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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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战区和第9战区大致分界图

（红线和雪峰山为分界线）

湖南因拱卫陪都重庆，在抗战中一直是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双方曾多次爆发大型会战。

但由于国军中“山头派系”林立，国军这两个战区的部队联合作战少有上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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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战区第一线阵地及纵深均为河湖交错/池沼密布的天然障碍地带，易守难攻，而且战区已经营多年。如果各级指挥官能够以后来第57师保卫常德的精神，用机动防御逐次抗击日军，则本应可以迟滞其前进速度，并给予相当大的损耗；但由于多数指挥官一触即退，致日军发起进攻后短短5天时间就深入至暖水街/王家厂及澧水之线，而且极少损耗和伤亡，同时也丢失了大多数天然利于防守的地域，反而为日军所占据这导致了日后对常德增援作战时面临了巨大障碍。
        高级指挥官缺乏战斗意志是这一阶段作战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后期，尽管日军战斗力不断下滑，且国军装备日益改善，但国军的大多数高级将官的战斗意志却大大消减。在之后的1944年豫湘桂大作战中，这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数十万经营驻地多年的国军在遭受日军攻击后，几乎未做什么抵抗便立即撤退，最后竟至形成大规模溃退，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接近当时国统区面积的一半，损失异常惨重。
        另外，第六战区和军事委员会部署的第33/第26集团军及第五/第九战区的策应作战也并未积极坚决地执行，因而丝毫也没有对日军第11军进攻常德起到任何有效的影响。实际上国军中“山头”林立，高级将官们都有本属于自己的帐，如果日军不在自己防区或者对自己威胁不大的话，都不愿投入过多兵力以避免消耗自身过多力量。换句话说，友军的生死存亡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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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常德会战最初制定的大包围战法，最早源自台儿庄战役的成功经验，之后经过武汉会战和多次其他会战的发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推出“天炉战法” 时达到顶峰，在与日军的大型会战中屡试不爽。这种战法的思想通常是：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自动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不是直线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和外线的重兵集团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最后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但对日军来说，在与国军多次交锋后，日军也渐已熟悉国军这种战法的特点。在此次常德会战中，日军特地将半数以上的兵力用来阻截国军对常德的增援部队，其实其目的不单是进行阻截，更重要的是让国军外线部队无法形成反包围圈，从而完全破解了国军的此种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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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常德城内巷战益形炽烈，守军仅凭少数残破碉堡奋力支撑。各团仅存一两个班、排，全师不过数百人，弹药也即将告罄。迄2日深夜，援军仍未到来，余程万深感大局已难挽回，决定突围。于是翻越南城墙，乘小船渡过沅江突出重围。经过12昼夜的血战后，常德于12月3日晨被日军占领，57师的八千官兵也牺牲殆尽。

此时，常德外线各兵团在日军阻击下进展困难，仍停留在澧水以北，夏家港、漆家河以西和沅江以南。其具体位置为：第10集团军，第66军的第185师在石门以北，军主力因损耗重大，退守仁和坪以西；第79军的暂6师在临澧以西，军主力仍在五通市以西。第29集团军，第44军的第161师在兴化港，第 162、第150师残部仍在太阳山、太浮山；第73军在热水坑以西。王耀武指挥的第74军（欠第57师，配属第19师）在漆家河；第100军当日占领桃源；江防军第18军在澧水以北。第九战区来援的第10军第3师在德山被日军围攻中，军主力在兴隆街、赵家桥一带。

这之后，由于日军认为打击国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在与国军的交战中不断进行后撤。这一过程中，国军仅与日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小的战斗，并未达到原先歼敌于洞庭湖周围地区的目的。至12月25日，国军全部收复了失去的阵地，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常德会战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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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增援部队中，第10军是最接近当时常德守军的一支部队，这说明即使有日军的阻截，增援部队其实也还是有可能打进日军对常德的包围圈。但事实是常德守军孤军奋战12昼夜直至全军覆没也没有等到援军，这时的情况也真是“弹尽援绝”。如果将前期战斗战损过大，战斗力下滑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部分部队行动迟缓可以理解的话（如第10集团军和第74军），那么之前未曾参战的第18军和第99军增援缓慢就很难理解了。

文中提到11月24日，第18军在澧水以北，而在12月1日，该军仍在澧水以北。另外第九战区北援的除了第10军外，还有第99军，文中提到24日第99军在资水以南，而在后来距离常德最近的增援部队中却只有第10军，而它没有发挥到任何作用。能够解释这一点的原因与前面一样，在“山头”林立的国军中，增援部队对于“友军”的生死存亡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可叹的是八千虎贲牺牲殆尽却没有换回应有的胜利。

与前面分析的一样，高级将官们缺乏战斗意志加上日军拦截也是导致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救援部队行动迟缓，形成逐次投入战斗，未能在第57师在常德吸引住日军的有利时刻及时、同时到达战场；无法适时集中可期必胜的优势兵力，在预期的决战地域给予敌人以致命的一击，却基本上形成了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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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失守后，蒋介石闻知余程万擅离阵地，震怒之下，下令将其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处审判，并扬言要将他判处死刑！余程万被押解重庆。

抗日英雄沦为阶下囚。按当时军中连坐法，所有突围退却的将校官长，都有罪，但实际上真正遭到惩处的仅余程万一人。而且余也仅被囚4个月，之后无罪释放，旋任命为74军副军长。

此后余程万少有作为。

国共内战中，在74军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他因祸得福，也避免了张灵甫式的覆亡。但他被指在26军军长任上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敛财自肥……真相如何，没有确证。1955年8月27日，在香港新界种菜养鸡的余程万遭遇匪徒抢劫，中弹身亡。一代抗日英雄，结局悲凉！

另一位抗战英雄方先觉的经历与余程万也是何其相似！方先觉因衡阳保卫战而让世人所熟知，同时也是那位最接近常德守军的第10军军长。在衡阳保卫战中，第10军面对日军重兵围攻，坚持防守40余日，直打得城内成为废墟一片。同时援军也照样是久久不至，使得当时第10军完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面对这样的情况，方先觉意识到大势已去，在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后，准备拔枪自裁，却不想佩枪早被副官拿走。后在属下军官的胁迫和形势逼迫下，方先觉在日军答应不伤及第10军剩余官兵的条件后向日军投降。后在他人帮助下，成功逃回重庆。

从这之后方先觉就再也没有机会与日军作战以一雪前耻。而抗战后的经历更可谓惨淡，首先是在与解放军的战斗中吃了败仗，然后是不断调任各类非重要职务。1949年底携眷逃往台湾。1968年退役后因其衡阳投敌的事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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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面两位中国将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组织所有菲律宾美军最后向日军投降的温赖特将军。他当时指挥大约1.5万美菲联军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与日军进行最后的作战。 美国政府当时考虑到守军弹尽粮绝的实际处境，当天，罗斯福总统亲自给温赖特将军发布新的指令，改变了以前战斗到底决不投降的命令，授权温赖特将军可根据实际战况和后勤供应状况，自行做出决定。于是温赖特将军在大约一个月后，通过无线电命令整个菲律宾的美菲部队停止抵抗，还特地表示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

温赖特将军降后被关押在我国的东北，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特意派飞机去我国沈阳，来接刚走出战俘营的温赖特将军，出席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巡洋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对比中国两位将军和美国将军的特殊经历，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其实中国两位将军已在守城战中尽到了一切力量，他们所欠的只是一死而已。但何必要如此苛求这些已经尽力的将领，而不去追究那些作战中未曾尽力的高级将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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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反映抗日战争国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各种报道和文艺作品日渐增多，也激发了社会和学术界对国民党抗战功绩的重新思考和激烈讨论，一部分人甚至提出要为国军抗战“正名”。诚然，肯定国军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无可厚非，这本是一种社会进步。不过这些以反映国军抗战为主线的作品却大多只将目光聚焦到国军中的少数几支部队，然后将其无限拔高，最终变身为一支要么无坚不摧要么孤军抗敌的“铁军”。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全体国军的真实战斗力。纵观整个抗日战争，国军在与日军展开的22次大型会战中绝大部分都以失利告终，而且战争中真正涌现出的王牌主力部队也很寥寥——仅有后来的五大主力和少数部队。

今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值得欣慰的是国军的抗战功绩并没有再埋没在历史之中，不过在报道国军的抗战功绩和价值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国军战斗力的真实还原，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应该拥有的一种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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