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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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讲述的虽是300年前的一段历史，但通过作者的个人经历（70年代插队80年代参加农村改革调查）发现在许多方面，历史是相通的，问题既有一贯性也有一致性。所以是用新眼光对历史作出新的阐释，也是从历史角度对20世纪中国农村变革所作的一个说明。即，不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何种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都有其固有的甚至是与时俱进的价值。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国缺乏自身的地区理论，而只是有意无意地照搬外国。本书即是针对这种情况，对中国地区理论的一个建设。书中涉及多个地区和利用了大量地方史料，并表明这些问题一如既往，也是古今密切相关，和跨越时代的。
        《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政府-国家问题从来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本书是对有关政府角色与政府作用、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一个历史考察。它力图表明，中国古代就存在着一个“大政府时代”自那以后政府的作用时强时弱，自有它的发展轨迹，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的变革和尝试……直到现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既是经济学的课题，也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过去人们对中国问题，有的是照搬外国理论，有的则“浅尝辄止”停留在“字面理解”如对土地制度中重要的地租率研究，就是租约上怎么写就以为是怎样的，而忽略了地租“实收率”问题暨农民“对应行为”的存在。现有的老一辈的研究早已指出农民不是“十成/足额” 交租的，这对地租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农民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这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对租佃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所谓农民的“反行为”讲述的是在政府-国家这一层面之下，社会一面所做出的反应和作为。过去人们以为，农民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上面要他怎样就怎样的。其实不然，中国农民一直有他的办法，来维系他的生活和达到他的某些目的……直到“包产到户”的实现，这突出表现了农民此一类行为对历史的正面贡献，正是通过这样的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过去这些问题都是秘密的，甚至连“台面上”各方（包括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大了解，因此，它的揭示和提出，对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他：参加撰写《杜润生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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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

《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

《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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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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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G. W. Skinner：集市“六角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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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与“宗族”都是被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等。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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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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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 “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
    这几个阶段各有其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即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经营。其中“高发展”和“发达”经济都是清代才出现的，一般人见不及此，多把第二个类型即“发展中经济”当作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表现，所谓“长期停滞”的说法，一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此。
    从我所处学科来看“发展序列”就是一种“理论”（也可叫作“地区理论”）不是只有“研究方法”才可以称作理论（从那一角度出发，李零才说：理论只是敲门砖，没有用）我的理论旨在回答一些具体的“实打实”的问题，是历史学者高层次的追求目标之一（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把什么“方法”或“哲理”当作他的最高追求的）。
    至于中国传统经济“非充分发展”的一面（与其说是“走到尽头”不如说是“有劲没处使”）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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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政和粮食问题，是国家要政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强，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否则，就可能越抓越抓不好，也可能好心反办坏事。在这上面，历史的教训是太多了。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解决（实物）农业税即“统购统销”问题，被当作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自古以来，从有粮食生产/有粮食剩余，就有了粮食储存/储存多少/粮食运销/再分配这样一些“粮政”问题。这既是“古代”问题（如乾隆初年就围绕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特别把这一段史实挖掘出来，认为它是一件大事）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问题。这样“读史”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启发我从新认识传统（虽然这并非研究的初衷）实际上，我对“当代”的很多认识，都是“出自历史”。
    所谓“粮政”不仅涉及农业税/国家储备，还关系到粮食的生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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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说，我的探讨是从四川开始，然后到广东到江苏，都花了很大功夫，以后还涉猎了江西河南安徽等，这样形成一条线索。其中为我“情有独钟”却受到严厉批判的，正是有关广东的文字，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历史博物馆好几个杂志都不予发表，或者让我删去有关广东珠江三角洲在清代已基本不生产粮食的史料和段落（这正涉及了清代有关思想的精髓）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大约也因此而“毁约”停止了与我的合作。
        我的研究当然是有“倾向”的，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这些“先进地区”（如广东江苏福建等，在早期的历史中它们都曾是重要的产粮区）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政策）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初却是一个仍可“上纲上线”的“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就曾严厉批评广东福建“舍本逐末”的做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个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所得的将是放弃其领先地位，虽可能获得一时的某种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人口众多/耕地有限是所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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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说，清代是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清代，许多事情都没有“完成”。如赋役制度（地丁合一）如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广东江苏等）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完整序列了。因此有一些地区受到我高度的重视，现在回过头看，选择广东江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兴之所致。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有梯次的，从较为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增加复种，多种经营，然后是种植业以外，直至农业以外，到工业手工业，这一个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曾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到清代，中国经济就跨越了食用品生产，而进入了亟亟谋求工业发展的阶段。至少在一些地区，只有工业手工业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领先地位。也正因为江苏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工业区”我才能回答为何（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能有一个那样大的发展（实际上，在“唯一”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的几个沿海省份，也是各有各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
        2000年李伯重发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指出：国外学界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外国有，故中国一样也有。
        我却以为，中国有一个（传统）“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它没有而“非”看来，创造一套中国自己的理论，已成为一个不能再忽视下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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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中国学家心目中的楷模，是法国年鉴学派那样事无巨细的闳观巨著，当然就离不开各种数据史料，可惜，中国史料“不行”。费正清Fairbanks曾在《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序言中说：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何炳棣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
        不过，不信这套的还大有人在，如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分析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的耕地统计数字。我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坚持认为，这些统计并无使用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耕地的数值无法订正，也不具备可比的价值。
        连国家最基本的数据都弄不清楚？为此我曾很瞧不起那些“旧统治者”但现在回头来看，自一百年来，中国就没有进行过土地丈量，至今“航测”所得的20亿亩耕地，既无法与原有面积对号（统计数字是16亿亩）也不为各省所接受。人口数字，在最近十年也成了一笔糊涂账（所谓13亿人口8亿农民，已经说了多少年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设法理解：历史上为什么这样去做（不把基本数据弄清）它有何道理（在税收上留有余地）？
        这里面恐怕都包含有许多“学问”也属于我们历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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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地租率究竟有多少？却为学界一直视为“老大难”问题。为此我“另辟蹊径”不靠契约，专读账本，把“地租实收率”作为研究的契入点，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农民是怎样做到这点，即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对付地主”的。终于发现，实际地租率只有亩产量的30%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0%或50%以上）旧日中国大约有40%的耕地为出租土地，出租所得大约占农业产出的12%（或更低些）它无以承担更大的“罪责”更不用说多少世代以来“停滞不前”的“总根源”了。
        我自己很中意这一研究，以为这一本书分量很重。它也获得了一些读者的推许，如有学者认为，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尽管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奇怪的反而是几乎看不到一份批评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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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我跟杜润生的一个合作研究。它不是依从某种外国理论，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回答中国的具体问题的。
        如果说“租佃关系新论”是一篇“翻案文章”的话“反行为”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历史。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说，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发明的一个概念（时约1992年）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对应性”行为。目前，它的应用范围已有所扩大。
        “反行为”着意在一个“反”字，杜润生称之为“反道而行”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反对”而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反抗是太奢侈了，而且代价过于高昂。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英文词汇的话，就不是Resistance而毋宁说是Counter Action或者干脆就叫Fanxingwei。
        目前，有关“反行为”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出版。
        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可能就是面对面“使唤人”了，但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掉以轻心”以为是“人民国家，给自己干活儿”还有什么问题？再加上“迷信国营”遂造成后来到处“缺乏积极性”的局面和形形色色“反行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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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这两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亦非出于什么预期。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至今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换句话说，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人所作多是一些零碎表面的观察，犹如“盲人摸象”其实并不知其“来龙去脉”在这一庞杂巨大的历史事件中，众多的因素都混杂在了一起，很难区分剥离，即使意有不同，也难以避免使用“西方”或“现代化”的通行术语。我自己恐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它力求“贯通古今”也不主张仅仅从“器物”或某种“外在”的层面来解释这一段历史。
        古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和需要寻求一个新的“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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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实际上，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所以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从新认识传统政治理念。
    不再迷信“科学”（或所谓“科学主义”）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远一点说，可能也与我在国外的经验有关）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自己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