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a Montessori蒙台梭利的儿童教育方法》

铁鸟

    很多老师和家长刚刚开始接触蒙台梭利教育的时候，往往会问出一连串的问题。
    谁是蒙台梭利？
    什么是蒙台梭利教育法？
    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蒙台梭利教育还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
    为什么蒙台梭利教育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惊讶？
    为什么儿童对蒙台梭利教具如此着迷？
    儿童的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指的是什么？
    我想，这本书就可以解答这样的问题。
    蒙台梭利获得过很高的赞誉，被评为20世纪赢得欧洲和世界承认的最伟大的科学与进步的教育家。但是一些接触过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方法的老师和父母，更愿意用这样的比喻来表达对她的敬意：蒙台梭利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正是因为她的到来，因为她对儿童的新发现，儿童才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最适当的教育。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我认为，为了建立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教育方法，必须把人作为个体进行大量的精确的合理的观察，重点是观察一个人幼年时的情况，因为这是奠定一个人教育和文化基础的时期。
　　

铁鸟

    随着医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医学工作者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并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些理论开始应用于儿童的生理研究，成为新的教育科学强有力的促进因素。
    人类通过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人类也一定准备好了---通过再创造一项新的教育科学使自己的国家能够更快速地发展和进步。
    几年前，一位著名的医生在意大利建立起了一所科学教育学校，目的是为了配合已经在教育学领域开展的实践，来对教育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并培训一批受过科学正规化训练的教师，使他们能够对孩子们进行正确指导的科学的教育。
    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这次教育革新就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些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教师都积极地投入到科学教育这个新的领域中，他们得到了米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米兰市提供给他们很好的科学材料和优良的设备，同时他们还受到了更多慷慨的帮助，一切工作都开展得极其顺利。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热情地欢迎这所学校，因为这次教育革新得到了著名学者朱塞佩*塞尔吉的大力支持。他说：在当今社会，我们迫切需要重建我们的教育方法。我会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为了人类的重生，我会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朱塞佩*塞尔吉以“教育的革新”为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许多演讲中也热情支持这项教育革新，他相信这条通往重生的道路，存在于“如何教育一个人的方法”之中，这一切都将在教育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朱塞佩*塞尔吉真诚地说：几年来我一直为人类的教育事业而奋斗，教育学好像比我想象的更加合理有用。我的想法是建立自然合理的方法，我们对人类作了无数次准确合理的观察分析后，得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他出生后，特别是婴幼儿时期，必须接受科学的正规的教育，这样才能奠定他的教育和文化基础，带动意大利教育学和文化的整体复兴……现在需要强加给社会一个主张：我们应该在教育和指导理念方面有新的方法，我们要为人类的进步和重生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
    应该说，意大利的这项教育革新表明，意大利已经跟上了时代前进的脚步。在法国英国，尤其是在美国的小学，基于对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的研究，都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实验。他们立足于科学的发展，对学校的教育方法进行了革新。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当孩子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需要各种玩具及为玩具娃娃准备的东西，更需要一个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丰富多彩/富有吸引力的环境，可是他们发现这些都还没有创设出来。我们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成人用品的微缩品。

铁鸟

        如果我们要去发展一个科学教育学的系统的话，我们必须沿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教育学模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模式。
        学校必须与教师们同步准备转变。因为如果我们把教师培养成为一个观察者，他必须非常熟悉这套实验方法。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创造好条件，使他们能在学校里进行观察和实验。科学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必须真正是“孩子们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允许和鼓励孩子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真正显露孩子们内在的东西。
        新的科学教育学的研究必须要对个体的“自由”的孩子们进行观察，才能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期待从观察中得出一种实用的革新的教育方法。这套方法应该是在教育学/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们要建立起实验教学法特有的方法，甚至这套方法不能被其他的实验科学使用。科学教育学是靠卫生学/人类学/心理学的营养滋养起来的，它采纳了这三者所有的技巧和方法。尽管它的研究内容被限制在对个人教育的这个主题上，但是在教育学中，对个体的研究必须伴随着其他不同的教育工作。
        目前用在实验教育学上的一部分研究方法，源于我们两年来在“儿童之家”里的实验经历。我们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方法的开头，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三岁至六岁的孩子身上，但我相信这些初步的实验将会成为我们接下来从事的工作的延续部分，因为这些实验已经带给我们一些惊奇和意想不到的结果。
        尽管我们的教育系统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它是非常优秀的，但也不是异常完美的。然而它组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指导系统，它能让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们得到充分的关心。
        15年前，作为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的一名助理医生，我经常去精神病院研究病人（领导安排我去那里为诊所做一些研究课题）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开始对研究弱智儿童变得很有兴趣。那时好多弱智儿童在精神病院里进行治疗，正在流行的甲状腺病引起了内科医生们对有这方面缺陷的儿童的注意。我每天奔波于我的工作，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对儿童疾病的研究上来了。
        因此，我也就把兴趣放在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上了。渐渐地，我对为这些不幸的小东西们设计出的一些特别的教育方法越来越了解，我在这些方法的引导下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研究。后来，这种特别的教育方法在内科医生中逐渐流行起来。
        事实上，教育学必须加入一些治疗疾病方面的医学元素，因为当时将体操应用于疾病治疗的风气非常盛行。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想法恰恰相反，我感觉到孩子们智力上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教育工作，而不是一个医疗问题。
        1898年在都灵召开的教育学大会的医学研讨会上，很多人都提到了用教育学的医学方法来治疗和教育那些智力残障的儿童们。我在一次关于道德教育的演讲中表达了我的不同观点。我相信我碰到了一根已经振动了的弦，因为我在这些医生和教师中独自前行，立刻就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焦点。
        我的院长，教育部部长圭多*巴瑟力邀请我给罗马的教师们讲一个关于低能儿童教育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不久之后进入一所州立小学，而我主持这个课程则达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小学，我全天都给孩子们上课，而这些孩子都是一些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弱智儿童。后来，在慈善组织的帮助下，这里又创办了一个医学教育协会。这里的孩子除了来自公立学校外，还包括一些来自罗马精神病院的。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为罗马精神病院培训了一些会用特别的观察方法来引导/教育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教师。我不仅培训这些教师，自己也在伦敦/巴黎学习和研究如何教育这些有智力缺陷的孩子的方法。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们的实际教学中，同时也指导我们协会的教师们。
        从的工作开始，我就感觉到我的一些指导方法用在那些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我相信这些方法包含的教育原则，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原则更加理性。通过这样的教育方法，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儿童也能得到开发和成长。
        这是一种本能的直觉。在我离开智障儿童学校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相似的方法应用到正常的孩子们身上更能发展他们的个性，释放他们的潜能，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些美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一个被认为是补救教育学的研究。我希望对普通孩子的正常教育学进行研究。尽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测试出我想法的真实性。但我全身心地扑在这项工作上，几乎可以说，我在准备一件我自己也没把握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我这么投入。
        那个伟大的信仰激励着我继续探索，为了用全部的精力来深化和扩大我的构想，我放弃了其他的所有事情。这就像是我正在为一个未知的使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一样。
        有智力障碍的儿童教育法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内科医生的工作重心是争取在医学发展中取得成就，以便能够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占据一席之地。现在被大家所熟知的耳科治疗学创始人伊塔德，便是医学科学分支的奠基人。
        他是第一个尝试用医学教育学法来治疗有听力障碍的人。他为巴黎的一些聋哑机构的儿童们做实验，使一些半聋的人最终清楚地听到了声音。后来他负责看管一个八岁的智障男孩，这个男孩是那里出名的“野孩子”，他把教育方法扩展到他所有的器官上，使得这个男孩身上的所有感官都得到了加强，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听力。
        他是皮尼尔的孩子，第一个提出用观察的方法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教育者。
        伊塔德教育学方面的作品最有趣，这些作品准确地描述了他在教育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和经历，如今任何人读起来都得承认，这实际上就是实验心理学的第一次尝试。
        但是为有缺陷的孩子们完善一个真正的教育学系统的功劳应该归于爱德华*塞甘，他才是这方面的第一位老师和医生。
        他把伊塔德的经历作为他的工作起点，在10年的时间里，与精神病院的孩子们待在一起，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些方法，而且把它们又应用到了巴黎的一所小学里。这些方法被第一次书面记录是一本超过600页厚的书，此书1864年在巴黎出版发行，书名是《对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教育》。
        后来塞甘迁居到了美国，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智障儿童学校，又用了20年时间出版了他的方法的第二个版本，这次的书名很特别：《白痴行为以及它的生理治疗法》这本书于1866年在纽约出版，塞甘在书里精确地解释了他的教育方法，他称它为生理学方法。他不再把书命名为“白痴的教育”好像这套方法只适用于白痴一样，他现在讲的是用一个生理学的方法来治疗有智力障碍的病人。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学总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话，那么冯特定义了新的“生理心理学”，这些想法同时出现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是在引导我们去猜测生理教育学和生理心理教育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当我在精神病诊所做助理时，我已经读过了这本书的法语版本，我当时对这本书的兴趣很浓。但它的英语版本20年后才在美国出版。英国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尽管它有英文版。在英国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了塞甘系统，尽管塞甘这本书中的内容经常会被一些有缺陷儿童的机构出版物所引用，也被一些教育者描述过，但他们描述的那些却和塞甘的教育系统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法国待了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法国是塞甘的“实验室”然而，法国的教育者们教学十分机械，每个老师都一丝不苟地按照教育规则来对孩子们进行教学。我也发现无论我到了哪里，伦敦也好，巴黎也罢，人们其实都很渴望在教育方法上能有新的忠告或者有全新的经验问世。塞甘经常断言，他对智障儿童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非常可行的，但在法国的结果证明，这仅仅只是一种幻想。
        当这个方法风靡整个欧洲时，我决定在罗马对有智力缺陷的儿童做实验，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用我的方法去教他们。当然，我不仅按照塞甘书中所讲的方法，也从伊塔德不寻常的实验中获得帮助。
        在这两个人的作品的指导下，我制造了多种用来教育他们的教学用具。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机构里完整地看到过它们，我变成了一个用不同寻常的有效方式应用和操作它们的人。当然，如果使用得不正确的话，还是不能吸引住那些有智力缺陷的孩子们的注意。
        我觉得我已经了解这些和我待在一起做我所教他们的事的低能儿们气馁的原因了，我也能明白在面对许多他们处理不了的情况时，他们为什么要放弃。
        教育者把自己和他教育的人放到同一水平的偏见，使教育者对这些难以教育的有智力缺陷的孩子们的教育热情渐渐冷却。
        教育者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是在教育一些智力低下的人。这使他们的教育很难取得成功。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教这些孩子时，经常会觉得是在教育一些婴儿，和他们做一些小孩子的游戏，讲一些愚蠢的故事给他们听，却不知道如何去唤起一个孩子灵魂内潜伏的能量。
        凭我的直觉，我相信那些都不是教学方法所要用的辅助材料，我让他们唤醒孩子灵魂的声音，鼓励他们用这些教学材料去教育他们。我对那些愿意靠近孩子并知道如何唤醒孩子们内心的教师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能感觉到孩子们的不幸，对这些不幸的孩子有一种来自灵魂的深爱。
        塞甘在这方面也表达过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在他的著作里，作者为他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他十分悲伤地说，如果教师们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工作的话，他已经建立的方法将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可能会被废弃。塞甘一直坚持他最初的观点，在对有缺陷的人的教育上，教师们必须作好一切准备，他认为教师们要看起来友善，声音愉悦。甚至他们在做每件事情时的表情细节也很重要，要尽可能地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塞甘说：教师们必须把最吸引人的举止和最动听的声音呈现出来，因为教师的任务就是去唤醒这些弱势群体的灵魂，引导他们看到生命的美丽和力量。
        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对儿童的精神信仰起作用，作为一种开启儿童心灵和智慧的秘密钥匙。爱德华*塞甘用他精彩的分析，详细地指导我们怎样去利用一系列教学的实验材料去对儿童进行启发教育。
        这些实验如果能被正确理解，对教育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将非常有效。我亲自应用过，得到了令人惊奇的结果。但我必须承认，当我的努力使这些智力低下的孩子们取得了进步时，我也被这些独特的教学形式累得筋疲力尽，好像是我把我内在的生命力给了他们似的。我给了他们鼓励/抚慰/爱和尊敬，同时，我也把这些东西从他们的灵魂里提炼了出来。
        有了这些准备，我就能按照既定的方法进行实验。我成功地教会了精神病院里的许多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读和写，让他们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在公立学校参加考试，并且都能很顺利地通过。
        人们看到这样的结果时，觉得这简直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可对我而言，这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之所以能和正常的孩子们一起去考试，仅仅是因为我因材施教，在他们身上用了不同的方法，开发了他们的心灵。而正常孩子本该有的一些潜伏的能量，却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被打压，甚至造成水平倒退。
        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些对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特别教育方法用在那些正常的孩子们身上，那我的朋友们谈到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们所取得的进步时，就不会说那是一个“奇迹”了。
        事实上，像“我把空气导入你的肺腑，你就能生存”这样的话语对我来说，好像是院长鼓励和号召我去帮助他的孩子们，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我总结塞甘整个方法中非常精彩的语言部分。
        去引导孩子，就像是从教育的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和感觉系统里都伸出手来去给他们力量，帮他们一把一样。塞甘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发育不健全的儿童们如何学习走路，如何克服运动中的困难，如何保持身体平衡---怎么跳/怎么上楼梯等等。
        最后，指导他们怎么去感觉周围的事物（肌肉系统的教育是从触摸和抚摸他们开始的）引导他们感觉到皮肤表皮温度的差异是因人而异的，最后再对他们进行特别的感觉器官的教育。
        但如果我们对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教育的话，我们就要去引导这些孩子，怎么样以一个低标准的要求，去独立做好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最起码他就能像人一样地生活，哪怕他的生活看起来有点儿单调。
        塞甘对此作了一个预言：唤醒他们的精神灵魂，如果他们拥有了正常人都拥有的生活精神的话，他们就会拥有自己的生活。
        塞甘真正地做到了，他引导这些有智力障碍的人从一个近似于植物人一样单调的生活状态，进入到一个有智力思维的生活状态，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指导到感官教育的指导，从普通想法到抽象思维，从抽象思维到道德教育。
        当这个精彩的工作一天天都有起色时，依靠瞬间生理学的分析和逐步改进方式，这些有智力障碍的人其实已经变成了正常的人，但他们仍然比同胞们的智力低一个等级，仍然是一个不能完全被社会标准所承认的人。塞甘说：我们耗尽了心血，风干了我们的骨头，侵蚀了我们的身体和容颜，消耗了我们的能量，可我们的希望却没有了。
        这引导我们进行另一种思考，为什么塞甘的方法会经常被放弃？是因为运用这些方式十分困难，使得它很难被人们坚持运用到最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许多人会说：还有很多事情要为正常儿童们去做！
        采用塞甘的方法，再结合我的实际经历，我能断定我的思路非常合理。我从这些为有缺陷的人进行的积极引导的工作中，吸取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而且我对伊塔德和塞甘的工作有了一个更加周全的研究。因为我知道做这项工作非常需要去从全方位的角度思考。
        我做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许也很少有孩子愿意去做。我也把一些我认为有用的资料翻译成意大利语，然后亲自把它们抄下来。我把这些研究者们的作品从头到尾反复咀嚼，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些旧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新东西，把它们写成一本书，而且一定要让它成为一本对教育儿童真正有用的书。
        我着手做这些是为了能权衡出每个词带给我的感觉，我要读出作者的精神。当我收到1866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时，我已经读了600页塞甘的法语版书籍。
        这个古老的卷册是在一位纽约医生的私人图书馆里被发现的，看起来已经长期搁置不用了。我在一个会英语的朋友的帮助下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这个卷册几乎没有加入任何教育实验方面的东西，它的第一卷是用非常有经验的哲学道理写成的。
        塞甘研究异常儿童有30年的历史了，他在这本书里表达了对生理学方法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以他对孩子们的个体研究为基础的。
        他利用对生理和心理现象的分析，形成了一套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正常儿童。他相信这一步将会让人类得到彻底的重生，是一条希望之路。
        塞甘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旷野中的那些先驱者们的呼喊声，我自己对这个工作的前景也充满了信心，我非常明白它的重要性。它将彻底地改变现在的教育和学校的状况。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成为了一所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学习实验心理学的课程。那时，意大利大学刚刚建立了这门学科。我还在一所小学作教育学方面的研究，以这种方式研究教育正常孩子们的方法。这个工作让我在罗马大学开始了教育学的专业。
        长久以来，我期待这个为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们做的实验能运用到小学里的正常孩子们身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个方法用在家庭里，或者是慈善机构里的那些被关心呵护着的孩子身上。我的头脑里偶然冒出这样一个主意。
        1906年底，我从米兰返程。在此之前，我已经是国际展览会的一名委员，去米兰负责做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学科奖学金上的分配工作。紧接着，我有了许多被邀请的机会，我被罗马“美好建筑协会”的负责人爱德华多.塔拉莫邀请去从事婴幼儿学校的房子模型建设的指导工作。
        塔拉莫先生的主意令人高兴，他要把所有的三岁到七岁，在家庭里生活的儿童们全都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让这些小孩们在一个老师的指导下一起玩和生活。在这个大房子里，这个老师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他计划让每一个住宅区都有这样的学校，“美好建筑协会”在罗马已经有了400个这样的经济住宅社区，所以这个工作看起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个这样的学校于1907年2月在圣洛伦索建立。依照塔拉莫先生的计划，我很快就能开设16所这种“社区学校”。
        这种新的学校在剪彩时被塔拉莫先生和我共同的一位朋友命名为“儿童之家”。对这种“儿童之家”里的小孩们的教育和照顾，都是按照我的指导说明进行的。
        在这样的机构里，我感觉到了社会和教育学的重要性。也就在那时，我对未来一定会有美好前景的想法开始变得膨胀，现在许多人已经开始明白了我之前所设想的一些事情已经变成了事实。
        1907年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 在圣洛伦索的另一个社区开放。1908年10月18日，米兰慈善组织筹建的另一所“儿童之家”在工人们居住的一个社区举行了落成仪式。
        紧接着，11月4日，第三个“儿童之家”在罗马开放，这次不是建在平民社区，而是建在了一所中产阶级的现代化建筑里。1909年2月，意大利和瑞士开始改变它们的孤儿院和孩子们的家，他们把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创办的那套系统变成了我们的系统，他们采纳了我们的方法和材料，兴建了“儿童之家”。
        “儿童之家”有着双重的重要性：从社会的重要性上来说，它确保了在一个住宅区内有一所学校，这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建议。另一个重要性，就是它纯粹的在教育学上的重要性，它增加了一种我正在试验的教育孩童们的新教育方法。
        塔拉莫先生的邀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能将我以前在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用过的一些教育方法用到正常儿童身上，这些儿童不是小学年龄的儿童，而是幼儿园中的正常儿童。
        如果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和正常儿童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情形的话，这个结果将会证明，当这些正常孩子们在婴儿期没有被大人们引导发展过他们某方面的智力时，他们就和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们一样，某些方面也得不到开发和发展。
        正因为这些孩子某些方面的智力没有得到开发，他们中很多人就得不到良好的肌肉运动协调训练。所以他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不能保持身体平衡，甚至不能做像系紧和松开衣服这样的小动作；他们眼睛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语言也处于刚出生时的状态，显示出不会说话的缺陷；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困难，通常他们的注意力都不稳定。这都是正常婴幼儿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们共有的特征。
        新的方法让对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智力开发成为可能，对幼小儿童的帮助应该向着另一个趋势发展，那就是---对一个正常儿童的教育应该制定为一个“培养完全个性的科学卫生教育”。许多智力低下儿童的缺陷已经成为了一种永久的缺陷，像有讲话障碍的儿童。因为在这些孩子们学说话的最关键时期，我们错过了对孩子这方面的智力开发。儿童一般在三岁到六岁期间形成各种最基本的功能。
        在“儿童之家”里，我的教育实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已经用在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的方法，以及对年幼孩子们的教育代表了我一系列实验的结果。我的工作没有用到塞甘对年幼孩子们的任何一个方法，纯粹是由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非常简单实用。任何人只要参照我的方法去做，就能明白如何应用它们。这些实验的基础能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那段日子，代表了伊塔德和塞甘生命中最认真的工作。
        至于我，在塞甘的第二本书出版后的第30年，我又一次继续发展这些想法。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继承了大师伊塔德的思想，在接收了伊塔德的工作成果后，我用一种新鲜精神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
        10年来，我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一些实际的实验，而且是带着虔诚的信念去看待这些高尚神圣的科学家们的工作的，他们为人类默默地作着贡献，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英雄，但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因此，我这10年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伊塔德和塞甘40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之前50年积极的准备工作和这仅仅用两年建立起的 “儿童之家”的准备工作---我感觉我没说错---代表了三个内科医生连续的工作，从伊塔德到我，显示了从第一步走到今天，我们沿着精神病治疗道路所走过的路。
        由于人类文明中一些明确的因素，“儿童之家”是很值得独立地写一本书的。事实上，这里所做的实验，解决了许多社会和教育学在现有的解决方法上，看起来理想而不切实际的问题，它们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些问题许多年前已经被提到过，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我们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发育，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每一个孩子。我们所进行的语言训练/系统感官训练以及直接锻炼孩子适应实际生活的练习，这些形成了我们教育工作的基础。

铁鸟

　　当我对一些幼小的孩子有了教育的主动权时，就希望为科学实验教育学和儿童心理教育学开设一个领域。我与冯特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些孩子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心理学。在调查的孩子们中，实验研究不多于三个学科。将科学实验教育学用在孩子们身上之前，实验仪器也必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良和简化，使孩子们不再被动地受实验的支配。
　　我打算与其他研究者们保持联系，但我会在没有其他先入为主的意见下坚持我自己独立的观点，继续我的工作。我保留最基本的要点、主张或多或少有一点儿冯特的定义。那就是：实验心理学所有的方法可能被人为地减少，也就是被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课题的观察记录中。
提及孩子们，另一个因素一定会干预发展的研究。我保留同样的普通标准，但我没有执著于任何关于孩子们应该依照年龄进行有关活动的教条。

　　1、人类学上的考虑

　　关于生理上的发展，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调节人类学上的观察重点，我们应该在最重要的观察上作出选择。
　　我设计了一个带米尺的人体测量器。它可以在0.50米和1.50米之间进行调节变化。
　　为了便于研究者们的研究，我决定每个月都对孩子们的身高、坐姿和站姿进行测量，尽可能有一些确切的与发展有关的规定，让老师们的研究工作更有规律。为此，我设计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计划。
　　我每周在更衣室里测量孩子们的体重。当我们准备帮他们洗澡时，就去称量他们的体重。
　　下表显示了我们在孩子们的体重测量上的一个记录。
　　这些测量都比较简单，一个女教师就能完成它们，因此在学校就可以进行这些测量。同时，我还作一些特别的测量。这些测量应该由一个内科医生来完成，或者是一个婴幼儿专家来完成。内科医生所作的检查是复杂的，为了减轻困难和便于管理控制，我把所要进行的测量都设计在一个印好的生物学图表上。
　　这些图表制作得非常简单，因为我希望医生和学校女教师都能自由独立地使用它们。
　　人体测量的方法按合乎程序的方式安排，而简单的机械装置和使用的简便图表，都确保经过深思熟虑的基本原则的观察能够顺利完成。我建议一年进行一次如下测量：
　　头的圆周；头的两个最大的直径；胸围大小；头盖骨的大小和身高指标。
　　我让内科医生们一星期作一次这种测量，或者至少一个月内作一次。再不然当孩子们满了一周岁时，给他们测量一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测量的时间定在他生日的那天。这样，内科医生的任务也变得容易多了，因为这个测量非常有规律性。
　　我们的每个学校都有50个孩子，孩子们的生日又都分散在一年中，所以这为内科医生不时地给每个孩子作一个详细的测试提供了可能。他的工作负担也不会很重，而老师的任务只是在孩子们生日的时候去通知这个医生。
　　这些人类学的测量也有另一种教育意义，当孩子们离开“儿童之家”时，他们知道如何去清楚肯定地回答下面的问题：

　　你出生在星期几？
　　你出生在一个月的哪一天？
　　你的生日在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孩子们已经知道回答的次序，而且也将形成观察自己的习惯。我能在这儿这样说，孩子们在测试中享受到了很多快乐。老师们测量他们，说起“身高”这个单词时，这些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脱了鞋，笑着跑到人体测量的平台上去，按照标准的姿势，自己端端正正地站好。老师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安放好指示器并读出测试的结果。
　　除了这些，内科医生还用普通的仪器对他们进行测量，他观察孩子们的气色，他们的肌肉情况，他们的淋巴腺状况，血液情况等等。哪怕他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畸形，也都能被注意到，他会很慎重地描述出任何的病理学状况，比如：驼背的倾向，小儿麻痹的倾向，视觉缺陷等等。
　　对孩子们不带偏见的研究将引导医生们发现孩子们的情况，并与他们父母交谈。当这个医生发现要对这个孩子的家庭作一个彻底的卫生检查时，医生会在检查之后作出一些必要的、对孩子身体恢复有利的提示，并最终处理好像湿疹之类的疾病或耳朵感染的炎症、发烧等种种麻烦。
　　“儿童之家”医务室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细心跟踪，它使直接的治疗和不间断的观察成为可能。
　　我鼓励学校的女督导们从母亲们的谈话中收集到一些更实际的信息，按照父母的教育和习惯，以及薪水状况等情况来给出他们更适合的引导。其实从女督导们列出的每个家庭的一些履历中，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当然，这个方法实际上仅仅是女督导从她生活周围的这些家庭中得来的。
　　内科医生对每个特别的孩子的卫生状况都很关心，他给妈妈们的建议，也通常按照卫生学方面的知识作出非常有用的指示。在处理这些事情中，女督导起了一个传达和转告的媒介作用，因为她是妈妈们的知己，妈妈们很自然地从她身上得到这样的建议。

　　2、环境：学校的家具陈设

　　观察的方法被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基础上——孩子们无意识地显露出他们的自由。
　　我第一次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环境问题上来，当然这也包括教室里的陈设。用一个带花园的空间来规划一个面积足够大的操场，构成这个学校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依照我的想法，或许这个开放的空间是对教室的直接表达。孩子们可以整天自由地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玩，我以后会更详细地说到这些。
　　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改变应该是把桌椅都废除了，特别是那些固定的椅子。我有宽的、坚固的、八边形的桌子，同时这些坚固耐用的桌子也非常轻，两岁大的孩子们都能轻易地搬动它们。这些长方形的桌子足够大，能容纳两个肩并肩的孩子。如果他们坐得相当近的话，甚至可以坐三个人。我这里也有更小的桌子，为一个孩子单独工作而做的。
　　同时，我也设计、制造了一些小椅子。我起初计划用藤条来做这些椅子，但经验表明它们的磨损特别大，所以我都用木头来做了。我做成了形状非常吸引人的椅子。除此之外，我还在每个教室里都安放了许多用小块木材和小段柳条做成的舒适的小扶椅。
　　一些小的脸盆架是我们学校的另一部分家具，它被设计得非常低，甚至一个三岁的孩子都能够得着并灵活地使用它们。它们还被上了一些防水的瓷漆，除了宽一点儿的外，还有更高或更低的架子。这些架子可以放小的白色的搪瓷盆碗和大水罐，还有一些专门放置肥皂碟、指甲刷、毛巾等。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空间，他可以在那里保留他自己的肥皂、指甲刷、牙刷等。
　　在我们的每一个教室里，我们都提供了一系列又长又低的柜橱，这些是特别为放置教学用具而设的。这些柜子的门很容易就能打开。在这些房间顶部我们还布置了一些盆栽植物，配备了养鱼缸，能让孩子们自由地玩许多不同的玩具。我们有足够多的黑板，这些黑板被悬挂着，即便是最小的孩子也能轻松地使用它们。每块黑板都配备有放粉笔的小盒子，我们用白色的布代替黑板擦来擦黑板。
　　在黑板的上面我们悬挂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图片，这些图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代表了一些孩子们感兴趣的简单景象。在罗马，我们在“儿童之家”里还挂了一幅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关于“圣母马利亚”的作品。
　　我们把这幅图画作为“儿童之家”的象征，这些“儿童之家”代表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进步，它更代表的是普遍的人类进步。它与母亲身份的提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对于妇女的进步和对于她的后代们的保护。在这赏心悦目的图画里，圣母马利亚不仅是一个神圣的母亲的象征，她还把她的孩子抱在自己怀里，更是母爱的象征。
　　如果有一天“儿童之家”能在全世界被建立起来，我希望拉斐尔的这幅“圣母马利亚”作品能够被悬挂在每个学校里，它能很明确地证明“儿童之家”起源于哪个国家。
　　这些孩子们当然不能领会这幅“圣母马利亚”的重要象征意义，但他们能看见比普通的图画里更美丽的一些东西。在这幅图画里，他们看见母亲、父亲和孩子们。而且与这幅图画交流将会唤醒一些人心灵深处的宗教想法。
　　这就是我已经为孩子们选择的、我希望的环境。
　　我知道那些习惯了用古老的教育方法去训导孩子们的人们，一定会站出来对我的这种教育方法表示异议，他们会认为在这些学校里，孩子们会不停地走动，他们将掀翻小桌子和小椅子，制造出很多噪音，做事也没有秩序。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都长久地存在于这些以老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们的偏见之中。
　　许多世纪以来，襁褓被认为对于新出生的婴儿非常必要，椅子对于孩子们学会走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学校里沉重的桌子和固定在地上的椅子也是非常必要的。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那些思想固执的人们认为孩子们的成长方式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有了这些奇怪的偏见，当我们想要实行任何一种全新的教育运动时，我们就必须保持一个特别的姿势；当我们打算请求变革时，我们必须假装出一个特别的姿势。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

　　只有当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并遵循一些生活规则时，他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认为他是一个守纪律的人。这样的纪律具有灵活性的概念，既不易被理解又不易被采用。但它包含一个伟大的教育原则，它不同于旧式教育中那种绝对的、不容辩驳的高压政策下的“不许动”的原则。

铁鸟

　　如果我们教育孩子们时想应用观察的教育方法，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给予孩子们足够的自由，让他们能够以一个自由的状态表现自己的本性以及潜伏的能量，他们的自由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个性释放。
　　人类在幼年智力发展初期所显露出的光辉，就像是太阳在拂晓时分所显露出的光辉，就像含苞待放的花蕾将要绽放一样，是非常美丽而富有希望的。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初次展现将会对其一生产生多重大的意义，但影响一定是巨大的。我们必须虔诚地尊重孩子们的个性所自然显现出来的第一次暗示。
　　如果任何一个教育行为都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去完善这些生命中的最初现象。想要使这些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迹象朝着完美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不要去抑制这些生命的自发表现，也不要蛮横地对这些孩子们强加我们的一些不合理的管教方式。
　　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没有准备好用科学观察法来教育孩子们的教师，进行一些实际的训练，使他们能获得实际经验来教导孩子们。对于那些一直受旧式教育方法支配的、普通学校的教师们，我们尤其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我在我的学校里一直从事培训教师的工作，多年的经验使我确信这种科学教育法和旧式教育法之间的差异巨大。甚至于一个智力非常出众的教师，他已经非常通晓这套教育方法了，但一付诸实践，她就感觉到做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他不理解他的新任务，态度明显很消极，像是地球正在宇宙间高速运转，而天文学家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望远镜前一样。
　　但是，正是为了探索宇宙里的秘密，静静地坐下来观察它而不去扰乱它的运行秩序，这才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性格中展示出来的本性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探索研究，我们要做的也只是静静地去观察，不去打扰和抑制他的这些本性。这说起来容易，但对于这些教师们来说，真要付诸实践却很难。　

　　这些教师们知晓学校的旧规则，所以突然间让他们成为学校自由活动的允许实施者，他们就会一下子变得很不适应。因为他们曾经的职责是去压制这些孩子们的自由活动。
　　一个教师来到“儿童之家”的第一天，不能让这些孩子们遵守纪律，保持安静。他看起来很尴尬，好像是想请求人们原谅他做得不够好，请求在场的人们证明他的清白。我们不断地向他说明，前期的混乱是必定的。最终，我们对他说他不必做任何事情了，他的任务就是观察这些孩子们。他却向我们请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还不如辞职的好，因为那样他就不像是在扮演老师的角色了。
　　但当他开始发现他的职责就是去分辨清楚哪些是妨碍儿童进步的行为，哪些是老师们需要去观察研究的行为时，这个旧式学校里的教师内心感觉到一种极大的空虚。他很无助，问我们他是不是不胜任这个新任务。事实上，他是因为没有接受过科学教育法的训练准备，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中都感觉到不能把工作做得得心应手。而如果这位教师有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实验心理学的实践上准备充足的话，不久他就能适应她的工作，并在工作中创造出一些奇迹了。
　　在《我的百万富翁叔叔》中，诺塔利给了我们一个旧式纪律方法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在这部现代习俗批判小说里，他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这个“叔叔”。

　　在孩童时期做过的一些顽皮恶劣的事情，他几乎让整个小镇的人们都不得清净。后来，他被送到一所学校，这儿的人们叫他“福福”。在这里，他第一次希望变成一个善人。当他靠近美丽的小福费塔时，他发现她还没有吃午饭，饥肠辘辘，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动。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又看了看福费塔，一个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小女孩。他拿起自己的小午饭篮，一句话也没说，把它放在了她的裙兜里。
　　 然后他就从她身边跑开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低下了头，突然大哭起来。
　　我的叔叔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突如其来的眼泪。
　　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善良的眼睛里充满了伤心的眼泪，在请求小女孩接受他提供的小饭篮时，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证明提供给她午饭是正当的，他只能沉浸在自己幼小灵魂的第一次深深感动中。
　　福费塔带着深深的困惑飞快地跑向他，她非常温柔地挪开了掩在他脸上的胳膊。
　　“不要哭了，福福。”她温和地对他说，几乎像是在对他请求。她可能曾经对她心爱的布娃娃这样讲起过，她小小的脸蛋上神情专注而且充满了母性的温柔，被一种母亲特有的温柔气质所笼罩。
　　然后小姑娘亲吻了他，我叔叔的心灵被这种场面深深地影响了，他用胳膊环着她的脖子，满眼含泪，却说不出一句话，静静地回吻了她。最后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擦去了自己脸上的泪痕，又一次笑了。
　　这时从院子的另一边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快来这儿，你们两个还在那里，你们两个快点儿进来。”

　　这是老师的声音，他们的监护人。她用自己盲目粗鲁的声音破坏了这种柔和的气氛，就像是对待两个打架的孩子一样。“所有的人必须返回到教室里来——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纪律。”
　　这和我看见的、我实践的“儿童之家”里的教师们，在起初时期的处理方式有些惊人的相似。开始时，她们几乎没有对这些孩子们所做的自然活动现象进行观察并加以区分，就把他们压制了。
　　例如，一个小女孩把她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她站在中间，开始和他们谈论，并对他们做手势示意。这时，教师就会立刻走向她，抓住她的胳膊，告诉她不许再乱动。但我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孩子，我看见她在对别的小伙伴们扮演教师或妈妈的角色，教他们作早晨的祈祷，用手画着十字。她已经显示出自己有做指导人的天赋。
　　另一个孩子，他不断地做着一些违反组织和纪律的事情，被老师们认为是个不太正常的孩子。一天，他带着一种急切的想要好好表现自己的心理，开始小心地搬桌子。这些老师们立刻走到他面前，让他不要弄出任何响动。他所做的是他第一次显示他本性里的一些东西，因此他应该得到老师们的尊重。然而事实上，从那之后，这个孩子开始像别的孩子一样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不再显露任何个性的东西了。
在“儿童之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女教师们把她们用过的不同材料重新放回到盒子里时，这时就会有一个孩子走过来，拿起这些道具，带着明显的渴望神情，模仿这个老师。这时教师的第一反应就是让这个孩子返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放下它，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而这个孩子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下他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欲望。而对于女教师来说，这其实是教导一个孩子把东西摆放有序的一个好机会。

　　一天，孩子们聚成一圈，大声地谈笑着。圈子中间是一盆水，水里漂浮着一些玩具。我们学校里有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他一个人独自待在圈外，我们能很清楚地看见他内心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我看见他从远处饶有兴趣地注意着这一切，他先是靠近别的孩子们，试着使他也融进他们之中。但他还不太强壮，他挤不进去，就只好站在外面，饶有兴趣地看他们。这一切从他小脸的表情里都一览无余。
　　我希望我有一个照相机能把他的这些表现拍摄下来。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小椅子，我看见他明显地下了决心，把它放在这群孩子们的背后，然后爬上去观看。他开始移动椅子，脸被希望之光照亮了，但就在那时，教师粗鲁地抓住了他。把他举过别的孩子们的头顶，说：“来，可怜的小东西，你也看看！”

　　毫无疑问，这个孩子也看到了水中的玩具，但他却感觉不到那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征服困难和冲破障碍并实现目标后的高兴了。看见这些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一点儿好处，而智力的努力却能使他内在的能力得到发展。
　　这个老师阻碍了孩子的发展，她没有给予他任何有益的帮助。这个小家伙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征服者，他只发现他的两个胳膊被控制住，没有反抗之力，一动也不能动。这个孩子的表情有高兴、急切和希望。
　　使我感兴趣的是，当他反应过来，发现有人代替他征服了这些困难时，孩子脸上所有的这些积极的表情迅速地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而呈现出的是一种很没趣的、别人会为他做任何事的傻傻的表情。
　　当教师们习惯了我的观察教育法时，她们开始允许孩子们去做使他们自己高兴的事情。我看见孩子们把脚伸到了桌子上，把他们的手指放到了鼻孔里，她们却不去纠正他们。我看见有的人在推他们的伙伴，这些孩子脸上充满了暴力的表情，而教师们对这些都不怎么注意。
我不得不非常严肃地指出哪些行为应该被阻止，而且阻止这些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行为是要渐渐地阻止的。只有这样，这些孩子们才能清楚地区分善与恶。
　　如果要采用这种维持纪律的方法，我们就必须奠定好它的基础。对于这些教师们来说，起初的日子是最困难的。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学会积极地遵守纪律，孩子们需要获得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要区分清善与恶。教育者的任务就是帮助孩子们分清好与坏、善与恶。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服从纪律的目标。
　　所有的孩子在教室里到处走动，做一些益智和自愿的事情，他们不会有粗鲁和野蛮的行为，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教室里应该保持的纪律。
　　和普通学校一样，孩子们坐成排，我们分配给他们每人一个地方。我们提议他们能够安静就座，并能使整个班级像一个组合一样井然有序。这样的表现，将作为集体教育的一个惊人成果，我们在后期一定能够取得这个成果。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也必须安然就座。例如，当我们参加一个音乐会或者一个讲座时。我们知道，即便是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能够做到这样子也不容易。

　　当我们建立了一个个纪律时，就要让这些孩子们按次序待在他们应该待的位置上。我们试着去使他们明白这种安排，他们看起来理解得非常好。井然有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教室里这样安排确实令人感到愉快。因此，按秩序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并保持安静，他们就默默地照办了。
　　这不是一个强制的结果，而是一个教育的结果。我们使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不是靠强制的力量，而是靠教育。告诉他们集体主义是一种纪律，让他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们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再也不会不假思索地站起来，大声讲话，并跑到另一个位置上去。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是因为他们希望站起来大声地讲话。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自发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要知道他们的行为中哪些是被禁　　　止的，记住和区分清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随着日子的流逝，孩子们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协调。事实上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去反省自己的行为。孩子们已经明白了做事情要按秩序的道理。从一开始表现出的行为混乱，到后来自发地遵守纪律，这就是我们这个教育体系所倡导的教师应该具有的教育技能，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训练真正想赋予教师们的一种启迪。必须学习和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儿童之家”的教师。
　　这样的一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孩子们的自发潜意识作出的一种选择。这种自发行为的选择倾向，一开始与他们无意识的混乱行为相混淆。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前进，他们就能很清楚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来。孩子们能自觉地释放他们的个性。
　　还有一些人仍然安静地待在他们的座位上，昏昏欲睡，无动于衷。一些人会离开他们的座位去争吵，去斗殴，去推翻各种各样的木块和玩具。接着，又有一些孩子们开始有目的地去做一些事情——他们把椅子搬到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坐在上面，把一些不用的桌子也搬过去，按照他们希望的玩法来安排他们的游戏。
　　孩子们自由的概念不是我们用在观察植物和昆虫上的简单的自由概念。
　　因为孩子们特别的性格特征——他们先天的无助性决定了他们还不能独立行事，也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个体，他们的活动总是被限制。我们必须采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教育方法来帮助孩子们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方式去减轻对他们自由活动的束缚。
　　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他的本性会一天天显露出来，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个不矫揉造作的教育，让他们能自然释放自己的个性。出于这些原因，教育干预的第一个形式将会引导孩子们发展良好的独立性。

铁鸟

　　没有人是自由的，除非他能够独立。因此，孩子们要想积极地显露个体自由，首先应该通过他积极的活动来使他获得独立。从他们断奶时起，孩子们已开始向独立之路前进。
　　一个断奶的孩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从对妈妈乳房的依赖中独立出来了。他不再只吃妈妈的乳汁，他开始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来获得他所需要的营养。虽然一开始他只能依靠母亲的乳汁才能获得营养，但现在他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选择食物，他的生存方式正在成倍地增长，不只是依靠妈妈的乳汁来生存。
　　尽管如此，他仍然还没有独立。他还不能走，不能洗，也不能给自己穿衣服，还不能用语言问他想要弄明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他仍然处于被奴役的时期。当他长到三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独立和自由了。
　　我们还没有彻底明白“独立”这个词的最高概念，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仍然缺乏独立性。一个文明的时代还存在着仆人们，社会形式的概念是独立的，它还没有站稳脚跟，也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甚至在奴隶制时期，自由的概念遭到了扭曲和污蔑。
　　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的仆人。仆人不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人类的一种错误，人类没有感觉到这对我们的道德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经常相信我们自己是独立的，只是因为没有人来控制我们，而且也因为我们命令别人。贵族需要仆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他想做的事情，瘫痪病人不能脱他的鞋是由病理因素造成的，妇女不能脱她的鞋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上，他们都被归结于同一原因，那就是没有独立做事的能力。
　　任何一个接受了奴役思想的民族，他们相信让别人来服侍他们会使他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他们本能地承认奴役性。这样我们很容易学会奉承拍马，并美其名曰：谦恭、有礼貌、仁慈。
　　在现实中，人被他的独立所限制，这个概念能成为未来人类尊严的基础。我不希望被奴役，因为我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这个观点在人类能感觉到他们拥有真正的自由之前就存在。

　　如果任何教育学行为对孩子们的训练都非常有效，它一定能让孩子们更独立。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学会走，学会跑，学会上下楼梯，学会如何提起和放倒东西，学会穿衣和脱衣，学会自己洗澡，学会清楚地说话，学会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必须给他们这样的帮助，这将有可能使他们对自我个人目标和愿望的实现程度感到满意。所有的这些都是独立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习惯性地为孩子们服务，这不仅仅是对他们过分屈从的态度和行为。而且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会扼杀了他们有益和自发的活动。给他们洗澡、喂饭，好像他们是个玩具一样。我们从没有停下这些行动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为他们服务，而孩子们自己不去做，他们就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只有去做一些事情，从事一些不同的活动，孩子们才能拥有各种自然的天性，才能开发出这些天性和能量来，才能更好地锻炼他们自己。以后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许多困难时，他们才能够独立行事，做事历练、有经验。
　　我们能够帮他们的，是在他们做事情时，引导他们如何自然地完善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多动脑筋，少走弯路。妈妈在喂她的孩子时，至少要做到教她的孩子如何握住小勺，又如何把食物送到他的嘴里。或者至少她自己吃自己的，请她的孩子看清楚并且明白她是如何做的。没有这样做的妈妈都不是一个好妈妈。她侵犯了她孩子基本的尊严，因为她对待孩子就像是对待一个布娃娃，她没有用她的关心去把他当成一个会露出人类本性的人。
　　谁都知道如何教一个孩子去喂他自己，谁都知道如何教一个孩子去洗漱，谁都知道如何去教一个孩子给自己穿衣服，这些都是单调乏味和困难的工作。要做这些，要求一个人要有极大的耐心，因为这远远比亲自喂他，给他洗，给他穿更费劲。但前者是一个教育者的工作，后者是一个低等的仆人所做的工作。
　　也许，对于一个母亲来说那样更容易一些，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关闭了孩子自我学习的大门，并阻碍了孩子的人生发展。父母在这方面持这样的态度将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们会培养出一个高傲的人，他有许多仆人，而且他在许多事情上都依赖他的仆人们。他实际上成为了仆人的奴隶，因为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他的肌肉长得很虚弱，最终丢失自然活动的能力。
　　一个人从来不思考他需要怎么去做，却总是想着怎样去命令别人帮他做，渐渐地，他的思维会变得迟钝。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意识到了他处于劣等智力的形势，他一定会希望靠他自己的独立来重新地生活一次。但那时他会发现他已经没有力量和能力做这些了。这些危险，一般是上层社会父母亲的“专利”。
　　东方的妇女穿裤子，而欧洲的妇女要穿裙子，这是事实。但前者比后者在社会生活中被灌输了更多的“不许动”的习惯。这样对待妇女，使得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要为自己做事，也要为妇女们工作。长期被奴役，妇女浪费了她们的自然力和活动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一天天消退，她们不仅仅是被别人赡养着，服侍着。
　　除此之外，因为她同时也是人类，从这一特质来看，她的价值被轻视和贬低了。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成员，她的价值渐渐变得无足轻重。她放弃了人类生命应该具备的各种权利和资源。
让我来解释一下：

　　父亲、母亲和儿子正坐在乡间小路上的一辆马车上，一个带枪的强盗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还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要钱还是要命”。
在这种情形下，马车上的三个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个男人是个神枪手，他手里有一把左轮手枪，面对抢劫的歹徒，他抽出手枪，敏捷地跑了出来。这个男孩，有着自由的腿，而且跑起来轻盈灵活，他哭着飞跑而去。而这个妇女，没有任何本事，因为她长期不运动，腿脚不够灵活，又被身上的裙子束缚着，所以她倒吸了一口冷气，晕了过去。

　　这三个人的不同反应和他们的自由、独立状况密切相关。这个晕倒的女人，只有在她晕倒后强盗们去捡她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时，她才有逃跑的机会。
　　长期被人服侍，缺乏独立性的危险不仅仅体现在“生命无谓的消耗”中，导致一个人变得无助，而且会扭曲其个性的发展，使其自然能力逐渐退化。
　　我觉得那些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刚愎自用、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人，他们的那些行为和喜欢支配别人的习惯，会使他们在生活中变得非常无助。他们要指使别人工作来为他们获得收入 ，就像是暴君对待他的仆人一样。这是一种奴役别人进而使自己成为主人的行为，不是一种获得独立的精神。
　　让我来描述一个非常聪明、技术娴熟的工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不仅在自己的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好，还为他的工厂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他在工作中不仅能力出众，而且也显示出很好的管理能力。他是他工作环境的主人，能轻松地驾驭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微笑着面对别人的生气，然后以极娴熟的技术为他们解决掉工作中的一切难题。
　　然而，当他在家里时，面对妻子做的不怎么可口的饭菜，或者她没有在指定的时间把饭菜做好，他就会大发雷霆并加以斥责。
　　对此，我们丝毫不感到奇怪。他在家里时，不再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有技能工作的是他的妻子。她服侍他，为他准备一切食物。当他非常有能力时，他就是一个宁静、安详和愉快的人，而当他被人服侍时，就变成了一个喜欢支配别人的人。
　　如果他学会了做饭菜，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这个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做满足自己生活和发展所必须做的事情，征服了自己后，他会感觉到心情舒畅。作为一个个体，学会做这些会使他的自然能力得到增长，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完美。
　　我们必须把我们未来的一代发展成为有力量、有能力的人，尤其是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个性特长，并且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现出这些。

铁鸟

　　一旦我们接受并建立了科学教育学的规则，奖赏和惩罚制度就会自然地被取消。通过自由的权利而遵守自我约束纪律的人，开始追求那些从来不会贬值，或使他失望的真实价值——来自于人类内在生命的自由和力量，只要具备了这些，就能激发出他的积极性。
　　我已经看见过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第一个“儿童之家”开放的第一个月，教师们还没有学会把自由和纪律的教育学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

　　有一个教师，当我不在时，她就特别忙碌，她用她过去惯用的一些方法来纠正我的教育学方法。一天，当我偶然到来时，我发现教室里最聪明的一个孩子戴着一个大的希腊银质十字架。它被一条精致的白色丝带拴着，悬挂在他的脖子上。而另一个坐在扶椅上的小孩，被很醒目地放在教室的中间。
　　很显然，第一个孩子是被奖赏的，第二个孩子是被惩罚的。当我在的时候，这个教师没有用任何方式干涉过我的规则。当她发现我时，我也没有再作任何干涉，我就平静地坐在一个地方并安静地观察着。
　　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孩子来回地走动，忙碌不停。他把自己的东西从他的桌子搬到老师的桌子上，把别人的东西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是忙碌而愉快的。
　　当他来来回回地经过那个坐在扶椅上被惩罚的孩子的身旁时，银质十字架从他的脖子上掉到了地板上，坐在扶椅上被惩罚的孩子捡起了它，从各个方面开始观察这个十字架，然后对他的伙伴说：“你没有看见它掉了吗？”
　　这个孩子扭过头来，带着毫不在乎的表情，看了一下那件小装饰品，他的表情好像在说：“不要打扰我。”
　　他说：“我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吗？”被惩罚的孩子平静地说：“那我就把它戴在我身上了。”
　　另一个孩子回答：“好啊，你戴吧。”声音中透露出一种好像是不耐烦被打扰的感觉，“只要能让我安静！”
　　在扶椅上的男孩细心地把丝带放在自己粉红色的围裙前，这样他就可以欣赏到它的光泽和它美丽的样子，然后就很舒服地坐在他的小椅子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看起来非常愉快。
　　事情就是这样，也非常合乎情理。悬挂的十字架能够满足那个被惩罚的孩子，却不能满足那个积极主动、愉快工作的孩子。

　　一天，我带一位女士参观了另一所“儿童之家”，这个妇女高度称赞了这些孩子们，她打开她带来的一个盒子，向这些孩子们展示一些金光闪闪的奖章，每个奖章都用鲜亮的红丝带系着，她说：“你们的老师会把这些奖章戴在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孩子胸前。”
　　我没必要指导这个来访者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事，因此，我保持了沉默。老师接过了盒子，就在那时，一个最聪明的四岁小男孩，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皱着眉头表示抗议，一遍一遍地喊道：“不要给我，不要给我！”

　　这给了我一个多么震撼的启示啊！这个小家伙已经知道他是这个班级里最好、最优秀的孩子，尽管没有人透露给他这个事实，但他不希望受到这个奖赏的伤害。他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他的尊严，就用自己的男子汉气质来对此进行抗议！
　　至于说惩罚，我们已经多次接触过那些喜欢干涉别人，而又从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对其进行纠正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应该交给医生，让医生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医生证明他是个正常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把他安置在教室角落的一个小桌子上，用这种方法把这个孩子孤立起来。
　　我们让他坐在一个舒服的小扶椅上，静静地观看他的小伙伴们是怎样进行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同时我们给他一些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和玩具。这种孤立的方法总是能很成功地使一个孩子安静下来，从他的位置上，他能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小伙伴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和活动。
用这种方式教育这个孩子，比老师们苦口婆心地说上许多教育的话更有效，因为这是一种直观的教学课，在观看自己同伴们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在学习和活动中存在着哪些毛病。看着别的孩子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他就会想返回到集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学习和玩耍。
　　这种方法可以用在那些最初不遵守纪律的孩子们身上，以后他们就会遵守纪律。孤立的孩子总是需要特别的照顾，就好像他生病了需要照顾一样。当我进入教室，我就会首先走到他面前，爱抚他一下，好像他是最小的小孩一样。然后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小孩身上，我表现出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非常感兴趣的样子，问问题时，好像是把他们当做成人一样地去交谈。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让他们内心中有一个自我约束的纪律概念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敢肯定，一旦他们在自我约束上有一个内在的转变，这个转变将是非常彻底的，能形成一个持久的内在习惯。他们在知道如何进行学习和生活时，在能很好地规范自己的言行时，非常有自豪感。他们总是对教师和我显示出一种非常细腻的柔情。

铁鸟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在对孩子们的早期教育中，自由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儿童成长的环境必须最有利于他们整体个性的发展。不管是从智力方面，还是从生理方面来说，自由的概念都包括了脑力的自由发展。

　　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敬畏生命本身自由发展所激发出的能量。当他观察孩子们时，他必须首先非常尊重孩子们自身生命的发展。　

　　现在，儿童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对于单个被我们观察的个体，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教育。那就是帮助这些儿童的生命能够向着有利的、良好的方向发展。

　　孩子的身体在成长，他们的心灵也跟着成长，这两种形式，不管是生理形式还是心理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那就是生命本身。我们不需要抑制这两种成长形式神秘的内在力量，但是我们必须等待这些内在力量继续展现出不断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毋庸置疑，环境在生命的现象中是第二个关键因素，环境既可以有利于生命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生命的发展，它能对生命的发展作一些修改，但是它从来不创造生命。从纳格利到德.芙里斯，他们都认同演变的现代进化理论，研究了两大生物分支的发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他们认为，内因是生物种类和个体变化的根本原因，物种和个体的变异都是先从内部开始变化发展的。

　　孩子们成长不是因为给予了他们营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呼吸的空气，不是因为把他们放在了适合自己成长的温度条件下。孩子们成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潜在的生命正在按照生物遗传规律成长，他们到了成长的年龄就开始长了。青春期的到来不是因为孩子们笑啊，跳啊，做体操等，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营养供给非常好，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抵达了特定的生理期状态了。

　　生命本身会表现它自己，生命会创造，生命会给予。反过来，生命会受到一些无法逾越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和束缚。物种固有的特性不会改变，它们仅仅只会变异。

　　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越强，个体生命的修改可能就会更不容易固定，它的生命个性也会变得更加强壮，充满力量。但是，环境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环境会有益于生命的成长，环境也有可能抑制生命的成长。许多棕榈树的种类，在热带地区繁殖得非常好，因为热带的气候特征适合它们发展，但是许多动物和植物却因为不适应这样的气候而灭种了。

　　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我们整体的人类，只有那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一类，才能不断地前进和发展。也许我们能这样说，这是人类生命文化的内涵。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

　　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应尽可能地把一切留给自然，因为婴儿越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他就越能形成更为协调的身体比例，越能造就更为健全的机能。

铁鸟

　　如果我们在学校中推行给孩子们充分自由这样一个原则，孩子们就会自由自在地展示出自然天性，无拘无束地成长，充分挖掘身上潜藏的所有能量。围绕这个目的，我们为他们准备好了环境和教学材料。我们要求教师们，也不要只是把自己限制在观察者的角色上，必须参与进这个实验中来。
　　用这种方法给孩子们上课，相当于做实验。教师对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越熟悉，他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就能更好地按照我们的教育方法给孩子们上课。如果这套方法能被合理地应用在教学中，教师必须要有特别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方法的基本原则，理解如何应用，就必须参加“儿童之家”专门为教师进行的培训。这个训练最困难的部分是教育方法的训练。
　　在学校创办的最初日子里，孩子们并不知道集体主义的概念。后来经过一些纪律训练，孩子们终于分清了善与恶，并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了集体主义概念。刚开始时，我们规定教师不能给孩子们集体上课，因为孩子们在来此之前自由惯了，只要设法让他们安静地坐下来就很不错了，更不用说准备听老师上课，或者观看老师正在做什么。事实上，集体课并不重要，我们基本上取消了它。

　　个体课的特征：简单、明了、客观

　　对于给个体上课，我们一定要做到：简洁。
　　但丁曾经给过老师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你说的话里要尽可能地少有废话。”
　　我们把没用的话删减得越多，我们的课就越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状态。教师在准备上课的时候，如果特别注意了这一点，那么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特别有分量。
　　“儿童之家”的课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明了。不是绝对清楚的内容，教师们不要讲给孩子们听。老师没必要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那些没用的话语中，他讲课时要简单明了，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废话尽量不要说。要尽可能地简单明了，符合事实真相。
　　第三个授课特点就是客观。授课的时候，教师们不能把他的个性特征带到课上来。希望引起孩子们的注意时，讲课的内容必须保持在事情客观性的基础上，不能胡编乱造。老师们应该明白，简练易懂的教学内容就是对现象作出客观的解释，并告诉孩子们如何去应用。
　　能这样授课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应用观察的方法，其中包括让孩子们明白自由的概念，所以老师们会观察这个孩子是否从客观上对自己感兴趣，他又是如何对它感兴趣的，他感兴趣有多久了等等。老师甚至注意到了他脸上的表情。
　　教师在观察中要特别注意，不要违背让他们有一种自由的纪律原则。如果教师违背了孩子们的自然本性，激起的是孩子非自然状态的一种努力的话，他就不会知道孩子在自发的状态下活动会是一个什么情况，这种自发行为被抑制，教师就再也看不到它们的具体表现了。
如果教师给孩子们的课太简洁、明了，以至孩子们没有弄明白，不能接受教师对客观现象所作的解释时，就必须注意两件事情了：

　　第一，不要去坚持重复这节课；
　　第二，不要使孩子们感觉到他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感觉到老师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如果教师做了上面的两件事情，孩子就会努力去想弄明白，这样就改变了自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教师对孩子的心理情形进行观察时，他可能看到的就不是真实的情形了，也无法再看到绝对真实的情形了。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女教师希望让孩子认识两种颜色：红色和蓝色。
　　她渴望引起孩子们对物体的注意。因此，她就说：“看这儿。”
　　然后，为了教这些颜色，她就向他显示出红色的物体，说：“这是红色。”
　　她提高她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地讲出了一个单词“红色”，然后，又出示另一种颜色，说：“这是蓝色。”
　　为了确信孩子理解了它们，她就对孩子说“给我红色”或“给我蓝色”。如果孩子在学的时候没有弄清楚这些，这时，老师就不要坚持和重复了，她应该笑笑，然后给孩子一个友好的爱抚，把那些颜色拿开。
　　教师们通常会对这种简单明了的授课方式表现出吃惊，他们经常说：“每个人都会这样做！”这有点儿像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鸡蛋理论了，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简单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给孩子们上一堂如此简洁明了的课。
　　如果我们要去测试教师们的能力，去测试他们的授课是否符合简洁、明了、客观真实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一个在公立学校用旧式的教学方法给孩子们授课的教师，来到我们学校上集体课，她们经常说没用的话，甚至说假话。这些老师在上课时，会对一些简单的东西解释老半天。
　　孩子们是应该对老师的任何讲解认真听讲的，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对教师的这种特别的授课感兴趣的。这个女老师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她的授课：“孩子们，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我手里是什么东西！”她明知道孩子们不可能猜出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却靠这种虚假的方式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然后她可能会说：“孩子们，看外面的天空，你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天空吗？你有没有注意过繁星闪烁的夜晚？不，看我的围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吗？难道它不像天空的颜色吗？非常好，看我手里的这个颜色，它是和天空，和我的围裙一样的颜色，这就是蓝色。现在看看你周围，你发现在这个教室里还有哪些东西是蓝色的？你知道樱桃是什么颜色的吗，你知道在壁炉里燃烧着的煤炭是什么颜色吗……”

　　这样，孩子们的思维徒劳地思考了一大堆东西，天空、围裙、樱桃等等，整个过程并没有对孩子的思维有任何启发作用。孩子们也分不清哪些内容才是这节课所要表达的主题。对蓝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的区分，用孩子们的思维，他们几乎不可能做到，他们甚至跟不上这种冗长的授课方式。
　　我记得我参加过一节数学课，是老师们教孩子们：3+2=5。
为了教会孩子们，教师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他在一把算盘上，拴了各种颜色的珠子。他在算盘最上面的一排拨了两个珠子，在下面一排拨了三个珠子，在最下面拨了5个珠子。
　　这节课是怎么进行的，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是我知道那个老师在上面除了串那两个珠子外，还串了一个穿着蓝裙子跳舞的小纸人，他以这个班里的一个小孩子的名字给这个小纸人命名为“玛丽丁娜”，然后又在另外的三个珠子上加上一个不同颜色的穿裙子跳舞的小纸人，并把它取名为“吉吉娜”，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是怎么样演示达到她此节课的目的的，但是我能肯定她一定对这些小纸人的跳舞讲了很多，以及移动它们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如果我记得这个跳舞的小纸人比我记得算术的过程更清楚的话，对于孩子们，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记忆情况呢？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学会3+2=5的话，他们一定付出了极大的脑力努力，教师们也一定以为在数学课上谈到小纸人跳舞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还参加过的另一节课是，一个教师希望展示给孩子们噪音和音乐的不同之处。

　　她开始给孩子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突然某个人和她一起重重地敲门，这个教师停下来，并且喊叫：“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出了什么事了！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在门口的这个人做了什么吗？我不能再继续讲我的故事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故事没法进行下去了。难道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你没有听见吗？你明白了吗？那是一个噪音，一个噪音啊。哦，我相当愿意与小宝宝一起玩。”
　　一边说着，她一边拿起一个放在她桌子上的一把小提琴：“是的，亲爱的小宝宝，我真想和你一起玩，你们没有看见我胳膊里抱着的这个小宝宝吗？”
　　几个孩子重复了几遍：“那不是个宝宝。”
　　其他人也跟着说：“那是一把小提琴。”
　　这个老师继续说：“不，它是一个宝宝，一个真正的宝宝。我喜欢这个小宝宝。你不知道我想展示给你们这是一个宝宝吗？现在，保持安静。宝宝好像是在哭，他或许是在说话，或许是在喊爸爸或妈妈。”
　　然后这个老师把她的手放在桌面下，她碰了小提琴的弦：“那儿，你听见宝宝哭了吗？你听见宝宝喊叫了吗？”
　　“那是小提琴，是你碰了它的弦，使它发出的声音。不是宝宝在哭。”
　　这个教师然后重复：“保持安静，安静！孩子们，听我正在做什么。”然后她拿出了那把小提琴，她开始奏响它，并且说：“这就是音乐。”

　　如果孩子们从这样的授课中能明白噪音和音乐的不同，那是相当可笑的。这些孩子们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就是老师希望和他们开个玩笑，而且她是相当愚蠢的，她把一把小提琴错认为是一个婴儿，当她被噪音打断时，她的讲解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最可能的是，通过这节课，孩子们对老师的印象加深了，而不是这节课的初衷——想要给予孩子们的知识。
　　一个老师依照普通的方法准备一节简单的课，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

　　我记得有一次，在为教师们准备了充足的材料，并且对他们作了详细解释后，我吩咐一个女教师去教孩子们。我希望她能够按照几何镶嵌的办法，让孩子们区分清正方形和三角形。
　　教师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一块正方形木板和一块三角形木板正好镶嵌在能容纳下它们的地方。教师向孩子们示范怎么样把木板镶嵌进去，并引导孩子们跟着她做，一边做，一边说：“这就是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一个三角形。”
　　而那个教师却让孩子们用手触摸正方形，并一边说：“这是一条线，那也是一条线，另一条，另一条，这都是一些线。这里一共有四条线，用你的小手数数它们，然后告诉我，这里一共有几条线。而且还有角。数数这些角，用你的小手去摸一下它们。看，这儿一共有四个角。看这块模板，这就是一个正方形。”
　　我纠正了这个教师的方法，我告诉她这种方式，不是教孩子们认识几何图形，而是在教他们一个边、角、数的概念。这和她这节课打算教给孩子们什么东西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是，这是一回事啊。”她试着为自己辩护。

　　然而，事实上，这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几何分析，而另一个是数学。边和角本身是并不存在的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能靠一个有形的模板才能体现出来。教师的详细说明不仅混淆了孩子们的思维，而且在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造成孩子们在物体的形状和数学概念上的混淆。
　　在教孩子几何图形的同时，教给他数学概念，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这样可以让孩子较早具备某种能力。但是孩子因为太小而不能体会到简单的几何图形。相反，让孩子们观察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窗户和桌子等他们经常能看见的一些东西的形状，他们就能领会。而且做这些，我们并不会感觉到有多困难。
　　我们之所以让他们注意到有形的几何形状，是为了让他们脑子里已经接受了的几何图形的印象变得更加清晰明了。
　　这就像是，当我们心不在焉地看着湖岸的时候，一个艺术家突然对我们说：“看，悬崖在湖里的倒影呈现出一条多么美丽的弧线啊！”听他这样说，我们无意识地观察到的景象好像还真变得异常美丽了，我们的思维就像被一道突然的光线点亮一样，被他引领到一个灿烂瑰丽的思想之境，我们的内心也因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给他一道启发的光芒，然后让他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行。
　　我可以这样比喻，这些最初的授课就好像是一个正独自走过一片小树林的人，他看起来安静而幸福，思考着一些美好的事情，内心自由而舒展，向着一望无际的美好意境任意畅游。突然，远处传来的悠扬的钟声把他从自己的思绪中唤醒，让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安静、和平、美丽的情境中。
　　激发生命，让它得到自由自在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教育者的首要任务。这样一个微妙的工作，需要艺术性。我们需要掌握分寸，把握时机，运用得当，不能造成一种干涉的效果。
　　我们要让孩子们的生命自由发展，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激发出自身生命发展的更大的力量，引导他们不要走上偏离正确轨道的路。完成这个艺术的工作，我们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教师将能触摸到每个孩子的灵魂，能够唤醒和激发他们的生命力量。教师本身，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神灵一样，将会占据每个人的灵魂，他的一个手势、一句话足可以影响到孩子们。每个孩子都能在教师的激发下，变得活泼、乖巧、温顺、服从。
　　老师会惊奇地发现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温顺地服从他。乐意听从他的任何指挥，并且以听从他而感觉到快乐、受到鼓舞。他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启迪，获得新的生命力量。

　　所有这些经历，在我以前的实验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也是让那些参观过“儿童之家”的人们感到惊奇的原因。集体纪律就像是通过魔法而取得似的。从两岁半到六岁的五六十个小孩组成的一个班，他们会听从教师的吩咐，一瞬间整个教室会变得鸦雀无声，参观的人感觉到如入无人之境。
　　如果老师以很低的声音对孩子们说：“大家站起来，踮着脚尖沿教室走几圈，然后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所有的人，就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并尽可能不出声。
　　老师只对孩子讲了一句话，但是每个孩子都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们一些提示，并且以接收到老师的引导而感到无比的欢愉。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像是一个意愿坚定而又绝对服从的探险家一样，以他们的方式遵守着秩序。
　　在纪律问题上，我们的做法又一次像极了哥伦布的“鸡蛋理论”，乐队指挥必须一个个地训练他的队员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工作，以便于他们能完美和谐地共同完成一个演奏作品。在他们准备集体作业之前，每一个演奏的艺术家都必须首先在个人的工作上做得很完美，这样他才能准备好去服从指挥家指挥棒无声的命令，使他们的集体演奏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状态。
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与普通的公立学校所采用的方法，是多么不同啊！
　　因此，我们发现，社会上守纪律的人是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他们彻底地完善过自己，他们的素质是通过和别人接触而训练和完善起来的。集体主义纪律的完美不可能来自于那些单独机械的团体，也不可能靠强制力量获得。它必须来自于集体参与者内心深处的意愿、服从和配合。
　　关于幼儿心理学，我们在这方面的偏见多于我们实际了解到的知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强制的力量来支配孩子们，让他们服从我们。总是靠外在的规定来使人们服从纪律，却从来没有试图对孩子的内心进行征服，以便像引导一个人类灵魂一样引导他们。

　　强制的方式，我们并不能了解到孩子们内心在想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去掉那些包裹在他们身上的假象，去掉我们愚蠢地想用纪律和暴力约束住他们的想法，他们就会向我们展露出孩子天性中一些最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温柔是纯粹的、可爱的，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婴儿时期就被许多束缚所压迫，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对知识是如此热爱，超过他们对任何别的事情的热爱。
　　这使我们想起一个真理：人类永远有一种不断征服思想的激情。一代一代，我们在努力使各种奴役的形式变得比以前更轻。

铁鸟

马利亚.蒙台梭利

　　孩子刚出生时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几乎是瘫痪的，借着练习学会了走路、跑步以及像其他动物一样攀爬，但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这种适应性的工作，造物者只交付给儿童来完成，成人已不易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