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哈尔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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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下回首，三十年前旧游。浩渺依然千顷浪，不极澄澈不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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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山西北面，地图上可能标注为：金沙农场。距离密山30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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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
    没有真的知识分子，没有自由的独立的不顾利害的敢于批评的敢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中国永远不会出现大师，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创新，永远不会真正强大，中华民族就不会有真的希望。
    资本主义发迹初期，其政治体制尚未完全成型之时，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穆勒说：在国家的统治机构里，包括议会里，更多的贵族/富豪在其里占多数，有更高的发言权是必要合理的，因为一般民众意识混乱/没有理性/易受控制，贵族和富豪则相反，他们能利用资源/威望/知识去控制大众，且他们不能从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变化中受益，所以，他们也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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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堡村农民水稻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市呼兰区许堡乡郎堡村，这里种植的绿色精品大米远近闻名，畅销国内市场。
    郎堡村地处哈市呼兰区北部，幅员面积15万平方公里，泥河水穿境而过，全村总人口3230人，有耕地面积1.9万余亩，其中水田面积1.4万余亩，境内种稻历史悠久。经监测，这里的土质/水质/大气指标均符合国家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要求。针对这一优势，郎堡村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以不断提高稻米质量为中心，按照"标准化/无公害"的要求，统一规划/同步推进，建立起无公害绿色水稻生产基地，村里生产的“洁来”牌大米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中国绿色食品标志”证书。2009年全村人均增收3000元，其中仅种植优质稻一项，就为农民增收103万元。
    郎堡村于2007年成立了农民水稻专业合作社，几年来，他们依靠科技优势，取得了水稻生产的大丰收。村里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建立了稳固的技术合作关系，常年定期对广大村民和无公害绿色水稻生产农户进行培训，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科技意识；农业技术人员利用村广播/开现场会/发资料等形式普及宣传无公害绿色水稻的生产技术；村里还请来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解疑释惑，使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科技明白人。
    在无公害绿色水稻生产的具体操作上，郎堡村水稻专业合作社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对产前/产中/产后实施全程质量监控，严格控制施氮量和施肥总量，严禁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同时建立优质水稻生产档案，抓住病虫高峰期进行质量检测，对查出的不合格产品按章处罚，不得上市交易，从源头上把住了无公害绿色水稻的质量安全关，提高了稻米的品质和特色。水稻专业合作社采用科学的技术方案，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实行“五统一分”的管理模式，即“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基础设施，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管理，分户开发经营”从整体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和准确程度，使经济效益提高30%以上，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2009年郎堡村发展绿色有机水稻2000亩，完全按照国家绿色有机食品标准进行生产和加工，生产的1200吨绿色有机大米全部以每斤5元的价格销售到北京上海等地，得到了较好的市场认可，村里在北京市海淀区设立了大米销售处，常年向北京市场供应村里生产的“洁来”牌绿色大米。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的宋连海在搞好水稻种植生产的同时，紧紧抓住市场销售这一中心环节，与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完全按照市场的要求组织大米的加工和生产，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以稻治涝，绿色特色”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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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无土育苗技术是一项绿色/生态/环保的新技术。它采用矿砂膨化玻璃微珠无菌育苗基质为载体，配合使用专门针对无土育苗配制的育苗肥来培育水稻育苗。2007年该区试验示范水稻无土育秧30亩/2008年示范推广800亩/2009年达到4000多亩。经过3年对水稻无土育苗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已经形成了呼兰区独特的水稻无土育苗新技术。2009年9月，一家专以水稻无土育秧为主的呼兰区嘉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有400多农民加入，育苗农田近40000亩。
        今年降雪大/气温低，水稻开种要比往年晚上10天以上，由于无土育苗成苗率高达96%以上，可提前7-10天成熟。为能保证今年水稻收成，从年初以来又有200多户农民加入合作社，预计育苗农田将达50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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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甸县花园镇齐心村马场屯南有个“黑鱼泡”，关于“黑鱼泡”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的一个盛夏的一天，鲜有人至的“黑鱼泡”来了两个南方的马贩子。
    因为天气炎热，一天没有吃饭的马贩子又饥又渴，便在水泡里喝足水后躺在泡子边睡着了。二人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落山了。见四下无村落人家，二人便决定在原地过夜。
    正在熟睡之时，轰的一声巨响将二人惊醒。此时已是子夜，只见两个人从泡子里走出来，提着灯笼转了一圈儿就不见了。又过了一会，两个提灯笼的人再次出现，身后还跟了几个人，他们在泡子边上的宽阔处摆上了酒席。不久，从泡子里又走出一男一女，坐在桌前边吃边聊，先前出现的其他人则侍立两旁。后来的男子英俊潇洒，口内吟诗，那个女子则花枝招展，口中言联。
    两个马贩子看得入了神，其中一人不经意间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咳嗽不要紧，岸边的场景片刻间不见了，二人跑到刚刚摆过酒宴的地方查看，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在二人失望地往睡觉的地方走时，突然听到水中传来哭泣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条黑色的大鱼在水中游动。二人猜想，四下无人，这哭声一定是这条黑鱼发出的。就在这时，又有悲切的话语声传来：都怨您们二人，惊吓了黑鱼王和九小姐的晚宴，我的夫君和弟弟都被黑鱼王给杀了……
    第二天刚放亮，两个马贩子到岸边查看，果然发现水面上漂着两条死去的黑鱼。
    二人感到惊异的同时，也非常过意不去。之后，他们逢人便讲那天发生的事儿，人们便把开始管这个泡子叫“黑鱼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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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鱼泡，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乡村，地处大庆/安达/林甸交界处。这里早年是荒芜人烟的湿地草原，有一自然形成的湿地沼泽，有一位孤寡老人看守的窝棚。
    解放前的一个初冬，一些临近的居民到碱沟（当地由于是盐碱地带，盐碱形成一个个土包，使整个草甸子高高低低）来刨鱼或打柴草或割芦苇，发现刚能禁得住人的冰面下，黑哇哇的全是黑鱼，只用打柴叉子和钩子或木棍定个钉子都能抓到个头大而肥的黑鱼，一会儿就可以搞一大马车。这个地方也因此得了“黑鱼泡”的地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开发北大荒，从安达来了一批当地居民开荒，同时在一些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的是大米白面”的鼓动下，一群十七八岁的山东青年来到东北这块鸟无人烟的荒原，他们挖土坑，用泥块垒在周围，找些树枝，割些碱草盖在上面，一个地窨子就建成了，在这里住下来，开荒种地，建房，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就有了今天的黑鱼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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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雪13555533357姚凤兰18945987612段经理*黑龙江大庆市万宝石材大市场大50号：
        大庆市鑫华城经贸有限公司（前身：大庆普特经贸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即明确定位为有机/时尚/环保/健康行业综合运营企业。八年来，鑫华城经贸秉承着诚信/健康的企业宗旨，且与大庆华城生态农场/大庆华城食品有限公司/大庆华城素食餐厅联袂携手，以“关心健康，关护大地，关爱生命”为己任，共同致力于健康理念的推广传播和有机/天然/健康产品的种植/研发/生产及销售，种植/开发/代理了几百种国内外有机/天然/环保/时尚的健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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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缓东向，回顾此行：不仅良品满目，且前辈历程照我前路。

德不孤，必有邻。我等后辈，必当勤勇。谢谢谢姐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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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北行随故事，万里雪域萨尔图。胡虏中原多问鼎，绿野堂下耕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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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警察”奥伯兰这样对温斯顿说：
    头一点你要明白，在这个地方，就不存在殉道的问题。你一定读过从前的宗教迫害。中世纪就有过宗教法庭。那是场失败！它是要根除歪理邪说，到头来却使之长存不朽。一个异端烧死了，千百个异端站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死敌人，杀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悟：其实，杀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悔悟。人们被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真正的信仰。自然啦，一切光荣便要归给牺牲者，一切羞辱却得归给烧死他们的宗教法庭。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出了批所谓的极权主义者。这就是德国纳粹和俄国斯大林。俄国人迫害异端，比宗教法庭还残酷。他们觉得，从过去的错误吸取了教训；他们知道，不管怎样，绝不应该制造殉道者。把牺牲者送去公审前，先成心消灭他们的尊严。用严刑拷打，用单独囚禁，把他们变成卑鄙畏缩的可怜虫，叫他们交代什么，他们就交代什么。他们给自己身上泼脏水，骂别人，护自己，哭哭泣泣求饶。可是没过几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啦。死人变成了殉道者，他们的下场，给忘个干干净净。这又是为什么？首先，他们的交代显然是假的/伪造的。我们才不犯这样的错！这里所有的坦白交代全是真的。我们要它们是真的！况且，我们绝不允许死人站起来反对我们。别指望后世会为你辩护。后世根本不知有你这个人。历史长河里，你早被擦得干干净净。我们会把你变成气儿，把你注入到太空里。你什么全都留不下；档案里没有名，记忆里没有影。在过去，在未来，你都给消灭个干净。你将从来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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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8年写就。

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农场Animal Farm》

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

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

1921年来到缅甸加入Indian Imperial Police，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

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说评论员，

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

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

他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

1945年起他成为Observer的战地记者和Machester 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

1945年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肺结核，1950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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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印度奥威尔《1984》俄国萨米亚丁《我们》英国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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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宣称：美国社会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文化艾滋病。这种疾病正在发作，导致美国文明的倒退，逐渐回到“野蛮世纪”。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因为此“病”不像独裁者和专制主义那样容易辨认且遭人厌恶，它往往是满脸笑容向我们走来，使致病者毫无知觉或心甘情愿地受其感染，最终因大笑过度而力衰身亡。这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是电子传媒，再一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
    为了阐释“病毒”的危害，波兹曼写了许多书。其中有两本书，光是题目就让美国人震惊，甚至让整个世界震撼，一本叫《童年的消逝》（1982）他宣称：以电视为标志的电子媒体，已经使美国社会丧失了“童年”，而童年的消逝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衰落。另一本叫《娱乐至死》（1985）他更是大声疾呼：电视将人类社会全面地娱乐化，人们在欢笑中不再思考，日渐丢掉了精神和思想。《娱乐至死》的封面就让人深思：一家四口温馨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只有身躯，没有脑袋。
    先说童年的问题。波兹曼的“童年”定义在7-17岁之间，但他的述说不仅涉及生物学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他对成年与童年的定义非常奇特：成年是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而社会性的阅读，只是在活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才成为可能。11世纪中国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技术，他的“活字”是用胶泥制成的；15世纪初，朝鲜有了金属活字，但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波兹曼所比喻的，他们造出了“魔鬼”，魔鬼醒来后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便倒头又睡去了。15世纪中叶，当西方人谷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后，欧洲文化蜂拥而上，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100多个城市拥有了印刷机，印出800多万册书；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由中世纪的“全民文盲”迅速达到50﹪以上的男性都识字。于是，阅读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成年人的阅读是开放的；未成年人需要通过识字与阅读的学习，成长为一个成年人。就这样“阅读”将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与未成年划分开来，“童年”的概念也产生了。
    你可能要问：难道15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结构中就没有童年吗？
    波兹曼说：是的，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到上世纪80年代）只有400年的历史。
    当然，仅靠“识字”来构造“童年”是不够的，文明社会还需要通过控制阅读内容，来保持童年的生命力。也就是规定一个儿童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或者说，儿童对于成人的行为的了解，应该有一个顺序。比如，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名誉感的教育，然后让他们逐渐知道社会的复杂性；还要对他们进行羞耻心的教育，让他们学会对“原始冲动”的控制，然后才让他们知道更多与性相关的秘密。总之，童年存在的重要基础是对成年的神秘感与敬畏感，正如成年人的另一个定义写道：所谓成年，就是生活中的一切谜（尤其是性）都已经解开了。
    如果童年就与成年一样没有秘密，或自发地不分先后地随意地解开这些“谜”，这在生物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都是危险的，同时必将埋葬人类的童年。
    怎么办？
    波兹曼是“纸制书阅读”的崇拜者。他认为“纸制书”是最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书籍“有限传播”的属性，也可以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控制。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从而实现知识与成长的良性结合，划清成年与童年的界限。
    如果西方文化按照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消逝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它也宣告了“纸制书”一统天下的结束。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技术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迅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分析。
    首先“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障，什么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如果你不识字，这灯光无疑是美丽的。
    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制也不攻自破，电视肆无忌惮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秘密，诸如：出身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甚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这样的政治还有什么名誉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更加混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长期处在性亢奋的状态，并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波兹曼气愤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流，都恬不知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
    就这样，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如果说，这种“消逝”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 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平均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这难道是与同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巧合吗？
    童年消逝了，接着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出版《童年的消逝》三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怖的预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但使美国人丢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丢失全部思想和精神的生命。
    这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消逝》那样关照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不再条理清晰地沿着理性的路径娓娓到来。在冲动的情绪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律，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文化。由于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本质时，就试图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辅助于各行各业的事情，结果纷纷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比如：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因为“只有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暴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不好影响了收视率，结果遭到解雇（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野蛮社会，带来坏消息的人将被驱逐或杀掉）；一个人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直播，事后记者问：你不害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花费2.5亿美元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直播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要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出现时，那巨大的欢呼声足以把当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与当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经典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辩论中说了一个很俏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面对这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气愤地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
    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恶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
    这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作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
    乌托邦的概念并不新鲜，它是人们空想的美好的社会形式。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先声，摩尔的《乌托邦》（1516）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题材的写作。但空想终归是空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模糊的。上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非常乌托邦）的文学创作诞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好空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波兹曼也试图在这里找到灵感和依据，说明美国文化行将衰落的道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制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
    波兹曼的结论是：“专制”是丑恶的，它试图建造的“文化监狱”容易辨认；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它起码没有在美国发生。即使发生，“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
    但赫胥黎的预言就不同了，他的“技术至上”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人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百次千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以及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
    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过100万条广告”；广告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干净，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技术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奚落/忏悔/赶紧改过，于是绿草茵茵/遍地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这样，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有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面对波兹曼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关注。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刊登在《编译参考》上。其实这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共同事业的哲学》（1906—1913）。这四部书有三部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只是《奇妙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其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现在此书已经有很多版本面市，题曰《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为了客观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背景性的文字是必要的。
    对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我国学者也有一个追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版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听说波兹曼和他的著作，从1997年开始寻找这两本书的版权，直至2004年才实现出版的愿望。
    2003年10月波兹曼去逝，刘擎说：他辞世的时候，我不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这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在本文结束时，我想：显然，我的文字和讨论的问题，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
    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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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未完成小说《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