复和巩固我抗日根据地之目的。一九四○年夏季开始进行战斗准备，秋初在预定线上同时开始突然袭击。此役完全出敌意外，严重地破坏了正太铁路和平汉路，消灭了日军二万余人，伪军八九千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收复三十余县根据地，打乱了日军部署，动摇了伪军/伪组织，还瓦解不少伪军/伪组织。在战役顺利进行时，各根据地地方部队和八路军自动配合参加者，总共有一百零五个团，即以此数公布为百团大战。此役在政治上还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曲线救国”阴谋；振奋了全国抗战军民，打击了当时严重的投降主义和日寇的诱降阴谋；还创造了以后瓦解伪军/伪组织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开展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地巧妙地配合起来；便利了武装工作队的活动和伤病员的掩护，以及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即所谓“囚笼政策”。实际经验证明，没有有力量的行动表现，不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要想打开当时困难的局面，争取这些伟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总之，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伟大胜利，是维护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日战争，建设强大八路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它和一九四○年春初歼灭顽军/打退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扩大八路军在国际国内声威方面，则意义更大。但在胜利发展中，没有做到适可而止，时间拖得过长，部队疲劳，没有休整，即转入反对日军“扫荡”，又企图在运动战中多消灭一些敌军，在指挥上表现有些蛮干，使太行山区部队增加了疲劳和伤亡。在胜利之后还想继续扩大胜利，对胜利总是感到不满足。要做到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这个问题我在革命战争中有过四次。在百团大战胜利后，反敌“扫荡”是一次。解放战争时期，在瓦子街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继续进军陇东，击败马家军，渡过泾水占领彬县，在这些连续胜利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总结经验，待机歼敌。当时没有这样做，继续进军宝鸡，烧毁敌军胡宗南部总兵站，这对调动河南敌军（三个军）西进增援，减轻友军（刘邓/陈谢两部）负担，缩短西北战争时间，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军队过度疲劳，撤回时遭到敌胡宗南/马步芳两军夹击，因而受挫，这是第二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也是因兵力过度疲劳，以致受挫，还有180师之一部受到损失，这是第三次。还有红军时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次，相等兵力围攻赣州月余未克，部队疲劳，敌军增援，背城夜袭，始未发觉，继未及时撤退，因而受挫。这四次受挫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过度疲劳。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作战，应当经常特别注意保持军队有旺盛的士气，饱满的精神，强健的身体，切勿使之过度疲劳，过于贪求连续胜利。过度疲劳有使军队战斗力减弱到不可想象的程度。遭到敌人意外袭击时，更易陷于被动，更难应付，以致遭受损失。这也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体会不深。因此，在四个不同战史时期，犯了四次战术性质的错误。在胜利之后，发生骄傲轻敌，往往是有群众基础的，即是领导者英明，也易受其影响。因骄傲轻敌而遭受失败，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数计的。军事上先胜后败，多半出自骄傲轻敌。
    骄傲轻敌的原因：
    一是对战争局势缺乏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二是在胜利后，不易看出自己存在的弱点，忽视敌人的优点，因而产生轻敌情绪。
    过分谨慎，过分照顾疲劳，又易失去战机。要做到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事，因军事行动敌我双方都有伪装，即兵不厌诈。因此，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如敌军数量/援军远近/技术装备/训练程度/指挥者的能力/精神状态/内部关系/具体部署。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防则防，当攻则攻，时刻掌握主动，避免被动。概括地说，这就是灵活机动。当时情况确实有了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的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也不要误虚为实，自失战机。既要掌握敌人战术规律，又要避免自己行动规律化，致为敌人所算。
    注释：这是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读马恩列斯军事文选时写的笔记的一部分。

铁鸟

    第一，关于炮兵以隐蔽阵地射击为主，还是以暴露阵地射击为主，这应根据敌情与我军现在条件，及自己部队当时所受领的具体战斗任务来决定。
    当前敌人握有强大空军/炮兵和技术装备的优势，我军在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及敌人，如果不考虑这一实际情况，一般的将自己的炮兵使用于暴露阵地射击是不适当的。如不认真注意隐蔽伪装，即会遭到不必要的损失。祖国今天的工业条件还是落后的，大炮来之不易，故必须特别爱护；同时在战斗中过多损失了火炮，不易及时补充，即会妨碍当时战斗任务的进行，这是应该重视的。但爱护炮兵不是送往后方保存起来，而是为着使用炮兵准确的射杀敌人，摧毁敌人之战车、炮群和工事，以达成战斗任务。不善于组织火力的指战员，单凭步兵突击与高度技术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欲取得战斗的胜利是困难的。总之，害怕炮兵损失，不敢使用是不对的，可以避免的损失而不力求避免也是不对的。
    什么情况下应隐蔽射击，或在什么情况下暴露射击呢？
    在一般进攻战及防御战的情况下，应构筑阵地，注意隐蔽伪装，并坚持火器分散配备/火力集中的原则，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就应敢于进行暴露阵地的射击：
    （1）如遭遇战时，应迅速放列，先敌发扬炽盛火力，打乱和杀伤敌人；
    （2）突然发现敌军撤退和增援时，立即进行追击射击和挡阻射击；
    （3）意外遭敌袭击和袭击敌人时。
    在这些特殊战斗情况下，一分钟的迟缓都是过失。如空守隐蔽阵地射击，致失战机，那是完全错误的。但仍须注意伪装，在不妨害战斗任务的达成时，应逐渐转入隐蔽阵地。并尽可能妥为准备高射火器，防敌空军袭击，减少损失。
    第二，迂回/割裂/渗透问题。
    过去五次战役其中四次是敌人进攻，我反击。只有第三次战役，是我向三八线进攻的。无论反击和进攻。均是从敌人一翼或两翼或中央突破，以相当强大兵力迂回至敌深远后方，阻击逃敌和战役二梯队之增援，威胁敌战役供应线，使敌阵势发生动摇。我正面向敌进攻之部队，应积极割裂敌阵地，使之成为无数小块，隔离其联络。并以精干的小部队（即称尖刀连/营）利用暗夜/地形险要处出敌意外，突然渗透至第一线纵深，以勇敢的战斗动作，首先袭击敌火力阵地和指挥所。上述迂回/割裂/渗透密切结合起来，明确分工，再以积极动作中求得互相协助和行动一致。一切消极等待则不可能求得密切协助和行动一致。在三面环海/正面狭小的朝鲜战场，我无空军 掩护，供应困难，步兵虽优势，但难于发挥其机动作战的应有作用，并且装备远落后于敌人。以美骑一师为例，其野炮/无后座力炮/迫击炮/火箭筒至十五厘米榴弹炮（包括坦克炮）共八百九十七门，而我一个步兵师山炮/迫击炮才数十门，战防炮和高射武器则更少，敌军占绝对优势。在这样敌我装备技术的悬殊情况下，我们争取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装备技术上过于劣势，致未消灭更多的敌人，胜利是不完满的。除积极建设空军/炮兵（包括战防炮兵/高射炮兵）增强战斗力外，在五个战役的战斗中，在战术上/技术上/指挥上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有不少可以消灭的敌人让其逃脱。这是值得检讨和改进的。
    我军有些什么重大缺点呢？
    一是不善于组织火力，不讲究战斗队形，特别是接敌运动常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隐蔽接近敌人，单凭勇敢（勇敢是战胜敌人之主要条件，不是唯一条件）蜂拥冲锋，因之伤亡大；攻击受阻时，使被包围之敌乘机突逃。此种教训不是几次而是几千次的重复。也有不知道“猛打”就是要精密地组织火力，使所有火器同时发挥作用；在准确射击杀伤和制压敌人下，继之以猛冲，力求迅速接近敌人，投手榴弹和进行白刃战。在冲锋的途中，不要犹豫徘徊。这样才能大量消灭敌人和减少自己伤亡，把“猛打/猛冲”片面地或孤立地理解都是错误的。
    二是阵地进攻战要讲究技术。弹药器材等必须事先有准备。开进/展开/分进的道路，敌阵地工事的强度/火力/兵力配备之诸情况，必须有周密之侦察。根据敌我条件加以客观的研究，决定攻击手段，选择突破口。总之，敌人既已占领阵地且有防御设备，就必须采取阵地进攻战的打法。我们有些部队不细心研究，甚至把阵地攻击战当作追击战的打法。如某军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进攻高浪浦里北三十华里之九化里敌英二十九旅时，在该军展开攻击前，敌已迅速缩回临津江以东，占领预定设防的坚固阵地，该军则以追击姿态逐渐投入战斗，当然更谈不上侦察和火力准备，其结果是遭敌炮火杀伤很大。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敌全线转入守势，我某些部队仍重复上述教训，所以不仅未获得应有的战果，且更遭受了不应有的伤亡，妨害继续战斗。这些血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复。更严重的是，不能严格区分各兵种/轻重车辆的行进道路，相互拥挤，发生自己踏死自己人的奇谈。离敌二三十华里即遭受敌远射程炮火袭击，招致重大伤亡，这也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第三，追击战问题。
    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无飞机和战车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但雾天月夜是可以追击的。在这些有利时机，不应该放松追击的机会。同时我空军/坦克已在积极建设中，不久即会参加作战。一般炮兵和战防炮兵/高射炮兵已有了相当大的基础。所以，击退敌人后，我追击条件正在增长中。我军传统的战斗作风是“猛打/猛冲/猛追”不给败溃之敌以收容整顿机会。追击是消灭溃退之敌的最好/最便宜的手段，问题是如何追击，在追击过程中有些什么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
    这里只说明以下几点：敌由战场败退是恐慌混乱的，我追击愈猛此种现象愈严重。此时，敌最无战斗能力。我击败敌人后发起追击时，由横宽的战斗队形，再变为追击的纵队或并列纵队，开始时是不免会有混乱。但我军与败退之敌基本上是不同的，我气势甚壮，敌则相反。问题是在如何迅速调整缩短混乱时间，这只有高级首长赶至最前面，迅速调整和区分追击部队。在直属上级未到前，应即向就近间接上级请示，并接受间接上级的指挥。在直接/间接上级均未到以前，同级指挥员应由资深者立即区分追击部署，继续追击，并一面报告上级。如同级无资深者，即按以先到的同级指挥员执行上述办法，以便迅速整顿混乱和调整部署，继续追击之。在追击中不仅要跟踪追击，更应注意平行追击和绕至敌侧后截断敌退路。在追击时，应以迅速手段歼灭/攻击溃敌之掩护部队，以免延误继续追击的时机，使敌主力无法逃脱。在追击敌人时，要克服困难，要不怕疲劳。要知道败退之敌更困难更疲劳。但追击中遇到敌人强大预备队时，或改为有计划撤退，主力已占领预定阵地时，我即应以追击的先头部队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展开，转变为阵地攻击。在最前面的指挥者掌握这火候是重要的，否则，以追击姿态投入阵地，攻击不仅难于取胜，且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这是值得注意的。追击部队最好以主力军担任，通常以坦克/牵引炮兵和部分工兵加强之。
    第四，战场观察/射击指挥/通讯联络这三项工作好坏，是直接影响战斗胜负的。
    我军在这三项工作上，是存在着缺点的。如战场上一有组织地不断观察，将直接所得敌情加以判断，及时报告上级，通报友邦等做得较差。有时敌已退走或已增援，战场上起了新的变化，而不能及时发觉，以至丧失战机或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报告常不及时不准确，如有报告笼统说：敌人向我反攻。但敌人兵力/兵种/动向/时间/地点与自己的处置如何，均不提及，这样的报告使上级无法了解情况和给以指示。报告必须有具体的内容，如敌情/时间/地点/自己的判断和决心。还有某些部队的指挥员就根本不报告，去追问时才答复：情况没有变化。他不知道情况没有变化也就是情况。也有根本不报告我情的。如某团损失很大，已暂时失去了战斗力。团长与政委商量，如果打得只有你我两人也不叫苦（意思也不报告），他们把叫苦和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在战斗过程中，上级给予下级新的任务或补充指示，是根据于当时敌我具体情况新的变化而决定的，如不将敌我具体情况及时报告，就不会有适合情况的新指示和新任务。
    关于射击指挥问题。
    火战是歼灭敌人最主要的手段，可是如何组织火力，测量距离，炮火目标观察，弹着点修正偏差，严格执行射击纪律等，常执行得不具体或不重视。特别不注意将自己观察的所得情况，及时通知炮兵。火战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具备良好的射击技术/良好的射击指挥和良好的射击纪律，只有组织好各项火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适合战术要求。
    关于通讯联络工作问题。
    今天我军在朝鲜战场是与高度技术装备机械化敌军作战，战场情况变化异常迅速，这与在国内敌军作战有很大不同。我们的通讯技术还停留在国内战争时期，更有些部队还不如国内战争时期，这不仅妨害战斗的胜利发展，且在不利的情况下还存在极严重的危险，这是值得警惕的。必须以最大努力来改善我军的无线电报/报话和有线电话工作等，并需注意各种简便通讯和讯号的改善，节简译报收发时间。第五次战役中，有的兵团/军与志愿军司令部有四十八小时以上中断通报与联络，此严重现象决不能继续存在。
    第五，打一仗提高一步的问题。
    我们的军事知识是从二十余年战争实践中获得和逐渐丰富起来的，依据这些经验（知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打败了蒋介石，在朝鲜战场上也赢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这证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是正确的宝贵的。在五个战役中，每次所消灭敌人的数目不如解放战争后期那样多那样容易，自然有许多与国内不同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军握有高度技术装备的优势，而我军过去没有这样的优良技术装备，故对于这些技术兵种的性能和使用知识是不足的。这就是五次战役中没有消灭更多的敌人以及完全可以避兔而未避免损失的原因。如第五次战役胜利后转移时，掩护部队不注意公路、桥梁的破坏和火力封锁，而把部队放在山头上，忽视重要道路警戒，使敌之机械化部队随时冲进我军后方，切断我后方交通。加之敌远射程炮火的拦阻/封锁射击，使我遭一受不必要的伤亡，这显然是对技术兵种缺乏应有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学习要研究苏联步兵战斗条令，野外勤务条令。各兵种操典兵器学，军事地形和筑城学，这些文献是苏军从战争中总结起来的重要经验（理论），应当学习。此外还更应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以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打一仗提高一步。
    在总结经验的方法上，打胜仗时应把检讨重点放在客观方面，如：友邦配合，敌人弱点等，这样才可暴露自己的弱点，加以克服，防止骄傲自满，因为胜利最易掩盖自己弱点。如不多从客观的态度去分析，片面地夸张自己主观能动性/如何勇敢/如何指挥有方，就可能潜伏/滋生着打败仗的因素。有的同志说，某某军打了一两次胜仗就要打一次败仗，其主要原因就是胜利后骄傲自满，疏忽轻敌，这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打败仗时应把检讨重点放在主观方面，即多检查自己，自上而下的总结，找出自己缺点/错误所在，联系检讨别人。这样就可以消除互相埋怨，互不相信，闹不团结现象或夸大敌之威力，吓唬自己等毛病。
    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就有成绩，就能提高觉悟，增进团结，提高战斗力。这样的检讨方法是应当坚持的。
    注释：这是彭德怀对志愿军第三兵团军以上干部的讲话要点。

铁鸟

《彭德怀军事文选》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126570/126575/index.html

铁鸟

    国内有机农业产业可供选择的战略模式主要有三类：
    一是整合资源，尤其是控制上游产业资源，成为生产型战略企业；
    二是自建终端，获得销售收益，成为营销型战略企业；
    第三则是通过整合，建立让消费者消费得起的终端，并进一步掌握上游产业资源，形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面垄断，成为产业链型战略企业。

铁鸟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挂甲”，9月底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居住，至1965年11月底离开。这段时间，他有较集中的时间系统思考许多问题。仅从小环境和时间保障上来说，这个“条件”很有利于写作。因此，有着丰富战争实践经验的彭德怀，所思考“禅悟”得来的军事理论自然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他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思索，可说是他集毕生军事实践的理论总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稿的绝大部分，没有收入已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或公开发表，所以鲜为人知，到目前为止，还没见有专门文章对此内容进行研究。在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因工作关系，有幸整理和编辑了《彭德怀挂甲屯遗著》对彭德怀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文稿有所解读，现仅就文稿的写作背景/框架结构特征/主要内容特点等作一探讨，愿史学界/军事理论界对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一. 文稿总体构思不同寻常，如此宏篇巨论似应另有题目。
        彭德怀在挂甲屯所著的这部军事理论文稿，是他终生所作军事文稿中文字最长的一篇。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宏篇巨论呢？细考起来并不是他突如其来的一时冲动，更不是他在那里赋闲随便舞文弄墨。从现存文稿框架结构上看，彭德怀在开初一动笔对写成一个多大规模，怎样写，心中早就有个总谱。
        01. 撰写军事著述的念头由来已久，并已有系统完整的轮廓设想。
        在新中国开国元勋中，彭德怀元帅以显赫的战绩和与众不同的军中资历令人称奇。他从1916年在湘军中自二等兵开始，班排连营团逐级干起，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志愿军司令员和新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部长，如此长期战斗在第一线，身边常有弹飞炮鸣，这在我党我军中无疑是第一人。他还在我军最高统帅部中一直处于较高职位，运筹谋划了许多重大战役，制定了许多有关我军建设方向的重要战略方针，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43年的军事生涯，他虽然也曾针对当时某一项作战和工作任务，作过很多指示，写了不少军事文章；但是，由于戎马倥偬的艰苦战争环境和后来首任国防部长的繁杂事务，1959年之前，他没有时间对所走过的路进行系统的回顾，更没有闲暇思考和总结毕生军事实践，上升为军事理论。为此，终生爱好学习研究/热爱这支军队的彭德怀，在晚年非常希望能静下心来进行我军的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并多次表白过这一企望。其详细情况在《彭德怀年谱》中已有表述，本文在此仅作概要说明：一是抗美援朝战争刚宣布停战，彭德怀即有一个静下心来总结战争经验的心愿；二是中共八大会议后彭德怀准备交班，退下来整理战斗经验，并号召全军高级干部都这样做；三是1955年倡导并亲自组织建立了中国的军事科学体系；四是庐山会议前夕开始着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路线》的撰写，并盼有机会到军事科学院从事著述。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蒙冤受屈，被强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他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路线》的计划被打乱，无形中停止。1963年上半年，他在挂甲屯撰写学习军事理论“读书记要”时，是否想完成他的夙愿？“挂甲屯遗著”未写完的部分是否还要阐述军事路线？这一切都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02. “八万言书”中的《关于军事路线》与《＜军事文选＞读后记要》
        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看，彭德怀在挂甲屯对军事理论的思索，主要表现在两件文稿中。其一是1962年6月他给党中央并毛泽东的长信（即“八万言书”）中的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以下简称“军事路线”文稿》）约7600字，这可看作是他在此后系统思考军事理论的铺垫；其二是1963年上半年撰写的《＜军事文选＞读后记要》（以下简称“读后记要” 文稿）现见到的文字约有3.8万余字。这些军事理论文稿共计4.6万字。彭德怀在这一时期对军事理论的思索主要集中在“读后记要”文稿中，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即是这件文稿。
        彭德怀写“八万言书”的目的很明确，这就是对庐山会议后几年中强加给他的罪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申诉，希望得到澄清。在“军事路线”文稿中，他主要是针对1960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概括评价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使军队建设工作走了一大段弯路”。对这种言论，彭德怀感到不能接受，说：这对我这个当事人来说，在主观上检讨起来，是有些想不通的。
        他自从到挂甲屯后，写下了大量笔记，其中有许多是对往事的回忆，后来他即决心在此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和回顾，一落笔即写出了“八万言书”。在对军事问题的检查中，从得知那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精神后，已历时整20个月，他认真回顾了在任国防部部长期间的工作，仔细反思了那一段时间的国防工作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最后形成了文字，分为4个部分阐述，依次是建军原则，领导制度，战略方针，民兵制度。“八万言书”递交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手上，但结果却与彭德怀的愿望相反，这份“上书”更加加重了他的“罪名”，长信“八万言书”又有了一个新名词：翻案书。彭德怀“上书”后仅3个月，审查彭德怀的“专案组”成立，指责“上书”是向党中央的“新的进攻”---“罪行”不断升级，彭德怀从此实际上沦为挂甲屯的政治犯。1962年底，彭德怀又就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篡改军史等问题，向党中央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次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但他苦等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此后他在挂甲屯的3年，再也没有给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信。
        就是在这么一种苦苦等待的情况下，戎马一生的彭德怀日思夜想的无疑多是战争年代的经历。他在盼望中央的答复中，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63年初即开始在学习由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军事文选时，分3个时段写作学习军事理论的笔记，分别署明写于1963年3月5月6月。这本笔记，用“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信笺纸书写，共59页，封面自题：《军事文选》读后记要（草稿）。但从文稿整体框架上看，特别是从内容上看，虽然全稿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战争观，但显然不纯粹是学习马恩列斯毛军事文选后的“读后记要”或心得体会。确切地说，不管他在下笔前是处于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进行创作，他都是在呕心沥血地总结毕生的军事实践，所升华的多是他本人潜意识中的军事理论思想。为此笔者以为，彭德怀在后附上的此页封面上自题“《军事文选》读后记要”作为文稿总标题，一定程度上有受当时越来越严重的“政治高压”影响而避嫌的痕迹，其文稿标题当另有“大名”。
        03. 框架结构恢宏，似有拟作一部现代“战争论”的意图。
        “读后记要”文稿，是以章节形式而定总框架的，彭德怀清楚地标写出第一章/第二章……从原稿间架结构和开篇首节标题“战争概述”和后几章内容上看，这部文稿已不同于往日所拟写的“建军路线”，他似有写作宏篇巨著“战争论”的意图。
        这部文稿如果全部完成，究竟要写几章，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难以判断，因为今天所见到的这份遗著仅有3章，其主要章节的简要情况分别是：第一章，文稿写有15页。分为5节，依次是“战争概述，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技术与战术的相互关系，核弹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原因”第二章，文稿写有8页。分为2节，依次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章，文稿写有36页。现存遗著仅有“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会”1节，此节下现见有7个标题：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意思是肯定武装斗争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他把人民战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三.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点是，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坚持。四.军队中的民主问题。五.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六.毛泽东同志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1）红军游击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2）红军运动战时期的战术原则。七.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1）在敌后（日军占领区）作战指导原则（2）日军对正面战场防御，对华北战场进攻（3）怎样打破日伪顽反共联盟（4）多样化的武装组织……
        彭德怀在写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后，依序应该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等内容，但不知何故，未能再续。彭德怀在本章文末注写有“记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并特别注写“未完”这是前两章文末所没有的，说明他当时有一个暂时搁笔的打算。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了总结毕生军事实践/上升为军事理论的笔呢？从1963年6月至1965年11月底到西南三线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住在挂甲屯，从现在所见到的有关档案资料和《彭德怀年谱》看，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政治大环境上，他都有可能再续写。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彭德怀挂甲屯遗著”军事理论文稿却仅有这些。
        二. 文稿纵论古今中外战争，大将雄风力透纸背。
        彭德怀一生笑傲疆场无敌手，当他“挂甲”提笔，开始在纸上跃马横刀驰骋时，大将雄风犹存。他记忆力极强，思路非常清晰，从战争的原因/性质等著述起，一直论说到他所亲历的中国革命战争。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笔者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01. 以恢宏的气势概述世界战争。
        彭德怀读过马克思等军事文选以后，对战争的认识有着宏观的解读。他在“读后记要”的开篇即以“战争概述”为篇目，大气磅礴，从分析战争原因/战争性质等方面入题，纵论世界战争。
        关于战争的原因。彭德怀用了较长的篇幅进行论析，他阐述道：世界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战争不是某一个伟大人物的愿意或者不愿意，也不是明智或者不明智的问题，战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战争这个怪物，它像瘟神一样伴随着人类阶级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私有财产制的积累和集中而扩大。私有制把人类社会异化为阶级对立。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人类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斗争史，在阶级社会里，也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史和战争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政治的特殊手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无政治目的的战争，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阶级剥削是战争根源，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消灭阶级剥削，消灭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有制，才能彻底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
        关于战争的性质。彭德怀坚持了无产阶级战争观，认为：阶级社会出现以来，战争性质就只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两方面。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国家民族，反对压迫剥削和外来侵略的战争，都是属于正义的方面。一切为了剥削压迫人民，或者侵略别的国家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都是属于非正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划清这一界线是十分必要的，不能笼统的模模糊糊的拥护战争或者反对战争。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问题，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
        战争性质不能因技术改革而改变。战争工具不断有革新，但战争性质并不能因之而改变。他还就技术战术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技术决定战术又服从于战术，这个军事原理，不仅未曾改变，而且仍在继续坚持和发展……有什么样式的技术装备，就有什么样式的战术，也就是技术决定战术。各种军种兵种具有不同性能和特点，也就有不同的战术。
        02. 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
        60年代初，中国的原子弹试验还处在秘密试制阶段。当时，全世界只有美苏两国拥有核武器，为此，这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在这样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推”的核恐怖气氛笼罩下，彭德怀在“战争概述”一节中，专立题目论述“核弹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指出：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即使使用了氢弹，战争仍然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两种，这是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的。核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这并不可怕。帝国主义不是这种武器的垄断者，也不占优势。全世界人民应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并扩大和发展这种优势，加速各国国防力量，用来遏制帝国主义，使它不敢轻率地使用核武器。同时还应当最积极地团结一切力量，形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孤立敌人，达到制止世界大战，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目的。因此，彭德怀明确地推论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彭德怀能在60年代初作出这种论断，不仅需要有对国际形势高屋建瓴的分析判断和超人的智慧，还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当时，虽然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曾有如此判断，但全国却都在大的政治气候下大喊“备战”，稍后几年继之在全国掀起了“深挖洞”准备打核战争的全民战备工作，一轰而起直到70年代末。1985年6月，邓小平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现在，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1988年，邓小平就这个间题又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早在20多年前的北京西郊，彭德怀即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论断写入了他的文稿中，可惜的是“隐之深山”不为人们所知，直到20多年后，这一命题才被人们重新论证，并成为确定基本国策的重要依据。这使人们不能不扼腕叹息，同时也由衷赞叹彭德怀的高瞻远瞩。
        彭德怀在论述“大战可避免”时，特别提到要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英法集团争夺殖民地，美国与德意日等战败国的问题等矛盾都非常突出，由此产生了“中间地带”。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建立世界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可说是此后不久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奉行的划分三个世界的外交大政方针的先声。他说：在当前还需要我们拿起武器，毫不松懈斗志。如果松懈斗志是错误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但如果把资本帝国主义看成一块铁板，不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敢于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敢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其间虽然美国也驶动了战车但终未敢扩大战争，其主要原因就是害怕陷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火海中，削弱其力量，影响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霸权，妨害它争夺中间地带。
        03.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系统总结及精辟分析。
        彭德怀结合自身的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认为其主要内容有6个方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点是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坚持；军队中的民主；红军政治工作“团结内部，争取群众，瓦解敌军”的三大任务；关于作战指导战术原则。其中，他重点论述了后几个问题，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关于根据地。彭德怀认为，由于战争的长期性，自我军建立后到新中国建立这长达22年的时间里，其中有20年是敌军处于绝对优势，我军处于绝对劣势的形势。因此，我军长期没有巩固的后方，后方是潜伏在根据地内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军队作战没有固定战线，迅速歼灭敌一股，缴获敌军弹药武器补充自己。如果只能击溃敌军，而没有消灭敌军，我军就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妨害下一次战斗的进行，这样的击溃战斗一般是避免的。我军长期没有巩固的军事后方，但有相当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假设没有根据地，没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军队就像没有水的鱼，是不可能坚持反复作战的，也不能树立革命声威，团结群众，巩固军队的战斗意志。更不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到来的重大战略任务。各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总路线指导下的战略区，是一所军政大学，它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大量干部。这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关于军队中的民主。彭德怀认为：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制度，对于提高部队官兵阶级觉悟；巩固军队内部团结；严肃政治/军事的自觉纪律；联系人民群众；提高战斗意志等各方面，在长期实践中反复证明，都有很大好处而没有任何害处。
        他回顾了民主制度自红军时期建立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实施和逐步完善过程，特别是深情地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所在的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的“诉苦”运动，查阶级/查纪律/查经济的“三查”运动/“三评一奖”运动。说到军事民主，他详细地回忆了1947年夏初西北野战军主力围攻蟠龙镇的战例，在这一战斗久攻不下时，有名战士出谋划策，顺利解决了战斗。再次证实战斗中，我军民主方法不仅可以采用，而且很有效。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这样一种互教互学，已成为风气，任何一技之长，都能发挥出来。上述这些在西北第一野战军，把它概括为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实际上也就是有领导的民主。
        关于作战指导原则。彭德怀认为，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的战术原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不仅是当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正确原则，而且是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长期战略方针。红军在运动战时期的战术原则，主要是防御战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是辩证的指出防御与进攻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战斗或战役中都是适用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术原则。中央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大规模“围剿”正是灵活运用这一战术原则的典范。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慎重选择第一仗，务必求胜。这两条原则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但在实际上运用时，则很复杂很不容易。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作战指导原则是：基本上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彭德怀回顾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简要过程，并总结经验教训。在对土地革命战争作总结时说：由于反动的国民党篡夺了国家政权，控制全国人力物力，因而敌军长期处于绝对优势，我军长期处于绝对劣势，敌军反复进攻或“围剿”，我军反复打败敌军进攻或“围剿”。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总结。从艰苦的十年血战中，也就锻炼出一套革命的新的军事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反复的挫折中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连串问题，比如：战争的长期性问题；共产党依靠谁的问题；战略和战术方针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在当时，如果不能正确的解决这些重大原则问题，那就不可能继续坚持民主革命和取得胜利。
        彭德怀在文稿中高度赞扬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称这三次大起义后，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的恃征，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战争是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意味着消灭阶级剥削新时期的开始。
        秋收起义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进据湘赣边界/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当时满天乌云中的一颗明星，光芒四射的指引着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方向。彭德怀在此叙述各地武装起义中，却对他领导的平江起义一字未提。笔者以为，彭德怀之所以如此浓彩重笔评价上述3次起义而不提平江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59年亚月他在军事科学院的讲话中提到了平江起义，在庐山会议后却被人指责为是“篡改军史”。
        彭德怀在挂甲屯军事文稿中有些内容的写作初衷，虽然有“申诉”成分，但是，后人却可从这些他为自己言行的辩解中，观其军事理论概貌，从其闪烁可见的精言妙语中更加看清他的军事思想脉络，其对军事理论的真知灼见也就跃然纸上了。他对我军军史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在近40年后的今天看，仍不失水准，并有其独特的精到之处，特别是他根据自身的军事实践，夹叙夹议，多有点睛传神之笔。在当时，他实际上处于被监禁中，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写出这部思想性理论性都非常强的著作，令人称奇，也尤显其珍贵。这无疑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1967年3月3日，彭德怀在被关押中曾说：几年来把马恩列斯和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了一遍，写了3万多字笔记。这些（文稿）红卫兵都不要给我搞掉了；搞掉了我可伤心哪！
        彭德怀在此所说的这个3万多字的笔记，显然就是指在挂甲屯所写的这部“读后记要”，可见他对这部倾注了心血的文稿也是非常看重的。彭德怀这部军事理论文稿，1998年已在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军事历史》杂志上以《彭德怀挂甲屯遗著》为题刊出。
        三. 文稿个性鲜明，读罢掩卷默思重新认识彭德怀。
        统观彭德怀挂甲屯军事理论文稿，可见他的行文带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择要评述如下：
        01. 严于剖析自己。
        挂甲屯时期的彭德怀虽然遭到错误的“罢官”但他还没有象后来“文革”中遭到“批判”时那样写了许多违心的“检讨”因此他在挂甲屯的行文应该说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在那样一种比较平和的环境中，没有人让他写，也没有人逼迫他作如此书面的“军事检讨”但他在文稿写作中仍是不隐私不讳过。如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作战指导原则时，对他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作了评价，认为“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伟大胜利，是维护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日战争，建设强大八路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但他也坦率地承认，百团大战也有不足之处。他行文至此，还严格地连带剖析了自己在革命战争中的四次受挫战例，除百团大战外，还有红军时期1932年的围攻赣州作战，解放战争时期瓦子街战役后的继续进军陇东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他总结教训说：这四次受挫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过度疲劳。在胜利发展中，没有做到适可而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伤亡。此外，他还对他在以往工作中的过失作了发自内心的检讨和认真分析。
        02. 尊重毛泽东，却不盲从，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
        彭德怀文如其人，光明磊落。他受了毛泽东的错误批评，但在心中仍非常敬重毛泽东。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量化他和彭德怀的关系是“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但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合不来”比如“三面红旗”问题，军衔制兵役制等问题，真理的确在彭德怀这边，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坚持真理，矢志不移，表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尽管他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骂娘”声还环绕于耳，尽管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昔日战友高喊“罢官”的严厉姿态仍历历在目，但他彭德怀仍视多年来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财富，从不怀疑，一如既往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且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文稿中写道：《毛泽东军事文选》是一本军事历史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教科书；是指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由胜利走向胜利极为重要的指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科学著作上的继续和创造性的发展；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军事科学的总结。
        彭德怀尊重毛泽东，却不盲从。如在民兵制度上，他说，我坚持拥护毛泽东的“全民皆兵” 方针“但是，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以及实现这个方针的具体步骤，我有点不成熟的看法”彭德怀的观点主要是讲要区别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这两个不同时期民兵的角色“民兵的任务是应该随着革命的发展而相应的改变”民兵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生产，因此，民兵无论是在数量上/组织形式上和使用上“都要建筑在发展生产和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并且也要适当的照顾到民兵个人的某些利益，这是几十年来发展和组织民兵的一条基本经验”。
        03. “大将军”也善于“咬文嚼字”，文武俱佳。
        笔者在近期曾就民众对彭德怀的认识进行过专门询访，排除至今有人受庐山会议后20年“批倒/批臭”的影响对彭德怀仍有“微词”外，在众多老百姓印象中，彭德怀是员很能打仗的武将，用老百姓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军中“大老粗/一介武夫”。彭德怀生前自己也说过他是《三国演义》中的“猛张飞”《水浒传》上的“粗李逵”却从不认同别人在受批评后说他是“黑包公”。彭德怀的“勇/猛”敢打硬仗/恶仗，在十元帅中是首屈一指的。毛泽东在处理军机面有难色时，发出“谁敢横刀立马”的军令，就曾多次点将这位总敢挺身而出的“彭大将军”。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还善于“文”的一面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彭德怀只读过两年私塾，若在今天论文凭，他小学也没有毕业。然而，就是这两年的私塾底子，加上他不懈的努力和惊人的才气，长期的革命战争锻炼，既磨砺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也造就了他的文才，文章越写越好。
        彭德怀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现虽难有详细数字统计，但可说在十元帅中是比较多的。这其中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他自1959年以后“亦祸亦福”有充足的 “赋闲”时间，而“文革”被关押中又被迫写下了大量的“交待”材料。在没有秘书助理和各方面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天天握笔在手。
        1988年，39万字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出版，实际上这仅是彭德怀军事著作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结集出版，有的至今没有面世。不说他的《日记》仅如他被“罢官”前后的“庐山上书”和一系列申辩信中的代表作“八万言书”还有本文重点所论/不见结尾也有近4万字的“读后记要”军事文稿。“文革”中他几乎被迫天天写，时间长达8年之久。1967年中“每天写9小时以上，最多一天写13小时”其中有记载的如1967年8月20日，交出所写的6万余字的简历交待材料；1970年9月18日，交出所写的10多万字的第3次简历交待材料《彭德怀自述》即主要是根据这个手稿编辑的。这些动辄万计的文字，都是他呕心沥血、一笔一划用心刻写在信笺纸上的啊！许多有机会翻阅这些尘封史料的工作者，无不为彭德怀如此多而书写整洁的手稿而感到惊讶肃然起敬。
        彭德怀有如此多数量由他亲笔构架撰写的文稿，仅从写作技巧和文字工夫方面来说，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行文驾驭水平和文学理论修养。笔者作为整理彭德怀挂甲屯遗著的发稿编辑，深有感触的一点是遗著的错别字绝少，这与阅读和整理有些将帅的笔记有很大不同。如这份“读后记要”文稿，他所标记的是“草稿”但可看出每一章节是他在有了腹稿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就是这份草稿，字体非常工整，书面整洁，很少勾划。在内容上，对一些历史上的“难题”或有争议问题的落笔，他的遣词造句也都是恰到好处，显然是经过认真推敲的。另外，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监禁和被关押中，缺乏资料或根据，没有任何资料，面前仅有一本稿纸一支笔，能把诸多的时间地点人名等都记得准确无误，着实令人佩服，这也更使他的文稿有着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总之，读罢彭德怀挂甲屯军事理论文稿，静心思索，笔者深深感到我们对彭德怀的了解还很不够，对彭德怀应有新的认识和研究。

铁鸟

        解放战争中陕北战场实行的“蘑菇”战术这一形象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这一战术的形成，却凝聚着彭德怀的心血和智慧，孕含着彭德怀的探索和贡献。在陕北战场上，彭德怀先以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身份指导延安保卫战，继则以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身份直接指挥陕北作战，在实践中创造性提出了“蘑菇”战术的基本思想。
        一. 延安保卫战，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守住延安；彭德怀较早预见到放弃延安/内线独立作战的问题，为“蘑菇”战术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形势异常严峻。就敌我兵力对比，陕北超过任何一个战略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初期，毛泽东的本意还是想守住延安，不教胡军渡延河，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的一大战略集团于陕北，以利它区作战。毛泽东很想守住延安，但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要死守延安，这不符合毛泽东作战上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一方面力争最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放弃延安。但在3月10日前，毛泽东的立足点还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如何保卫延安？方案之一是从内线保卫延安。11月1日至1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
        考虑到边区人口稀少，供给十分困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设想的第二方案是从其他战略区调集主力，从外线配合内线保卫延安，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保卫延安的主要方案。
        这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都还没有设想放弃延安，其基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守住延安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1946年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询问毛泽东时，毛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同样，这时彭德怀也对守住延安比较乐观。1947年2月24日，他在为军委起草的电报中估计，胡宗南进攻延安兵力不超过十五个团，“敌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
        不过，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在贯彻毛泽东保卫延安的总意图时，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认识，这就是在强调内外线配合时，他较多地考虑内线独立作战的问题，在强调保卫延安的同时，也设想放弃延安后的处置。
        1946年11月11日，彭德怀在保卫边区和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边区主力部队要决心歼灭进犯蒋军的全部或大部，游击队/自卫军要展开普遍的游击战/地雷战，困死和饿死打进边区的敌人。在其他人都在谈论保卫延安/尽可能御敌于 “国门”之外的时候，他提出了开展游击战，困饿打进边区之敌。虽然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彭德怀当时的想法。
        1947年春，彭德怀还设想过陕甘宁内线部队以主力向外线突击，迟滞敌进攻延安企图。2月24日，彭德怀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以教导旅在正面利用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进犯军待敌主力进攻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今黄陵）/宜君/同官/白水等地。或在胡军进攻前，向陇东之西峰/宁县/正宁地区进攻。
        设想陕北部队独立作战，势必要预料到延安不守时的处置，因为陕北面临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陕北以三万余人的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抵御二十多万人的进犯军，双方实力相距格外悬殊。3月2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的电报中提出了陕甘作战的三个方案：01.迅速消灭陇东敌四十八旅，然后主力转向关中；02.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0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方案均未设想内外线配合的问题，从这点看，这似乎表明在对待外线配合内线保卫延安的问题上，彭德怀更强调内线独立作战。此其一。其二，第三案设想到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在内线歼敌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目前见到的较早提出内线作战方针的文电。
        作为军委文电，自然反映了毛泽东的意图。但是，这第三个方案很可能不是毛泽东当时强调的重点，而是最坏情况下的处置。毛泽东想的还是保住延安。3月6日，毛泽东仍强调：我们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与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毛泽东的意图仍是利用延安吸引和牵制胡宗南集团。
        3月10日，彭德怀前往南线金盘湾/三十里铺和挪县（今富县）坊，检查防御部署，在部队他听取了前方指战员对防御的意见，越发感到长时期坚守延安是难以做到的。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枪不到十发。他问防御能坚持几天，前方首长告诉他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这次调查，彭改变了几天前提出的内线防御要坚持二十天的设想，他意识到那是不现实的。在这点上，彭德怀比毛泽东要来得实际。3月16日，延安保卫战进行四天后，毛泽东在保卫延安的命令中尚要求防御部队再坚守十天到两个星期，取得外线配合。这未免超过了防御部队的自身能力。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方案难以实现。
        3月上旬，西华池一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未达到战役预期目的。此时，胡宗南主力已经在洛川/宜川等地集结完毕。相反，作为外线配合的主要行动，刘邓出击平汉线和陈谢在晋西南的攻势尚未准备就绪。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局面，中央书记处于11日第一次郑重讨论延安弃守问题，决定在必要时放弃延安。3月18日，中央军委在给各地的电报中说：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这个指示表明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退出延安进行内线运动战一点上，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二. 青化眨之战，彭德怀尝试适合陕北特点的运动战战法。
        确定内线作战，诱敌深入打运动战后，具体到如何打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必要时放弃延安后，彭德怀即从这一设想出发部署作战，安排转移和疏散。13日，在完成掩护中央机关疏散转移的任务后，彭德怀即命令除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转移集结待机。敌向延安发起进攻的第三/四天，彭德怀命令新四旅即刻派人到延安东北的青砭迈详细侦察地形。撤离延安前一天，他又命教导旅派人到青化砭侦察，预设战场。青化砭位于陕北的唯一公路---咸榆公路上，彭德怀判断，敌在占领延安后是一定要打通这条公路的。可以说，青化砭之战，是早就酝酿于彭德怀胸中的一着棋子。
        要走好这步棋，关键是调走胡军主力。3月18日，彭德怀在送毛泽东撤离延安后，马上同前方部队通话，规定部队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他特别指示三五八旅装成主力大摇大摆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以北撤退，待达成诱敌北进目的后，即向青化砭方向靠拢。他命令一纵独一旅二团三营伪装主力，节节抵抗，引诱敌主力向安塞进攻，达到远离青化眨预设战场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则埋伏于青化砭隐蔽待机。
        按彭德怀最初部署，以主力待机，休整七天，待判明敌人动向后再作决定，不料鱼儿很快上钩。胡宗南误以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随即于21日以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向安塞前进。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一个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25日，刚进入青化砭的三十一旅即被早就张网以待的西北野战兵团包围，仅仅一小时四十七分钟，2900名敌军自旅长以下全部就歼。
        青化砭之战虽然不大，但意义重大。它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这一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正象彭德怀说的：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这一仗同时也表明，由于地形/群众条件优越，运用小部队佯动，牵着敌人主力转圈，以主力寻机歼灭孤立、突出之敌是完全可能的。经过青化砭一仗，这种适合陕北战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就初步形成了。
        三. 彭德怀提出对付胡宗南的“小米碾子”战术的办法，取得羊马河战斗胜利；毛泽东概括这种战法为“蘑菇”战术。
        青化砭之战当头给了还沉浸在攻占延安“大胜利”喜悦中的蒋介石胡宗南一记问棍。胡宗南倒也机敏，迅速总结教训，改变战术。胡宗南认为青化砭之败是因兵力分散而被歼。西安绥靖公署则在其“得失检讨”中总结：三十一旅被歼，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鉴于这三条教训，胡宗南迅速改变战术，采取国防部为其制定的“方形战术”。所谓“方形战术”即采取宽正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之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时，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每日前进10至15公里，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打。这样既可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使西北野战兵团在其宽正面进攻面前无处藏身。
        3月下旬，胡宗南集中十个旅八万大军开始在丛山峻岭中打转。其间，除了占去几座空城外，连西北野战兵团的影踪也没发现，反而部队疲惫不堪，给养发生极大困难。5日，敌不得不除以一部守备外，主力南撤蟠龙/青化砭休整。这就是人们讥讽的胡宗南第一次“武装大游行”。
        胡宗南这一战术，确一度使西北野战兵团难以找到可战之机。西北野战军几次想歼击敌一部，均因敌兵力密集而未打成。毛泽东曾指示西北野战军准备于青化砭附近再打第二仗，歼灭一三五旅；彭德怀也曾几次准备伏击东进之敌，“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卅五里东北四十五里深以十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隐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
        敌变我变，彭德怀开始摸索对付胡宗南“方形战术”的办法。3月26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川；方面抗击。然而，这个电报也提出，以新四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彭作这一打算是想保持以瓦窑堡为中心的一小块相对稳定的解放区。在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报中，他说：我们正在部署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之线以南，此种可能是较大的存在着，惟力争此种可能实现。有意思的是，一直对从外线配合不抱希望的彭德怀这时却建议：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牵制胡军北进。第二天，毛泽东在回电中除称赞彭电方针“极为正确”外，也设想到光诱敌东进还不够，因东出不远即是黄河。所以毛泽东提醒他：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另外还指出“陈谢迟几天行动来为不利”。毛泽东不愧为大战略家，他提出放手让敌北进的原则，正是“蘑菇”战术实现的关键一着。如果不放手让敌北进，仅在蟠龙/永坪/延川以南狭小地域是难以“蘑菇”掉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的。
        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彭德怀于3月31日和4月三日，连续致电各纵队/各旅，提出主力隐蔽待机，让敌大胆前进的想法：敌愈深入愈分散，歼敌机会亦愈多。要求各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扰袭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灭敌人；应动员党政军民团体在预计敌可到之处，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从上述思路看，彭德怀对付敌“滚筒”战术（彭亦称之为“小米碾子”战法）的办法已逐渐成形。
        4月2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一份复电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战术：敌人此种小米碾子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在敌前左右后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达后予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
        彭德怀这里提出的新思路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蘑菇”战术的基本精神。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彭习对密集之敌避免作战，隐蔽待机的做法。此后，彭德怀在实施2日提出的办法的同时，还与毛泽东就陕北作战的战术问题有过多次协商。
        正在彭德怀与毛泽东电报往来商讨作战方针时，新的战机来了。4月6日，彭德怀乘敌第一次“武装大游行”结束，主力南撤休整之机，于永坪地区伏击敌整编二十九军一部，歼敌600余人后撤出战斗。这一仗打得并不理想，但倒吊起了胡宗南的胃口。永坪战斗后，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遂顾不得休整，于11日集中八个旅西向扫荡，寻西野主力决战，同时调守卫青化砭的一三五旅南下接应，开始了第二次“武装大游行”。据此，彭德怀认为敌一三五旅孤军南下，歼敌战机已经来临，遂决心乘该敌在同整编二十九军会合前歼灭之。14日，西北野战兵团于羊马河地区将敌一三五旅全歼殆尽，创西北战场一次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
        羊马河之战，彭德怀初显“蘑菇”战术威力。这一仗从战机上说，并不理想。这一仗的关键是迟滞南敌八个旅的北进速度。阻击所以成功，除了阻击部队顽强抗击外，经过两次“推磨”式的“武装大游行”，敌战斗力大受挫折也是重要原因。
        毛泽东向各战略区通报了羊马河战斗的经验，称羊马河之战“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进而完整表述了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概括出了“蘑菇战术”的形象称谓。毛泽东在4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是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俄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解读这一段文字，可以发现，它与彭德怀4月初以来采取的办法是一致的，所谓“继续过去办法”即是指此而言。这无疑反映了上下之间在作战思想上的统一，也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创造的对胡军作战指导思想和实践的积极肯定。
        四. 蟠龙战役，彭德怀再次巧用“蘑菇”战术，稳定陕北战局。
        “蘑菇”战术是适合陕北地形特点和群众条件，对付胡宗南的集团滚进战术的有效战法，其基本特点是：凭借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特殊地形和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的群众条件，针对敌军专走高原小道，集团前进的特点，牵大吃小，以小部队与敌主力保持不即不离，引诱/牵制/缠住敌大部队，将敌拖瘦拖垮；以主力隐蔽休整，寻机歼灭敌小部队和孤立之敌。
        4月下旬，国民党军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又发现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敌统帅部据此判断，共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中，有东渡黄河模样，遂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寻机决战。26日，胡宗南部九个旅分别从蟠龙/永坪向北进犯，开始第三次“武装大游行”。彭德怀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起蟠龙战斗。当天，他命令部队加强侦察，准备围攻蟠龙之敌。为造成敌更大错觉，彭德怀“投敌所好”，他以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伪装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且战且走，并沿途丢弃物资，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当胡宗南主力摆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向北疾进时，彭德怀也做好了攻击蟠龙的准备。5月2日，胡宗南部进占绥德，同一天，西北野战军对蟠龙发起猛攻。当胡宗南连呼“上当”，急令绥德部队南返时，西北野战军已大获全胜，鸣金收兵。在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取得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作为西北野战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彭德怀善于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打破胡宗南集团进攻的“蘑菇”战术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肯定和总结出了“蘑菇”战术。将帅协谋，运筹帷幄，赢得了陕北战场初战三捷，为扭转陕北战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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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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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对抗中，以何种战术迎击对手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场的实际情况。
    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的经验时指出：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击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这里，专击小敌是目的，避实击虚是手段，需要打破的经验传统是力避硬战，力避恃险死守，因为彭德怀军以前是正规军，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这一段的作战时说“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并以其打破三省会剿为战例。在这一条原则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愿望是专击小敌，但有可能信息有误，那怎么办呢？
    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1930年5月彭德怀袭击安阳就是一例。
    打小敌顺利的情况彭德怀考虑到了，消息有误的情况彭德怀也考虑到了，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有。就是如果强敌一直跟追咋办？答曰：盘旋打圈子。彭德怀指出：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已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哨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时期的休息，并力将消息封锁，勿使泄露，使敌军失去目标，遗失方向。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游击战争？因为我方的军队在军事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如1929年奔袭于都城。
    在这里彭德怀特别强调的是：一接触敌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我之火力与运动密切配合，就是说，在运动时集中火力于攻击点。当袭击不奏效时，应当机动灵活地适时地退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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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与延安整风这一背景有关。当时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外，还有就是所谓经验主义，涉及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当时苏联驻延安的代表/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电报中称：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指它与王明的教条主义虽然有区别，不是从书本出发，但是却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且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其实与教条主义无异，尤其是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往往与教条主义合伙，成为其助手和附庸。这是指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周）和华北军分会（彭）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的。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以及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宣称“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也就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这标志着王明右倾（后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 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其实，不独彭德怀一人对王明路线认识不清。
        毛泽东后来在提到“十二月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有分歧。王明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全会上，仍然认为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政策太“左”并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与国民党妥协。他还认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不能最后的解决问题，国际常告诉我们要注意城市工作/工人运动与军事工业。即此，现恐怕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还要进一步。
        后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中得到清算时，周恩来等也作了检讨，比如“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等，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彭德怀身上。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保证共产党对其的绝对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彭德怀当时不在总部，但对这一指示看后并没有反对，他承认：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
        对于华北军分会的这一指示，10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迅即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华北军分会成立时也正是洛川会议确立了红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不久，当彭德怀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之后，毛泽东多次有电报向他阐述八路军应实施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等。
        庐山会议时，林彪说平型关战役是任弼时头脑发热所作的决定。毛泽东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彭德怀在抗战初期急于正面与日军交战，甚至还反感保存实力的从长计议，这让人将之与王明路线有所联想，故此成了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检讨的主要内容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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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予人以口实的还有：
    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造成了一定影响。
    如陈赓日记在1938年1月3日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彭德怀，因为那是作为党的决议贯彻和传达的，即使不妥也应归咎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当年朱德就有这样的文字：全国一切抗日军队，就应当更加巩固自己的团结，只有全国军队坚强地团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团结在抗战的大纛之下，我们才能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克服空前的严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二. 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
    这是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毛泽东6月6日为此致信彭德怀说“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显然，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理解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彭德怀的理解和看法是针对广大人民包括中共的，毛泽东却是将之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相联系，因而两人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检讨说：我在太行高干会讲话基本是错误的。
    三. 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
    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
    彭德怀是一个性格有些粗暴和简单的人，甚至他在毛泽东面前也常常是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因此也颇得许多人的诧异甚至是冷眼，也就格外容易得罪人，这也是他后来悲剧的一个原因。
    在涉及彭德怀的“错误”中“王明路线”的指责显然是最严重的。不过，鉴于王明抗战初期的问题的复杂性，对它的认识也需要有一定时间，这也就是彭德怀后来回忆所说的：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当彭德怀将自己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交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彭德怀检讨华北六年的工作是“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一句中圈去了“基本上”三个字，并且特意写了一段眉批：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后来召开七大，毛泽东明确表示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
    从后来发生的问题看，这个评语并不是毛泽东一贯的看法，事实上他对彭德怀是始终持有保留意见的。比如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说彭德怀是“交不亲的朋友；华北会议召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显然就是恼怒于彭对自己的不恭。华北会议彭德怀的报告中，曾着重谈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并检查了他对毛泽东认识的三个阶段，即从“大哥”到“老师”再到“领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发展了列宁主义，今后自己要向毛泽东学习等；在随后的“七大”上，他在发言中也称根据地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朱德的名字/与刘少奇对北方局的正确领导等分不开，而后来毛泽东显然认为这都是彭德怀言不由衷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