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徐焰《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是两个革命》

铁鸟

    在抗日战争这次全民族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成功地实现了两个革命并行的目标：民族革命---驱逐日本侵略，民主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
    抗战只是打日本？如此理解太偏狭。
    近些年来，有关抗战史教育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倾向，即只单纯地讲国内团结打日本，而淡化了对当年阶级斗争的记述，使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产生了模糊认识，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磨擦及其必然性。其实，当年抗战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要打碎国内的旧制度。按当年解释就是要使“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不能在战后恢复中国旧政权的黑暗统治。
    全面抗战开始前，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被国民党“围剿”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体现了全民族共同利益。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接受了这一要求，是因为日本入侵也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不过，各党派把抗日当作首位任务时，国共斗争为中心的国内阶级斗争也只是退居第二位，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未消失，且屡有激化。
    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承认过“国共合作”一词，只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允许共党输诚”，在内部又强调“抗敌除奸”---“敌”指的是日本“奸”指的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对待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就如同宋朝招安梁山再让其打方腊，想用“收编”方式让其到前线借助日本的飞机大炮消灭之。至于共产党的抗战指导路线，美国记者斯诺有清楚记述。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说，当走进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城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时便谈到抗战的规划---“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斯诺又总结毛泽东谈话宗旨说：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
    后人不能不钦佩，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
    日本敢于侵略中国，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抗日期间，革命力量需进行内外双重斗争。
    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狂妄，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且丧师失地。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扬长而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当年的中国抗日力量要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击日军，同时也要铲除伪军/伪政权，在联合尚能抗日的旧势力一同对日作战时又要设法对其加以改造。
    由于当时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分成不同阵营，各自又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抗战时国内反动势力也产生了分化。清王朝的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为其充当傀儡。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分为两派，汪精卫代表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而在战时降日，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权。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只能是采取不同政策，把斗争与联合结合起来，才能在削弱国内反动势力时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政权。
    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其主力只能占领“点”（各城市）和“线”，要控制大片农村不能不利用汉奸和伪政权。日军对广阔的后方只能定期分区“扫荡”和分散设立据点，这就为共产党发展力量实行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前，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下旬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胜后，针对一些领导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泽东又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接着，八路军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跃进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的战歌一时传遍了华北/华中大地。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由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曾达到1亿，在各地打击日军孤立的据点和分散的部队，并铲除了伪政权。共产党的武装到敌后迅速壮大，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从1939年以后便连续出现了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国民党军制造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八路军便以反顽战斗打垮了晋豫边顽固军。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叫嚷要把新四军苏中部队“赶到长江里喝水”又在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中被歼大半……不过为了维持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的反击都适可而止，随之蒋介石同周恩来还能一再在重庆谈判握手。
    近些年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煽情式地说什么“抗战中只有华夏儿女，没有党派之分”这岂不是抹煞历史的欺人之谈？抗战中除了有爱国者抗日/打汉奸的激烈斗争，抗日营垒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贯穿了战争全过程。
    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就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持久战”来对抗强敌。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
    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侵华日军总头目/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便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如在1941年以后的最艰苦时期，华北200余县的抗日武装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合计能毙日军6000人，从而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战将日军拖得日夜不宁和疲惫不堪。
    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的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主要是以大生产减轻群众负担。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切实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关键也在于不能解决民生特别是土地问题，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敌后国民党军倒真是陷入“游而不击”的状态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敌当了伪军。至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中就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统天下。
    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战后很快迎来新中国诞生。
    中国抗日战争尚处在相持阶段时，就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在1945年8月结束。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
    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首先就要涉及到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对抗日军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
    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多以外，更重要的是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逃到台湾后，其史书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
    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
    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
    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走向衰落。
    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8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力量便同反动势力进行了最后决战，并驱逐了继日本之后而想控制中国的美国侵略势力，很快赢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彻底结束了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就此骄傲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铁鸟

    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中说，当走进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名志丹）县城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时便谈到抗战的规划“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
    斯诺总结毛泽东谈话宗旨：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

铁鸟

毛乃枭君，周非诤臣。

铁鸟

　　首先，我觉得战略就其广义来说，就包含了诸如军队建设/民政管理/后勤/外交或统战等等，所以说“陈老总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资历老，建新四军有功，一张口能调和党内矛盾，也能哄得资本家/臭知识分子们团团转”等，也是在这个广义的战略范畴之内。而狭义的战略或者说军事战略，一方面与上述广义的战略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具体的战役战斗也有联系，所以我不同意所谓“纯军事”或“纯战略”的说法，因为这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截然的分界，可以让它们“纯”起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指挥方式是直接指挥（在各个根据地互相被分割/联络又不方便的情况下，各根据地内部的领导仍然是这种方式）这和多数西方军队的“委托制”是不同的。在西方军队中，战区指挥员可以只考虑本战区的情况而提出意见或直接处理，由上级机构，如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来协调各个战区的行动。对这些西方国家来说，它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只考虑整个大战略（当然其中军事战略部分必须由军事机构提出参考意见或建议）而不必涉及具体的战役指挥方面的内容。对中共军队来说，其部队第一首长（往往是政委）对本部队所有的大政方针，包括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这就要求这些部队首长必须是军事上的内行，否则在下级的不同意见和种种方案之间就必然陷入无从选择的境地。
　　故要评价陈毅（或其他政工军官）的军事才能，必须考虑上述两个因素。也就是说，陈毅作为整个华东野战军的一把手（司令兼政委）他必须对野战军的军事行动从决心到目标到具体部署最后拍板。我们只能根据这个拍板正确与否来衡量他的军事才能。
　　从具体例子看，如黄桥战役，以七千人歼灭敌军一两万人的决心是陈毅下的（陈给中央的电报认为可以独立解决韩德勤部）换别人，就算有下级给你打保票，你敢不敢这样下决心？更何况粟裕当时还没有象解放战争时那样显露出他非凡的军事才华，陈老总凭什么完全信任他？另外，黄桥战役计划，从决心（如前述）到方案（当时有两个方案，守黄桥与放弃黄桥打运动战）到歼灭目标（李守维部或翁达部）到部署（仅以一个纵队守黄桥，其余打援）都是要陈毅拍板的。陈毅不懂行吗？
　　陈毅是不是事事只要听粟裕的就可以了呢？举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小例子。
　　黄桥战役前，有个营溪/古溪战斗。韩德勤部以七个团进攻陈毅所部。40年9月5日，保一旅占营溪/一一七师攻击至古溪以北。陈毅与粟裕叶飞等发生不同意见。陈毅主张撤出古溪再退十里，诱敌深入，以便迂回包围。但各纵司令员和粟裕都主张不必再退，即行出击，认为有把握歼灭当面韩军。陈毅勉强同意。结果打成击溃战，缴获俘虏不多。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后来黄桥战役吸取了这个教训。
    所以说认为陈毅毫无主张或缺乏战役指导能力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再比如宿北战役，陈毅拟好4种作战方案报中央请示（同时给粟裕谭震林。粟裕当时在盐城指挥华中部队）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歼灭进攻沭阳一路为最好，要粟裕来共同商议。最后定下决心攻歼沭阳一路之蒋军六十九师/十一师。陈毅拟定方案时粟裕不在，而最后结果证明其正确，这一过程完全可以看出陈毅具有独立指挥战役的能力。
    莱芜战役，设想是陈毅首先提出的，事实证明非常之高明。这是在很多著作里都提到过的。
    孟良崮战役，当粟裕提出攻歼七十四师时，陈毅很快就同意了。如果陈毅对战役指挥不在行，能这么快定下决心吗？七十四师态势虽然稍稍突出，但距离其最近的蒋军仅四至六公里。
    就战役指挥来说，陈毅肯定不如粟裕细致周密，陈对具体部署也未必在行。但对战役指挥员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具体的部署（这可以由参谋人员来完成）而是定下战役决心。即打不打/攻击的对象和方向/己方的动用兵力等关系整个战役成败的问题。这方面陈毅并不弱。陈粟在战役指挥上很多时候是意见一致的。将意见一致的两个指挥员拿出来比谁更高明，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陈毅在军事指挥上有过失误的时候，如打泗县。当时山野参谋处很多人认为水大/部队疲劳/打桂系不妥，但陈毅误信“泗城外濠水深不过膝”所以没有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支持宋时轮，结果打得不好。这也可以说明拍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陈毅在山野也不是一个好仗没打，朝阳集战斗，歼灭蒋军九十二旅全部及六十旅一部，共5000人，是个大胜仗。如果只盯著打泗县，就难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同样，陈毅放手时，粟裕也有打得不理想的时候，如南麻/临朐战役（陈给中央电报称自己事先无预见/事中无匡救，实际情况---陈军事上没有过问）如果总盯著这些而不看整个的表现，就片面了。

铁鸟

    我对徐焰将军文章的质疑，在于其立论。欲以创立某种新的理论模式（“两个革命并行”论：民族革命---驱逐日本侵略，民主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来总结抗战时期中共的成功经验，概括中共与国民党/与日本及对美苏等多角复杂关系，这种探索可贵，但提出的具体模式不切合历史进程，其实行不通。
    个人认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政略/战略/策略三个层次动态论”更便于准确说明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斗争和万里长征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重重困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已经能够随机应变，依据现实条件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同时坚持自己的核心目标。
    所谓“政略/战略/策略三个层次动态论”是指中共的抗战，可分成主要三个层次：政略/战略/策略。政略---核心目标，是主轴；战略---阶段性方向，是辅轴；策略---适时适势的应变，是四个轮子。
    大略而论：
    政略方面，虽曾在短时期内有过偏移（俗称王明与毛泽东之争）但在大原则上是一直没有动摇过的：一边抗日，一边发展壮大自己；一边争取国内国际社会各界认同，一边运用各方力量制衡国民党。
    战略方面，01.西安事变之后/红军改编谈判之初，主要是争取合法化，获生存空间；02.八路军进入战场后，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发展队伍（具体发展上又有毛彭分歧）；03.皖南事变后，主要是与国民党争取舆论上的抗日领导权；04.抗战转入战略平衡及至进攻阶段（按中共方面说法）后，主要谋求美国支持，推动组成联合政府；05.二战结束后，双方撕破脸皮，转为否定国民党的抗日领导权，争取中间力量支持，推翻国民党。
    策略方面，因为可以细分的时段太多，关涉的事件太广，留待讨论中逐一展开。
    另外，徐将军的论述，过多的集中在中共这一方向，应该兼顾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变化。以我个人的理解，国民党的政略---限共/防共/溶共，自彻底“剿共”失败后，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但在具体的不同阶段，其战略/策略是不是也有所调整变化呢？比如某阶段以合作为主/某阶段采取边合作边对抗/某阶段在对抗之中有合作……
    一个巴掌拍不响。只从中共这一方的单一视角来研究抗战史，难免偏颇的。

烟若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开始了太平洋战争。
　　石原莞尔评论：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我方所拥有的条件/战法/战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战争手段的优点，只有依靠这些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军当局在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完成的现在提出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这个战争计划必须包含必要的生产增强数量和实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