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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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共有十多万人在正规部队，二万多人的地方武装，二万多党员和一千多万的群众，辖20多个县。1946年3月，在宣化店召开营和县以上的干部动员大会。会上，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作“各逃生路”的政治报告。他在会上讲了八条：
    一，军队打不了；
    二，民力养不活；
    三，民主赶不上；
    四，合法他不准（指蒋介石不准我军合法存在）；
    五，非法又不行；
    六，美蒋联合力量大；
    七，困难在增加；
    八，革命高潮还未到。
    他认为，中原军区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担负解放战争的重任。
    这八条在会上一宣布，全军及地方干部都认为毫无出路，希望渺茫。从这以后，部队失去了信心，逃走的人很多，部队战斗力大减，由原来的十几万人，只剩下几万人。
    中央不赞成这样做，先后派董必武周恩来同志到中原解放区。董必武来宣化店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指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依托大洪山/天台山/大别山的有利条件，牵制敌人，旋回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5月下旬，周恩来随三人军事小组赴宣化店，召集中原军区干部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鼓励我们继续坚持斗争，要看到全国的力量，不要把蒋介石的力量估计得太高，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坚持不下去，就突围到外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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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的黄霖1986年6月在一个关于中原突围的老干部座谈会上这样说：
    1946年3月，中原局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位老（郑位三）在会议室门口写：哀兵必胜。
    刘子久/陈大姐（陈少敏）写了：跑，逃，叫，要。要分散转移。
    有的干部就骂：什么哀兵？我们有八九个旅，拼嘛！
    关于突围问题，开始讨论争议很激烈，旅以上干部在宣化店开会，突不突围？如何突围？如何坚持？多数同志认为应该把部队撒开一些，一纵有皮定钧/张才千/刘昌毅三个旅；二纵有十三旅/十五旅/三五九旅；三个军区各有一个独立旅，力量都很棒。如果在桐柏山/伏牛山/大别山/白兆山/武当山/洪湖/湘西各放一两个旅，把打游击的面积撒得广一些，加上边区群众的支持，这样，别说国民党30万人，就是50万人也难取胜，可是最后没有这么办，主要是郑位三同志悲观加主观，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黄霖1985年月在接受采访时还说道：郑位三这个人既主观又悲观，还不听别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吃没吃的，就是国民党不打，我们也要垮掉的。他说走不掉，打不赢，没吃的……后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听那一套了，就这样，他也不改变他的主意，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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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匠的中原军区在中共的整个战略棋盘上就是个牵制敌人的弃子，是准备牺牲掉的，但又不能明说。至于这个弃子的命运那就全看造化了。就象红军长征中的红九军团一样。
    中原各位领导能参透这个意思的并不多，我想应该就只有李先念王树声二人而已。他们明白，弃子的功能就是把弃子当好，牵制作用越大，牵制的时间越长越好，只要达到这个目标即使弃子最终被吃掉也无所谓。这可能是他们红四/西路军一路走来的体会吧。
    所以他们突围成功后，中央严令在鄂西北/陕南建立根据地。那地方建不了巩固的根据地他们岂能不知，但既然是弃子就要当好弃子，明知不可为，必须要为。虽然部将意见极大，但李木匠坚决当弃子不动摇。
    正是因为李参透了当弃子的命运，坚决服从中央当弃子，所以尽管部队损失极大，部将怨言满腹，毛老大反而从此真正信任了李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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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的说，郑为人很好，就是缺乏魄力。比如：
    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从延安发来的电令明确提出：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引诱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洲亦将不守，敌由广黔向北进行夹击，亦即日可待，因此，使我们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以便解决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
    李先念/任质彬感到机不可失，主张立即出兵河南，从战略上改变新四军五师长期孤悬敌后的困难处境。
    郑位三，土地革命时期创建和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此时，他先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鄂豫边和五师主持工作。虽受中央对五师某些误解的影响，但在整肃改造五师的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善待五师干部，经严格审查，证明五师机要科所谓“奸细打入”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他能从实际出发，未对五师动“大手术”并逐渐消除了中央对五师的误解和怀疑，实是难能可贵。然而郑位三仍然坚持“巩固为主”，未能倾巢而出开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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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中原军区是弃子的问题。
    中原军区钉在宣化店不动，吸住敌人大军而牺牲自己，这一点中央早就说的很清楚，王震从延安回中原还传达了这个精神：全军覆没也在所不惜。所以，不存在中央不明说的事情。中原局的所有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个精神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各人有多少抵触，则另当别论。这其中，抵触表现上最明显的，既不是郑也不是李，反而是王震。
    中央令中原部队在陕南建立根据地，是突围途中决定的，目的是不令敌人大军立即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围攻。鄂西北那边早在突围前就定为突围后的活动区域之一，当时还有准备由此入川的打算。对于在陕南建立根据地，中原局的领导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之前大家都是准备回陕甘宁。接到电报后，因途中敌情紧急，没能统一认识，连传达精神和介绍陕南情况（只有郑一人有在陕南工作的经历）的会议都没能开完。
    陕南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不是不能建立根据地。但主要干部的配备有问题，所以造成当敌军来围剿时坚持不力。陕南的政治领导是中央派过来的汪锋，他比较熟悉陕南的情况。但军事领导人的配备问题很大，原准备是王震，副手是周志坚。但王震说他没有接到中原局的电报（中原局给他发过两次电报）而没有前来，周志坚在赵川被敌军隔断。最后是李先念定了文建武，而文建武对坚持陕南一直没有信心---曾主张部队换便衣分散。当47年春敌军大围剿时，陕南领导人就一直主张放弃根据地撤过黄河回陕甘宁，一直用电报与中原局交涉，中原局一再告诉他们坚持，从坚持三个月/坚持两个月/直至坚持一个月，完全形同讨价还价。晋城会议上的争吵，就是从这个撤退和坚持的问题上开始的，这中间中层干部对文建武的意见很大，从而涉及到了李先念。李在重用文建武的问题上，中层的非议很大。当然在部署陕南时这个级别的军事干部不够，也是事实。但李坚持用文建武，实质上对他自己手下最信任的一文（任质斌）一武（文建武）之间还形成了新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李带任回延安了，反而削弱了陕南的领导力量，因为任对五师部队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文。另外，李本人对坚持陕南也不坚决。
    王震在坚持/突围和建立根据地的态度上，一直没起好作用，他是一门心思要带自己的部队回陕甘宁。由于他的身份带有“钦差”的性质，造成郑/李等人对他的容让，影响了整个决策。
    再说郑牵制李的问题。
    这个问题完全是想当然的，毛泽东那时候有什么必要牵制李？李那时还根本不够让毛泽东“牵制”的档次呢。就算要牵制李，也该派毛熟悉的干部才对，而郑位三则不是这样的人。何况中原军区成立时，计划是派徐向前来任中原局书记和军区司令的，用徐向前这个档次的人来“牵制”李就更不可能了。
    郑位三到中原，是五师方面一再要求中央派高级领导干部来---有让自己地区升级的意思在内，中央才派了郑位三来的，不是中央方面主动要派人来“牵制”。何况中原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朱理治走后一直是陈少敏，李仅在43年兼任了最高领导一年不到的时间，其他时间上，李都不是最高领导人，不存在需要“牵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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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李先念/任质斌认为发展河南机不可失的说法，是后来拔高的。
    白果树湾会议讨论发展河南问题，李的态度是和稀泥，坚决主张发展河南“倾巢而出”的是张执一。巩固为主是陈少敏方面先提出的，因为五师部队发展快，地方工作压力太大。
    位老主持这个会议，也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强行形成决议，最后的决议是表决产生的，只有张执一一票反对，可见当时李/任的态度。
    事后河南方面的发展，李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手法，派小部队去，不派主力部队去；有仗打就派主力去，打完了再回来，不把重点放到河南。
    二王拔枪相向是谣传。
    当时五师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王树声的任职低于李先念有议论---王在四方面军时任职比李高，王树声还主动去做这些干部的工作；王震私下不听指挥是有的，但没有在会议上当面顶撞郑李等领导人的行为---有原五师的人在会上顶撞他，他有不满，但也没有当场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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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军区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干部争先离队，导致军心大乱。
    在突围前半期还好一些，李先念王震都是亲临一线，干部奋勇当先，比如719团口头坪血战，牺牲团长吴坤/副团长代理团长颜龙斌/政委蒋洪钧/参谋长朱佐夫，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这些领导人离开部队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有病，二是跟着部队“目标太大”对部队行动不利，等等。当然，这些领导人离开部队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有的领导甚至还是中央主动要他们离开部队的。
    第一次，7月24日会议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回延安，李/任主持工作；第二次，9月22日鄂豫陕军区成立，文建武/汪锋负责，25日，李/任离队回延安。不管怎样说，两次离队都是不好的，有一些类似于西路军最危急的关头军政一把手离队回延安的结果---军心涣散，而皖南新四军为何被俘虏大部分？和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离队以至于军心大乱关系很大。
    相反，红25军突击陕南被敌人包围之际，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哪一个不是血战火线上？战士不是傻子，军长都拿枪拼杀，就是最好的命令。
    再看看，李前脚一走，文汪就叫苦不迭。
    2月5日，中共豫鄂陕区党委在鲁山瓦屋街电请中央及中原局：由于敌人继续增兵，我们处境困难很大，为了保存骨干力量，主力应撤至黄河以北休整，待机南返。
    10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北撤。
    中旬，野战1纵队从瓦屋北上，20日，在刘皇岭一带渡过黄河，转移至山西晋城休整。
    这一下，坚持斗争交给了陈先瑞（野战2纵司令员）韩东山（2纵政委）。
    太岳军区12旅强渡黄河接应下，3月19日，陈/韩满怀悲愤（对文不辞而别吧）过了黄河去晋城。
    巩德芳/王力又开始坚持斗争了。3月23日，巩德芳溘然长逝，时年仅38岁。主力北渡后根据地遭到敌人疯狂摧残，但游击队仍坚持艰苦斗争，迎接主力南返。
    在鄂西北，王树声很遗憾又一次当了逃跑将军。还好，这一次没有像祁连山那样开枪杀战友。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汪氏祠，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张才千/刘子厚等。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报请中央同意后，化装转移去华北解放区。
    鄂西北区党委的决定和部署，报请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后，立即开始行动。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即起程，在荆门北山地下党的护送下，经汉口/驻马店/安阳，安全转移到华北解放区，王树声则暂缓几天，待有关布置就绪后，再化装转移，一路上他扮作小老板，辗转荆门/武汉/南京/上海，到达山东解放区，最后又到山西晋城参加了原中原部队领导人的“高干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长篇反省报告，对自己未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任务而痛心，恳请组织给予处分，并再次给予“戴罪立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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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不应苛求中原突围出来的大军在陕南和鄂西北建立根据地没有成功。因为时代不同了，四十年代后期已经不同于三十年代初，已经不具备建立大规模根据地的条件。
    请大家注意，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没有一块象样的游击根据地能发展成为巩固的解放区。全部是借助于主力的胜利才能扩大地盘。因为已经不是拉队伍圈地的时代。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中说得很清楚，红色割据能存在是因为01.老少边穷三不管地带02.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几个条件在四十年代末都不具备。国军的机动能力/打击烈度/地方政权的效率都不是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可比。不要说中原突围部队了，就是晋冀鲁豫主力十多万人挺进大别山又怎么样？也就是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最后也有被挤出来的势头。至于皮旅，他们能整建制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进入了苏皖根据地。要是令他们在安徽的什么地方坚持，同样要完蛋。
    至于说到中原领导右倾离队的问题，更是苛求了。
    中共一向重视保护干部。就象四十年代华北日军大扫荡，我军分散活动，旅一级的干部身边也就个把两个连，非常危险。中央不是也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吗？一是学习，二也是保存干部的意思。
    没有大军的策应，以中原突围出来的饥疲之师，就是调徐向前来主持，也建立不了巩固的根据地。一句话，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并不认为离队的李先念王树声是逃兵什么的，反而认为他们是圆满完成任务的功臣。他们都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李先念当了中原军区副司令，王树声当了鄂豫军区司令。更重要的是，之前毛对李王二人还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但之后则是比较信任了。这从他们之后的任职就可以看得出来。李先念的政治地位居然很快超过徐向前，王树声则成为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大将。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央不允许中野主力转出大别山，而坚持要其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会是个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