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放战争“兵力集中与分散”辩证关系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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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是一对矛盾
    一. 兵力的集中牺牲的是机动范围和敌军的分散度，兵力的分散牺牲的是的攻击力。
    二. 在双方较量中，弱势一方必然需要集中兵力赢得局部优势获取胜利，又需要以分散获取赢得局部优势的机会（即机动范围）这就像既要向左走，又要向右走，是矛盾的两面。
    三. 自己的集中必然引起敌人的集中变化。敌人的集中会导致集中优势的丧失。
    四. 相邻区域的适度分散化兵力集中，有利于各区相互配合。既实现了敌人的分散，又实现自己的集中。
    五. 分散型集中的原则以分散各部均能歼灭一部敌人为宜。如不能形成拳头歼灭敌人，分散是无意义的。
    结论一. 兵力的集中与分散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点，太分散与太集中均不利（此理论适用于战略防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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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分析一：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局
    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东兵力分部大体上有三块---山东军区/山野/华中野（这三块有一些纵向的调整）共军分散成这三块的时候，国军同样是分散的。国军可以采取由南向北的方略，如同解决中原李先念部一样步步解决。然而也许是认为苏中的集中已经够多了，或许还有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没有这样做。
    随着两淮失陷，华中野北上，华东共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但是共军仍旧分成两线，这时候的国军同样开始向北集中，同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但是仍旧成分散态势。随后，共军利用到了这种分散的局面，打了宿北战役。之后，华中野/山野集中，打了鲁南。这个过程中，国军的集中晚了一部，因而处于守势的一方可以通过兵力的调动提前实现集中，因此赢得了鲁南大捷。
    但是问题也紧跟而来了：山野/华中野整合成一军主力北上，是大主力远距离集中（不同于小区域内的集中）国军因此赢得压迫华东共军南线机动区域的机会。到莱芜战役前，国军实现了集中，因此共军战机难寻，无处下手，极其困难。但是华野再次抓到了机会，通过高难度的运作，成功抓住了北线的李仙洲，但是南线的机动范围自然也再次被损失。国军继续压迫，并从他区调动部队组织重点进攻，以集中对集中，甚至是不惜放弃杂牌部队，步步压缩共军的机动区域。华野竟然又抓住了孟良崮的机会---孟良崮战役，我认为是一次意外的战役。按照常理，共军当转向他区获取歼孤立之敌的机会，这也是孟良崮难能可贵的地方。
    从上述过程可以清楚看到，华东共军通过兵力的高度集中，抓住了数次战机，但是这些大歼灭战的成功，同样导致了了机动范围的损失。
    实例分析二：东北战场南北分散
    东北通过南北战线的分散，迫使杜聿明无法集中兵力。如果放弃南满，集中兵力于北满，一旦实现了此计划，固然东北共军主力集中，国军兵力必然也能够取得更高程度的集中。这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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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兵力的分散有利于通过机动范围的扩大赢取获取局部优势的机会。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制约条件：出色的指挥员
    一. 如无出色的指挥员，借兵力分散而获取局部优势的机会即无法利用。形成普通指挥员浪费所属部队战力的情况。
    二. 在“歼灭战解决问题”为核心价值观的解放战争年代，普通指挥员指挥的消耗战或者败仗是不划算的，是对资源的浪费。
    三. 如此情况下，牺牲机动范围，集中数部兵力于优秀的指挥员之下发挥最大战力成为了最优方案。
    结论：优秀指挥员的数量是兵力是否能够适当分散的关键性制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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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例分析三：华东战场的集中与晋冀鲁豫的分散
    也许山东方面有足够多的优秀指挥员，也许陈毅具备优秀的指挥能力，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开战之后没有表现出来。粟裕所部华中野打了胜仗，山东方面却打了消耗战。其他各部并非没有机会打胜仗，但这也是原因那也是原因，总之没有取得如苏中搬耀眼的战绩。虽然也有出彩过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的消耗战。这在主席看来是非常着急的，一度动议徐向前到山东主持军事，然而徐向前因病无法前来（由此可见集中华中野/山野，并非第一选择）。
    华东出现神奇的情况，粟裕在南，可击退南面的进攻，迫使国军后撤（当然了，还是没打成歼灭战）粟裕到北，宿北打成了歼灭战（当然了，粟裕不来，这一战也可能打成歼灭战）可是南面又漏水了。如此几番比较之下，华东军事人选们一个个显示出其局限性，华东共军的集中是必然的结局。粟裕在哪儿哪儿顺利，这个现象或许具有偶然性，也许粟裕在涟水，张灵甫也可能得手，但这个现象成了既成事实。军委看到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会去管现象的偶然性。
    而晋冀鲁豫却出现了陈赓独立经营野战军的局面。原因其实很简单，陈赓在解放战争初期成功证明了自己，因此陈赓可以独立经营---如果陈赓没抓住这个机会，搞砸了，毫无疑问，他将被集中到刘邓的旗下，或者，可能是到彭德怀那里，总之无法自己单干了。
    而如果彭德怀无法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成绩，要么是被换将，要么被人集中。论处理方法的话，可以彭总上调中央，陈赓西进陕西，部队被陈赓集中。
    所谓大浪淘沙，没有抓住机会表现出能力（有能力没能力咱们不去论证）只有失去自主权，被人兼并一条路。
    作为对东北分散实例的补充，大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要派肖劲光去南满，原因非常简单，如无优秀的指挥员，分散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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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个观点的核心是：资源需要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如果战略形势以分散有利，而分散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则分散（战略防御，战略反攻阶段）如果集中有利于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则集中（这个资源就是部队的战力）而指挥员，毫无疑问是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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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局势发展后兵力集中化的趋势
    解放战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战争规模是逐渐升级的。在国军遭到打击后，必然调整战法，由一团一团行动，改为一旅一旅，升级为一师一师。在战役规模升级后，势必导致战法的改变，敌人更加高度的集中也同样会迫使我军集中更高程度的兵力进行歼击。这是一个基本情况。但如果我军能实现分散，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在过长的战线上，国军要维持兵力的集中度，就要牺牲空间，让出大量空当---对于依靠政治最终取胜的共军可以借此推迟集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优势，各根据地都能背靠根据地出击敌之薄弱后方（从全国战局上讲，共军实现了几个大的分散，全国战线的拉长为东北争取到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全国战局就是这种态势）可以说华东国共两军的高度集中，战役规模的最快升级，是国共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还是分散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守势的共方手里。如我不集中，敌人虽集中亦没多大用处，反而多出了薄弱之地。只能是以适度集中对适度集中---这本身与国共两军特点有关系，共军属于全民战争动员性质，这就不展开讲了。
    后来刘邓出击大别山，三军展开于中原，事实上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散。这种程度的分散也实实在在给国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集中对付刘邓，则陈谢陈粟获得了机会，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了半后方，逐渐造就了向国军进攻的有利条件---不是反攻，是进攻。
    这时候，情况发生了逆转。下一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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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进攻阶段我之主动集中的必要性
    到47年底48年初，中原成艰苦拉锯之势。一方面，国军集中对付刘邓。陈谢陈粟建设半后方，还要时不时杀出去/突击一把/支援大别山，为大别山争取喘息的机会。而陈谢陈粟的突击导致国军的回援，军委又有“打中等规模之仗，如敌集中强力兵团向你进攻，仍宜避开”的指示。中原成了如你集中于大别山，我则集中于江淮河汉，你集中的兵力从大别山转向江淮河汉，则我江淮河汉亦转为分散的态势。共军是以集中对分散，以分散对集中；国军则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来来往往，互动性极强，如同拔河，十分热闹。
    这时，军委搞出了我更分散---即渡江南进分散敌人之方案，粟裕提出了我更集中之方案。
    实际上这个分歧的根源在于是否我在中原已经具备与国军展开大较量的能力。如果不具备，我分散一部至江南，可以为中原区赢得空间。如果具备，则可以我的机动性集中歼灭国军一路，逐渐扭转形势。说到这里，核心仍是资源利用最大化。
    此时，中原国军具备三个特点：一，兵力运用升级为兵团级单位四处救火。二，依靠中原地形特点及交通线实现快速机动。三，达成在中原地区击破共军一定规模集中的局部优势之目的。
    如果在江北可发动对国军的主动较量，则我中原各部应改变分散对集中，而是以集中对集中，发挥主力部队最大作用。
    不具备该条件的情况下，中原三军如果集中（包括分散化集中和总体集中）将被击破或者消耗，分散战力则被闲置，总之资源利用率低。倒不如牺牲一部的战力，换取剩余各部的战力的发挥。以粟裕兵团战力的牺牲换取陈谢刘邓陈唐战力的发挥是值得的---如果还不能发挥那就继续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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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东战役的特殊意义：
    粟裕认为具备和国军较量的条件。算了一笔仗，讲了一番如何在江北较量后。中央同意了其留在江北打大仗之建议。
    其内在规律在于：在中原广大区域内，国军多路机动兵团能够击破中原三军各自的集中，却无法击破中原共军的总体集中---这种集中是总体上广义的集中，而不是把大家抓到一个地儿。只需进行总体性质的集中展开共军与国军的硬性较量，以歼灭一路机动兵团为目的。如是进行数次，则国军机动兵力减少，势必陷入全面劣势。
    所以豫东战役成为了中原战局的关键，也成了全国战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其不是一个单纯的歼敌战役，而是一次粟裕在城南庄会议分析的实证。任何理论上的分析，只有经过实证才能证明其正确。
    粟裕为什么在强攻开封得手，已经取得大的胜利的情况，特别是3/8/10纵之前还刚刚参加过宛东战役，有人希望转为休整时，强烈坚持再歼援敌的方案？原因就在于他攻克开封其实还是停留在中等规模行动的行动，必须把战役发展到歼灭来援机动兵团的一路这个层面上。而如果放弃这次机会，下次的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已经不是抽冷子打个城市歼灭个孤立之敌，看见敌机动兵团来袭就跑路，而是要展开和国军机动兵团展开大的决战。在豫东战役之后，中央推迟原定暂缓渡江的时间半年，并提出不歼灭5/18不走。对这次推迟，当时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里如是评价：这一电报的战略构想实际改变了城南庄关于4-8个月后仍准备渡江南进的计划，改为现在中原华东地区先求歼国军主力兵团，夺取徐州济南，取得对战略全局的决定性的胜利后，再渡江南进。
    这一变化来在于哪里？来自于与豫东战役证明了中原三军具备和国军进行大较量的硬实力。那么在中原地区的歼灭战有利于资源利用最大化，就不必再去渡江南进牺牲战力换取机会。
    豫东战役充分证明了中原与国军进行硬性的拳头对拳头较量的条件已经具备。这还只集中了华野外线兵团，并有刘邓陈谢的直接配合。随后整个南线共军进行了更加高度的集中，首先济南战役实现了华野山东兵团的集中，粟裕提出同时集中苏北兵团，暂时放弃苏北，老毛毫不犹豫同意了，因为这时候既然具备了和国军大较量之条件，苏北一时的得失就不再重要，留下少量部队牵制即可，集中的苏北兵团有利于和国军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也更有胜算。而淮海战役更是集中南线两个野战军---最终这次超大规模的彻底集中搞定了南线的战局。
    在这里，原本独立经营的陈赓也被集中在了刘邓旗下。因为战争的阶段已经不再是初期分散以利歼敌有生力量缩小敌我实力对比的阶段，而到了集中歼灭国军主力的阶段，即便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也需要被人集中。
    豫东战役对国共两军的兵力集中都是一个发展并引起了战局的变化。
    国军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豫东战役的进程充分显示了国军在中原的原有兵团配置已经无法和共军抗衡。共军只是出动华野外线兵团，中野仅仅是去阻击南边的胡琏，共军的集中还没达到最大化，就以惊人的气魄去吃区寿年，甚至还张开嘴巴去吃预算外的黄百韬。
    国军被迫调整思维，适应新形势。以后的救火行动需要更大的数量级，一个兵团不够了，会被吃掉的。要升级到几个兵团的互相照应上。这带来了局势的变化。因为集结一个团是迅速的，集结一个军也还可以，集结一个兵团就慢很多了，如果是数个兵团协调行动，势必导致反应速度的迅速下降。这是安全保障带来的副作用，就好比一台机器装了太多的安全软件，速度是要被牺牲的。因此共军赢得了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济南战役国军慢慢吞吞，坐看王耀武被活抓。不是不想救，是不能救，没集结起来，怎么救呢？还能向胡琏救洛阳的时候飞奔吗？还敢向黄百韬一头往豫东扎吗？而到了淮海战役，书呆子黄维新官上任，又没把握住中原战局兵力集中程度的变化，竟然一个兵团死命往前窜，这一窜正好窜进了共军的口袋。而黄百韬是多么希望李弥能够等他，因为经过豫东挨揍后，他已经明白一个兵团是并不安全的。
    豫东战役不仅仅实证了中原战局已经能够发动对国军主力的大较量。也迫使国军兵力运用上进行升级，兵力运用规模的升级，共军获得更宽广的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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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集中还是分散的主动权总是在共军手里？
    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决战的过程中，集中还是分散的主动权掌握在共军手里。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国军价值观和共军价值观的区别。为什么说共军的胜利政治上是必然的？国共两军的特点决定他们具备不同的价值观。因此需要写一个番外。
    番外：资源最大化中的资源到底是什么？
    共军的价值观是：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国军的价值观是：唯城市中心论，交通线中心论。值得指出的是，存人的人，不是别的人，而是部队，特别是主力部队，也就是资源的核心：部队的战斗力---而不是人口。
    有人常常喜欢批评根据地的丢失，批评丢失了根据地，敌人获得了根据地的兵粮补给，似乎这是件大坏事。事实上，热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核心资源是装备和熟练使用装备的技战术人员。共军的歼灭战思维实际是立足于夺取最核心的资源装备和熟练使用装备的技术人员上。根据地对共军资源发挥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控制面积（人粮）是可以暂时放弃的，因为他的得是补偿不了核心资源的损失的。共军需要维持的是一个平衡临界点，就是既存控制面积能够支持核心资源发挥作用。在核心资源（主力部队战力）次要资源（控制区内人粮）中间必须要做出取舍的时候，答案是明显的。
    打个比方说：一个人要打人，如果没有饭吃，没力气是打不了人的；但是如果手臂骨折了，你有饭吃也是挨揍的命。国军就是去抢对方的饭，共军就是让你去抢饭---只要我的饭还能吃饱，我就尽力敲掉你的手臂。
    即便是从存人失地/人地两存上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人是指的主力部队（当然也包括那些干部啥的）而不是根据地控制区域的人口，因为一旦地失，根据地的人口是肯定保不住的。根据地的丢失可惜，失去控制范围的人粮可惜，但是保住了自己的老本，就留下赢取胜利的希望。
    在根据地支撑能力崩溃前，共军通过尽可能地歼灭国军主力部队，缩小敌我主力部队实力对比之后进入反攻，夺取敌一线部队背后薄弱之敌。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国军胶东攻势一度差不多把共军的大点城市占完了，胶东的四个主力纵队却并没崩溃。这个问题，目前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但是能肯定的是：丢失根据地不可怕，失去城市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城市没有抓住换取到的歼灭敌人的机会。突出的例子就是两淮失陷。如果能利用两淮的失陷，成功了实现一次歼灭战，全歼一个师或者一个旅都是好的，只要换取到了敌我主力部队的缩小，丢了也是值得的。城市---控制区域就像是成本，付出了成本没赚到钱，是最划不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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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在中原组织了6个机动兵团

邱清泉（商丘）胡琏（驻马店）孙元良（郑州）张淦（九江）张珍（信阳）裴昌会（洛阳）

分布在平汉/陇海路，就是用来快速机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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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关乎国共命运的辽沈决战时，之前中共关于长春的考虑也较为重要，这里简单谈谈对于中共关于长春的相关考虑。
        谈到长春，首先需要谈到军委和东总对于东北的设想。大战略上“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在这点上，军委和东总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具体战术方向，此时无论军委还是东总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目标。
        4月18日，东总判断东北国军的战略是集中兵力守沈/长/锦三点，阻止我入关并相机打通沈/锦路。这个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在此判断下，东总提出了打长春。
        现在有这么个观点，认为打长春违反了“封闭敌于东北”的战略，其实并非如此。东总曾判断，只要长春尚在，国军不会撤退，且打长春可能获得打援机会，一样可以达到“封闭敌于东北”之目标。此外，即使长春攻坚失败，对大局不至于有根本变化。
        从战术角度看，长春是显而易见的选择。锦州地区和长春相比，虽然都拥有永久防御性的钢骨水泥工事，但大军南下，不但补给困难，且当时国军可以集中的兵力远较长春强大（拥有包括第8军在内的16个师，后蒋为应付关内战事调走了第8/第9军）此外，当时的东北共军虽然拥有庞大12个纵队及16个独立师，但能在攻坚战和野战中担任骨干的，只有大约8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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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军委回电，同意先打长春，同时指出东总对于“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的说法存在问题。军委认为，先打长春的确较其他意见更有利，但不代表其他意见就不适宜。
        之后，东总集中2个纵队又7个独立师，对掩护抢粮和机场的56师61师进行奔袭包围，但大部国军退入长春。此战致使东总重新考虑攻打长春的计划。
        5月29日，东总向军委提出放弃强攻长春计划，改为少部围困长春而以主力南下北宁线。
        军委此时的态度又如何呢？
        军委于5月31日回电，主要谈到了南下的粮草问题，但对东总的放弃强攻长春而改为主力南下的建议，则表示尚在考虑中。6月1日，军委再次致电东总，就夺取长春提出了10个问题，并以徐向前攻打临汾为例（费时72天，伤亡1万5千人）提出如果不惜伤亡，长时间夺取长春是否可行？
        东总回电回答了军委所提的问题，表示目前强攻长春并不适宜。另外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东总没有明确回答军委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问题01“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和问题08“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二是东总最后提到“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连长春的地形都不清楚就准备要放弃，再联系到之前东总坚持要打长春的豪气（“长春战斗我们拟以四万人的伤亡，在战后拟解散五个独立师补充；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反差之大未免有点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从部署上看，此时的东总除了对围长春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外，同时也在做着南下的准备工作。
        朱老总在看了李（天佑）黄（永胜）两纵队的电报后，也加入了长春的讨论（可能是军委为征求朱老总意见的结果）朱老总认为打下长春主要看家务大小（老总认为有廿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追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就差不多了，这个家务以当时东野的实力看应该没大问题）老总还对关键性的攻城打援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以少数部队攻城，多数部队打援。此外，老总认为夺取长春需要付出较长时间（“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不能性急。
        6月3日军委致电东总，结合朱老总的意见，要东总回答三个问题，即少数部队攻城是否可能？强攻或者攻占部分城池再围这两种战法是否可行？弹药准备是否充足？
        6月5日，东总回电，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强攻长春，二是少数兵力围长，主力南下，三是久围后再攻长春。东总认为目前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同时东总也回答了军委之前的问题，认为少数部队攻城不可行，强攻或者攻占部分城池再围也不适宜。
        6月7日，军委回电，同意东总提出的久围后再攻长春的意见，并对攻打长春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准备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来夺取长春，并鼓励东总“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此外，军委还提醒东总，在准备长春战役期间，同时还要为下一步的南下作战做好准备工作。
        此后东野开始了围城和今后攻城的准备工作，此时看来，长春战役将顺理成章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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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7月20日，东总的一份电报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意见，该电提出不攻长春而以主力南下作战。此时军委还专门向东总介绍了许（世友）谭（震林）攻打潍县的经验，希望能为攻打长春提供一些的帮助。
        7月22日，东总接见了晋察冀野战军来东北参观的人员，在更多了解到华北地区国军的情况，东总再次致电军委，谈到南下作战将可能夺取北平天津，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要求关内部队配合，调傅作义一两个军西去。
        此次，军委完全同意东总南下作战的意见，并指示聂（荣臻）薄（一波）要求杨（成武）部直接受军委指挥，向绥远作战，至少争取傅一个军西援，同时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休整，准备直接接受东总的作战任务。
        至此，东总和军委的注意力已由长春转向南下作战。东总和军委关于长春的相关决策，至此大致是画上了句号。
        可以看到，军委并非一心一意南下，东总也并非一心一意不肯南下，比较而言，对长春的渴望，军委似乎比东总更为迫切。提出打长春是东总，军委同意。此后提出不打长春改为围后再打的，依然是东总，军委又是同意。最后由围后再打改为南下作战，依然是东总，军委依然是同意。根据情况的变化，前线指挥官更改自己的作战计划原本是很正常的。同样，军委根据前线指挥官的建议而改变原先的设想，支持下属的建议也是正常的。日后由于某些政治原因，给长春和南下作战的相关决策带来了相当的误解，似乎打长春就是错误，不敢南下的更是胆小无能。这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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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从准备攻城到“长围久困”的转变
        关于南下的战略方针，最早在1947年5月已经提出来了，但当时的目标没有后来那么大。毛泽东在1947年5月20日给林/高并朱/刘的电报中，设想东北于夏季战役之后“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1947年10 月13日16时给林彪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基于目前敌居战略防御态势，兵力集中，我如集中大军难求运动战。所以希望以若干野战兵团扯开敌人，寻求歼灭战的机会。林彪在冬季战役开始前，于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称“拟乘结冰期间，利用河流失去障碍的条件，将最大部的兵力，在锦州沈阳间作战”但认为“关于冀东及平绥线上作战，目前如去大军则补充供给困难。去不大的部队，则分散兵力，打小仗仍不易找，打大仗感兵力不够，故暂时不去”同时，林彪提出以集中对付集中的看法，认为我军打小据点和小增援很难求得，要解决“解放区内部能打敌之大据点（一到三个师守的据点）并能在六十里到一百二十里行程内外，打敌七八个师的增援”同时，解决这样的任务是可能的“比如我们有四五个纵队攻城，又有六七个纵队打增援，那差不多在东北和华北不能夺下的城市和不能歼灭的援军就很少了”。
        林彪提出的看法，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经过近2个月的思考，毛泽东于1948年2月7日，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毛泽东在下一战的作战方向上，倾向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以“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关门打狗”的战略。此前，毛泽东1948年1月8日给林彪的电报，认为“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要求东北我军对“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并提出对具体的铁路路段处置意见，这实际上已经在为南下战略作准备了，但还不是那么明确。
        林彪10日的回电一方面肯定地称“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另一方面却将作战方向转向鞍山/法库，认为“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同时林虽然承认敌撤退和弃守的可能是很大的，但又认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是不会退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后来成为林彪对长春“长围久困”的思想基础。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局势的判断很准确。2月20日，蒋介石专派国防部三厅厅长罗泽闿/副厅长李树正飞沈阳，提出仅留五十三军及二零七师驻守沈阳，其余主力尽快从沈阳撤至锦州。幸而卫立煌好不容易得到东北剿总的位置，不肯轻易放弃，派郑洞国赴南京向蒋申诉，才得以暂维现状。3月底，蒋又令卫立煌去南京，一再要卫撤至锦州。卫考虑自己的势力范围，如龟缩辽西一隅，名不副实，自己前途堪虞。故坚决不同意，甚至连长春也不愿放弃。蒋此时又犹豫不决，一方面觉得长春可作为向解放区腹地进击的据点，可以牵制解放军部分兵力，减轻北宁路的压力。另一方面，轻易放弃长春，于国际影响极为不利。因而，暂时将撤退的事又拖了下来。总之，国民党高层几次酝酿撤退，因各派系利益不同以及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而拖延下来。对林彪来说，实际上两次差一点失去全歼东北蒋军的机会。
        冬季攻势结束后，林彪准备利用化冻期，用三十到四十天进行整训，同时酝酿下一步的作战方案。3月14日，林彪等致电军委，将整训及防止长春之敌南撤和南面敌人北上接应作为该阶段任务。3月18日，林彪将攻击目标定在长春，在致独五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并邱创成/匡裕民的电报中，提出封锁长春飞机场“准备下一战役攻长春和打增援”。
        4月18日，林彪等就东北局势和下一步行动方针致电毛泽东，基于“敌目前在东北的基本方针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藉以阻止我军入关”的判断，提出下一步打长春的意见，并称这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林对南下提出种种困难，认为“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线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4-5个师兵力守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等等。而对打长春，则又很有把握“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因而“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必须承认，打长春的想法，并不仅是林彪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得到了东北局大部分成员的赞同。从肖华1983年7月的回忆谈话来看，当时许多人认为，长春是进攻哈尔滨的前沿阵地，打下长春，哈尔滨的安全就有保障了。实际上当时以东北国民党军的兵力，已经没有进攻的力量了，更谈不上进攻哈尔滨。不过，从保险的心理出发，很多人还是愿意拔掉这个钉子的。
        4月22日，毛泽东勉强同意了这一作战方针，但同时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从这个电报看，毛泽东同意林彪等的意见是带有保留的。军委和林彪等之间最终就打长春暂时统一了意见，另一个很重要但几乎很少被提及的因素是，当时东北已经建立了系统的敌军情报系统，完全掌握了敌高层的动态。如大连情报处发展的内线王绍文在东北剿总作战处长姜汉卿办公室任机要参谋，除汇总战报外，还负责起草给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的报告和通报，以及抄清蒋介石/国防部下达的重要报告/作战计划/指令等；东北军社会部方涛小组的内线林立雄也提供过“东北敌几次军事会议的内容和作战计划”；开原情报处在东北剿总二处（情报处）任参谋的高振海“所获敌对东北我军动向之判断，和敌军全盘之布置及其意图，我刘（亚楼）参谋长反映，认为这种情报很有价值”；东北局社会部发展的剿总作战处少校作战参谋徐文玢也提供过“卫立煌作战计划”等情报。总之，据1948年11月东北社会部报中央情报部的《关于情报工作综合报告》所称“综合九个月来，我们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包括战略动向/军事行动/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充增援/编制装备等，从作用上来说，敌人在东北的战略动向和军事行动，我们从4月后基本上都能取得”其次，当时全国尚未打下过类似长春这样的设防坚固的大城市，毛泽东在确知敌暂时不会撤退的前提下，也有意让林彪试一试，取得一些经验。
        经过长春外围战斗之后，林彪的决心再次游移，5月29日致电军委“依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看来，则我军攻长春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林彪明显是受到打四平的心理影响，甚至设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攻击，而敌仍能保留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因而，林彪又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准备在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5月31日，毛泽东回电称已收到林29日电，正在研究中。同时指出“为准备东北主力出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由于林彪一开始表示有能力打下大据点，应付大增援，并认为打长春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全部结束战斗，现在又表现出信心不足。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究竟东北我军有没有攻克大城市的能力，因为南下以后必然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6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询问是否已经开始全力攻击？“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6月3日，又转去朱德的意见并询问林彪等的看法。朱德意见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那么，东北野战军的“家务”够不够呢？更深一层地考虑，这个“家务”不仅需要应付长春攻坚战的“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兵力当时已经占很大优势，三四万人的减员问题不大）还必须有下一次战役，即南下战役的弹药准备。据1948年8月27日，林罗关于东北军工给军委的电报来看，是有充分的弹药供应的。在该报告中，东北大连地区生产的山炮弹，可以全部供应关内。迫击炮/六零炮和山野炮炮弹，上半年已经完成的分别达二十七万七千余发/十三万九千余发/六万七千九百余发，而到七八月，光是六零炮弹还可再完成二十万发，再加上原有的储备，应付两三个大的战役是没有问题的（辽沈战役实际消耗各种炮弹十五万发）。
        但是，东北局和东北军委分会在6月初的研究中，认为长春外围没打好，特别是驿马站战斗表明敌暂编师也不是那样好打，敌颇有战斗力。怕打不下来影响士气。南下打承德，粮食成问题。下级中也普遍有畏难情绪，如一纵给东北军区的电报中，表示“我攻打长春开始是可以突破的，如全歼该敌则把握不大。打得不顺利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其结果是使我军力量遭到相当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
        鉴于此，林彪于6月5日致电军委，提出3个方案，认为：正式进攻长春，又是一个无把握的仗，成功可能较少。主力出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则主力仍可能到处打空，或遇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敌人，也只能围困。而长春之敌乘机逃回沈阳，造成两头失利。还有就是“长围久困”---以长春为钓钩，取得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6月7日回电“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同时仍然强调“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至此，对长春“久困长围”的方针终于确定了下来。但如同罗荣桓6月15日在吉林高干会上的报告中所承认的“打长春如果求得围长打援，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可能性很小”其结果是---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说的---1948年上半年东北少打了一仗。所幸至7月份，林彪终于又回到南下的战略方针上来了。
        四. 结论
        “长围久困”战略的产生，与林彪等东北局领导人在战略转折阶段，对于敌我力量的分析不够准确，缺乏全局观点有关。由于东北在1946年夏至1947年夏一度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领导人中对于敌人的力量不免估计较高，甚至担心长春之敌会进攻哈尔滨，以至求稳怕冒险的心态占了上风。
        林彪作为东北局的一把手，脑子好/肯学习/善于分析问题/善于总结/精通战役指挥，这些均是其长处，也是东北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但林彪也有其弱点。到东北以前，他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未担任一个方面的领导。尤其是林本位思想较严重，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免从局部出发较多。有些问题，以林彪的智慧，不是看不到，如封闭蒋军在东北予以全歼，林也表示赞同。但一遇见具体问题，又走上从自我考虑的道路，希望打巧仗/打不冒风险的仗。林彪的指挥风格本来就是谨慎小心一路，1947年夏季的四平攻坚战，又给林彪留下很深的阴影，所以其在决策中瞻前顾后，难下决心也就可以理解了。

铁鸟

辽沈决战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任何人高瞻远瞩预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