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大勇精神

铁鸟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桩伟大的事业的完成一般都不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里的搏斗，有流血，有惨痛人寰的悲剧。奥地利思想文化史家茨威格曾经写过一本书《异端的权利》书中写了西班牙人塞维特斯为争取对《圣经》的自由阐释权而同新教领袖加尔文进行的斗争。塞维特斯同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但是这位思想精神方面的自由主义显然不同于专制暴虐的加尔文。他鉴于旧教对新教的迫害，热烈主张新教在改革的同时就高扬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以免人们在精神探索上遭到追捕/监禁/屠杀/火烤等残忍的暴行。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他同加尔文发生了分歧。曾被旧教当作宗教叛逆和异端的加尔文明显地缺乏民主的改革精神，他以旧教对新教徒的手段残害内部的改革者，把塞维特斯投入了监狱。然而这位精神上的自由主义战士依然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同加尔文展开辩论。对方以死刑威胁他，最终决定以“文火烧死”的酷刑来惩罚这个异端，同时假仁假义地表示只要对方认错，还可以减刑。塞维特斯为了维护自己“神圣的……信念和信仰……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并坚决拒绝做出那怯懦的公开声明”最后他在半个小时的烧烤中，在尖厉而痛苦的哀号声中变成了“一堆乌黑的、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
        以塞维特斯返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他们缺少的恰好是他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大勇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争取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民主自由而做的努力。像胡风/秦兆阳/何其芳/邵荃麟，他们都付出了沉重乃至血的代价。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斗争的目标/勇敢/规模，还是激烈的程度，他们都不能同塞维特斯相比。没有一个像塞维特斯那样把斗争的目标确定得那么高，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那样的胆量，就是以文火烧烤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多数人小心翼翼地绕开权威的名字，仅仅把自己的思想划归到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一旦事情触发，不是送上检讨就是“低头认罪”再不就是为自己辩解。胡风是个少有的大勇主义者。40年代，他旗帜鲜明而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及“一部作品一种民族形式”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于“改造思想、民间形式”等理论。建国后，他仍然敢在已有定论的问题上别抒己见，指斥文艺领导的庸俗社会学方式，这几近惊天动地的壮举令人无限钦佩。然而他颇带愚忠的信赖、他的检查、他在法庭上的沉默，又多么让人遗憾哪。
        是不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没有一点认识能力呢﹖被胡风誉为“年轻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张中晓果然名不虚传。50年代初他写信给胡风说，他没看毛泽东的《论文艺问题》还想写点文章，“一看之后，就不想写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讲话》“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而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如果教条主义地搬用它就会造成失误。张中晓的认识深刻而中肯，具有启示人的力量。可惜它是一封私人通信，要是能以正常的方式发表出来，该会产生多少震聋发聩的效果啊。
        张中晓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是否绝无仅有呢？不。从后来被打成“敌人”的某些人的材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相同的东西。1957年一个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提议给胡风平反。她认为“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泽东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语言尽管不如张中晓的尖利，但其认识程度也是相当深刻的。还有冯雪峰在私下同陈早春谈话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哲学和历史性的评价，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和不民主作风的针砭，非有相当思想深度、非有相当的智慧和才能绝对办不到。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特别是那些秘密谈话、私人信件及个人日记来证明人们对时代问题的清醒认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中国的文艺家中除胡风而外，再没出现第二个人以异端者的身份直陈己见呢﹖没有再出现一个张志新或遇罗克呢﹖用“左”倾时代的高压政策可以为他们找到一种借口。但是历史上每一个殉道者所面临的敌对力量都比他自身要高出千百万倍。当他们发起冲击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自己不是以卵击石。可是哥白尼站出来了，布鲁诺站出来了，塞维特斯站出来了，遇罗克张志新站出来了，却独独不见中国当代文艺家的身影。“环境”决定论/“条件”决定论无法为他们解释一切。这确实反映了惊人的“软弱”是他们在几十年中普遍的心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是他们太恋自我的生命了，用巴金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信奉活命哲学。
        塞维特斯为了精神不受玷污，可以狂热地维护自己神圣的信仰。他宁可在无法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却缺少这种献身精神。一位著名作家坦白地说过如下意思的话：精神的折磨再大我可以忍受，肉体的折磨我一天也受不了。要是遇到后一种情况，我说不准会不会出卖自己。他本人倒没出卖过自己的灵魂，但是类似的行为在当代文艺家中出现的还少吗﹖为了躲过批判的风头，或为了求得一息的安宁，周扬/夏衍/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巴金/欧阳予倩/康濯/王瑶/李何林/陈企霞，不都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发表过自我检查吗﹖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所谓错误多半正确。可他们的检查不是言不由衷，就是给自己戴上高帽，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黄药眠的一席话颇为准确地道出了胆怯/平庸造成的必然结果。他夫子自道，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这种种“照顾、考虑”是文艺界的普遍状态，它们说到底是文艺家怕给自己惹麻烦、招风险，弄得身败名裂。可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发现从来都需要豁出身家性命的精神。黄药眠最后结论得好，如此无穷地考虑下去“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小……个人风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报纸杂志上出现的只能是平庸已极的文章。
        黄药眠的文章主要不是反思批评家的人格状态，而是谴责文艺领导上的清规戒律太多，文艺家们得不到一个充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十分重要。但这种环境不能光靠别人给，还要自己来创造。这种环境的创造当然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的努力，而需要整个批评群体的合作。这就需要每个作家都有建构民主自由环境的意识，都不去写那些应景媚俗的文章。当其中的某个人以身试法、遭到劫难时，其他人能赶来声援；假如做起来实在有困难，那么至少要保持沉默，不去当附庸，不去沽名钓誉，使“批判”冷冷清清，这样也能形成一种稍好的局面，起码让人感到有一种对抗的力量存在，因而使“左”倾思潮对民主/自由/真正学术的追求不敢轻易动手。
        然而看看五六十年代，那些批评家让你完全心灰意冷。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根本上缺乏群体性的民主自由意识，缺少侠义的援救精神。在《异端的权利》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动人的情景：当塞维特斯遭到惨无人道的火刑后，另一个异端者卡斯特利奥从加尔文的身边、从瑞士的另一角落巴塞尔崛起，他通过著作/演讲等多种方式向加尔文发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他热烈地为塞维特斯辩护，对加尔文及其势力的迫害，他报以无限的蔑视：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
        卡斯特利奥的热情甚至感动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被加尔文称为一个“天使”的梅兰克森。他以同样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卡斯特利奥的支持，以期帮助他摆脱加尔文火刑的威胁。这种赴汤蹈火的援救意识，这种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协同作战的无私无畏的精神，能把每一个稍有正义感的人感动得热血沸腾。
        看看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你能说些什么呢﹖从孙瑜/冯雪峰/胡风到丁玲/秦兆阳/何其芳/巴人/孟超/邵荃麟/夏衍，有多少人曾被宣布为异端。而当每个异端出现的时候，可曾有人站出来为之辩护吗﹖
        曾经有人设想，要是他们联合起来该多好。然而历史不能靠想像来改写。当中国的现实推出上述这样的文化人个体的时候，你没办法把他们组合成有共同理想的一群，在他们中不会出现卡斯特利奥，也不会出现梅兰克森。而且认真地说起来，自胡风之后，没有几个是主动向文化专制主义发动冲击的。也就是在政策松动、允许人们随便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出于心中尚存的对真理的表达欲，才会抒发一下郁积已久的想法。要是官方不做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等的保证，难说“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题材多样化”论会不会破土而出。就算它们会出，那也得穿上各种各样的外衣，弄得奇形怪状，让人不知所云。

铁鸟

        中国的悲剧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义象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但中国的深层悲剧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富人没有远见！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鼓励那些靠勤劳智慧积累财富的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From万元户to百万富翁to千万富翁to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近两年国有企业转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亿万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2005年，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敛财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邓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每个不傻的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作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边流浪边打工，有一天和几个先发起来的朋友在上海宾馆附近闲逛，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姑娘在乞讨，不住给过往行人打躬作辑，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钱。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跑过去在她的破碗里丢下十元零钞。朋友们马上提醒我，说这些人都是“骗子”不值得同情，说我刚才的行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鲜血还急着给他人疗痔疮”说白了是“傻冒”。
        我当时听了这话很呐闷，心想就算这些人是“骗子”，一掷千金的富人们路过时丢下一元钱也损失不了什么啊？中国人干吗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计较呢？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和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矿主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种情况：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 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成了强盗的男人就会去抢矿主，然后把矿主杀死。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第二种情况是“短视”。
        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
        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纪中期美国的石油大王；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依旧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汽车大王。
        中国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镇压了！逃亡了！破产了！今天的中国富豪一百年后会向何处去？如是他们不改变自己的作法，结局应该不会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其财富并非来自勤劳智慧，尤其是亿万级富豪，其财富来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超级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靠钻体制的漏洞积敛起来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靠勤劳和智慧产生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纪石油革命时代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那样的机会。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特权”！是靠伤害国家和社会积敛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绝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平民暴动。因为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中国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顺守”一说。既然有相当多的富豪财富来路不公正，现在该是你们把不法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主要的是为了你们家族的百年大计。
        这里我想问富人一个问题：你是愿意把财富拿到花枝招展的体面人群中享用呢？还是愿意拿到象非洲那样饿得皮包骨的穷人群体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财富在国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会努力争取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最好不要发生，在满眼都是穷人的社会里我拥有再多财富也没有多大意义，说不准想找个漂亮点的小蜜也难上加难，因为饥民世界里不容易产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种情况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里，那份孤独不是一个富人能够忍受的。为了争取第一种结局，我得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群变成体面人，变成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一部分出来为他们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一部分有“远见”的富豪，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富人集团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看了一篇标题为《民族与历史》的论文，为作者的观点与见识深深倾倒。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总裁。如果中国的大总裁们都有他那样的“远见”中国的悲剧无疑会大大减轻。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
        “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酮和鲁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酮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酮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酮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作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 “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次年的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在任“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了。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铁鸟

我国现在抗战是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受暴日之侵略，忍无可忍而战。二，是为了全人类的公义而战。

三，是为了要夺回全世界人类的公理而战。要抗战才能建国，要建国必须抗战。

铁鸟

    孟德斯鸠抨击了“连坐”的专制暴政。在中国，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孟德斯鸠指出，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条。他谴责道“这些儿女妻室不当罪人就已经够不幸了。然而君主还要在自己与被告之间放进一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光耀他的裁判”因而，孟德斯鸠引用了传教士杜亚尔德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他不同意某些传教士关于“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说法。
    孟德斯鸠对中国清代残暴的文字狱也有论述，他说“言语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追从犯罪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因为在有的时候，讽刺的文字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愤转为嬉娱，使不满的人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们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孟德斯鸠在这里显然深刻地意识到了，言论自由是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民众宣泄愤懑/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由于专制政体的胆怯和心虚，它便不得不扼杀言论自由，大兴文字狱，实行恐怖统治，追求所谓的平静和稳定。令我们这个民族颇感耻辱的是，孟德斯鸠所抨击的中国清代的文字狱，在以后几百年的中国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愈演愈烈，到了二十世纪的“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