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忠《民国初年科尔沁风云录》

铁鸟

　　一、乌泰拉什敏珠尔袭爵第6世葛根登活佛之位
　　乌泰袭科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爵
　　《蒙古游牧记》载：清代，科右前旗〈史称札萨克图旗〉东至岳索图济喇接科右后旗；南至达什伊哈克接郭尔罗斯后旗，西至那哈太山接科右中旗，北至索岳尔济山(宝格达山)接乌珠穆沁左旗。南北长500余公里，东西宽45—60公里，总面积23125平方公里。旗境疆域辽阔，群山叠嶂，河流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腴。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一日，盛京将军增祺先后奏请朝廷批准，在旗境开垦地段的双流镇设置洮南府(洮南市)、在双流镇东北45公里处设置靖安县(白城市)、在哈乌苏地方设置开通县(通榆县)。
科右前旗札萨克(旗的最高统治者，蒙语治理者之意)多罗札萨克图郡王，自清祟德元年(1636年)太宗皇太极封布达齐为第1世札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始，有清一代，传12世。第10世郡王达特巴扎木苏逝世时，因子早殇而无子承袭，将7世祖兄弟协理台吉布彦图次子根敦占散过继为嗣，于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1873年12月10日)承袭为第11世郡王。同治十五年(1876年)，根敦占散病逝，身后无子承袭，由谁过继袭爵职在王族中发生了争议。太福晋(第 10世郡王之妻)格根珠拉指定根敦占散之兄乌泰，袭札萨克图郡王。但遭到了王族中许多长者们的反对和抵制，其理由有两条：其一，布彦图家族已屡于疏枝，原过继根敦占散已属勉强，现在又将王爵传回其兄，不符合封建王公爵秩世袭惯例；其二，乌泰青年时代已出俗，度为喇嘛，时年25岁，不应再承袭王爵。长者们依惯例提出，由郡王二爷的叔伯弟弟仓忠承袭爵职。长者们的种种议论和抵制虽有道理，但均未能动摇太福晋的选择和决心。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乌泰为人多谋伶俐，利用其弟的权势提供的方便经常往来于王府，对太福晋毕恭毕敬，深得“太福晋钟爱”。太福晋力排众议，请旨朝廷，于光绪七年(1881年)乌泰“代故弟袭爵”为科右前旗第12世札萨克图郡主(蒙古诸藩爵共分六等：一和硕亲王、二多罗郡王、三多罗贝勒、四固山贝子、五镇国公、六辅国公，统称蒙古王公。)兼充哲里木盟副盟长。
　　乌泰为王做官之道，在于竭尽全力讨得朝廷的信赖，以巩固自己的王位和盟旗爵职，其有效手段是最大限度地向朝廷“捐输”。从光绪七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乌泰向朝廷“捐输”白银共3200两和相当数量的驼马。此举果然赢得了朝廷对他的好感和信赖，多次获得赏赐“加级”，接连被赐“神武门外觐见”、赏“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在紫光阁“赐燕(宴)”、赏用“紫缰”；皇太后在慈宁宫设筵席，乌泰被“赏燕入座’等等。

　　拉什敏珠尔袭科右后旗札萨克镇国公爵
　　《蒙古游牧记》载：清代，科右后旗 (史称镇国公旗)东至查尔太山接扎赉特旗界，南至拜格台陀博接郭尔罗斯后旗界，西至博达尔罕山接右翼前旗界，北至庆哈山接索伦界，总面积1.75万平方公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请旨朝廷，在旗境开垦地段的解家窝棚设置安广县(大安市)；宣统二年(1910年)，在南叉干挠设置镇东县(镇赉县)。
　　科右后旗札萨克镇国公，自清崇德元年(1636年)太宗皇太极封喇嘛什希为第1世札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始，有清一代，传13世。光绪十五年(1889年)，第12世镇国公特古斯毕里克图逝世后，其子拉什敏珠尔依惯例承袭为第13世札萨克镇国公。
　　葛根庙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地区最大的喇嘛庙和藏传佛教中心。位于科右前旗哈达那拉苏木陶赖图山脚下。18世纪40年代首建莲花图庙。清高宗乾隆十三年 (1748年)，乾隆帝赐名梵通寺。嘉庆元年(1796年)后，相继建成慧通寺、广乐寺。这三座寺庙为东庙，西庙有广觉寺、宏济寺。这五座庙宇合组为一个宏伟的喇嘛庙群，泛称葛根庙。庙内组织分权位、学位两大系统。活佛葛根位至高，是全庙的主宰。
　　葛根庙的活佛从第1世葛根至1945年，共传7 世葛根。第6世葛根名罗布僧勒布希德特布丹扎拉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转生，系科右前旗亚马吐屯丹毕的长子，哈利亚图(贫苦牧民)出身。光绪三十年登第6世葛根之位，号呼图克图。光绪34年，由哲里木盟10旗捐资做为路费，赴青海塔尔寺觐见第13世达赖活佛，春去，秋回。
　　二、乌泰私自“敛银开荒”被革职
　　乌泰袭爵后，既要不断向朝廷“捐输”，又要依朝廷定律每年“年班”、“朝政于京师”40天，到京师开销“颇巨”，但王府的财政十分困蹙，负债累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乌泰不顾朝廷对内蒙古地区封建领地实行封禁的法令，私招旗外的人口，到本旗开垦蒙荒，从中敛收押荒银和地租银。
十九世纪90年代，卓索图盟的喀喇沁旗，土默特旗等5旗中的部分蒙民，因躲避旗内的矛盾而外逃，移居科右前旗境南部的巴彦昭、呼伦布哈一带 (通榆县境)。这些蒙民要求垦殖荒原牧场以维持生计，乌泰置朝廷的禁令和两盟的利害关系于不顾，擅然接受这些外来蒙民的要求。从光绪十七年 (1891年)始，将洮儿河两岸夹心荒地和归流河流域的荒地，勘放给这些蒙民。每户蒙民只要交银20两，便可自由垦荒，无论种地多寡，每年每方川地 (合毛荒45垧)交租粮10石、山地交5石，后来分别加征肉50公斤或25公斤。乌泰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台吉(属贵族,皆系王公之子孙，共分4等)们的不满。台吉们情愿凑集白银3．2万两，“抵还该郡王欠债”，条件是驱逐外来的蒙民，停止开垦荒原牧场。乌泰拒绝了台吉们的要求，继续招垦新荒。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又开放达赉窝棚、哈奇吐地方新荒。前后共开垦总面积约42874垧。乌泰给这些外来的蒙汉人口发放《地照》1260余份共1000 余户，超过了本旗土著蒙古族户口。
　　台吉们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以协理台吉(协助旗札萨克办理政务的王府官员)朋束克巴勒珠尔为首，向哲里木盟盟长、理藩院、盛京将军提出控告，指控乌泰郡王之父布彦图“私卖王荒，敛财毙命。”列举的事实有：一、太福晋格根珠拉“虐死奴仆”问题；二、先王遗女格格性格暴戾，对侍女稍不如意置死地，某壮丁之女12岁入侍做婢女，被打致死，后又“毙奴婢多命”。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经过调查和“秉公讯办”，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七日(1899年2月16日)奉谕照准，将“郡王乌泰暂行撤去札萨克印务”，听候查办。关于外旗蒙户开荒问题，另行酌情办理。翌年，盛京将军增祺奉命重新研究对乌泰的查处问题，于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口)以“招集客民，敛银开荒，虐待部下”之罪，奏请“革去副盟长职”，经理藩院核议并 “奉旨允准”；原暂行撤去札萨克印务的决定取消。这样，乌泰头上的两顶乌纱帽虽然丢了一顶，但还保住了札萨克图郡王爵。
　　三、图合木农牧民起义
　　光绪年间，俄国侵略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一部分侵驻科右前旗、科右后旗境，清政府以皖浙两省调来一支绿营军，抵抗俄军，结果战败溃散在这一带。俄国侵略军的暴行和清军败兵的骚扰，造成了各蒙旗的混乱和农牧民们的灾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季，科右后旗牧民刚布、桑布兄弟俩，率领贫苦牧民百余人，迁徙到科右后旗与科右前旗东南角交界处的喜热勒太地方(安广县境)定居，以摆脱本旗蒙古王公贵族的统治和剥削。郭尔罗斯前旗、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科右后旗的一些贫苦农牧民纷纷前来投奔，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余人。大家歃血盟誓，结拜兄弟，推举刚布、桑布、王老虎、色纳道尔吉4人为首领。喜热勒太地处平坦的丘陵地带，背靠蜿蜒崎呕的山岗。这些出逃而来的农牧民们，居住在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方圆60平方公里的数个村落里。开荒种地、放牧。大家议定不向王府纳税，不受王公贵族的欺压，如果自收的粮食不足，就向附近村屯的地主、富户征收10—20石粮食或数目不等的猪、羊来弥补。喜热勒太的耕地和草牧场，是札萨克镇国公拉什敏珠尔的私人领地。耕地虽归各佃户所有和耕种，但收租权仍归拉什敏珠尔。农牧民们占地抗租，便与封建王公、地主权益发生了尖锐矛盾，于是蒙古王公便开始出兵镇压，这就引爆了一场农牧民武装起义。由于人们称喜热勒太为图合木，故史称图合木起义或刚布桑布起义。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初，拉什敏珠尔派军务梅伦 (辅佐协理台吉处理军务的王府官员)伯路带领旗王府兵攻打图合木，未果。又会同乌泰郡王，两旗组成王府兵联军300人围剿图合木。图合木农牧民毅然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激战1天，两旗王府兵死伤20余人后溃逃。义军初战获胜，图合木声威大震。拉什敏珠尔携带家眷和王府官员逃往洮儿河南岸的六家子屯躲藏起来。
　　不久，扎赉特旗札萨克旺喇克帕勒吉郡王从京师“年班”结束回到旗王府后，惊闻图合木刚布、桑布起义并击败两旗王府兵联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命令东部8个努图克的旗民每户征民兵1人，携带枪支弹药马匹，到指定地点集中，由军务梅伦乌勒吉特、沙格德尔扎布指挥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是年四月初，义军首领王老虎率领300多人来到前郭尔罗斯旗新庙屯驻扎，以牛、马兑换枪支弹药。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科右后旗、扎赉特旗闻讯，4旗王府兵组成联军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5日)夜，包围了新庙屯后，乘夜幕发起围攻。埋伏在新庙屯四周的义军奋勇反击，反击战至拂晓时分结束。4旗王府兵联军死伤150多人，其余撤退；义军牺牲6人，伤10余人。
　　五月三日(6月18日)，扎赉特旗军务梅伦乌勒吉特、沙格德尔扎布指挥王府兵300多人，在包围了前郭尔罗斯旗四十家子屯后，乘义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屯内由三哥喇嘛和晏英率领的百余名义军仓猝迎战，由于兵力相差悬殊，三哥喇嘛率众义军突围，晏英等10余名义军牺牲，20余人负伤。义军准备兑换枪支弹药的几百头牛、马匹，全部被劫走。三哥喇嘛率领突围的义军与新庙屯的王老虎部会合后，返回图合木。
　　六月十五日(7月30日)，前郭尔罗斯旗札萨克镇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前郭镇大地主杜老七与农安县地方武装首领十四阎王(绰号)三方组成联军700余人，用大车装载96支洋台枪(类似火药枪)到达图合木后，随即发起进攻。刚布、桑布指挥义军占领战略要地，分兵把口，沉着迎战，疲敝敌人。交战中，天降大雨，连绵不断，联军士兵手中的洋台枪火药被浸湿，打不着火，成了烧火棍。刚布、桑布果断地抓住有利战机，于十九日(8月3日)指挥义军兵分两路进行全线反击，击毙联军200余人，伤百余人。联军大败，义军缴获大批子弹、车、马和粮食、衣物。义军大摆宴席3日，庆功犒赏。从此，图合木声威振四方。各地投奔图合木义军的农牧民猛增至3000多人。科右后旗等周围4旗的封建王公们四处寻求救兵保护自己。逃亡到六家子屯的拉什敏珠尔，从扎赉特旗借王府兵 200人来保护自己。
　　科右后旗等4旗的札萨克们，虽然不甘心军事上的连续失败，但面对图合木义军的日益强盛，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合谈”、 “联姻”的手段分化瓦解义军。于是，拉什敏珠尔派出1名特使充当说客。此人名叫喇木扎布，是本旗的地主。过去曾多次向图合木奉送粮谷、牛马，博得过义军首领的“好感”。他秉承拉什敏珠尔的旨意，多次向义军首领 “说和”，并将桑布、色纳道尔吉等请到王府，拉什敏珠尔设宴款待，还把自己的堂妹送给桑布做妾。“联姻”后，便与桑布“和谈”，双方签订“互不再战”的协议。此举，遭到王老虎等人的反对，导致义军首领之间不团结。削弱了图合木义军的斗志。
　　十月下旬，科右后旗等4旗札萨克联名签署函文，委派科右后旗梅伦毛格珠勒、科右前旗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嘎拉、科右中旗梅伦道仍嘎等4人，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武官格罗莫夫，请求“俄兵助剿”。屠杀中国人是俄国军队入侵中国的目的之一，格罗莫夫表示，乐于“应邀”前往，并下令从侵驻伯都纳(吉林省扶余)的部队中调哥萨克骑兵200余人，拉着两门大炮和弹药，昼夜兼程向科右后旗进发。十一月初一（11月30日），哥萨克骑兵们到达图合木后，将两门大炮架设在图合木东的一处制高点，开炮猛烈轰击图合木，炸死许多百姓和牲畜，许多房屋倒塌。早已集结待命的4旗王府兵在炮击后发起进攻，义军失去有指挥的抵抗，几千人四处溃散，图合木被攻陷。至此，持续一年之久的图合木农牧民反对封建王公统治的武装起义失败。
　　事后，科右后旗等4旗札萨克的代表设宴款待哥萨克骑兵，如数支付其“军垧和旅费”，并赠送500匹马。
　　四、哲里木盟盟长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缢死事件
　　色旺诺尔布桑保系科右中旗第13世札萨克巴宝多尔济之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第14世札萨克和硕图什业图亲王爵。光绪十八年（1892年）升任哲里木盟盟长。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以横征暴敛和凶残闻名于全盟。他利用手中的特权规定：全旗大户每年缴纳犍牛240头、乳牛40头、绵羊1000只；征调支用官差车40辆、车夫40名、工匠50人。至于名目繁多的摊派则难以胜数。拒交者、误交者、逃亡者，轻者遭拷打，重者被下牢或处死。他在赴京师走动和向朝廷“捐输”贡献中，以富豪而著名。每进京一次则向朝廷“捐输”白银20万两左右。在京“年班”和“行走”期间，耗银数十万两，同时负债五六十万两。由于能“报效巨款”，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的11年间，曾获光绪皇帝御旨“在神武门外瞻观”、“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穿素貂褂”、赏用“黄缰”等“隆遇”。他征用大批牧丁修建王府，有宫殿式的宫门、正殿，还建筑了洋式楼阁亭台和花园，“室内陈设用外货，由京津捆载而来，道阻千里，车马口粮，皆取给于民”。正因如此，全旗百姓甚至包括一部分贵族官莫不“衔怨死骨”。
　　光绪二十六年秋，图合木起义爆发后，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甚为恐慌，强令数百旗丁在代钦塔拉王府外围挖壕，调集府兵百余人加强对王府的护卫。翌年初，科右前、后两旗王府兵联军兵败图合木的消息传开后，旗王府的官兵为保护个人的家园，大多“携械溃散”。这时，在王府充当御马侍从的华连、华里亚孙兄弟二人，为替父报仇（其父沃杨阿在任管旗章京时，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怀疑其受贿，下令钉死在哈达松地方），联络王府梅伦额齐尔敦瓦齐尔和约木札布、太平阿等密议举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年4月21日），天降大雨，5人率领留在王府的大部分兵丁、侍从，砸开武器库和大牢，抢走武器，放出牢犯。额尔敦瓦齐尔被推举为领袖，列出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的48条罪状，送交副盟长，之后宣布暴动，拉出队伍驻扎在凯毕贝勒府。三月二十三日（5月11日）子夜，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率喇嘛业喜达瓦和侍卫5人，骑马携械逃离王府，欲前往承德都统处请兵镇压。二十五日（13日），暴动队伍追至莫勒根格根家，将其包围。（《科右中旗志》载：地点是乌顺敖日杜小庙），严词谴责他的罪恶，强令其回王府，但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拒不回王府，表示“引咎自责”，在群众愤怒的逼迫下“自缢”身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令刑部尚书裕德、盛京将军曾祺派人查办此案。华莲、华里亚孙、约木札布、托克托呼4人被捕解往奉天，六月就义。
　　五、陶克陶呼、白音大赉反围剿战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郭尔罗斯前旗4等台吉陶克陶呼率众到旗王府请愿抗垦，要求札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停止放荒保护草牧场。齐避而不见，命管旗章京(王府中参与旗行政、司法事务的官员)将陶鞭笞50下，撵出王府。十月二十九日，陶克陶呼率领3个儿子和牧民约32人，举起义旗，实行武装抗垦，攻打正在旗西部额仁松地方主持放垦牧场的蒙荒行局官员，缴获20多杆快枪，驱逐了蒙汉官员。陶克陶呼起义之后，以驱逐旗内垦民、保护蒙古土地为口号，转战于本旗和科右前旗、科右后旗。会同牧民义军白音大赉部以索伦山为根据地，组织200人的决死队，抗击前来围追堵截的清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六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令奉天巡防队前路统领张作霖，率领骑兵8个营约4800人，与东三省行营翼长统领兼北洋后路淮军提督张勋部联合追剿陶、白义军。九月二十一日，张作霖率部在醴泉县(突泉县)的德隆烧锅地方将陶、白义军包围。张作霖指挥决死队攀登木梯，登上围墙，向躲在围墙内的义军射击，义军亦进行反击，激战至深夜。陶、白为保存实力，在夜幕中夺路突围，返回索伦山根据地。翌年正月，张作霖率部进攻索伦山义军根据地。由于清军众多，义军寡不敌众，便放弃据守的山头阵地，避向深山老林。战斗中，义军数十人受伤，张作霖部有哨长2人受伤。张作霖又率部继续追击，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兴安山麓与义军发生激战，义军刘金锁等30多人伤亡。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陶克陶呼带少数人从索伦山出发，越过阿克萨边界，进入俄国境内，带去装满货物的车子17辆和300多匹马。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俄国引渡，俄国政府以陶是“政治避难者”为词加以拒绝。后将陶送至库伦（乌兰巴托）。哲布尊丹巴活佛对陶的到来大加赞赏，当即赏加”一等职衔“，红宝石顶、双眼花翎，并赐予“独胆英雄”称号，委任为“蒙古国兵部司官”、皇帝御侍卫队长。不久，又擢升为 “兵部副大臣”。
　　白音大赉则率义军继续与清军战斗、周旋。一次，奉天巡防队后路统领瑞禄设计安抚、诱捕白音大赉，被白识破，夺枪便走，哨长王海田勒马欲擒，二人对打起来。白佯装负伤倒地，王哨长下马欲擒，白一跃而起，骑上马，飞奔而去。张勋为此重责瑞禄并免去职任。张作霖率部从东乌珠穆沁旗回归途中，探马飞报：白音大赉已转移到洮南府（洮南市）。张作霖即命巡防队急行军赶到洮南府围剿义军，管带蔡永镇率清军攻占了义军据守地。白音大赉带少数义军突围，向索伦山根据地转移。张作霖率部追剿，将索伦山团团围住，并拉开散兵线在深山老林中连续搜索，多日不见义军踪影。随即悬重赏捉拿白音大赉。
　　是年七月十日，科右前旗台吉色力布密报白及义军的隐匿地并作向导。张作霖闻报，调集精锐清军发起猛烈的突然袭击，义军难以抵抗，大部分伤亡。白音大赉欲骑马突围，不幸被击中落马被俘，后因伤势过重死于狱中。
    六、俄国的诱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东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出10余万军队侵入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其中有哥萨克骑兵160余人，分别侵驻科右前旗、科右后旗的王爷庙（乌兰浩特）、察尔森等地，扰害当地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俄国哥萨克骑兵的入侵，对科尔沁各民族和各个阶层，都是一种民族灾难。但令人不安的是，乌泰郡王竟然利用国难之机，谋求个人的私利，从而成为俄国外交机关和俄国侵略势力勾引诱惑的对象，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其个人的政治历史悲剧也就从这一年开始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俄国侵略军拒不从东北地区撤兵，又多方面进行活动，企图将东北地区变成俄国的“黄俄罗斯”。俄国政府指令驻齐齐哈尔的俄国廓米萨尔巴克达纳夫上校专办“蒙古各部经营联络事宜”。俄国武官格罗莫夫受巴克达纳夫的派遣，以“游历”者的身份深入内蒙古东部各蒙旗，观察各旗蒙古王公的政治动向，搜集情报，并结识了刚刚被“革去副盟长职务”的乌泰郡王。是年冬，乌泰郡王揣带印信出走王府前往齐齐哈尔，拜会俄国外交官索克凝和统兵官伊勒门。索克凝立即报告了伯力总督哥德罗阔夫。伯力总督随即邀请乌泰到哈尔滨会见。乌泰又以政治“避难”为由前往哈尔滨登门叩见伯力总督，俄国外交官们求之不得，接待十分热情殷切，“为之备馆舍，且饮食复厚”，派专车接送，重兵护卫，“赠快枪12杆”。乌泰受宠若惊，拿出自己的照片要求伯力总督转呈沙皇并给以“庇护”。伯力总督当即表示：一定“代表俄皇设法保护”
     乌泰郡王揣带印信出走王府20多天，违犯了清廷关于蒙古王公未经旨准不得离开旗地的禁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盛京将军增祺获悉后，即责令哲里木盟盟长帮办多罗贝勒旺喇克帕勒追查。旺喇克帕勒得知乌泰在哈尔滨后，令科右前旗佐领（蒙古语称苏木章京）根喜等人带白银3000两，前往哈尔滨接乌泰回旗。钦差大臣裕德奉旨查办，决定革去乌泰札萨克职，“暂行留任3年，以观后效”。光绪三十年（1904年），巴克达纳夫到北京俄国驻华公使馆接受指令后，辗转来到科右前旗王府。会晤乌泰时，向他转达了“俄廷允准保护”的电文和“由俄国帮助该旗军装饷项”的保证。俄国政府希望乌泰将来“做俄藩属”，并能够联合各蒙旗“统归俄属”，乌泰欣然同意。巴克达纳夫向乌泰赠送了金表、宁绸、俄国刀、八音盒等礼品。巴克达纳夫离开乌泰王府后前往郭尔罗斯后旗。是年十月，行至三道岗子时被人击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使命。
    七、乌泰私借俄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乌泰在奉天停留时，俄国武官格罗莫夫在会晤乌泰时对其“京债亏累”问题特表关心和同情，他说：“俄国银行利轻”，如需借款愿从中斡旋解决。此时，乌泰已累欠“京债”白银3.2万两，正四处寻求财源。格罗莫夫的建议正中下怀，当即欣然接受，并正式要求向俄国借款。随后，格罗莫夫将乌泰介绍给俄国驻奉天外交官喀维钦斯克，喀维钦斯克慨然应允贷款20万卢布，但需转报俄国政府批准。翌年二月，喀维钦斯克通知乌泰：俄国政府已批准此项贷款。4月，乌泰派人前往旅顺，从华俄道胜银行取款 10万卢布；6月，又派人从奉天城取款10万卢布。条件是以全旗土地、矿产和牲畜做抵押，为期4年。这是乌泰第1次借俄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乌泰擅自离开旗王府第2次前往哈尔滨，向俄国东清铁路公司要求贷款。俄方将乌泰安排居住在火车上，有“俄兵数十人把守，两名俄（外交）官轮流奉陪”。10月12日，乌泰与俄东清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代办达聂尔谈判达成协议：“以旗界山林作抵押”，贷款9万卢布，为期1年。至此，乌泰两次私借俄债29万卢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达聂尔派人催索俄债，乌泰要求缓期偿还，遭到拒绝。达聂尔扬言若届期不还，便“派员带兵到王府，查封产业”，“并照会东三省总督查明究办”。这时，乌泰欠华俄道胜银行贷款20 万卢布期限已达，乌泰无力偿还，内心十分恐慌；加之俄国的翻脸无情使他深受震惊，在走投无路、悔恨交加之余，遂于5月25日到洮南府向奉命前来调查的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朱启钤如实说明了两次私借俄债的原委；交出了全部借据和与俄方往来的“牍函”。乌泰还向朱启钤提出两点要求：一、恳请国家贷款偿还俄债；二、愿以本旗地租银和继续拓垦荒地得银抵偿国债。

　　俄国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输出货币，大多由华俄道胜银行主持。通过这种输出榨取高额利润，来满足自己的国际高利贷剥削欲望。凡与俄国发生借贷关系者，往往都是地方握有权势或据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士，俄国通过贷款的途径，对这些人施以恩惠，加以笼络，而这些人以为身陷困窘而得到俄国的帮助，无不感恩戴德而产生亲俄意识，这是俄国对东北侵略中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东北地方的封疆大吏们虽然认识不到这种严重性，但对乌泰借俄债的性质和后果已有所查觉和警惕。朱启钤认为，俄国对内蒙古的蒙古王公们“借以巨款，轻利远限，而厚饵长丝，必期深入其彀（圈套），盖其注意在矿产土地，特谋此印约，以为国际交涉之要挟”。朱启钤的分析切中要害。的确，乌泰所借俄债“轻利”，但俄国贷款的目的不在于高利剥削，而在于对内蒙古地区主权和对乌泰本人的“特谋”上，其后果将酿成“将来要挟之计”和“国际交涉”。

　　东三省蒙务局和省督抚们由于认识到了问题的性质和事态的严重性，故将此事列入了紧急讨论和处理的日程上，成为东北地区清末一桩国际性交涉事件，这是乌泰本人在私借俄债之初始料不及的事情。

　　如何偿还乌泰私借的两笔俄债？东三省督抚和蒙务局督办都认为，“此者，非争债权也，实争土地权也；非仅保全蒙旗之产业也，实兢兢保全我中国之领土也”。经过反复讨论后，由奉天督抚向朝廷奏报了《札萨克图郡王乌泰私借俄债期届事迫酌拟办法析》。奏折中提出由大清银行贷款给乌泰，清偿俄债，外债转为内债，乌泰与大清银行确立债务关系等措施。

　　7月20日，光绪帝旨准：“按所议办理”。9月19日，乌泰携印到奉天省城，签订了《奉天行省大清总银行札萨克图王旗订立借款合同》11条。随后，又制定了《代筹蒙旗借款善后办法》15条。12月22日，朱启钤和吉林省滨江道施肇基奉命与俄国的霍尔瓦特签订《议结还债条款文》。至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将乌泰所欠的29万卢布全部偿还。事后，清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重申，今后外国私自以公产做抵押与各蒙旗缔借债契约者，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八、官局招垦蒙荒
    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使关内关外的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沉重的打击，战后，清政府国库一空如洗，上下交困，为解决财政危机，它要求各省“就地筹晌”，其财源之一就是招垦蒙荒。加之各蒙旗蒙古王公自招垦以后，普遍获得押荒银和地租银，经济收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收入数额之多，远远超出牧业生产和各种摊派所得，因此，追求扩大招垦的心态日趋强烈。此时，清政府开禁设官局招垦蒙荒，受到了各蒙旗蒙古王公的普遍欢迎，勘放蒙荒进展之快、面积之大、收入数额之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扎赉特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元月，黑龙江将军恩泽奉旨，成立“总理黑龙江扎赉特旗等部蒙古荒务总局”后，扎旗境内蒙荒开始勘放。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勘放了莫勒红冈子、滔浪河北、二龙梭口、望海一带，计生荒45.7万垧，熟地2.97万余垧。每垧地收押荒银4.2吊钱，其中一半归旗王府，一半归国家。各招垦地6年升科，升科地每年每垧取660文钱，其中420文归旗王府，按札萨克4成、台吉3.5成、庙仓 2.5成的比例分配；240文归国家。

　　是年十二月，在上述开垦地段内设置大赉直隶厅（今大安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勘放上述地段内的余荒地3129垧，每垧地收押荒银1.4两，共收取4381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奉旨，在扎旗境内勘放荒地100万亩，其中包括自成吉思汗时规定并保留下来的“旗民生计地”也一律放垦。执行放垦官吏哈丰阿在旗东部呼来图屯召集会议，传达黑龙江将军放垦命令。会上，旗民纷纷提出保留生计地的请求，遭到哈丰阿的拒绝，引起广大旗民的强烈不满。蒙民巴什喀、西恩尼根、色登毅然举起反对放垦、保护生计地的义旗，率300余人举行武装暴动。激怒的旗民们破门而入捉住哈丰阿，将其击毙，其余放垦官吏仓皇四散逃命。程德全将军获悉旗民抗恳暴动的消息后，迅即派军警前来镇压。在镇压旗民暴动的同时，程德全将军惟恐激起更大的民愤，酿成大患，决定做出让步，允许旗民保留生计地。是年，又勘放余荒地8799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黑龙江省设立垦务总局。扎旗设立蒙荒行局，主持旗境继续勘放荒地事宜。

　　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旗共勘放毛荒地47.0251万垧、熟地2.969万垧，约占全旗土地面积的2/5。

　　科右前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盛京蒙荒行局总办试用知府张心田等奉盛京将军增祺之命，在旗境沙渍茅土（后改称双流镇，今洮南市）设立荒务局。是年七月，根据《领荒招垦章程》开始勘放荒地。翌年十一月，制定了《札萨克图蒙荒更定章程》，共10条；十一月十九日，奉光绪帝“殊批钦此”。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共勘放荒地62.5万垧、城基地125万余方丈；得库平银86.6万余两，经费库平银12万余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续放上述地段内的余荒地8.9063万垧、镇基地14.06万方丈；收放荒正价银18.218 万两、镇基地正价库平银7032两，经费银2.8381万两。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请，按台吉留4方、壮丁2方的标准，留出牧场地。全旗共留出牧场17 .94万余垧。翌年，国家贷款29万卢布偿还乌泰私欠的俄债后，决定招垦已留给台壮的牧场，得放荒正价银9565两，全部归还大清银行的贷款。

　　至宣统二年（1910年），全旗共勘放荒地区性101.6615万垧、城基地931垧，约占全旗土地面积的3/5。

　　科右后旗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盛京将军增祺委派蒙荒行局总办张心田到旗王府劝导放荒，理蕃院下札催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制定《丈放科右后旗荒地变通办理章程》。是年，勘放荒地24 .1458万垧、城基街基地115 .452平方丈；收放荒正价库平银32 .7037万两，其中一半归旗王府，一半归国家。在上缴国家的库平银中提成1.5万两，赏给旗协理、印务2员作津帖；收城基地正价库平银5.7714万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因修建新公府和喇嘛庙，亏银6万余两，便以“急需款项”为由，要求招垦洮儿河北岸荒地，奉旨后由蒙荒行局总办毛祖模经办，制定了《续放科右后旗河北余荒章程》。是年，共勘放荒地19.4万垧。宣统元年（1909年）又续放部分荒地。至此，全旗共勘放荒地41.6991万垧、熟地1.8467万垧、镇基地603 垧，约占全旗土地面积的3/5。
    九、东蒙三旗宣布“独立”
    科右前旗乌泰宣布“独立”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在俄国的策动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国”。

　　当年底，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向内蒙古发出了《致内蒙古各盟王公文》和《优待条件》8条，鼓吹“内外蒙古皆属一家”，劝谕各蒙旗“一体归顺”。对归降“大蒙古国”者许诺享受“王公以下贵族皆晋升一级，库伦政府支给年俸”，“所承担的捐税与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库伦政府则出兵予以保护”等优待。

　　民国元年（1912年）2月25日，乌泰接到上述两份文件和库伦政府要他“联合各旗起兵”的“公事”后，决定：“接受外蒙劝降，向俄国借贷5万两（白银），募集兵丁5000，放两个月饷银，安住兵心，准备起兵……”5月，乌泰派王爷庙锡勒图喇嘛布和巴彦等3人，秘密潜往库伦，向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陈述将联合哲里木盟10旗加入“大蒙古国”的愿望，并请求供给饷精兵械。紧接着，又加派特使专程赶赴库伦，觐见哲布尊巴丹活佛，呈递《乌泰率领全旗各蒙情欲投降蒙古国等情奏折》，表示“郡王乌泰、协理官员、台壮以及本旗农户，连外旗入户者共20来万人，……愿尊圣化，归入大蒙古国”，“如蒙鸿施俞允，则感受国恩，顶祝靡已。”5月6日哲布尊丹巴活佛“朱批”： “既倾服来归，实堪嘉尚……乌泰著赏给亲王，世袭罔替”；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总司令”。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要求乌泰“将该旗疆界，妥为防守，以固邦本而安黎庶。”乌泰在王府召集台吉、喇嘛等23人开会，密议“独立”计划。会上，锡勒图喇嘛布和巴彦等人主张“起兵举事”，协理台吉朋束克巴勒珠尔则公开表示反对，并在会后远离王府。乌泰说：“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骑虎之势只好险中求胜。”会后，怂恿葛根活佛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

　　诸如：“博克达皇帝（即哲布尊丹巴活佛）说了，满清皇帝气数已尽，大蒙古国应运而生”，“现在天劫时数到了，快跟王爷走吧，跟王爷和活佛走能免灾去难！”；“将要天降神兵天将，帮助蒙（古）人打仗来了”等等。这种煽惑及其夹杂着的神秘内容，弄得全旗惊惶不安。当时，蒙旗广大群众长期遭受封建王公的压迫和剥削，饥寒交迫，没有人身自由；长期蒙受喇嘛教的毒害，迷信神佛对命运的安排，不能识破活佛喇嘛的欺骗。乌泰就利用了王公特权和神权的力量，将广大牧民反压迫反剥削求生存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引向了邪路。

　　6月，乌泰派出的特使从库伦回旗，带回俄国“别列达”枪1200杆，子弹50万发。库伦政府派援的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进驻旗王府。

　　7月3日，乌泰下令：全旗各村屯按《丁册》（即户口）强行征集壮丁，“各蒙户三丁抽二，二丁抽一，一丁两户抽一，各带枪马食粮，本月初七齐集王府，违者以军法论处”。当时，广大蒙汉群众反对民族仇杀，反对分裂外降，但在封建王公的重压下，无力抗拒，相当多的“老弱不愿应募者，哭号于道，纷纷迁避”。一些管员、活佛、喇嘛由于“畏惧乌泰势力，不敢与之较量”，只好被胁迫参加动乱队伍。

　　8月16日，乌泰下令切断洮南府至奉天省署的电报联络。

　　8月17日，乌泰向洮南府、开通县、靖安县（今白城市洮北区）等地，发出同一内容的“移知”（即通知）、张贴“晓谕”，向府县官员和人民告示他归降“大蒙古国”的原因和“决定倾向”。

　　8月18日，乌泰向本旗台吉、壮丁发出通令：“本亲王因内地变乱，清国已亡，民国成立，大局忧酿，正当我蒙古顺天应人之时，查本旗将及20万人，结为一体，毫无退志，共愿趋向库伦，仰恳哲布尊丹巴至鉴，当饬发谕令，将该旗疆土妥为保守。先将本旗台壮中预选3500兵，枪马自备，听候调拨，并令本亲王为统率（帅），按照原定军法，先将本旗府署汉官驱逐，我蒙官兵自然安谥，……。”
    十、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之举
    乌泰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0日，乌泰在葛根庙宣布科右前旗“独立”后，即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及周边各县(原皆属科右前旗领地)：

　　第l路(左路)，约500人，从葛根庙出发。17岁的第6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府。

　　第2路(中路)，约400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巴彦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8月25日，包围了洮南府。当时洮南府城方圆5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摄理知府欧阳朝华和马兵二营管带石得山急中生智，来个兵不厌诈，命城防队官兵夜间悄悄开出城外，白天整队公开回城，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使围城蒙军“元帅”锡勒图喇嘛迟迟不敢下令冒然攻城。在两军对峙中，欧阳朝华派两名特使带着礼品到葛根庙拜见乌泰，要求议和，被乌泰拒绝，并将两名特使投入旗王府大牢。

　　第3路(右路)，约300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拉什敏珠尔攻陷镇东县城

　　民国元年8月19日，拉什敏珠尔命协理台吉乌尔塔在包太赉屯设“鸿门宴”，邀请镇东县城防队把总李广才。酒宴中，乌尔塔劝李把总率队投降献出县城，被李严辞拒绝。乌尔塔见劝降不成，便命人将李把总扣押起来，然后放走随员，让他们回县报告：“李把总已向蒙旗投降，蒙古兵数千人明天攻城。”县知事陆庆增不知底细，信以为真，十分惊骇，急忙召集哨官李家诚研究部署军警守城事宜。

　　8月20日午后，乌尔塔指挥蒙古兵丁300余人攻城，李哨官率守城军警拚命抵抗，却不料城内守军中的蒙古族士兵乘机纵火点燃了干草垛，与城外攻城的蒙古兵丁相策应。霎时，城内大火熊熊，火光冲天，人们四处奔逃，秩序大乱。县知事陆庆增和李哨官见坚守无望，便带部分亲随从城西冲出包围，奔向洮南府。蒙古兵丁们冲入县城后，打开仓库，抢夺粮食和物资，夺取枪支 40杆，打开牢房释放囚犯，焚烧房舍290多间。

　　十一、国民政府的举措

　　民国元年7月19日，国务院向奉天都督赵尔巽发出密电：《乌泰附合库伦决定以兵力剿办》。电文中指出：“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东北)三省无宁日，现经国务会议决定，以兵力剿办。”

　　8月20日，国务院向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发出《札旗涉及全盟，决定以兵力从事，可即迅速赴机》的命令：决定“以兵力从事，中央已预为筹备，俟劝谕无效，可即出其不意，一战歼旃，望该都督等策励将士，挑选精锐，严为戒备，迅速赴机，以寒敌胆而振全局”。同日，命令赵尔巽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 “以兵力剿办”。

　　赵尔巽接到上述电令后，在奉天都督府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银10万两，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统率所属马步各营(另拨给炮队归其指挥)约2000人，驰援洮南府；令奉天右路巡队队帮统王良臣部，统率马步3个营，日夜兼程，同时驰援。  

　　吉林都督陈昭常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征蒙兵站，在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8月24日，令陆军第23师师长孟恩远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混成旅旅长由孟师长兼任，总兵力3179人。   

　　黑龙江都督宋小廉接到电令后，在省都督府秘书厅设立筹访处，并调动部队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十二、扎赉特旗巴特玛拉布坦宣告撒消“独立”

　　民国元年8月25日，黑龙扛都督宋小廉向科右前旗等三蒙旗发布蒙汉文兼有的《为札萨克郡王旗(即前旗)谋乱进兵攻剿恐他旗惊疑通告》。《通告》宣布：“龙江省均与乌泰旗地相接，为免乱兵窜入，将重兵驻扎保护，以防祸患。”暗示各旗札萨克在此时此刻，应做出明智的抉择，如动乱必遭省防军镇剿。宋小廉指派候补知事张毓华前往旗贝勒府拜会札萨克贝勒巴特玛拉布坦进行规劝。8月29日，陆军马兵三营管带德楞额奉命率本部马队三营、炮兵一队包围了旗贝勒府巴彦塔拉，“以保护为名，实行监视，相机办理”。为了使规劝达到预期效果，黑龙江省府经蒙藏局阿穆尔灵圭亲王提议，特邀杜尔伯特旗阿穆尔沁格勒图喇嘛(是巴特玛拉布坦的胞叔)、管旗章京乌尔图那苏图、伊克明安旗辅国公巴勒济尼玛等3人，前往旗贝勒府，与张毓华共同规劝。当时，巴特玛拉布坦的庶母巴旺玛极力反对“独立”，她对巴特玛拉布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年幼的巴特玛拉布坦感到很惊恐，又得知乌泰动乱之举连遭惨败，形势急剧逆转。遂接受了劝告。

　　9月初，母子俩在省署官员的护送陪同下，启程赴省会齐齐哈尔。途经鸭绿河时，遭到俄国军队的阻拦，声称：“奉俄国政府命令查询，因何进省?……如系胁迫，俄兵可护送回旗”。随行的旗贝勒府官员出面理论，俄国军队只好让路放行，但又尾随数十里路后方撤离。巴特玛拉布坦陪同庶母到齐齐哈尔省署后，即会见都督宋小廉。宋都督晓以大义，促其下定了决心。

　　9月12日，巴特玛拉布坦在齐齐哈尔宣告扎赉特旗撤消“独立”。

　　黑龙江省“不费一兵一饷，未伤一人一命”，使扎旗的“独立”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足见旗政主持者在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的抉择是多么重要。一个撤消令，使全旗避免了一场难以预见的兵燹之灾，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局势迅速稳定，“蒙汉安绪如初”。

　　扎赉特旗宣告撤消“独立”，亦使乌泰失去了一个盟友，处于孤立的境地。

　　十三、东三省防军平息动乱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2日，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部等东三省各部队奉命开始全面武装镇剿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战斗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全面展开。

　　第一路，吴俊升、王良臣部驰援开进洮南府后，用9门大炮向围城的蒙兵轰击，官兵们用新式快枪同时射击，火力很猛，蒙兵难以抵抗很快溃逃，首先解除了洮南城府之围。二营管带右得山、三营管带刘锡武部又乘胜追击，击溃城南东大桥、城西北老爷庙的蒙兵，扫除了城西30公里的窑基地，城南30公里的白虎店等地动乱队伍的巢穴和13道防卡，彻底解除了洮南府之围。乌泰的中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二路，彻底解除洮南府之围后，奉天右路帮统王良臣指挥马家3个营，从洮南出发分东、西两路推进，在靖安县(白城市洮北区)境连续攻克蒙兵据点。乌泰的左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三路，8月下旬，马家一营管带诺门巴图率部开进醴泉县  （突泉县）境，赵尔巽电示：喇嘛庙勿轻易攻击，占据后不可焚毁佛像，经物须加以保护。”9月8日上午11点，诺门巴图指挥官兵在县警扑队的配合下，攻取了嘎钦庙，俘虏蒙兵、喇嘛40余人；又在庙东山峡的7间密室中，搜出右路“元帅”嘎钦喇嘛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及护兵、女仆等十几人，安抚后全部释放。随后，又相继拔除其它各蒙兵据点。乌泰的右路动乱队伍失败。

　　东三省防军在平息动乱中发生的主要战斗有：

　　镇东县城之战  8月20日镇东县城失陷后，吴俊升命马家一、二、三营所属骑兵600余名，急驰救援，沿途拔除蒙兵哨卡5处。8月25日，向县城发起攻击。城内蒙古兵丁为轻取县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戒备，突然听到人喊马嘶，枪炮齐鸣，顿时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县城当日收复。县知事陆庆增返任后，成立善后事务所，招回安置难民千余人。

　　瓦房之战  瓦房是洮南的一座较大的繁华集镇，集中了许多蒙古兵丁在此掘深壕据守，为乌泰中路动乱队伍的前驱所聚要点。蒙古兵丁们头缠黑布，说是开了“杀戒”，还有喇嘛念经助战。9月12日，吴俊升指挥马家各营分三路向瓦房镇发起攻击。炮火轰燃了蒙古兵丁盘据的据点和营房，“火光冲天”。炮火中，蒙古兵丁们慌乱成一团，喇嘛急忙奉经念佛，乞求神灵保佑，但无济于事，纷纷向葛根庙方向溃逃。瓦房镇于当日下午5点克复。   

　　葛根庙之战  葛根庙是清末民初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地区最大的喇嘛庙。8月19日始，葛根庙成为乌泰“独立”动乱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葛根庙墙垣高厚坚固，“聚精锐，四散设伏”，科右前旗贵族及其家眷大部居住在各寺庙中。从镇东县溃退的蒙古兵丁、逃难者共2 000多人，聚集在各寺庙周围，搭起的“天幕”和蒙古包连接起来绵延数里。各寺庙的喇嘛们天天烧香唪经，迎神送鬼，祈祷上苍，保佑乌泰的“独立”之举成功。在这喧嚣声中，又迎来了瓦房之战的溃败者，各寺庙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第六世葛根罗卜僧勒布希德特布丹扎拉森“元帅”下子道“法旨”，说有外蒙古活佛的援军，能得到武器弹药等等。他要求大家镇静，拼死抵抗。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年仅17岁的活佛“元帅”惊慌失措的样子比谁都厉害。9月13日夜，吴俊升命马家各营向葛根庙发起攻击，各寺庙的守护兵丁拼命抵抗，战斗十分猛烈。交战中，曹管带小腹中弹身亡，石管带因坐骑中弹坠落马下。吴俊升急令炮队将大炮架设在庙南盂西哈达山顶上，炮口对准葛根庙猛轰。第一发炮弹在寺庙中爆炸，第二发炮弹炸塌了梵通寺大殿的西南角，殿脊上的铜顶子被震落在地。这被活佛、喇嘛们视为“不祥之兆”。此时，“法旨”佛咒完全失灵了，“外蒙古活佛的援军”也无踪影，动乱者从“元帅”、“统领”到众蒙古兵丁都知道大势已去，便在夜幕中一哄而散，纷纷逃命。14日凌晨2点，葛根庙被攻克。吴俊升部队的士兵冲进葛根庙后，乘机抢劫庙内的银铜器具；在乘胜追击中，杀伤不少无辜的喇嘛和群众。

　　王府之战   清光绪七年(1881年)，乌泰袭郡王爵后，旗王府从席喇布尔哈苏王家豪沁(乌兰浩特市北郊永联嘎查)迁至斯力很努图克台伯力屯(斯力很乡向阳村)，距葛根庙4公里。守护的府兵很少，不堪一击。吴俊升命令用大炮轰击，“枪炮齐鸣，炮火延烧王府”。乌泰见屡战屡败，大势已失，便在“十八罗汉”等亲兵护卫下，放弃王府，连夜逃往王爷庙。吴俊升部马步各营官兵乘胜紧追至王爷庙。乌泰率亲随百余人冲开后墙，连夜逃往索伦山。

　　镇国公府之战  科右后旗王府设在察尔森，因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为镇国公衔，故亦称镇国公府。9月18日，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命令管带王伯龙率300余人协助奉军攻打镇国公府。首先攻打印君府(即协理台吉之首掌印协理台吉驻地)。这里“聚有精锐重兵”，连攻3次未能得手。后用炮击，从东面派马队“伪用蒙旗诈近”，后续马队一拥而上，攻克印君府。从印君府至镇国公府无路，仅有宽不足8尺的小山道，上有山险下有河流，旗王府兵“节节设卡严防”。奉军用炮火做前驱，派马队袭击公府背后。拉什敏珠尔见败局已定，下令“自行焚毁”公府逃散。有抵抗者，大部被歼灭。奉军、黑龙江军官兵从镇国公府里缴获“大蒙古国三军司令旗”1杆，各种三角旗5杆。拉什敏珠尔在混乱中带少部分亲随败逃索伦山。   

　　从8月22日至9月30日止，经过大小战斗30次，东三省防军彻底平定了乌泰、拉什敏珠尔的“独立”动乱。参与动乱者死伤757人，释放被俘者920人，缴获各种枪支237杆；东三省参战部队官兵死伤74人， 无辜群众死伤2556人；毁坏房舍2000余间，一些商号货物被抢，计损失白银1.37万两、银洋6.66万元。动乱区域内的农牧业生产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括遭受到很大的破坏。

　　从10月5日起至11月15日止，参战的东三省防军各自撤回原防地。

　　十四、孙中山先生的呼唤

　　孙中山先生注意到了清末和民国开国之初，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孙中山先生对这样的态势表示关注、忧虑和不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孙中山先生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他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孙中山特别强调，实现这种民族关系的基础是“五族共和”。孙中山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他在191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古时家乡的代称)，派出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孙中山先生说，在坚持上述原则基础上，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和乌泰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以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86旗、内蒙古49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之初，持抵制共和的态度。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必须废除，实现共和已成为全国政治潮流的时候，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于1912年2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7条。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十分明确的表达了民国政府对蒙古王公的政治态度是妥协和让步，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蒙古王公联合会于2月12日看到文件后，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欢迎和接受，并立即代表内外蒙古王公发表声明：“诸王公赞成共和”，今后，“同建民国”。3月24日，派出代表前往库伦(即乌兰巴托)，劝说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独立”。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  展开了斗争。8月19日，民国政府发布《蒙古待遇条例》，共9条。《条例》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

　　1915年6月7日，中、俄、库伦政权三方代表在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协约中“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国。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部分。”6月9曰，外蒙古宣布撤销“独立”，解散“大蒙古国”。中国政府声明：于《中俄蒙协约》签字日，中华民国特准：“将所有附从外蒙人员，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这一声明，为乌泰等在“独立”失败后逃往库纶的王公贵族喇嘛回归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和十分宽松的政策保障。

　　十五、乌泰、拉什敏珠尔回归恋放土

　　1912年9月l7日，乌泰、拉什敏珠尔等人败逃至索伦山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派出军队将其接到海拉尔。乌泰“痛恨俄人失信”。俄国领事百般安抚、劝慰，赠给乌泰3万卢布表示“关怀”。11月初，乌泰、拉什敏珠尔与第6世葛根活佛一行百余人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乘火车赴库伦(乌兰巴托)。到库伦后，乌泰被委任为“蒙古国刑部副大臣”，拉什敏珠尔被封为“郡王”。

　　《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政府声明发布后，滞留在库伦的内蒙古王公贵族喇嘛中，逐渐出现了悔罪回归的潮流。1915年10月初，拉什敏珠尔首先向蒙藏院呈文，承认做了“违背同胞之义，悔之何及”的错事，表示 “将故妻之灵柩存留库伦，并将跟役人等遣回乡里，率领孤子先行进京，拟请觐见。蒙藏院核议，请奉天省派员护送其进京。10月13日，大总统接见后发布命令：“拉什敏珠尔当国体初更……现悔罪投诚，赴京请觐，实属倾心内响，著先行开复镇国公原爵。”11月29日，令其留京任陆军部顾问。1916年9月5 日，拉什敏珠尔故于北京。

　　1915年8月9日，乌泰向奉天省发出信函，表示回归之意。10月下旬，省署提出7项条件：一、赦免以前各罪；二、开复爵秩归还各不动产；三、入京觐见后职任由大总统决定；四、遣散带回来的兵丁及武装；五、不能与外国人交接；六、政府保护回归者生命财产；七、不得私自处理各不动产。乌泰全部予以接受，偕同第6世葛根活佛等兵丁从库伦启程回归，于10月末到海拉尔。奉天、黑龙江两省派出官员送去2万元做为随从人员回本旗的安置费，另拨1000元给乌泰做进京路费。11月4日，乌泰到京后将请觐文呈交大总统。当日，大总统令开复其郡王原爵。12月2日，令其留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赐官邸1所。北京报界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乌泰输诚来归，待遇极优”，“令人感慨”!

　　乌泰眷恋故土，于1818年1月请假从北京回到科右前旗王府，与亲友度过春节，并清理在执政时遗留的一些旗务。11月底返回北京官邸。1920年4月，乌泰请假去五台山进香，但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于5月6 日丑时病故。大总统指令，按故郡王例致祭品牛犊l头、羊6只、酒7瓶，祭文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发，拨给“赙银”1200两。遗体依其遗嘱葬于山西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