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典型：883天的沁源围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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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地处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心，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日寇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8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1942年冬，日军又纠集2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实施“扫荡”，但沁源军民早已全部转移进深山，只给日军丢下一座空城。

　　日军伊藤大队在沁源驻扎后，又同时在城外扎下15个据点，并挂出了“山岳剿共实验县”的招牌，图谋以此为样本，长期控制我太岳根据地。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太岳区党委发起了沁源围困战。为围困日军，沁源军民首先开展了坚壁清野大动员，以沁源城关为中心，发动群众统统转移出来，把水井填死，粮食深埋，用品搬空，使纵横数里的村庄成为“无人区”。与此同时，指挥部动员民兵配合主力，展开积极进攻，把日军由原来的15个据点压缩进城关、交口等几个据点。

　　与敌抢粮，成为这一时期围困沁源斗争的主要任务。趁敌人夜间防范疏忽，八路军38团掩护民兵和群众进城抢粮，有时一夜之间竟出动军民上万人。沁源城内北街一个妇女叫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8担粮。有一次，她竟摸到敌人的粮站，把敌人装好的5斗小麦也扛了出来，一下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这年初春，沁源军民从敌人眼皮下抢回了3万多公斤粮食。敌人惟一的补给运输线也被八路军和民兵用地雷封锁，大米、罐头运不上来，沁源的日军只得杀野狗、军马充饥。

　　在围困日军的斗争中，各种袭扰敌人的良策妙计，在群众中不断涌现出来，搅得日军心惊肉跳，寸步难行。夏季，酷热难耐。交口村的民兵把死狗、死猫、死耗子趁夜扔到碉堡下，白天太阳一晒，整个城内臭气弥漫，熏得鬼子无处躲藏。民兵们还想方设法断敌水源。他们趁夜摸进城，往水井里扔动物尸体，倒粪便、垃圾，拆毁井上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敌人壮着胆子到沁河边提水，一不小心就弄响了地雷，死伤一片。

　　在我军民长时间的围困和不断骚扰下，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只得退出一个又一个据点。1945年春，沁源军民对疲惫不堪的日军发起了最后的围攻。

　　3月14日总攻开始，全县男女老少2万余人一起上阵，4000多颗地雷，把敌据点重重封锁起来；敌据点周围5里内遍布马坑、草人、标语，荆棘铺满了日军所有通道；沁源城四周山头上插满了红旗。日军四面楚歌，仓惶出逃，沿途又遭我军民伏击，死伤无数。

　　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终于胜利结束，沁源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2700余次，歼灭日伪军共4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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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乘车离开山西沁源时，在距城关百公里之遥一个偏僻小村的路边，看到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文昌阁。除了沁源边远灵空山里的圣寿寺——那里由于位于游击区而幸免于战火——这个由乡里自发捐资建立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古朴建筑似乎能让人勾勒出沁源当年的文明和历史。据当地史料记载，当丁玲在1937年冬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位于山西太岳山根据地腹地的沁源县时，曾说这是从孔祥熙老家太谷以来见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从县志可以了解，自隋代立县以来，直到1941年前，沁水边尚存在一座胜过今天平遥的美丽古城，它最后一次修缮时间是在1926年。

　　当记者从长治前往沁源采访的途中，车上偶遇的一位干部正好是围困战的研究爱好者，他向记者提到沁源人在长达两年半围困日军的战斗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战争对于这座古老山城的彻底毁灭:“……最可惜的是城边的文昌楼，那是沁源最美丽的建筑，竟被日本人当作存粮的仓库。为了早点赶走日本人，游击队一把火把它烧了。”

　　当临县平遥因为在敌占区而意外存留一份世界文化遗产时，沁源人为抗战付出了家乡历史文化被彻底毁灭、全县近1/8的生命死亡的代价。但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经典: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最终迫使残忍的日本人逃离沁源。

　　1942年12月的一天，山西长治沁源县乌木沟民兵队长胡元锁带着姚友一到后山疙瘩上看“树哨”。这个在中国抗战电影中的经典镜头，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贵州铜江军分区副政委姚友一抗战的起点。即便是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沁源抗战记事》里，他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微微刮着点风。在这美好的冬日里，他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戒，眼睛时刻盯着城关方向，“但心情是愉快的”。

　　记者前往的晋东南太岳山区本是山西最美丽的地方之一，1942年秋，那里正遭受日军残酷的扫荡。胡元锁交给姚友一的任务是利用“树哨”向附近各村发信号。自从日本人在1942年10月占领县城后，正在县高小读书的姚友一随父母逃到城西的乌木沟，白天钻山沟躲扫荡，太阳落山才敢烧火做饭。为了避免疲于奔命，沁源群众发明了利用山顶的小树打信号。

　　“这是个重要路口，所以栽了三棵树，知道怎么打信号吗？”姚友一认为胡元锁总把他当孩子看，“抗日政府宣传几次了，这谁不知道？”胡元锁还是不放心这个关系部队和群众的生死大事:“平时看你聪明，就怕日本鬼子一出现，吓得你慌了手脚！我再给你说一遍:远远发现鬼子来了，就放倒这一棵;看准鬼子确实是向乌木沟来就放倒第二棵;敌人逼近，情况危急，就赶紧放倒第三棵……”结果，姚友一说他在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出现后，准确地放倒了两棵消息树。沟口上胡元锁带领民兵早已埋上了地雷，日本人没敢深入，烧毁了沟外的前村走了。姚友一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暴行。

　　压迫下的觉醒

　　沁源本是位于山西长治地区最西部的偏远山区县，县西北的绵山正是当年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隐居的地方。记者从长治乘车前往，100公里的路仍需近 3个小时，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塌方。1937年底，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开辟了太岳根据地，沁源从此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在古老的绵山遭日军彻底焚毁后，30年代末的沁源同样未能避免日军的毁灭。

　　1940年秋，百团大战进入最后阶段。15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沁源人史直佑参加了著名的关家垴之战。这场百团大战的闭幕战至今褒贬不一，原因是彭德怀不惜代价要求全歼被围日军。攻击部队正是自沁源参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决死第1旅的部队，史直佑当时在第38团1营3连当战士。他在回忆录《抗日战争记事》中谈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彭德怀副总司令当时亲自做战前动员说，‘我军已将日寇几千人包围在关家垴村，天亮之前要发动总攻，这批日本鬼子多次乘我太岳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之机，疯狂向我太岳地区进行三光扫荡……如果你们冲不上关家垴，消灭不了日寇，我就取消你们团的番号……’”

　　史直佑说，彭德怀的命令之所以如此坚决，除了希望能通过硬仗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日军当时对太岳军区的残酷扫荡不无关系。 1940年秋末，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重大打击后，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的战术疯狂向太岳根据地进行报复。那年秋天，裴润从介休县农会调到沁源县农会任农会主席，正遇上日军秋季大扫荡。他在回忆录《难忘的绵上县两年》（1941年，为抗战需要，沁源县以朱王岭为界分为北部的绵上县和南部的沁源县）中写道:与1938年和1939年的大扫荡不同，这次日军公然以“三光政策”进行报复。“郭道是沁源北部的重镇，几百户村民和商店房屋全部化为灰烬，仅剩下一个关帝庙（日军所到之处皆不烧关帝庙）和一所高校的校舍。”当时沁源全县不过8万多人，被杀人口竟达到4900人，其中数百户人家被杀绝;全县95%的房屋被烧毁，粮食除了被抢掠外全部被烧毁。沁源境内除了王和、王陶、柏子三大村外，全县村镇基本被烧光。

　　邱坤英就是受鬼子扫荡损失最惨重的韩洪乡人，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孩子。“日寇进行大扫荡时，我们防御知识少得可怜，想的狭隘，以为躲就可以避免灾难，总是躲到小庄、古庙、煤窑里。有的年龄大，行动不便的人，只从街中心住处，躲到村边僻静的房里。有时在小庄户人家炕上就要坐几十个人，坐的还有一定次序，炕沿边是老太太，中间是年龄稍大的或者小孩，最后就是年轻媳妇和大点的姑娘，这些年轻人的脸上都用锅底灰抹得乌黑，头上包的黑布头巾。”丘坤英在《以抗日民族救亡》中写道。

　　当时的沁源县中共党委书记刘开基在1965年8月17日刊载于《山西日报》上的文章《围困沁源》中回忆说，虽然当时的党政群团反复做工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但是由于一些干部缺乏经验，加上一些群众不听政府劝告，认为“谁家来了他也不会不要群众”，“日本人来了我们也不过交粮纳税就是了”，不肯转移，结果在日军三光政策下遭受了惨重损失。

　　1940年秋的日军大扫荡让太岳区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受害群众不了解八路军由于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因而埋怨政府和军队没有保护他们;一些坏人则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决死队不打日本光开会”，“八路军游而不击”。反扫荡结束之后，在军需民食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党政军民脱产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群众有不自觉地“怨八路”掩盖了“恨日军”的思想。

　　“曾听说一位威望很高的领导同志批评:难道沁源人民是绵羊？”裴润回忆当时各级党委对这次损失惨重的大扫荡进行总结后，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是在日军扫荡面前任其宰割的根本原因。沁源各村党支部和镇政府开始反复向群众强调，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游击战打击敌人;而敌人对于中国决不仅仅是要亡国，而是要灭种！

　　日本人的残忍也在教育群众。此前曾有某村富户和日军接触，表示愿当“顺民”。在受到日军欺骗后，满以为逃过劫难的他们数天后“发动”受蒙蔽的群众焚香跪迎日军，却被当场杀得全村鸡犬不留。“朱鹤沟村一家大地主，我们劝他转移他不走，敌人来了把他的大媳妇强奸了，还打死几口人，这次他接受了教训，全家动员拿起武器，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沁源人邓克忠回忆说。共产党开展的广泛群众动员与宣传和无可挽回的鲜血，终于让曾经像绵羊一样任日本人宰割的沁源人的精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民兵和群众组织迅速成立起来。民兵编成了作战小组和情报小组。各村建立了联防哨和消息树，连儿童也组成了儿童团。每一个沁源人都在战争中组织起来。邱坤英记得家里那间建于1888年的碾房子也一度成了游击队兵工厂碾火药的地方。平时被奶奶娇惯的邱坤英也时常被奶奶哄着去碾火药:“一个大公鸡都有四两劲，你七八岁后生有几个大公鸡的劲，还不能碾它几圈？”

　　用“没有人民的世界”包围“山岳剿共试验区”

　　1942年10月20日，在沁源屡遭失败的日军在花谷正少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的率领下，以日伪军7000余人兵分七路突然 “扫荡”太岳根据地。此时正是日军实行积极剿共，诱降国民党的时期。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试图以沁源交通道路为链，以据点为锁，以囚笼战术困死沁源军民。同时以临汾屯留公路和安泽沁源大道为主要补给线，对沁源进行分割清剿。

　　“我们主力部队，38团、25团已经转向外线作战。”时任县委书记、后任县围困指挥部政委的刘开基回忆，“那天我们正在开县委会，一听到消息，便很有秩序地把县委机关和城关群众立即从城内转移出来。当敌人黄昏时分侵占沁源时，已是一座空城了。”

　　然而，1942年的日军在重兵占领沁源后却一反常态，并未马上离开:日军一面在全县重要村镇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一面开始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更奇怪的是，敌人在城关外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岳剿共试验区’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敌人这次纠集36、69两师团的6个大队和二十来个县的伪军共约万余人的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配合政治上的怀柔笼络，来逐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为他的‘治安区’。据说这是华北敌酋冈村宁次总结了几年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花招。”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以太岳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沁源县委也针锋相对。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回顾》中这样记载沁源人的斗争策略:“当时根据太岳区党委的决定，沁源县委又作出了具体部署，动员一切力量严密封锁和彻底地围困敌人。主要是通过在敌占点、线周围彻底转移群众与空舍清野，做到距离据点10里以内，距离交通线5里以内，保证没有一个人与一点可利用的东西（粮食、柴草、水源等）。同时组织临时脱产的武装民兵，帮助转移出来的群众，树立同舟共济的对敌观念。”

　　沁源对外交通的重点二沁大道长达近百里的交通线两旁10里以内，15000名群众迅速实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1600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了“没有人民的世界”。群众自动毁掉不能带走的东西，连村里的水井也填平或者倒入粪便。“他们背井离乡，备尝艰苦，敌人不退，绝不回家。1943年春，被捕捉回去的群众400多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肯出来组织维持会。”青壮年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老少妇女隐蔽在山沟丛林中进行生产。决死队、游击队、民兵紧密配合与敌人周旋。城关据点的日军指挥伊藤少佐向临汾师团部写信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水，天天有病倒的……”

　　变日军据点为囚笼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指示，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在1942年11月11日确定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方针。按照薄一波的强调:这是一场党政军民的长期艰苦的总体战。在军事上，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指示精神是:“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日军初占沁源后，从临汾到屯留的临屯公路和从安泽到沁源的安沁大道成为沁源日伪军最初的主要补给线，同时还起着将太岳军区南北分割的作用。八路军太岳军区利用主力部队配合民兵、群众，全力开展破路战。

　　“12月的一天夜里，民兵队长胡元锁告诉我要伏击敌人，叫我组织一些年轻人跟他去，”姚友一说，“那地方叫周西岭，38团6连的战士埋伏在大道两侧，胡元锁带领民兵隐蔽在第二线。”位于沁源县城以西10多里地的周西岭是从西面的运城安泽县到长治沁源县的必经之地。沁源围困指挥部决定由太岳军区第 38团6连、县大队和城乌镇的民兵在周西岭伏击日军的运输队。姚友一他们在树林子里藏了一夜，等到天光大亮也没有任何动静。12月的太岳山区，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心想敌人大概不会来了。”在后山潜伏的姚友一想，后来他得知，其实当时从沁源城关出发的日伪军约一个中队正押着30多个农夫，百余匹驮骡，正向伏击圈内靠近。由于敌人已经多次遭受埋伏，行进间队伍两翼不时派出人马占领道路两侧制高点，交替掩护运输队前进，这才让姚友一有敌人不会来了的误判。

　　当姚友一在后面的树林里听到前面路上震耳的枪炮声连成一片时，反应是“真想参加战斗”。但是组织上并不允许。直到他看见胡元锁高喊着跑来，让赶快去战场上拉骡马、扛军械，姚友一才和隐蔽着的伙伴跑到伏击战场。“我们跑去一看，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散落的物资，真是高兴极了。胡元锁叫我们能拿什么拿什么，拿了东西马上离开，防止后续敌军报复。我拉了一头骡子，用尽最大力气拿了许多手榴弹，带领青年们转回乌木沟。”

　　类似的大小战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场在周西岭进行的仅30分钟的战斗，不但歼灭日军队长以下共六十余名官兵，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余只，骡马48匹及手榴弹、望远镜，以及运输队运送的全部物资和粮食、被服等。还最终迫使日军放弃安沁大道补给线，放弃了在补给线上的中峪店据点。日军惟一与外界的通道，最终只剩下从沁源到沁县的二沁大道。据点内的日伪军陷入恐慌和饥馑之中。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他的通讯《如疾风扫落叶》中这样描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

　　需要强调的是，在山西日占区，沁源也许是惟一一个城内没有中国当地百姓的被占县城。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都通过武力压迫占领区百姓建立为日军服务的傀儡组织“维持会”。当最初进占沁源的日军第69师团伊藤大队在沁源军事扫荡屡遭失败后，日军被迫在1943年1月将其撤回临汾基地，改由第36师团 222联队斋藤大队和鹿野大队接替。为了建立迟迟建立不了的“维持会”，日军的手段由此前的残酷镇压，变为在政治上施以怀柔政策，在情报上利用汉奸特务，在军事上采取突然袭击，同时威逼群众进据点搞“维持会”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

　　曾有研究者表示，如果没有汉奸和伪军，中国抗战的时间也许要缩短一半。一说起汉奸这个抗战中令国人尴尬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记者采访过的沁源人却无一例外都骄傲地表示，全面抗战8年中，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沁源县的人说起这个都比较骄傲。”沁源县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王伟钢对记者说，“抗战时期，沁源周边很多县城都有维持会，在沁源当地帮日本人的汉奸都是外县人。本地人挂在口里的一句话就是，沁源人没有一个汉奸。”

　　“1942年日本人占领的沁源是一座空城，除了日本兵和少数抓来的百姓，城里没有老百姓，有也是抓来的。”沁源抗战研究会研究室主任张成仁客气而自信地说，他可能是研究沁源抗战最深入的人。张成仁的母亲曾经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并留下终身的伤痕和对日本侵略军终身刻骨的仇恨。张成仁告诉记者，日军在沁源之所以搞不成“维持会”，在于沁源人对日本人强烈的仇恨。“（沁源人）恨不能扒了他（日军）的皮！谁会和他搞维持会！”

　　然而，在将日军据点和道路周边变成无人区以围困敌人后，沁源军民在一开始甚至面临着比日军困难得多的处境。“沁源是日本山区剿共的试验田。八路军是寸步不让，我也搞试验，就是不让你成功！”张成仁说。但是日军在沁源的反复扫荡彻底破坏了群众的生存环境。在撤退到山区后，由于没有想到日军会在扫荡后长期驻留，群众没有做好长期在山里生活的准备。“由于缺衣少食，山里的生活艰苦至极。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要老百姓回来建立维持会。”张成仁对记者强调说， “但是沁源人不但一般老百姓不当汉奸，乡绅地主也没有投降日本人的，就连大烟鬼地痞流氓二流子也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服务。”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曾这样描写占领者的处境:“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38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的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 月20日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

　　日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覆灭

　　日军的“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成为八路军抵抗日军的模范“标本”。日军进占两年尚无一村有“维持会”;最早建立的15个据点除城关、交口外皆被拔除;一年间两次试图打通的临屯公路被迫放弃。

　　李懋之将军在《回忆沁源围困战》中记载了1943年10月17日，冈村宁次发明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滚进”到临屯公路后的一个战机。 “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华北各地抽调旅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及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 ‘军官战地参观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地实地参观，领略冈村宁次司令官的军事杰作。”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得知来自敌人内部的情报十分可靠，正巧386旅旅长王近山带领16团赴延安在临汾停留。陈赓以十万火急的命令，要求王近山率领16团于临屯公路上设伏，务必全歼这个日军参观团。

　　“歼灭这么多的日军将校军官，等于消灭5万日军。我们要为抗战史写出光辉的一页，给敌人一颗足以震撼其大本营的重磅炸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近山向16团的官兵动员。在与当地干部、民兵以及全团连以上干部秘密侦察完地形后，收到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从战地转来的鸡毛信:临汾城里战地参观团已编好由三辆吉普和10辆大篷卡车组成的车队，24日晨将沿临屯公路向太岳根据地开进。

　　王近山旅长当即下令，午夜前吃饱饭，12点准时出发，24日凌晨部队进入日军在韩略据点附近的设伏区。这实在是一个令日军想不到的大胆举措。韩略据点的日军指挥官在被伏击后受到了斩首的惩罚。“全团官兵在旷野隐蔽了8个小时，无一人轻举妄动。上午8时，洪洞曲亭方向公路上尘土飞扬，敌人‘观战团’过来了。8时20分，插着太阳旗的车队进入我军伏击圈，三辆吉普车在前，10辆大篷卡车随后，紧密衔接，快速前进。伏击部队突然用密集火力向敌人开火，整个车队陷入我军的火网之中。日军指挥官服部直臣少将看到逃生无望，举刀剖腹自杀了。一个半小时内，除三个钻进公路下狼窝洞里的日军逃生外，180多个日军将校军官全部被打死，仅战刀就缴获百余把。”

　　轮战队和地雷战：顽强者就是胜利者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曾讲道:“……围困沁源之敌。斗争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如我能以最大的忍耐性、顽强性坚持这一斗争，有很大可能取得胜利……”1943年7月16日，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里也详细记下了他在“沁源军民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会议上提到的有关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在于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轮战队就是沁源居民发明的顽强的作战组织。除了最初广泛实施的伏击战、麻雀战，以石雷为主的地雷战也成为沁源民兵轮战队的主要围攻形式。当时家住距日军交口据点半公里张壁村的王电威在日军占领沁源时才16岁。今年已经79岁的他在与记者谈到60多年前的抗战生活时仍记忆犹新。“日本人在1942 年占领沁源的时候，太岳区党委告诉群众，日本人这次不走了。”日本人占领的15个据点，最大的交口据点就在王电威家附近。王电威参加了共产党发动建立的青年救国会，开始当过秘书，后来当过情报员。“那个时候我晚上躲在山里，白天给区委当情报员。年纪大了之后当了民兵，参加了轮战队，一边生产，一边打埋伏埋地雷。”

　　王电威说，轮战队是沁源人发明的一种很有效的作战组织。民兵被分成两组，一组生产，一组战斗，轮流交替。既改善了山区的生活条件，又使战斗持续不断。“那时候我参加轮战队，作战时吃公家饭，组织上还每个月补助家里二斗小米。最开始我给大家做饭，结果有个月多用了粮食，我不干了，要求进了地雷班。战斗生活很快就适应了，家里的生活还得到了改善。”1944年，在区委扩军的号召下，王电威参加了决死第1旅38团，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山区的生活在生产运动中改善了，但是地雷却很少。王电威对记者说:“进地雷班训练了十来天后，那是1943年上半年，铁雷没有了，上级号召造石雷。”在一个38团派来的干部的带领下，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制造石雷，各种石雷学习班在各村镇迅速开办。“开始有些人不相信石头能当地雷用。”王电威说， “后来（民兵）在二沁大道上埋设石雷。第一次交口据点敌人出来踏响石雷，死伤三人。”这一下群众造石雷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

　　在日军最后惟一一条交通线二沁大道上，沁源军民共埋设地雷5000余颗。张成仁特别向记者强调了沁源军民对地雷战的贡献:“沁源地雷多种多样。别的地方最多两层，沁源的埋藏甚至多达三层。不但如此，为配合地雷战，沁源人还发明了‘铺草战’。将所有路面铺满干草，虚虚实实，还让日军的探雷器无法使用，行进时胆战心惊。”敌伪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圣佛岭（沁源和沁县的分界岭），进了鬼门关，低头雁声响，抬头轰一声，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

　　长期围困和打击，迫使日军在1943年1月撤出阎寨、中峪等外围据点，4、5月间放弃了城关东门外的大片阵地。到了1944年春，日军已经被迫退守到城内草坡下的一片地堡和窑洞中，没有大部队的情况下，很少敢于走出据点。到1945年初，日军只得龟缩在沁源城西草坡上下的两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 1945年春，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3月14日，沁源军民开始对被围日军的总攻。“1945年总攻命令发布后，一共打了 28天仗。”张成仁说，“当时光地雷就准备了10000颗。最后用了4000颗。”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到敌人据点昼夜呐喊、点篝火、放鞭炮、打冷枪，以疲惫日军。”1945年4月11日，沁县日军出动上千人前往沁源，接应沁源日军从山道逃回沁县。

铁鸟

沁源得名于沁河之源也。沁源是一座古老的城池，上古神话时期为冀州之域，春秋为晋国之地，战国前期属韩后又属赵，秦属上党郡，西汉置谷远县，王莽时改谷远为谷近县，三国为魏之地，晋废县，属上党郡。因此，沁源设置县级行政单位起于西汉也。沁源，自古即为兵家风云聚会之地，在两千余年的行政设置废废立立之间，沁源古城在公元1942年秋开始，我沁源抗日军民与第二次侵占沁源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战，即沁源保卫战，史称“沁源围困战”。从1942年 10月至1945年4月11日，前后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终于胜利结束，沁源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2730余次，歼灭日伪军共4200余人（毙伤日伪军4000多人，俘获日伪军200余名），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这是一场浩荡的人民战争的战役。当时就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特地于1944年1月17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说：“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铁鸟

沁源地处太岳山东麓，沁河之畔，名山大川也。太岳山脉像一位母亲，那沁源则是母亲怀抱中的一个倔强的孩子。太岳山，又称霍太山，东连沁潞高原，西降汾河中下游谷底，重峰叠峦，逶迤绵亘，以其雄伟磅礴之势，凌驾于晋中、晋南盆地之上，高耸入云，峻极于天。《水经注》有曰：“谒戾之山，沁水出焉。”此沁水乃今之沁河也，古时候沁水也称少水。沁河发源于沁源县西北部绵山东麓的二郎神沟（发源于霍山)，郭道镇以上为上游，郭道镇以下经沁源等县进入河南，沁源地跨中游上游也。沁河是山西省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大河流，沁源沟渊地肥土沃，山岭崖峻林绿，地上地下物产富饶，可谓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也。因此，沁源是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丰饶的物产能持久支持战争的需要。同时，沁源境内群山纵横罗列，森林植被覆盖良好，山高谷深，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回旋余地大，很适合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适合反扫荡作战。沁源县地处太原市东南，长治市西北部，东可出河南直指华北平原，西则沟通河西故地，联接着大后方陕甘宁与延安，向南可长驱河洛之地，北则窥视太原。沁源联接着延安与抗日前线，是延安通向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大动脉，沁源的地理位置据有战略枢纽的作用。因此于交战双方而言不可不察也。可以说毛泽东早就以过人的眼光，看到了山西在抗战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长征初到陕北时就派红军名将——彭雪枫将军赴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中共对晋中地区的山地根据地建设窥望太原者乃沁源也，这两件事对比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沁源县是我八路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是薄一波同志。1937年9月中旬，日军突破阎锡山晋北防线，在五台县台怀镇，临危受命，朱德命薄一波率部迅速南下，10月决死一总队开赴晋东南。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为“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辖正太铁路南、同蒲铁路东，包括沁县、沁源、安泽等16县。薄一波所部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创建了以太岳为中心的“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薄一波率决死一纵参战，粉碎了敌人扫荡。太岳根据地东邻太行、西连吕梁、南隔黄河与中原相望，具有战略枢纽的地位；我太岳根据地的疆域，在同蒲铁路及汾河以东以南、白晋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三角地带，正是飞渡黄河、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1942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派遣1.6万兵力悍然扫荡太岳北部，此时中共太行分局刚刚（于1942年9月）成立不久，薄一波任分局委员。陈赓、薄一波、安子文等共同领导了名震中外的“沁源围困战”。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日寇究竟是怎样的阴谋呢？原来，太岳根据地是我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桥梁，是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日寇为了切断之击破之，于 1942年10月第二次贸然侵占沁源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因为侵华日军由于对太岳山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沁源县反复“扫荡”达不到目的，所以进而转为长期 “驻剿”。1942年11月，日军结束扫荡时，留置第69师团1个大队及部分伪军，据守沁源县城及城东南之阎寨、城西之中峪店，城东北之交口等地，构筑碉堡和据点，并修建安泽至沁源、沁县至沁源、临汾至屯留公路。这样，企图以沁源城为“驻剿”基地，以楔入一根钉子，妄图分割蚕食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因为沁源县城地处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心，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日寇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8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都惨遭失败，所以于1942年冬，日军又纠集2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实施“扫荡”后，改为步步为营的“驻剿”政策，也就是囚笼政策，从军事上企图瓦解我山地游击战。在政治上妄图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实施怀柔政策、“以华治华”、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日寇的阴谋。日本人认为占领了沁源县城，相当于打掉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首府，这与解放战争蒋胡匪军占领延安一样，徒有所谓的象征意义罢了，实则这延续了一战时期最笨重的愚蠢打法。为了彻底粉碎日寇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企图，我太岳军民发动了一场反围剿战役，一场艰苦卓绝的战领与反占领，围困与反围困的“沁源围困战”，史称“沁源战役”。



    在1942年10月日寇扫荡的初期阶段，我军处于战略防御转移阶段。因提前侦悉到日军即将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后，李聚奎指挥决死第一旅掩护所属地区的群众再次实行空室清野，提前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此即著名的“沁源大撤退”，以夷之技以制夷，以坚壁清野对峙日伪的“三光政策”，当10月21日诸路顽敌“扫荡”而至沁源境内，我太岳区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均已转移撤走，日匪仅得一座空城。日寇合击岳北领导机关扑了空，“清剿”月余一无所获。同时我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外线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内外线寻机歼敌，至10月底太岳军民歼“扫荡”日伪军数百人，至11月中旬日军的冬季攻势就此了草收场，在安泽、绵上两据点留守少部分兵力，以配合没有撤走的日军第六十九师团伊藤大队（驻守沁源城关、中峪、阎寨、交口4个据点），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至此，敌人扫荡被打破，我军“空城计”取得胜利。“空城计”的高层指挥者是陈赓、薄一波领导的太岳军区指挥部，基层指挥者是决死第一旅的李聚奎。此时，专门的“沁源围困战”指挥部还没设立。为适应战争需要，1942年10月在朱鹤岭以北地区分设绵上县，绵上县政府驻东村、赤石桥、水峪等地。



    沁源反扫荡是与敌的一场大周旋。驻守于据点的日军，铁了心要在沁源干出点“名堂”来，积极推行“囚笼政策”。①日军在城关据点的城外竖起“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木牌，在城关门楼两侧刷写“剿共灭匪”、“建设华北”等大白字标语。②安泽、绵上、沁源的日军在同蒲、白晋铁路沿线到处抓民夫，抢修“安沁大道” “二沁大道”，赶修城关东北的莲花池机场。③在据点周围挖壕沟、修碉堡、炮楼等防御工事。总之，一切迹象表明：日军企图长期“驻剿”，困死我抗日军民。对此，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主要领导人薄一波、陈赓、安子文、李聚奎等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决定采取长期围困、逼走敌人的斗争方针。说白了，就是对日军实施彻底的“坚壁清野”，把沁源城及其他各据点周围的群众全部动员转移，彻底“空室清野”，陷敌于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这符合对敌斗争实际情况，因此，1942年11月1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决定，成立“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1942年 11月18日，由李聚奎等人的具体领导下，以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成立，蔡爱卿兼任总指挥（决死第一旅第三十八团团长），刘开基兼任政委（中共沁源县委书记），以决死第一旅为主参加围困斗争。11月下旬该指挥部作出了围困敌人的军事部署，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对敌主要补给线实行彻底性破坏，绝其交通，最终迫敌退去。因此，沁源战役是在中共太岳区党委、沁源县委双重领导下的。



    至此，“沁源围困战”我方有两个指挥部，一个是高层指挥部，即陈赓、薄一波所在的太岳区指挥部，还有一个基层指挥部——沁源围困作战指挥部，是针对侵占沁源之敌而专门建立的，长期执行太岳军区对沁源实行长期围困的作战方针。此基层前沿指挥部，在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有所交代，由蔡青、徐正开、朱大山组成，且具体负责实施围困战计划。电视剧中：蔡青（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总指挥）、刘正开（政委）、朱大山（副指挥）。蔡青的革命原型是八路军太岳纵队决死第一旅第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刘正开的生活原型是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且看二人生平：①蔡爱卿（1913—1978）湖南省岳阳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入党，参加过土地革命和长征；抗战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第三十八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②刘开基：（1912年3月-1993）山西沁源人，1936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7月入党；1941年1 月-1943年9月任中共沁源县委书记；1941年1月-1943年9月任沁源县游击大队政委；1942年任“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政委；1943年 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6月为中共七大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蔡爱卿、刘开基都活到了建国以后，朗诵家-雨音的《历史记录了父亲，父亲记录了历史》写于2009年11月，从时间对比来看，刘开基比较接近雨音父亲的年岁，雨音又说“那年回家看到父亲在整理《农业合作化》历史，又是厚扎扎的几百万字”，“那年”究竟是哪年呢？因而不能断定雨音的父亲是沁源围困战中的刘开基。雨音的父亲对沁源战役有特殊贡献，他是谁呢？



    为了对付“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人民党的领导下，直至1945年4月11号匪敌弃城逃窜，所进行的困敌斗争历时两年半，可谓艰苦卓绝也。第一步就是“空室清野”，腾出县城与平川，彻底地“关门打狗”，而关键在于转移群众上山。这个移民工程于当时的中共而言简直史无前例，无疑是浩大的，这足见领导者实施有方，动员能力之强。在很短时间内，沁源县城周边、和“二沁”（沁源、沁县）大道两旁23个村镇3200多户1.6万名群众，就被有组织地疏散到群山深处，造成了一个“无人区”——长约50公里、横宽5公里的困敌区。这与日本鬼子在长城沿线制造的百里无人区不同，与日本在东北对付抗联的并村政策不同，与蒋介石对南方梅岭等地红军所采用的保甲屠村政策不同，与保卫延安时期胡宗南匪军对陕北的刮地皮不同，这是沁源人民对对占领我腹心地区之敌进行斗争的围困战。



    此围困非彼围困也，沁源围困战的“无人区”不同于井冈山初期的湘南暴动的“焦土政策”。焦土政策，原是一种农耕技术，被引为军事术语，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使敌人食物缺乏，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也就是古称的“坚壁清野”。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湖南，发动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等8县的工农武装暴动；2月下旬，中共湘南特委制定了“焦土战略”，即在宜章至耒阳的衡郴大道两侧，5里以内的所有房屋一律焚毁，组织民众实行坚壁清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走或藏匿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以迟滞敌人进攻。这个“焦土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现时的革命是不断高涨的革命，宜用严厉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摧击反革命，在乡村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 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可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显然，湘南特委的决定受左倾影响是荒谬的，不但没能“克敌制胜”，反而遭受群众反对，革命基础丧失殆尽，最终导致越燃越旺的革命烈火熄灭掉。我太岳军区则避免了此种做法，充分化“焦土政策”被动为主动，撤退到深山僻壤的大批群众无疑是负担，没有足够的粮食越冬，而且粮食仅能维系几天，虽然军区机关与部队每人口粮都减半，仍不能解燃眉之急。怎么办呢？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粮食对于交战双方同等重要。《三国演义》里官渡之战的章节中，有一段曹操与前来投奔的许攸的精彩对话：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
       操曰：“可支一年。”
       攸笑曰：“恐未必。”
       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
       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
       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
    电视剧《沁源围困战》（薄一波题写片名）也有类似的镜头，第3集里，蔡青说秋天抢回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乡亲们快断粮了，不管怎么样也得叫进山的乡亲们度过年关呢，索性命令机关与所有干部战士口粮每天节省一半，集中送与乡亲们。在第四集中有这样的对话：
      一战队长李猛说：“秀儿，你哪来的粮食？”
      妇救会主任春秀说：“你说你自己把粮食都给老乡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吧，来来来，赶紧喝点。”
      “我没事，我身体好，我挺得住。”
      “再好的身体也不能这么挺啊？”
      “我问你你这粮食是哪来的？”
      “你放心吧，这是我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的，我对了点野菜熬的，你尝尝？”
      “真的是你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的？”
      “真的，我能骗你吗？你快喝吧。”
      “那你吃了吗？”
      “吃了”“真的吗”“真的，你快吃吧”
      “那我吃了。”
      “别烫着，再来点，不难喝吧。”
    这样一个细节镜头，足见粮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何其珍贵。在此之前，群众刚转移进山时，实行集体埋锅造饭，群众先吃，干部战士后吃，李猛与春秀也有简短的对话，说粮食只够坚持一两天的，不可向群众透露，善意的谎言也，无非是稳定民心军心也。可见，粮食问题成了比围困战还迫切的头等大事。怎样解决的呢？电视剧穿插了一个敌特打入我内部的细节——春秀进城买药险遇，被钱彩云所搭救，误将其领进山，松本偷袭了一区，我方人员伤亡惨重。同时，伊斋藤封山封路，妄图将进山里百姓困死饿死。



    为了能熬过冬荒春荒，所以与敌抢粮，成为这一时期围困沁源斗争的主要任务。“抢粮运动”是继“空室清野大行动”之后的重大集体行动，“抢粮运动”继而发展成“劫敌运动”。群众被组织起来，乘夜摸进敌据点将敌人抢劫的粮食运出来，甚至一夜之间竟有万余军民出动，不仅夺回敌人抢走的羊、牛和其他财物，而且连敌人的军用物资衣服靴也“劫”，使敌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当然，抢粮离不开八路军与民兵，武装抢粮也。在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有这样的镜头：“趁敌人夜间防范疏忽，八路军38团掩护民兵和群众进城抢粮，有时一夜之间竟出动军民上万人。沁源城内北街一个妇女叫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8担粮。有一次，她竟摸到敌人的粮站，把敌人装好的5斗小麦也扛了出来，一下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1942年冬至1943年春，李猛、刘刚带领民兵和群众数十次夜闯沁源县城，虎口拔牙，硬从敌人嘴里夺回了几十万斤粮食和大批生活物资，仅在1943年初春就抢回粮食3万多公斤，使我深山军民渡过最困难的日子。由此，围困战由被动转为主动。



    相反，敌人由主动转为被动。早在1942年秋的“空室清野大行动”中，首先沁源城关为中心，开展了坚壁清野大动员，然后“隔离带”内的群众统统转移出来，填死水井、炸毁碾磨、粮食运走并深埋，用品搬空，军民隐匿到深山老林与敌周旋，纵横数里的村庄成为“无人区”。例如，在网络文章《“沁源围困战”胜利的主要经验与启示》中作者说：“为了围困驻守之敌，全县实行‘空室清野’大动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把以沁源城关为中心，东到霍登（今法中乡），北到交口、郭道镇，西到中峪、亢驿，西北到李元，纵横百里的23个村庄、3200多户、16000多人的群众动员出来，遗弃四万二千多亩土地，抛弃一切家产，填死水井、埋起粮食、搬净用具，离开家乡，疏散隐蔽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制造无人区，使敌占区成为‘没有人民的世界’。当时连地主、商人、‘二流子’、‘大烟鬼’也跟着群众一样上了山。仅此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绝对威信，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这一奇迹的。”（引用资料）



    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成功的”。在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沁源围困指挥部在总指挥蔡青的带领下，与敌展开斗争；一战队长李猛和敌工科科长刘刚、妇救会主任春秀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发动上万群众迁出县城转移山沟，将日军付出巨大代价占领的沁源县城变为一座空城；敌人成立“维持会”和“太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成为空壳，所以日军司令官伊斋藤对面馆的灵秀说叫迁走的亲人朋友回城。对于鬼子来说，没了 “良民”等于失去统治基础。尔后，我沁源军民掀起“抢粮运动”“劫敌运动”，包括断绝敌人的补给线，断绝了日军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指挥部动员民兵配合主力，展开积极进攻，把日军由原来的15个据点压缩进城关、交口等几个据点。史实切实如此。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李猛按照指挥部的指示，与刘刚等展开交通破击战，截获了日军送给养的车队。日军惟一的补给运输线也被八路军和民兵用地雷封锁，大米、罐头运不上来，不能及时被充给养，只得杀野狗、军马充饥，疲惫不堪，吃驻不成，难以为继，无法立足，不攻自溃，被迫撤离安泽等10余个据点。可以说，从一开始日军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沁源围困战，我参战方有八路军太岳军区主力与地方武装、民兵团以及广大群众。据史料记载，主要是以太岳军区第38团和第25、第59团各一部为骨干，与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结合，组成的13个游击集团，围困战主要对沁源县城和阎寨，交口等地日军展开。网络文章《李聚奎在山西新军决死队》中说：“为密切协同参加围困斗争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李聚奎与参谋长李成芳等人又指示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要建立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共建立了13个游击集团。李聚奎等多次深入围困斗争指挥前线进行调研，并对围困斗争进行具体指导。”因此，这13个游击集团是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的，各个游击集团之间分进合击，相互策应。所以“围困战”最终能获得全胜，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是有其军事指挥艺术的，也许这正是受到毛泽东重视之处，中共中央予以表彰。



    当年的县委书记刘开基曾讲“沁源围困战，基本上是敌人逼出来的。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靠的是《论持久战》”。在长达两年半的斗争中，我沁源军民创造了各种战法，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伏击战、破击战，可谓无所不用奇极，群众是最聪明的。在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利用夏季酷热难耐的特点，我交口村的民兵把死狗、死猫、死耗子趁夜扔到碉堡下，白天太阳一晒，整个城内臭气弥漫，熏得鬼子无处躲藏。再如，民兵们还想方设法断敌水源，或趁夜摸进城，往水井里扔动物尸体，倒粪便、垃圾，拆毁井上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各种袭扰的办法可谓鬼出新裁，搅得敌人心惊肉跳也。



    石雷，是石制的地雷。地雷战成为“沁源围困战”的亮点。沁源围困战的中前期，公路沿线属于围困重点地段，故而地雷成为主要武器，主要针对敌人补给线而到处埋设。进山的群众，“家家造石雷，人人埋石雷”，造石雷有专用的石头，埋石雷有埋的讲究。抗战时期，为弥补弹药、地雷的不足，抗日军民土法上马，制造石雷，中国制造石雷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以前。传统的石雷，是用特定品类的坚硬的石材分成一个个石块，在石块上凿出直径约5厘米的圆洞，塞进火药，制作而成。由于日寇使用的排雷器都是采用磁吸原理，对铁制地雷十分敏感，很多铁制地雷轻易被发现，被排掉或被敌人绕开。因此，沁源军民充分利用太岳山多头多的优势，大量制造石雷，任何排雷器械都变得无能为力。由此，石雷给盘踞沁源县城一带的日寇及其公路上的兵械车辆以致命威胁。石雷叫敌寸步难行，甚至鬼子壮着胆子到沁河边提水，一不小心就弄响了地雷，死伤一片。譬如，百度百科词条——“沁源战役”中交代：“1943年1月下旬，日军第36师团一个大队接替沁源防务。第36师团立刻紧缩阵地，集中兵力守备沁源城关和交口两点，并抢修沁源至沁县公路，将补给线由同蒲线转为白晋线，力图依托沁县进行补给。沁县军民在沁源城关和沁源至沁县公路上遍布地雷，不断炸伤日军。日军在沁县至沁源20公里运输补给线上要边搜索边前进，一天时间才能到达。”这是真正的令日寇闻风丧胆，炸得鬼子人仰马也翻。可以这样认为，撤退到深山的1.6万群众，其实就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兵工厂，制造石雷的军工厂。制造石雷的场景，《沁源围困战》有触及但不具体详尽。



    “沁源围困战指挥部”，统一指挥了各游击集团的战役的联合与协同作战，从1942年秋起，对日伪军连续袭扰不分昼夜达3个月之久，交通遭毁，日伪军伤亡严重。战役朝着我方有利发展，我沁源军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愈战愈强。虽然沁源的敌人军力很强，但党领导的觉悟了的人民力量更强大，就像刘开基所说的“谁革命，谁不革命？群众不革命，谁也革不成命。群众有革命的天性，不相信这一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都无从谈起”。兵民是胜利之本，正是高度团结的群众参与了武装斗争，被围困的日军一再收紧阵地，补给更加困难，日军阵地三次大收缩，两次易防（一次在1943年1月下旬；另一次在1943年8月中旬，从胶济线调独立第6混成旅团1个大队接替防务）。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胜利前夜，中国战场由战略相持转入反攻阶段，与华北日寇一样，沁源守敌龟缩在城内据点里，早已作瓮中之鳖。此时，陈赓、薄一波指示“沁源围困战指挥部”——将与敌人交锋的主战场由山区转为县城。我军民大有兵临城下之势，一场地雷大战在即，1945年3月我军对沁源县城发动了“总围困”，从3月14日总攻开始，全县男女老少2万余人一起上阵，4000多颗地雷（另一说：地雷、石雷合计15000颗），把城关、交口的据点重重封锁起来；敌据点周围5里内遍布马坑、草人、标语，荆棘铺满了日军所有通道；沁源城四周山头上插满了红旗。末路的日军可谓四面楚歌，疲惫不堪，惶惶不可终日，于1945年4月11日仓惶出逃，沿途又遭我军民伏击，敌人被炸死940多人后，残匪在千余人的接应下狼狈窜去。历时30多个月的沁源围困战结束。电视剧《沁源围困战》中，交代了松本在据点被困而引爆炸弹身亡，伊斋藤要剖腹效忠天皇，被刘刚击毙，伊斋藤给满城的老百姓和战士们跪下。1945年4月11 日，沁源和绵上又合并为沁源县，县政府驻郭道镇，太岳区的岳北专署驻沁源城关——历史正所谓“分久必合”也。



    沁源围困战期间，全县无一村建立“维持会”，无一人投降。沁源地方武装和民兵成为游击集团的骨干，民众创造了敌后战例的典范。胜利来之不易，沁源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八年抗战，当时人口不足八万的沁源县，因战争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达两万多人，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被打伤致残者一万二千多人；全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房屋被烧、三百多个村庄几乎变成废墟。（引用于网络文章《“沁源围困战”胜利的主要经验与启示》）”。可歌可泣的“沁源围困战”，被作家郭天仰、高平创作成长篇小说《铁血战魂》，该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沁源围困战》，由沁源县委、政府、宣传部投资700万元，与国家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联合出品。



    2007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沁源围困战》播映后，遭到32位沁源围困战的亲历者或其后代的联名抗议，要求停播，并联名挑剔出“八大罪状”：⑴时间篡改了，电视剧里部分时间与真实历史有误；⑵否定党的领导，电视剧主要是突出总指挥一个人，指挥部成员从不到群众中去，只是在窑洞里围着地图、桌子转等；⑶没有反映围困战的特征，不知是谁在围困谁；⑷没有反映出八万人民全民参战；⑸美化日军、丑化人民，宣扬日军不放火、不杀人等，把群众描写成不敢说、不敢动麻木不仁的愚民等；⑹电视剧里许多事实与真实不符；⑺随意篡改领导同志的历史；⑻漏洞百出，笑话百出，许多镜头是从各类影片抄袭而来。有人谴责该剧过分虚构夸张脱离了真实历史，有的说该剧歪曲了历史、贬低丑化了沁源人。不管怎样，沁源战役早已遥远成二战反法西斯的一个典型缩影。或许，这个地理坐标——东经 111°58′30″~112°32′30″、北纬36°20′20″~37°42″在地图上微乎其微，然则太岳山下，沁水河岸，曾有句响当当的口号“撼太岳山难，撼沁源人民更难”。当沁源军民把狼子野心的鬼子赶跑的那一刻，薄一波那年37岁，不久七大召开，薄一波是年龄仅次于李先念的年轻中央委员。那一年，雨音的父亲多大呢？

铁鸟

陈赓193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江都柳树铺,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国,以其龙骧虎步,高下在心的指挥艺术、英勇果断、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豪爽开朗、豁达乐观的鲜明性格，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的优良品质爱到我国领导和人民的爱戴，甚至那些曾兵戎相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崇敬不已。在革命战争时期，被人们称为“常胜将军”是位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的优秀高级将领.陈赓的谋略思想
　　　　 一设伏击敌、战胜不复
　　　　陈赓打了很多伏击战，但每次伏击的方法不尽相同：1938年3月响堂铺战役的特点是以逸待劳，1937年10月七亘村战役的特点是重叠伏击，而 1939年1月香城固战役的特点是诱敌深入。“战胜不复”这一方略的基本规律是不会因为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而改变的。陈赓运用这一规律伏击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先发制人、力争主动
　　　　1931年11月“黄安战役”活捉赵冠英死敌1.5万余人.1948年 11月淮海战役全歼黄维兵团.1942年10月"沁源围困战役"比作毙伤伪军3000余人,最后1000多日军逃离沁源.以上是陈赓对先发制人、力争主动的战术运用1集中兵力打击一部，人为造成局部优势和局部的主动地位。2设法造成敌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3依靠和发动群众。
　　　　 三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陈赓善于发挥我军的长处，了解自己的部队，做到了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它告诉我们，在战争中你依靠你的先进武器我依靠我有高度革命觉悟的战士；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我能吃掉你时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在上党、闻夏、洛阳等战役中陈赓能出色地完成任务，重要的原因就是真正做到了：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陈赓博学多才，不仅深知奇正之道、而且运用自如。常常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运用巧妙方法打击敌人。1938年3月，神头岭一战毙伤、俘日军 150多人，毙伤和缴获骡马60余匹，缴获短枪80余枝的胜利，按传统的习惯设伏点应选在险要处，陈赓偏偏在无险处设伏，这就使敌人难以预料。又如围城，倘若四面都围，守城之敌认为破城后果不堪设想，往往下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而死守。这样就难以破城。而三面包围，网开一面，城中之敌常常为求生路而开城突围，又往往各自夺路，力量分散，这时攻城一方既容易消灭突围之敌又便于用较小代价攻下城池。1936年6月，潢川战役就是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术战例。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奇与正亦是如此，当一个出奇用兵的方法被人们普遍认识广泛采用之后，这种方法也就由奇变正了。如战斗攻击通常都是认为打正面即中间为正，打侧翼为奇，而当军队把打两翼作为一条普遍的战术原则执行后，这个认识就需要改变。1946年8月临浮战役。陈赓采用放两翼打中间就是一种奇术之战。
　　　　 五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陈赓极善于依据敌势、我势、地势等客观实际制定和改变作战计划。灵活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 1974年4月陈赓不拘泥于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不迎合人们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因敌制变的策略取得了运城战役的胜利.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恰当的方法的一种才能，既所谓的运用之妙。1946年7月“越北边界战役”陈赓就是根据和敌情而采取的一种“量敌用兵”的战术打败法国军队。
　　　　 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战场上的风云瞬息万变。陈赓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心中藏着取胜的机宜，胸中怀着灵活应变的方法使得他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