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铁鸟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
    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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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
    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
    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
    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
    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
    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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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
    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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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菊如（1901年5月-1981年1月）福建龙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银行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01年生于福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与长征，后投身抗日战争。1949年中共建政后，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1954年起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组书记，1964年卸职。1975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八十岁。
        钱希均（1905-1989）女，浙江诸暨人。1922年入上海平民女校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中共顺直省委组织科/机要科科长，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成为中央红军著名的30位女红军战士之一。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秘书长。1946年任中共上海沪西/浦东区委组织部部长。曾参与领导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罢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国家轻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食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从事轻工工作30余年。1982年，以副部级待遇离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任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撰写回忆录20余万字。1989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黄亚光（1901-1993年）长汀县汀州镇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长/汀连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县委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出版处处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等职。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央财政部主任秘书/建设厅/财政厅副厅长/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行长/西北农民银行行长等职。他设计了第一枚苏区邮票，也是党的金融事业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建立和巩固苏区经济和边区财政/金融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亚光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行长/总行副行长/福建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担任银行领导工作时，积极参加人民币的规划/自制及发行等，为国家金融事业再作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晚年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仍认真学习理论，关心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93年4月15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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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11号，一个很特别的日期，似乎注定要发生一鸣惊人的事情。这一天被无数人期待了很久也猜测了很久的中国的隐形战斗机歼-20一飞冲天，中国一脚跨进了以前只有美俄两家的世界隐形飞机俱乐部，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歼-20的首飞各国媒体议论纷纷，有说这是中国在展示“肌肉”有说歼-20是航母杀手，也有说歼-20会对美国的舰队构成恐怖的挑战。歼-20究竟有多大威力？究竟有多给力？会让中国的军力得到多大提升？各国为什么要竞相发展四代机？
    主持人*劳春燕：观众您好，欢迎收看《环球视线》今天演播室里请来两位特约评论员尹卓先生，还有宋晓军先生，欢迎你们。歼-20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网友拍下的歼-20首飞视频，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是网友在成都的一个机场拍到的歼-20首飞视频，时间是在昨天中午，歼-20是在昨天中午12点50分左右起飞，13点11分成功着陆，整个首飞的过程是在歼-10S战斗教练机的陪伴下完成的，历时大约18分钟，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尹先生，它刚刚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特约评论员*尹卓：刚刚是着陆，就是已经飞回以后进行着陆的一个动作，我们看到起落架都放下来，另外还有阻力板也打开了，这个动作当然是一个着地的动作，因为是后机轮先着陆，然后前机轮才着地。
    劳春燕：当时蹲守在附近的军事迷都是非常兴奋，除了欢呼声以外还有鞭炮声。宋先生，您看了这段视频以后，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里边有什么门道？
    特约评论员*宋晓军：一般来说，战斗机的首飞要进行滑跑试验，滑跑试验一开始会进行慢速滑跑试验，大概是每小时30到80公里的慢速滑跑试验，然后接着是中速滑跑试验，也就是时速100到180公里的滑跑试验，接着再进行高速的滑跑试验，就是200公里到280公里左右的时速试验。整个的全过程从低速/中速到高速，大家都一直在看着，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说从2010年最后一个周日，甚至再往前推，就有很多消息出来了，就开始讨论了，大家都会说这是低速滑跑/中速滑跑/高速滑跑就等着飞。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首飞确实要讲究一些天气各方面飞机的条件，滑跑试验本身是要测试结构，就是这个飞机的结构在滑跑过程当中，不同速度的滑跑当中，它的结构的强度，它的震颤的程度，对机上的比如传感器/数传的这些设备到底有多大影响。
    劳春燕：我们刚才看到了歼-20的外形，我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外行的问题，我发现歼-20长相跟F-22还有T-50这些四代机的长相都差不多？
    尹卓：是有点相似。第一，它是一个重档的四代机，所谓重档四代机就是F-22和T-50这么一个档次的，它不像F-35F-35是个轻型机，或者叫中型机。姑且用歼-20，因为我们不知道官方正式的命名是什么，现在媒体上用歼-20，我就现在用歼-20。它是一个重型机，机长/机高/翼展等等都跟F-22差不多，推测出机重可能比它们还重一点。但是它有个特点是很大不同的，就是它是鸭式翼的，而其他两型机T-50F-22没有鸭式翼，说明它的短距起降性能会比那两型飞机要好一些。另外，在格斗的时候它的机动能力会强一点，另外它可能载弹量会稍大一点，因为加了两个鸭式翼，有翼载的载荷会小会低。
    劳春燕：也有评论仅仅是从外观上判断说，咱们的歼-20比F-22还有T-50外观上外形上都要大一些，所以可能是载弹量会大一些，还有巡航能力是不是也会强一些？
    尹卓：可能会强一点，但是它也有些弱项，比如说鸭式翼格斗性能会好一些，但是对隐身性能会造成一点破坏。另外，尾喷管是三维的，是圆形的尾喷管，不是像F-22是矩形的，这样它的红外隐身性能会差一些，但是如果加了推力喷管以后，它的机动能力会更强一些，就是有所得有所失。
    劳春燕：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它认为中国的歼-20有能力会将战线拉近到敌方的上空，成为名副其实的航母杀手，怎么看这个评论，宋先生？
    宋晓军：当然美国国内的评论，就是昨天开始飞完之后可以说铺天盖地，甚至连美国政治的幽默杂志《石板书》都说中国的隐形飞机飞得很拉风，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美国国内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美国国内政治，民主党和共和党分裂的一个杠杆，拿这件事做杠杆，特别是罗伯特*盖茨访华期间。其实我们知道今天罗伯特*盖茨访华参观了二炮，我们明确向他承诺了我们的核武器使用的政策，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一个小小的歼-20的18分钟飞行，我们知道F-22已经装备了，而它试飞的时间是7542小时54分钟，它试飞就这么长时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为什么他们要拿这个事说？还是美国国内由于罗伯特*盖茨和奥巴马要砍军费，他们是要拿中国的事来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才会出来一些这类的东西？
    尹卓：保军火集团的利益。
    劳春燕：其实我们现在还只是第一步，在一个首飞的阶段。我们也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世界上有三款隐形战斗机了，最早的是F-22第二是俄罗斯的T-50现在是咱们的歼-20。F-22是2005年的时候已经列装，它的验证机是在1990年的时候就试飞了，但是它的原型机是1997年的时候才试飞，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进行了量产，2005年的时候才列装美国的部队。T-50是去年进行了首飞，现在还没有量产，当然普京曾经表示说要在2013年以前能够量产，2015年的时候能够装备俄罗斯的空军。从这个发展的进程上来看，咱们的歼-20现在首飞了，离量产还有列装还有多远，要经过哪些重要的节点？
    尹卓：还很远，因为首先现在这次飞的时候，因为原来它在静态里只做了大型风洞里的气动外形试验，现在飞还要飞它的气动外形，飞它的重心，飞它的共振，是不是有异常的响动，飞它的机体结构，飞的都是机械性能。另外，发动机和整个飞机飞控系统的匹配，这些都在这次试飞要取得经验。然后还有大量的最复杂的飞它的航电系统，飞它的飞控系统，首先是飞控系统，它因为是全数字化的，应当是，如果它达到我们叫四代机或者世界上五代机这种标准，它一定是全数字化的，比如三维四余度的这种全数字化的飞控系统。这个飞控系统要一点一点飞出来。
    劳春燕：飞多少次？
    尹卓：那要飞可能上千个小时，至少几百小时上千个小时。还要飞武器，所有的雷达要飞，通信要飞，武器系统，我带弹要从最少带到最多，一个弹种再带其他的弹种，还要在空中发射静态的试验，还在空中发射试验，这个飞的时间还要很多年以后才能达到。
    劳春燕：各种性能不是靠设计就能完成的，也不是靠制造就能完成，而是不断地进行试飞，在试飞的过程当中进行调整？
    尹卓：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出你的设计理论是否合适，才能验证出，然后有毛病才能逐步修改，才能达到技术成熟，叫技术成熟度。
    劳春燕：这里边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因为我也看到有媒体说，中国的质量控制体系会是比较大的考验。
    尹卓：软件。
    劳春燕：是软件。
    尹卓：对，你刚才讲得非常好，就是技术控制体制。我们的技术控制体制对整个机械化性能这里头，制造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的数控车床应该是完全达到世界上顶级的水平，但是在软件上头，叫飞控软件，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跟美国法国等有独立发展制造自己的先进飞机的差距，跟俄罗斯差距还非常非常大，这点我们绝不隐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劳春燕：还有发动机？
    宋晓军：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四代机标准的发动机，一个是它的推重比至少达到10。另外，它整个的控制，包括它的转速，涡轮盘是用电子控制的，这些技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技术评定，包括它的适量喷口等等。但是有一点，我们一旦说作为美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说出来一系列的数据，但是你真想知道这个滋味，比如,他说他种了一棵桃树，这个桃子很好吃，他天天说，你从来不可能知道，你没有任何办法，你只有自己种一棵桃树，长出一个桃子来吃了，你才知道这个滋味是什么，这是必须要自己做的。所以说发动机也好，还有其他方面的也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隐形性能，比如说机头比较大，做成菱形的/楔形的，或者雷达，或者说进气口这三块是最大的隐身的，没法回避的。我可以照猫画虎做，做得差不多我很接近你的时候，我才知道真正它的隐身性能是不是像美国人说的那么重要。
    劳春燕：咱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我们的四代机了。
    尹卓：还没有拥有。
    劳春燕：
    确切的说法是原型机，接下来我们要在试飞当中不断地去验证或者说改进它的性能，等待着它真正能够一飞冲天的那一天，假使那天到来了，它会对中国的军力有多大的提升呢？
    尹卓：我们说首先四代机是一种制空机兼顾攻击，这是一种防御性武器，因为它是在我们国土防空里非常重要的武器，它的机场是部署在中国大陆上的。它航程再远，我们说如果按美国的F-22到1500公里，或者少一点1000到1500公里，就说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看看也就是在中国近海周边，它不是像美国的B-2/B-1B/B-52这种战略轰炸机，远程的攻击别人纵深，跨大洋去作战的。另外，它也不是像F-15E纯粹主要是用于攻击用的，而它是一种制空机。制空机严格来说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就是说保护我的领空的安全，保护我海洋上空的安全，保护我大型水面舰艇的安全，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所以拿它跟作为“航母杀手”等等这个作为比较，这个稍微说过了，完全是带着一种媒体渲染的味道。而我们说拿到只是我们的领空更安全了，我们能说的就是这句话。
    劳春燕：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歼-20假使真的能够出来，装备到咱们的空军里边的话，像美国的F-16还有预警机能够发现它的行踪吗？
    尹卓：当然能够发现，预警机当然能够发现，不过发现的距离更近一点。比如说我们装的预警机，我们对F-22也不是绝对不可探测的，虽然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但是它也不是不可探测的，比如用米波雷达是可以发现的，F-117在科索沃被击落就是一个例子，米波雷达可以发现它，甚至我用目视看到它起飞以后，用手机话报跟踪它，然后防空导弹拦击，也把它击落了。另外，它纵向对你，正对你是这样子的隐身性能，稍微一侧飞，从高从下对它探测都不是这样的 0.001，可能就0.1或者是1平方米，或者0.5平方米0.3平方米，现在我们没有F-22模型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只是正向的，其他方向都是可以发现的。
    劳春燕：刚刚尹先生也已经提到了，咱们发展四代机歼-20其实还是为了防御的需要，为了主权安全的需要，对于歼-20的问题，昨天国防部外事办副主任关友飞也有一段说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关于媒体上称作为J-20，可能在座的很多都感兴趣，中国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总体规划发展了一些武器装备，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新型军事武器装备不断出现的需要，不针对任何国家和任何特定的目的，也不针对这次盖茨部长来华的访问，是一次正常的例行安排。
    劳春燕：之前媒体，特别是外媒讨论得比较多，说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试飞四代机，是不是跟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有直接的关系？您怎么样来看这个评论？
    宋晓军：我觉得这是很业余的说法，其实美国做过很多这样的首飞试验，而且它做过我们说的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特别是包括空军陆军都有试飞院，尤其是空间非常大。它做的这个试飞计划自己知道有管理体系，首飞的确定这个时间窗口不可能是很短时间确定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更多的是美国媒体，就是美国非常专业的媒体，比如说《航空周刊》不会这么去说的，他顶多是评估你的性能，因为他知道首飞是怎么回事儿，包括首飞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应急文件，包括我说的地面飞行，所有的这套东西是不可能我掐好了算好了我要在这几天我必须首飞。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业余的说法，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太懂飞机试验飞行的这个过程。
    劳春燕：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昨天他在长城游览的时候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评价自己的中国之行的，一起来听一听。
    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我认为我与中方官员的会谈很有建设性，这为美中两军关系向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今天早上我访问了第二炮兵司令部，在那里我与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坦诚的对话。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军方领导人都非常有决心进一步深化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劳春燕：盖茨对自己的中国之行还是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我们也知道盖茨这一次在来中国之前，他曾经说了一段话，他说中国现在正在崛起的军力，包括正在发展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有新型战斗机，对美国的军力可能会构成威胁。其实盖茨在不久前刚刚宣布要削减国防的预算，但是他说有了这样的新情况以后，可能要对亚太地区的装备加大投入，怎么看盖茨的表态？当时歼-20首飞的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歼-20的图片还只是在网上流传而已，但是现在歼-20首飞已经被证实了，现在美国会如何反应？
    宋晓军：我觉得他这些话首先是给这些国内的共和党的鹰派，包括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等五大军火公司的代表说的，实际上美国裁减军费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罗伯特*盖茨的父亲也曾经在1961年的时候做过他同样的位置，他是一个有军人世家的一个人，他才敢下这一刀，他之所以能下这一刀，是因为美国实在是没有钱。说了这些话，其实我觉得中国和美国这一次的军事交流战略互信很重要，首先是核武器，战略层面的东西，我们已经给了他很多他指的承诺，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至于说一个什么东风-21，刚刚首飞的一个东西，他当然要在面子上说一些，我觉得他回去之后还是要裁军费。
    劳春燕：看一下美联社有一个评论说，中国在歼-20上的竞争也许会动摇五角大楼将F-22的数量控制在187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盖茨在2009年的时候宣布的，现在会不会有变化？
    尹卓：不会有变化了，因为F-22的设计完全是在冷战的思维，它是对前苏联的。中国现在的我们这个J-20就是服役也还有很长时间以后，就是说我们拿到第一架服役成机的时候，他已经有1000架了，1000:1这种比例美国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因为1000:1这种比例在任何战场上，这个“1”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美国人非常清楚。
    劳春燕：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心态，因为我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有一段评论，中国的歼-20将来如果列装部队以后，它通过空中加油能够直飞关岛，我们也知道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了，F-22都是长期部署在关岛的，这意味着什么？
    尹卓：这意味着日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美军事关系的改善非常不安，日本舆论，不管哪一派的舆论都极力在挑拨中美之间的矛盾。这次所谓中国比如说有条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论调就是日本放出来的，这次我们让罗伯特*盖茨参观二炮的时候，跟二炮交流了我们的核战略，我们使用的原则就是在任何条件下我们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是从毛泽东周恩来到我们历代几代领导核心都一再重申我们中国的庄严承诺，不可以改变的，这是达成一个战略互信。所以罗伯特*盖茨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就是中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战略互信，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日本像舆论这种的挑拨离间，比如说中国歼-20今后要攻击关岛这样的论调，说老实话在这种互信基础上就不攻而破了。
    劳春燕：宋先生怎么看日本的这种论调，日本是什么心态？
    宋晓军：我觉得看它前航空自卫队的司令，或者幕僚长田木神俊雄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他说日本要把育儿费一年大概3万亿，裁掉2/3，叫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来对抗中国。日本这种右翼的声音其实也比较多，尤其是最近像前原诚司这种人，他受的教育以及他灌输的这种东西，他认为中国，包括朝鲜这些国家早晚要崩溃，他接受90年代西方的那个历史终结论的教育，所以他一直采用歧视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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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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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光（1901-1993）福建省长汀县城关人，早年就读台湾大学，毕业后在省立长汀第七中学任教，并主编《长汀月刊》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日本高等农林学校留学时读过《共产党宣言》开始倾向革命。1927年9月，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时，经李立三介绍，黄亚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汀早期革命运动领导者。1928年春派往新桥乡村师范任教，以组织“文学研究会”为名培养进步青年和农协会员。同年冬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长，创办了《长汀月刊》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爱国运动。1929年3月，他在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县城时，为毛泽东提供了《汀州府志》《长汀县志》并组织人员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六种人”调查会。
        黄亚光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春。3月14日，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城后，司令部/政治部驻在辛耕别墅，毛泽东要黄亚光找来了6种人在这里召开了调查会，这6种人是老裁缝工人/老佃农/钱粮师爷/老私塾先生/老衙役或典狱头/流氓头，都有20年以上的社会阅历，了解汀州各阶层的经济/政治情况。调查会上，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询问大家，就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百姓等社会状况展开调查。长汀是客家话地区，黄亚光就在一旁翻译/解释，并作记录。毛泽东谦虚请教的态度和认真调查的作风，第一次在黄亚光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基本摸清了长汀城豪绅地主的情况。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在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方针，部署了红四军在汀期间的工作计划，正式批准成立了以段奋夫为书记的中共长汀县委，黄亚光为宣传委员。会后，长汀县委召开了工农群众代表大会，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长汀赤卫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从此，黄亚光投身于毛泽东领导的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实践。
        1931年6月，黄亚光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当时，林一株在闽西苏区发起了“肃社党”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同志。一天，黄亚光等人正在为长汀涂坊筹备汀连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紧张工作，突然，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冲进会场，声称是省委派来的，当场宣布黄亚光等人是“社会民主党”不容辩说地逮捕了黄亚光和段奋夫等人，押往永定虎岗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当时整个闽西“肃社党”运动达到白热化程度，林一株一伙采取逼供信的手法，将黄亚光等一批党的干部以 “社会民主党”定罪，并决定处死。这一天，黄亚光和几十名被定为“社党分子”的同志被拖到河坝上，一阵枪响，一个个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中。正要轮到对黄亚光下手时，只听身后一声高喊：慢！刀下留人！一位红军战士骑着马飞奔赶到，传达了上级免除黄亚光死刑的命令。黄亚光在枪口下幸免一难。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救了他。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刚成立，需要发行苏区纸币，行长毛泽民到汀州物色一个会设计纸币的人员，因为黄亚光在中学教过图画，汀州红军印刷厂的地下党员毛钟鸣推荐了他，毛泽民派人十万火急地赶到永定虎岗救下了黄亚光。黄亚光死里逃生后，背上行装，步行到红都瑞金，开始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从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每当召开大会，他就负责布置会场，印发材料，作会议记录。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苏区纸币。当时绘画工具奇缺，连三角板/圆规/量角器/鸭舌笔都没有，只能用毛笔在毛边纸上设计，纸币的中间画面是革命导师列宁的像，是从书本上临摹下来的，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
        1933年，黄亚光升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处长，同时兼管文书科工作，主要给毛泽东抄写文稿/报告，每当大会召开，就给毛泽东作记录。贺子珍也经常协助这项工作。1934年1月，中央政府筹备召开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手稿交给黄亚光刻写出版，准备印发给每个会议代表。毛泽东详细地交代了刻写的要求，连标题/正文字号，都在手稿上一一注明。毛泽东微笑地问黄亚光：你知道这小册子是送给什么人看的吗？
        黄亚光不加思索地回答：是给代表们看的。
        毛：对。你知道是给代表们看的，那就要为代表们着想。不能写草字，字迹要端正，让代表们都能看懂。
        黄亚光连连点头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
        经过几个通宵的努力，黄亚光终于完成了这两套小册子的刻写任务。
        《长冈乡调查》长达2万6千多字《才溪乡调查》长达7千多字，毛泽东都亲自校对，然后用毛边纸油印一千多册，分发给每个代表。
        《才溪乡调查》内容包括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维埃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7个部分。此前，毛泽东曾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1933年11月3次来到才溪。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被解除了党权和军权，党内李立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过左”政策，导致一些上级机关不知道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工作和实际内容，只知道发布命令和决议，大大阻碍了政府任务与计划执行。另外，这一时期正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并开展大规模经济封锁的时候，毛泽东为拯救苏区经济组织临时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
        《才溪乡调查》作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具体运用的典范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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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六种人”调查会

六种人：老佃农，老裁缝工人，老私塾先生，钱粮师爷，老衙役或典狱头，流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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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
        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
        1949年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
        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
        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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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
    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
    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干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
    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 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
    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
    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
    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
    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
    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
    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
    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杯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
    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
    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对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
    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

铁鸟

    一九三一年秋，闽西大地一片黑暗，地主还乡团肆无忌惮地杀害大批群众。而共产党内部也不幸出现了“肃反社党”运动。当时所谓“肃反委员会”中，以林一株为首的一帮冒牌革命左派，对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以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冠以“社会民主党”的罪名，大肆屠杀。闽西革命的火种濒临灭绝的境地。
    郭滴人知道这件事后，邀请张鼎丞一起去瑞金，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朱德汇报这件事。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委任郭滴人为闽西地方党的保卫处处长，另立闽西政治保卫处，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肃反错误的蔓延。可是在当时，还有大批革命同志被监禁着，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信息不灵，对杀人魔王林一株的倒行逆施敢怒不敢言。加上林一株的手下已结成帮派，要除去林一株也并非易事。郭滴人经过深入调查，得知林一株在上杭的一个山村里设有总部，经常夜间出去杀害革命同志；他身边有几个保镖，彪形大汉，手拿双枪，百发百中。再说林一株自己也是武艺高强，所以对付他们只能智取，不可硬拼。
    一个艳朗的秋日，闽西大山里，枫叶萧萧，层林如染。郭滴人带着中央指示与两位通讯员一起来到上杭县，并通过地下组织的接头户转告林一株：闽西特委郭滴人前来求见。
    林一株想：他们这时来，必定有诈。
    便吩咐手下荷枪实弹，整装待命，看他的眼色行事。并传话：只让郭滴人一人进入。
    郭滴人胸有成竹，进去前对他的通讯员说：注意！我以丢茶杯为号，听了马上行动。
    只见郭滴人单身一人进来，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这时林一株才奸笑着出来和他交谈。郭滴人装着向他汇报闽西的情况，又说最近他在党内受批评，想来投靠林一株。林一株看着他那一副老实的样子，心中的警惕性减了三分。又由于平时也听到郭滴人智勇双全的情况，就表示要留他加入肃反委员会。郭滴人装着感恩戴德的样子说：今天受到林主席（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抬举，我请客。
    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光洋，想叫人去店铺买酒来喝。
    林一株信以为真，便吩咐一位手下去购买。同时命令其他手下退去。
    当林一株和郭滴人在喝茶寒喧时，房屋里别无他人。郭滴人认为时机已到，便装着不慎，把茶杯丢落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郭滴人的两名警卫员马上从屋外冲进来，用枪顶住林一株的背脊，郭滴人也马上缴下林一株的枪械。林一株这下才吓得魂飞魄散。郭滴人二话没说，当众宣布党中央的命令，把投机革命的内奸/叛徒林一株就地正法，并释放了遭林一株监禁的一大批革命同志，稳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势。后来由于党中央看出郭滴人勇敢机智，便任命他为福建省保卫局局长。
    附记：
    另有一说。据民间流传是郭滴人身带德制曲尺手枪进入林一株室内，两人席间对饮时，郭滴人从口袋内取出曲尺，林一株突然一惊，出拔出手枪；郭滴人见状笑说：何必这样？便将曲尺放在桌上，林一株看郭滴人镇静，曲尺是新的，他便伸手来取，郭滴人按住他的手说：这曲尺是德国造的，你若要它可奉送，不过要把你的枪来换。林一株心爱曲尺，就将自己的手枪丢给郭滴人，换取曲尺，放在手中玩赏，郭滴人趁机拨掉酒杯，酒杯落地叮当一响，郭滴人立即举枪指着林一株喝道：不许动！林一株拿起曲尺扳动枪机，不料枪膛无子弹，心知中计，急要夺门而逃；可是郭滴人两名警卫员已冲进门来挡住去路。这时，郭滴人叫把林一株捆绑了，推出门外处决。林一株门外的卫兵早被解决了，无人救援。

铁鸟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治区划及户口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之上社区，是从本区榔木乡划出来的。
    上社区工作的等第：长冈/榔木第一，杨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长冈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村。
    户口：
    一. 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在乡人口中，中农贫农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农/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农七十七。
    二. 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当红军，八十；
    一九三三年当红军一百三十九。
    在游击营，七；
    调县以上工作，三十四；
    调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四；
    调当长期夫子，三十六；
    共三百二十。
    三. 地主富农：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农十一家，七十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
    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没有查出别的富农地主。
    代表会议
    一. 会议情形
    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拿纸写好贴起来。每次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只主席自己开在纸上，不贴起。“报告”，首先主席报告开会理由，讲二三十句。接着区苏的“参加同志”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区苏的人参加：部员来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长来的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来，十次只有一次），内容是政治形势与工作情形。“参加同志”没有说到的，主席与支书补充。“讨论”，均是具体问题，例如十一月八日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下列各项：
    （一）军事动员
    又分为：01.扩大红军。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02.优待红属。决定要模范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一齐动员。03.归队运动。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决定要宣传队（乡的，村的）突击队（红军老婆组织的）进行工作。04.慰劳红军。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
    （二）经济动员
    又分为：01.经济公债。本乡承认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担，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决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来”做宣传，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齐。02.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过去只区有，现在乡组织支社，还只集股一百零几元，但群众已承认了三百五十元，决定要各代表进行收集的宣传，宣传队也要出发。03.节省运动。决定多种蔬菜以备春荒，把谷米节省起来。
    （三）修整河堤道路
    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选举筹备员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
    （四） “拥护区苏”
    为了对第三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的开会表示全乡群众的拥护，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十二日复动员全乡群众十分之九整队去区苏，要打爆竹（结果群众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
    后二项是放在“其他”一项议程内讨论的。此次讨论的各问题，都是选举大会中选民的提案交乡苏讨论者。
    二. 检查制度
    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
    每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由值日代表以其结果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办法开始于榔木乡，长冈从榔木划出之后采用这个办法，后来杨澄乡也采用了。最近区苏召集了一个全区工作检查会议，要各乡都采用。
    三. 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数：
    长冈村，五百多人（分田时人数），十四个代表。
    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个代表。
    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个代表。
    泗网村，四百多人，十四个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长冈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网第四。
    每村一个“值日代表”轮流充当，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实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专任。行了两年后，以主任制有缺点，责归一人，余人不便练习工作，轮流则免此弊。但值日制（实是值旬）也有缺点，代表弱的不能领导一村。
    四. 常委会
    苏维埃成立以来即有常委会。
    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共五人。必要时，值日代表参加。
    五. 代表领导居民
    每个代表管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如长冈村的代表李求应，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男成年中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女成年中也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优待红属）。
    六. 代表的变动
    没有新划行政区时的榔木乡（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选举代表七十多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个，男代表六十多个。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选时，原选男代表只剩下五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每一代表去时，先天召集所管群众选举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 代表的政治表现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个）。
    这四个最差的是两男两女，很笨，又不积极，十次会只到四次，到了也不听事，更不发言。对群众态度“粗”，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
    八. 女代表
    十六个中：
    最好的八个，寻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个，不知寻工作做，交给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帮助。
    最差的两个，交给工作也不做。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
    此次选举：
    一. 选举委员会
    九人：中共支书，中共妇女干事，雇农支部长，手工支部长，贫农团主任及另一人，大队长，乡代表二人。支书为主任。九月组织的。
    县苏原定九月底选举，两次改期，第二次决定十一月初。
    二. 选举宣传
    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还讲了为打破“围剿”，为检阅工作使之更进步，故要选举。
    三. 选民登记
    四村各造册，由代表负责登记所管居民，交于选举委员会发榜公布：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二张红，后一张白。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这样的三张。选民册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属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过来，重新公布。对于工/农选举代表标准的分别，群众中有生疑问者。正确了解“工人领导”这个问题的，全乡不足十分之一。
    四. 选举单位
    四村每村一选举单位，另一工人单位。
    五. 工作报告
    分两天开选民会（十月十九/二十两天），第一天两个村，第二天两个村。
    主席到长冈/塘背两村报告，分两天出席。副主席（支书兼）到新溪/泗网两村报告，也分两天。报告分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其他工作，共三项。
    报告后，选举候选名单。也曾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批评者。
    六. 候选名单
    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会开会，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农人数比例，拟定一张五十五人的名单，恰如应选代表之数。然后提交各村党的小组会/工会/贫农团去讨论，由各小组党员在作工作报告的选民大会上起来提议，经大会通过，省去了选委准备名单的手续。
    名单公布，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一张。
    公布后三天即选举。
    七. 选举大会
    时间：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乡苏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农民分四村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开会，选民进门签一“到”字于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张表上（表二十四格，县苏印发，写二十四个选民的名字）。一人守门，门外有小孩子看，也有进来的。地主富农知道没有份，无来者。
    程序：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参加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讨论提案（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多数通过。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军事/经济/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选举大会提议的）。
    上午十时到齐开会，下午四时散会，“精神很好”。
    八. 代表的政治表现
    五十五个代表中，最积极的三十六个，中等的十九个，最差的尚未发现。
    各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个），新当选的十分之四。
    九. 选举后的代表会议
    选举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文书，选举出席区大会的代表（十人）。区苏有三个同志参加这次会。第四天（十一月八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举大会的提案（见前）。
    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
    以下是群众团体。
    分村/乡两级。村五人，主任即为乡之委员。乡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员会，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 扩大红军委员会
    七人，内三人是代表。讨论“扩大/优待/慰劳/欢迎”。
    慰劳队（七人，有队长，内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医院，去县城，有一次去黄陂小布，慰劳红军。
    二. 土地委员会
    七人。九月查田运动时还开了几次会，对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担田加以处理。后来没有开会了。
    应改为农事试验场管理委员会，场内附设农产品展览所。
    三. 土地登记委员会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驻。七月组织的，做了两个月，登记完毕，取消主任的伙食。
    办法：到各村问各代表，登记起来。代表不晓得的，便到那家去问。八月不明表格内容，登记不完备，延长一个月，登记好了。
    四. 山林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
    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私山如砍树多，要问过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
    五. 建设委员会
    五人。指挥“水利/桥梁”两委员会。
    六. 水利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 桥梁委员会
    五人。管桥路之修理。应称桥路委员会。
    八. 国有财产委员会
    五人。虽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 仓库保管委员会
    三人。管公债谷及红军公田谷之保存。
    备荒仓亦归它管，将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拿来备荒，共十多担。
    十. 没收委员会
    三人。管罚款/捐款。
    九月起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应该指出：长冈乡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十一. 查田委员会
    九人。现没有了。
    十二. 教育委员会
    九人。
    十三. 卫生委员会
    五人。四月组织的。
    十四. 防空防毒委员会
    五人。十月组织的。开了四五次会。
    十五. 筹备委员会
    为开纪念会而设。
    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
    地方部队
    一. 编制
    （一）男赤卫军一排
    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此年龄内的男子，全乡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书两人及重病残废等未编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编入，计四十六人。
    排长/副排长各一，班长/副班长各六。旗一面。
    （二）女赤卫军一连
    年龄同前。此年龄内女子，全乡共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二倍多），除病残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共二百二十人。
    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三）少队一大队
    男女合编。十六至二十三岁的，全乡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残（风脚等）十五名未编入外，一律编入，共八十六名。
    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两排，各有排长/副排长。
    二. 训练
    （一）排操
    村为单位，每月两次，赤/少分开，男女合操。
    教练人：长冈女副连长，塘背女连长，少队的是一个女子/三个男子。
    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转，插当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远）。
    武器：多数梭镖，少数木枪。
    政治课：先操后讲，讲者政治指导员。讲革命形势/帝国主义/赤军任务等，无一定教材，“随便讲一下子”。
    时间：下午，大约二时至六时，操二点半，讲一点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二）连操
    乡为单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检阅排操的成绩。
    政治课：操完，指导员讲政治形势。
    时间：下午四个钟头。现冬天天冷，又较闲，改上午。
    三. 勤务
    （一）运输工作
    男子当长夫（四十五岁以上未编入赤卫军的则当短夫）。
    女子当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内/高兴/茶岭等处），还有救护（挑出一部分组织救护排，准备着，无工作）及洗衣（组织洗衣队，每村挑出十多名，无小孩累赘的，去筲箕窝的补充师及教导队洗了好几次，去茶岭洗了两三次）的勤务。
    （二）晚上放哨
    长冈/塘背/泗网共三个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几人，轮流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负责。一人站哨，余人睡觉。问口令（答“老百姓”，讲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实群众并不知口令），查路条（别乡过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坏人。
    （三）白天检查
    三个人负一天责任，一个赤军，一个少队，一个童团。有人过，一个看路条（童团），一个盘问他（赤军或少队）。必要时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个逃兵，送区。“老百姓”捉到一个无路条的（当他走山上小路过时），别县人，凶得很，疑是侦探，送县。
    （四）防空
    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飞机来了不要乱跑。
    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
    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八. 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九. 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雇农全乡约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了，因为分了东西。本乡地主只二家，没收了富农的（十二家）不少，从城市又分了好些来。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
    十. 中农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说来，中农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苏维埃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
    十一. 市价
    （甲）农产：
    谷：暴动前秋收后每担（九十斤）三元，暴动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花生：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三元，暴动后三元，去秋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番薯：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豆子：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鸭：暴动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鸭蛋：暴动前每个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柴：暴动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木油：暴动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两一元，因能出口。
    花生油：暴动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小柑子：暴动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
    （乙）外货：
    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布：暴动前中等蓝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洋火：暴动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洋油：暴动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 群众的休息与劳动
    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因出外的多，乡间劳动力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还是同于暴动前，但劳动的意义不同了。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
    一. 模范耕田队
    四村各一队，共约七十人，红军家属有劳动力者组织之，每队一个队长。队下分小队，比如长冈村模范队二十多人，分三小队，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队管其附近几家或十几家，经常注意使这些人家的生产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时组织的，作用是调剂劳动力。
    办法：劳动互助社帮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模范队则帮群众耕田（要工钱）。比如某个互助社社员正要帮红属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队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帮红属耕田，由他出工钱与模范队员，这样来调剂劳动力。因此模范队须与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 劳动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个，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乡社员三百多。
    全乡人口中：
    全劳动的百分之十（在全乡总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人）
    半劳动的百分之二十（约三百人）
    附带劳动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五百二十五人）
    无劳动的百分之三十（约四百五十人）
    前二项共约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全乡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内二百二十六人当红军，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几个人属于半劳动外，全部都是全劳动的，此数对于现留的全劳动一百五十人，为百分之六十八对三十二之比。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其办法如下：
    优待红属：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十个工。群众劳力多的多帮助，少的少帮助，无的不帮，女人带了小孩子的也少帮。大概紧时全家有两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十三四个工，一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六七个工，半个劳动力的帮一工两工做轻便工作。应该帮这多而少帮了，则须算给工钱于多帮了的。比如紧时甲家每月本应帮红属七工但只帮了五工，乙家应帮七工而帮了九工，则甲家应算两个工的工钱给乙家。
    社员互助：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钱于多做了的。
    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生产，调剂人工。
    每个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钱（拿钱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价：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秆），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点豆），七月间全乡社员大会议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价，开头八百文，紧张时一千四百文为最高工价。
    减低工资：雇农工会是赞成的，他们因为分了田更欠人工。劳动力多的也不反对，他们因为优待红属须帮工多。
    互助社，委员五人，内主任/组织/宣传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员会指导。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三. 犁牛合作社
    九月间开始组织的，每村一个，刚在进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个人的委员会。
    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头，全乡共有牛百一十头。
    一家二牛的无。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几元一头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讨论如何解决。
    办到了禁止杀牛，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杀，无敢故意弄死者。
    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长冈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担，每担三升得谷八十一担，每担五元得钱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买一牛计，得二十头。每牛耕田八十担，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担，对于二千七百零三担，已解决了一大半，明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而租牛每年每担谷田即须出牛租五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
    公债的推销：
    公债发行委员会五人，每村另有一个主任。
    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五千元，后又加认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乡主席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承认本村的销数。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众开大会。事先各代表及宣传队向群众做个别的宣传，届时领导群众来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团体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众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
    没有销完。
    各代表及宣传队，对那些未买的及买得太少的，按家按户作宣传。“今年这样多”，有些群众不了解，便把去年谷价（买两元公债要拿出谷子两担半）今年公债（买十元公债还只要拿出两担）比给他们听，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两次红就过了股金的头，不曾集股的无份）讲给他们听，把敌人封锁与经济建设的意义讲给他们听。
    再开全村大会，加销一部，尚未销完。
    再做宣传。
    开第三次全村大会，又加销一部，仍未销完，但所余不多了。
    再做宣传。
    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
    共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买了四十五元（一家）。买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极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无。孤老等不买的也有十几家。“群众完全满意。”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合作社运动：
    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本村群众以每股五角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一九三二年一月，改为榔木乡合作社，没有增股，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块钱生意，赚了钱。去年九月，区社成立，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
    职员：村社时代，社长（李奎应，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社长）采办（李其尚，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采办）会计兼营业（王仁森，后任乡社/区社的会计）各一人，吃社内饭，无工钱。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
    货从茅店/直下办来。
    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今年十一月改为盐布每串钱减二十（因盐布贵，赚钱少），他货仍减五十，非社员照市价，此时一百元生意约赚二元。
    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
    现定乡设支社。长冈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开始营业中。
    县总社八月成立，也在开始营业中。
    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
    本乡粮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长冈村一个仓里。还未开始营业，组织了管理委员会。
    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
    文化运动：
    一. 小学
    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
    学生：长冈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网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们去，他们自己好玩不肯去，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那是“又大又蛮”的。学生之间自己发动斗争，“精神很好”。那些顽皮小孩来读的时间少，不来读的时间多，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惩罚的方法有些是不适当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学生年龄，七岁至十三岁。也有十四岁十五岁的，则因生产忙，只读半天。
    远的带中饭，近的回家吃。
    书纸笔墨，学生自备。
    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教员自己不肯说，代表会议决定优待。（乡苏常驻人有优待，代表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不脱离生产的无优待）合富/秀水两乡，则由学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给老师吃，月斗两斗米。杨澄乡又是一个办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学，乡苏准许群众中推出两个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当长夫的），去开长担（开担即挑担，开长担即经常挑担）做小生意，赚了钱供给老师伙食，其数照乡苏办事人例（乡苏每日九分，老师也九分）。乡苏则对此两人不派一切勤务，由这两人自愿承认。
    教员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 夜学
    全乡九个：长冈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网三。
    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灯火，少数是自己带去，四人五人共一盏灯。多数就夜学设备的一盏木油灯，十多二十人共在这盏灯下读，每月每人出二个或三个铜片。
    书纸笔墨自备。
    教材：
    甲班，读报，算术。
    乙班，成年读本。
    丙班，儿童读本。
    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
    三. 识字班
    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
    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
    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
    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
    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一天一换或四天五天一换间或也有的。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没有不绘图的。日学老师负责。此法效大。
    四. 俱乐部
    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
    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
    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俱乐部都有新戏。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卫生运动：
    一. 办法
    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记不到，工夫又多”。
    二. 工作
    （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三. 成绩
    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五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四. 舆论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户，没有病死要吹死！”还需要做深入的宣传。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社会救济：
    互济会乡委员会五人（内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会员六百一十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
    月费一铜片，无不交的。
    工作：
    （一）慰劳红军。
    （二）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
    （五）救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钱。又四月间，由合作社借出本钱，给群众中自愿的几个人，拿去办米，挑往桥头/江背洞发卖，赚了百多串钱，接济红属中病困者。经手的群众，除赚食外，一点多的不要。
    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妇女：
    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去年十一月开始组织的，今年三月改选一次，九月第三次选举。各村七天一次会，都按期开，每次仅个把人缺席（小孩累赘等原因）。代表分开负责，每个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成立时的选举，是由乡苏代表负责，村为单位，召集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此次到会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几家（不等）选一代表。这次各村选的代表数，较现时略少。这时，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不十分踊跃，代表选出后，少数亦不大积极。代表会无主席团，只一主任，村则主任亦无。
    今年三月，第二次选举。办法同前，但由妇女主任主持，各村的乡苏代表只参加帮助。规定了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的家数。规定乡组织主席团，村设主任。
    九月，第三次选举。改变办法，不开全村妇女大会，由各妇女代表召集所属各家妇女开会选举，全村的乡苏代表仍然参加帮助。
    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
    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
    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现在还没有，但打的时候少了。（应该完全不打）
    小孩子现在也聪明得多了，如父母打骂，过去反口的少，现在多起来了。（父母不打骂，小孩子也不会反口）
    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秘密恋爱的，暴动前约占百分之五十，暴动后减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减少了。这是因为，一分了田，二离婚结婚自由，三则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老妇未剪的约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众中，过去（暴动前）互相打骂的事，时有发生，讲口的更不少。现在，相打绝迹，讲口也减少了。过去，讲口无人解释，即使有人劝解，“心里总不易散”。现在一讲口，便有代表出来解释，“心里即刻散了”。现在讲口，多是那些年纪较老的同志们，他们开会较少，对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们去优待红军家属，间或讲起口来，但明了的积极的占多数（百分之七十），少数不明了的，老婆太为多，“她们总是不肯去开会”。
    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儿童：
    童团委员会，乡五人，一个书记。村的，一个主任。
    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岁（因小）及十五岁的（因入了少队，本应十六岁才入少队，但有些“肯长”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较多。
    工作：（一）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宣传（宣传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乡历来无耻笑队）。（二）竞赛捡狗粪入“肥料所”，铲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四）节省运动---少吃果子，多买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买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儿童买了公债。（五）做游戏，下操，到操场上练习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订立了课目。（六）最大多数入了列宁学校。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儿童团的纪律，罚扫地，罚禁闭，总是“服理服输”。（应该多用说服，少用惩罚）
    过去九岁十岁的小孩，为地主富农看牛，现在没有了。过去，儿童不论在家/帮人，每天劳动时间总在十小时以上，同于一个大人，可说全无休息与受教育的时间。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戏，只早晨约一点半钟看牛或做别事。农忙时，则劳动时间较多些---向老师请假，助父母作工。过去受父母打骂，现在受打骂的很少了。
    反帝：
    反帝拥苏同盟，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全乡盟员五百五十八人。
    月费一铜片，完全收齐，无不交的。
    经常地做宣传，晓得“反帝/拥苏”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岁以上）
    有些慰劳品送给红军。
    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工作人员以为，反帝即是反国民党/反土豪，拥苏即是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去做深入的切实的宣传解释工作。长冈乡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但也还要更进一步。
    工人：
    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
    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篾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
    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零工：工资平时每天四百（二毛），紧时八百（四毛）。
    贫农团：
    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村的委员会，五人。今年七月，会员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过去，“有事就唤贫农团”，但没有注意健全其组织。
    今年查田运动中（七月），把组织整理了，村设了委员会，发展了会员。
    七月前，甚至两个月不开一次会，七月后，村贫农团五天/十天或半月开一次会，看工作需要。乡的每月一次。讨论的问题:“查阶级，会员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展会员，健全组织，发展生产，罚款捐款”。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只向会员作报告，乡代表会对这些工作有决议时，提到贫农团会上来“发表”，没有什么特别讨论。（应该讨论）
    不收月费。
    村下分小组。
    在一切查田运动没有深入的地方，贫农团特别重要，乡苏维埃要负领导之责。贫农团，村应有委员会，应以村为单位开会，乡为单位的会可减少。长冈乡的办法是对的。
    宣传队：
    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
    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
    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全乡队长/队员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较会讲的”，不一定要识字。
    不更换，调动工作时才补人。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乌吗（怎样）能使群众更了解”。
    今年二月起组织的。
    突击队：
    乡苏下五人，一队长。村则长冈/塘背/新溪有突击队，泗网没有。红军老婆组织的。
    哪一村工作做不动，别一村的突击队就去检查帮助，把别村如何做动的方法告诉他们。乡的也一样，看哪一村做不动，就去检查帮助。
    比宣传队工作少，不显大作用。
    乡苏召集他们开了三四次会。
    八月起组织的。
    宣传队与突击队的办法是好的，各乡都可以组织。
    革命竞赛：
    竞赛的办法，从今年春耕运动做起的，比赛“较早/较好/无荒田”三项。这次是全区各乡竞赛，各乡主席在区苏开会决定的。本乡则各村竞赛，召集各村值日代表开会订定。每村由各个代表竞赛，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订定。没有要各家订立竞赛（也可订立）。条约上写明如下各项：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某村与某村竞赛，奖品的种类及数目（分为第一等，红旗；第二等，信纸百张；第三等，信纸五十张），竞赛的时间，负责人与公证人。竞赛期内，乡代表会开了检阅会议，由值日代表报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会后主席等（即公证人）到各村去巡视，看值日代表的报告是否“打花”（扯谎）。
    四月间，另外还有一次竞赛，目标是“军事动员”，分“扩大红军/慰劳工作/优待红属”三项。（无“归队运动”，因其时无开小差的，五月间加入此项）
    五月二十日，乡代表会开“春耕/军事”两项竞赛的总结会，新溪夺得红旗，长冈得信纸百张，塘背得五十，泗网无所得。
    七月订立“军事/经济”两项竞赛，现还未做总结，但已知长冈村最好。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长冈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谢昌宝主席（塘背村）李求应代表（长冈村）王先怀贫农团主任（新溪村）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 雇农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 手工支部，即手工业各业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这里的“工人领导”问题写了一个批注，注文是：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场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
    * 木梓岭，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铁鸟

    行政区划：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表会议：
    一. 代表数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 代表团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 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 代表的政治表现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中等的，二十多个。
    最差的，一个。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 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末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 女代表
    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次选举：
    一. 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二. 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三. 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四. 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五. 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六. 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七. 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八. 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九. 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大红军：
    八/九/十三个月。
    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济生活：
    一. 劳动力问题
    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 消费合作社
    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上才溪两个：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个：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股一元。一九三○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 粮食合作社
    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 犁牛合作社
    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 日常生活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 物价
    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猪油：与猪肉价同。
    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
    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 经济公债
    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方法：
    （一）党团员大会动员。
    （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
    （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
    （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
    （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
    （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
    （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于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
    （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多人。
    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识字牌。五块。
    墙报。五处。
    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才溪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卓兴华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阙绍光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王得清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 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 “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 “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 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 《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

铁鸟

    瑞金方面，已开始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片忙乱景象。
    毛泽民和钱希钧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国家银行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银行工作人员毛泽民/钱希钧/曹菊如/莫均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和一位总务科长、一名饲养员，共14人，都编在这个大队。
    “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取出来了，刚刚印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钞票以及印钞票的机器一起，打点成六七十副挑子，配备了100多名运输员。原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副行长李六如夫妇被留下打游击。
    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大队，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中央军委特给他们配备了1个警卫连。
    秋风乍起，落叶飘飘。10月10日傍晚，毛泽民率领十五大队，与中央纵队一起，离开瑞金云石山，向于都集合。10月16日晚，在苍茫夜色中，他们渡过于都河，用扁担挑着一个国家银行，跟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铁鸟

    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
    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分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
    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
    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
    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小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
    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