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语录

铁鸟

1.对我来说，任何东西都没有书重要。我在图书馆中看到了庙堂。

2.由于要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我把文学变成一种绝对。

3.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

4.存在先于本质。

5.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我们也应该自问：人们为什么写作？

6.作家做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它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包笼世界。

7.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8.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有一个意义。

9.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即使具体的优势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10.作家的真正读者群的范围若能扩大到他潜在的读者群的边缘，这就会在他的意识里调和敌对的倾向，于是文学获得彻底解放，将代表作为介入过程中一个必要瞬间的否定性。但是据我所知这一类型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而且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可能存在。所以冲突仍然存在，他就是我称之为作家及其负疚的良心的种种灾难的根源

11.只有意义才能赋予词以语言一致性。

12.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

13.用颜色和声音工作是一回事。用文字来表达是另一回事。

14.说话就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无邪的性质。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他人为了改变这一情境而揭露它。

15.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所以散文作者是选择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

16.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

17.文学客体是一个只存在于运动中的特殊尖峰，要使它显现出来需要一个叫阅读的具体行为，而这个行为能持续多久，它也只能持续多久。

18.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

19.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20.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重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次召唤。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

21.书不象工具，它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所献身的目的就是读者的自由。

22.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

23.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24.阅读是一场自由梦。

25.任何奴役他的读者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和艺术本身。

26.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

27.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28.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

铁鸟

三种激情虽然简单，却异常强烈，它们统治着我的生命，那便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承受的同情。这三种激情像变化莫测的狂风任意地把我刮来刮去，把我刮入痛苦的深海，到了绝望的边缘。

我曾经寻找爱，首先是因为它能使我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之情如此强烈，使我常常宁愿为这几个小时的愉悦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其次是因为爱能解除孤独——在这种可怕的孤独中，一颗颤抖的良心在世界的边缘，注视着下面冰凉、毫无生气、望不见底的深渊。我寻求爱还因为在爱的融合中，我能以某种神秘的图像看到曾被圣人和诗人想象过的天堂里未来的景象。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虽然这似乎对于人类的生命来说过于完美，但这确实是我最终发现的东西。我怀着同样的激情去寻找知识，我曾渴望着理解人心，我曾渴望知道为何星星会闪烁，我还企图弄懂毕达哥拉斯所谓的用数字控制变化的力量，但在这方面，我只知道一点点。

爱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引我接近天堂，但同情之心往往又把我拉回大地。痛苦的哭泣回响、震荡在我的心中。饥饿的儿童，被压迫、受折磨的人们，成为儿孙们讨厌的包袱的、无助的老人们，充斥着整个世界的孤独的气氛，贫穷和苦难，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人类生活原本该具有的样子所作的讽刺。我渴望消除一切邪恶，但我办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处于苦难之中。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认为值得一过。而且，如果有第二次机会，我将乐意地再过一次。

铁鸟

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张承志

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们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作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

但是，我要警惕偏激。  

对于中文的一种感情和守卫意识，会使我今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

但是，我要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  

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会使我在今后更加珍视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要有意地向别人包括世界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  

                                                        ——张承志



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濒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朵渔



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往往与其时代相对峙，他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原本属于自省的向度往往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云淡风清，文意沁凉。  



我觉得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它不同的形式，就像每个美女都有她不同的身段。当代诗歌这双小脚实在太秀气了，稍有越轨就是冒犯。诗人必须抛弃那双自恋的鞋子，给诗以自由的成长空间。但是自由也有其限度，比如，诗最终还是一种“心灵的虚构”，而史是实的，如何化实为虚，虚实转寰，最需要功夫。我为此考虑了很久，并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将个人情感与千秋风云结合得如此完美，太史公堪称大诗人。



“耻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就像基督世界的“罪感”。孔子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那意思是，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要有羞耻之心，要对自己有一个不妥协的标准，如此方可为士。孟子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话说得非常狠。为什么要强调“知耻”？因为“知耻”才能有个底线，如果你连羞耻都不在乎的话，那你作起恶来就轻而易举了。《中庸》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耻方能改过，这就近乎勇了，百毒不侵。“知耻”是修身之道，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因此最大的对手就是你自己。有时这耻感也来自外界，比如人权不彰，普世价值屡受侵犯，一个现代为士者就必须 “行己有耻”“不辱使命”。  



当你发现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的时候，你与时代、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确立了。这种紧张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自行断裂，因此选择回家是一个主动选择。  



古人动不动就隐居，现在哪那么容易将自己隐藏起来？一张小官吏的脸上都写满了现实，你出去打趟酱油都可能遭遇不测。我天天在窗户里面读书，窗外每天都在发生事故。我心知肚明。我的意思是，“现实感”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态度。我从来不担心经验的匮乏，我只担心自己走着走着就萎了。  



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在我的诗歌写作中，对性涉及不是很多，也不是很直接，这是我的风格。但并非说我没有下半身的立场。在我这里，它更包含有一种自我解放的意义。我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身体了，或身体被层层包裹，变成了无性的、体制化的、统一的、僵尸化的了。要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这也是我参与“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初衷，它一开始就带有解放的、对抗的、冒犯的含义。“下半身”现在影响比较大，有人觉得很下作无聊，但你会发现它既有一种破坏性，同时也具有建构力。它在破坏、冒犯、顶撞、反抗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自由、活泼、欢快、湿润的个人空间。它破坏的是小家碧玉般的小脚诗，冒犯的是虚伪的、中产的、平庸的道德，它顶撞权威，反抗束缚，探索“人性的、更人性的”自由边界。   ——朵渔



我从最笨拙的地方入手，一首诗的“言之有物”、“有感而发”、“切己及物”被我看做最基本的诗歌伦理。你当然可以在诗里玩很好的花活儿，但我最终还要看你这首诗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怦怦跳动的心，有没有人的体温。一味的冷酷、炫技，强调“诗是一门语言艺术”，其实相声也号称是一门“语言艺术”，而且还讲究说学逗唱……北岛老师去年在获得中坤诗歌奖时，有感于“词与物的分离”，曾大发感慨：“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确是很可怕的。诗人一旦失去了言说现实的能力，他被现实所抛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我们的诗学道统里，往往不归李，便归杜。杜诗被称为“诗史”，是为“诗与现实”的最伟大的撑腰者。熊十力有一个说法：“工部才逊太白远甚，而后世宗杜不宗太白者，杜公一段真精诚千万不可磨耳。”也就是说，杜胜在有“心”，本真本诚，方与大才李白打个平手。你那点小才哪能跟李白比？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我觉得这是为诗人的本分。  



我乐于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与“民间”最为对立的那几年，有人问我属于哪一派，我说我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我离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还很远，比如我的行动力就很差。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对现代汉语诗人的身份危机做一番自我辩驳——— 对诗人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合法性问题进一步追问：你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说你在创造，那么你到底创造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人只有认清他自己所处的真实境况，他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状况”。辨清自我的实存与时代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世界才会逐渐清晰起来。很多人说诗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哎哟，你能走在这个时代中间就不错了。我们很多诗人很有才华，文本做得也漂亮，但往往写到中年就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写不下去，我觉得还是自我启蒙、自我完善的持续性不够，在文化视野、精神底蕴上输了。年轻时当然可以逞一技之快，但你不可能永远年轻。说“诗人永远都年轻”，很扯淡。诗人也是人。  



失去读者，诗人自身是有责任的。你写得轻飘飘的，不痛不痒的，打情骂俏的，没人围观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些形式上的实验，据说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点小热闹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的。有人说被冷落是先锋诗歌的宿命，这话在理。但集体被冷落就不正常了。你想想，集体先锋那是个什么阵势？我依然对文学抱有理想，我依然认为诗歌会是一种拯救心灵的力量。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早熟的才子，但我本人却是一个成熟很慢的诗人，很愚笨。这也使我偏信，诗人应该有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他不应该一下子就熟透了。早熟往往意味着早夭。一个诗人如果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口气、风格，往往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往前走了。我自己的诗歌风格往往两三年就有一个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我会恐慌，觉得自己难以为继。其实很多变化是自然而然的，自我怀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带来改变。一成不变地写十年，在我看来就是件恐怖的事情。



70后本身就很分裂，风格、路径、精神追求多元。一个感觉是，70后稍显犹疑，他们既没有老第三代们的快活与灿烂，也没有80后的自然与放松。这代人走走停停，聚聚散散，耽误了太多功夫。一竿子插到底的人物太少了。一以贯之，确乎其不可拔，如此才会有大诗人。这可能也是70后经典化迟缓的自身原因。另外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诗和人，其实就是无“心”，写出来的东西或冷或怪，或炫或恶，逞一点小才。整体而言，这是普遍晚熟的一代，浪费了多年光阴，专心致志者、特立独行者还是少了。   

                                                               ——朵渔

铁鸟

我爱我这片可怜的土地——因为别的土地我没有见过。——曼杰尔施塔姆

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玻尔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王国维

实际上，人们只是“死命地想要，但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孙甘露

一般而言，流行文化迎合的是人们的欲望，而纯粹的文学涉及的是人的基本处境。因为后者更为繁复、曲折和严酷，并且不易包装和诉诸官能，加之它的语言至上和对纯粹性的追求，使它从来就是一项孤寂的工作。——孙甘露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什克洛夫斯基

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来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

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

其一是把艺术看作世界的窗口。

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此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

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

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关系、思想和思想的反讽，它们的歧异——这些是艺术的内容。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什克洛夫斯基

作品可能有下述情形：1）作为散文被创造，而被感受为诗，2）作为诗被创造，而被感受为散文。这表明，赋予某物以诗意的艺术性，乃是我们感受方式所产生的结果；而我们所指的有艺术性的作品，就其狭义而言，乃是指那些用特殊的程序创造出来的作品，而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尽可能被感受为艺术作品。——什克洛夫斯基

铁鸟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常识者认定一篇诗作最好是根据它造成的影响或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根据它为产生效果所花费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看，一首诗显然也有可能简短得适当。过分简短的诗往往会蜕变为格言警句。——爱伦·坡

绘画是一个增加的过程，而雕塑是一个减少的过程。——达·芬奇

人类不知疲倦地努力去创造意义，舍此就不成其为人类了。因此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意义的创造比意义本身更为重要。——罗兰·巴尔特

零度写作就是从作品中强制性地消除文学“符号”，也就是采用一种“白描”的写作手法，接近一种文学语言的“零度”；在这一状态中，我们觉察不到作者和读者的存在，严格的中性和简朴的风格充满了对文学实践中固有的缺点的宽恕。——杰姆逊

每一种形式一经出现，就立即要求有一种超越历史阶段和摆脱生命律动的效力。由于这个原因，生命同形式总是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这种关系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并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危机。——齐美尔

地狱就是地球，地球是一座全球化了的地狱。——圣圭内蒂

铁鸟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上，无论怎么叫人发愁，它总还是美丽的。——蒲宁

幸福只给懂得幸福的人。——蒲宁

信仰生活，也许。——哈维尔

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最个人和最内部的东西；同样当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地上的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最个人的和最后的凭据，失去安宁和他自己的一张平静的床。——伊凡·克里玛

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嘻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人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快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伏契克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形：诗人不得不面对无数事实的压力，而这些事实同他们的孩童天性格格不入。初涉人世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生存的严酷规律完全有悖于我们的愿望。一束火焰，看上去如此美丽，可一旦握住，就会灼伤你的手指；一只玻璃杯，从桌上扔下，不会在空中停留，而会摔成碎片。——米沃什

我将诗歌定义为“对真的热烈求索”。没错，就是这样。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诗人面对着天天都显得崭新，神奇，错综复杂，难以穷尽的世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这一模拟真实、忠于细节的永不满足的愿望，确保了诗歌的健康，并使它得以在任何艰难时世幸存下来。无论尼采会说什么，命名事物的行为本身就要求诗人相信事物的存在，相信世界的真实。——米沃什

写诗的人常常凭感觉认定某一个词是结实的，飘的，有力的，鲜艳的，凭这个词和其它词的相碰形成了诗句。这时候词所含的属性往往只是一次性的，在另一个语境里，它很可能不结实不飘不有力不鲜艳。一次性，哪里找得到规律？哪里给理论以出现的机会？写诗的人都有他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和选择。而通常人们判断说，那是诗的语言，也许恰恰是酸腐的陈词滥调。诗的语言必须活着而新鲜。总结不出来的。一旦能总结必然开始了生硬。——王小妮

铁鸟

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到“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阿伦特



依我看，哲学说到底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抽象概念、抽象观念的批判，对这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保持警惕。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一些人当警卫者——对抽象概念、观念的警惕，这就很危险。一方面，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和观点人们就没法思考，但另一方面要保持对它们的高度警惕。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一些禁锢人的主要的抽象概念。对我来说，警惕抽象概念的具体途径是尽量把问题感性化，使之成为可以描述的对象，呈现其丰富性。——陈家琪



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要叛离或超越这些所谓科学的规范。我以前说过，把女人比作鲜花，其实女人与鲜花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这种比喻不是瞎搅和吗?但文学就是这样，每一个比喻都是挑战现存的知识定规，而且最精彩的比喻，往往构成了对知识定规最剧烈的破坏。这也就是钱钟书先生说的：本体与喻体的关系越远越好。为什么要远?这不光是修辞技术的问题，而是知识哲学的问题。小说不接受科学的世界图景，而要创造另一种世界图景，包括在女人和鲜花之间，在什么与什么之间，重新编定逻辑关系。—— 韩少功



积二十年写作的经验，我现在充其量只知道什么是坏的语言，所谓好的语言却常常短缺。这里有两种倾向我比较警惕：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只有机械僵硬的关系，语言没有独立而自由的地位；另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系，语言独立和自由得太离谱，泡沫化的膨胀和扩张，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用三句话来说，用八句话甚至八十句话来说，甚至把矫揉造作胡说八道当作语言天才……我曾经称之为“语言空转”，就是说这种语言没有任何负荷，没有任何情感、经验、事实的信息的携带。—— 韩少功



小说天然地反对独断论，这也是小说的道德。不“自相矛盾”天理不容，如果“确知所云”就一定完蛋。曹雪芹又要拆天又要补天，苏轼又要出世又要入世，都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韩少功

铁鸟

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



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



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能实际抵御艺术。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铁鸟

为什么要有批评？因为批评家高人一等，真理在握吗？以往有人这么看过，结果只能伤害文学，也使批评蒙诟，因为这太过僭越，给批评戴上了不该有的桂冠。我认为批评的理由，仅仅在于作家读者需要一点不同的声音，来提醒他们的不足。异己才能成知己，异性才能相吸，否则就有麻烦。所以批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管对错，不看风向，真诚大胆地说出自己阅读世界阅读文本的感受，做作家读者异己的知己。



坚守文学在中国现在的意义不是坚守文学从业者的一亩三分地，好像非要抱住小说、诗歌、散文或戏剧不放，乃是指坚持一种同实际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宽广、自由而诚实的思考，不是跟着舆论、跟着相对比较远离实际生活的流行观念与各种假先知的预言跑。批评应立足于文学，必须受整个文学运动的限制，而不能变成超越文学的神圣家族。



在现代中国，文学和学术像两匹马，分途奔竞。一部分人后来做学者去了，一部分人坚持做文学家。鲁迅对这问题想得很清楚，他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也就是说，人生秘机“不能假于学者之口”，只有文学才表达得出。《呐喊自序》说要改造灵魂，第一要务是提倡文学运动。他就没说提倡学术运动。在这句话里，他把文学看得太高，赋予文学超越学术的优先权。后来又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样就把文学和学术放在彼此相需、互相补充的地位上，比较平衡，不像上面一段话那么偏激。



我不相信一个时代没有文学却有很好的学术。果真如此，学术本身也掏空了，因为学术若没有文学的检阅，就像大脑没有心胸和身体支撑，非疯即呆。读者只读学术文章，没有欣赏高尚美好的文学作品的体验，心智也会偏颇。……现在表面上“作家去势，学者横行”，另一方面可能恰恰是文学的大好时机，因为学术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生活更强有力地呼唤的还是文学。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去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自杀，这个现象今天还有隐喻的意义。一个时代整个价值取向不能全寄托于学术，而忘记文学的涵养神思之功。



红色政治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阶段，它对汉语有好的一面，就是把某些明显迂腐的东西洗掉了。我有时比较80年代文学复苏以后作家的语言跟台湾作家和学者的语言，发现后者固然保留不少古风，但有时也够陈腐，倒是海峡这边的语言经过伤害也好扭曲也好洗礼也好，反而更见芜杂鲜活。



鲁迅有个理想，用翻译改造汉语，使之更丰富、更紧密。翻译是他们创作的组成部分。但是如今，这个资源也谈不上了，外语系和中文系彻底分家。现代作家都有 “文白夹杂”的问题。从周作人开始就自觉地认为，应该把整个古文纳入国语文学。以口语为本体，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吸收古文，白话文才会丰富。现在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也没这个资源，反倒说“文白夹杂”不好，是汉语草创阶段的幼稚病。这个说法大错特错。我们其实是以语言的工整来傲视缺乏规范的鲁迅时期的诘屈聱牙，忘记了那时候语言的丰富性以及在混乱和丰富中的规则。这代价太大。

铁鸟

人生困窘如在一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前后都见血迹。仁者之叹不独于这血的事实，尤在无可畏避的血的义务。



真正能够引起我敬意并感动的，倒是“为人生”的诗人。



你既然来了，即使不允许我看到你的真面目，也应该让我觉着你的来到像梦魇附体一般的真实，哪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挣扎着吼叫一声也好。我毕竟领略到了你那灵魂的力量。



诗是不易获取的，惟因不易获取，更需殉道者般的虔诚。而之所以不易获取，惟在于“歌吟的灵魂”总难于达到更高的审美层次。而愈是使我们感到亲切并日臻完美的诗却又是我们直悟生存现状的诗。



人生，坚定信仰而已。惟有这种追求与信仰使人免于孤独，免于心死之大哀。



我们的诗在这样的历史处境如若不是无病呻吟，如若不是安魂曲或是布道书，如若不是玩世不恭者自渎的器物，如果不是沽名钓誉者手中的刀具，那就必定是为高尚情思寄托的容器。是净化灵魂的水。是维系心态平衡之安全阀。是轮轴中的润滑油。是山体的熔融。是人类本能的嚎哭。是美的召唤、品尝或献与。



诗人，即更具痛感的人，直面生活，索解命运，勿为形役，人类史上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哲人、社会活动家都不乏这种诗人气质。



诗人不是职业。而鸡鸣喈喈。

铁鸟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友兰）

除了更深地去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爱。（梭罗）

真正高贵和深沉的个性并不显山露水，就像国王或征服者并不走在军队最前列。（梭罗）

成功不矜，失败也处之泰然，这两种乐调，一是勇猛的，一是温和的，一是顺境的声音，一是逆境的声音，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智慧。我们都要保留下来。（柏拉图）

Poetry is a technique developed by this animal, the human--a fairly useless animal. It has no claws, no hide, no real teeth and it doesn't run fast, but it is clever and it looks around a lot. For survival it develop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evolved for the purposes of memory, for the effective storage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at information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from one person to that person's peers. （Robert Pinsky）

铁鸟

笛卡尔认为，所谓“高迈之心”，是建立在自身的内在价值、非常高贵的精神之上。一个具有高迈之心的人，总是立足于牢固不变的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认为最善的一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抛弃这种意志。同时决不为“欲望”、“执著”或者“羡慕”、“憎恨”、“恐惧”、“恼怒”等等卑鄙的感情所动。而所谓“高傲之心”，是将自己内在的价值除外，受“才能”、“名誉”、“财富”等等的支配，擅自鸣高的一种卑鄙感情。陷入“高傲之心”的人，总是拼命贬低其他的所有人。他变成自己欲望的奴隶，不断受着“憎恨”、 “羡慕”、 “执著”、 “恼怒”的驱使。（池田大作）

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萨特）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荀子）

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

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间耳。（洪应明《菜根谭》）

铁鸟

谦逊者依靠沉默的力量把灵魂聚集到单独的一点上。一个真正谦逊的人没有被别人知晓或赞赏的欲望，只希望把他自己塑造成自己的样子，逐渐变成不存在，似乎他从未出生一样。等到他完全把自己隐藏在他自己的里面时，他就与上帝同在。（尼尼微的伊萨克，公元600年）



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傅译《贝多芬传》序）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傅译《贝多芬传》）

铁鸟

○不能把个人经验作为隐喻来运用的诗人，都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书写者。这是最基本的写作才能。

○在我看来，诗歌是现今保护神秘的最可靠的力量。如果没有神秘作伴，那样的境况可能只意味着人类在心智上的堕落。

○好的诗歌并一定是傲慢的，但是好的批评一定是傲慢的。

○技艺主要体现为对经验和想象的一种自我检视的能力。

○在本质上，诗歌是对历史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我常常感到，作为一种镜鉴或答案，历史太专断，太急迫；而诗歌就是要让过于专断的事物变得暧昧，为急迫的事物设置一个思想的手闸，使她减慢速度。诗歌是一种慢。

○我认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文和翻译体相互磨合的结晶。就汉语的现代特色而言，可能与很多人的想法不同，我倒是觉得翻译体反而体现了现代汉语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珍贵的特性。语言是一种永恒的实践，不存在什么固体不变的特性。

○我不认为诗歌有什么绝对的民族性。作为一个诗人，我想我本能地抵触任何诸如民族性这样的谈论诗歌的方式。

○诗歌越来越趋向用感性来截取历史的片断。

○如果非要诗歌承担什么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诗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

○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

○日常经验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之一，它不应该是排他的。我们书写诗歌，阅读诗歌，体验诗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活的常识，而是渴望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诗歌文化真正萦怀的是生命的境界。诗歌是一次关于人生境界的书写行动。

铁鸟

○在今天，“个人”已被普遍视为写作的基石或立脚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绝缘体。个人与历史从来就存在着一种深刻复杂的连结。

○对一个诗人而言，真正的灾难并不是不被理解，而是他太渴望理解。是的，一个诗人不要指望他的写作会在这个时代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会有多少崇拜者、追随者，那都是一种权力意识，一种有害的幻觉。他只能怀着“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来从事写作。

○在我看来，“承担”首先是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切入，比如，对个人孤独和苦难内心的承受。如果我写得过于轻飘，它就与这种生活不相称；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对个人内心的羞辱。“承担”，首先是承担生命之重。除此之外，一个诗人当然还应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因为“人生的”也就是“历史的”，“语言的”也必然会是 “文化的”。

○我心目中的“诗人”是那种具有杰出的诗性语言能力，而又以其精神的存在唤起和激励我们的灵魂的人。

○诗不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可感的，这样的感性最终要靠语言来体现。富有感性的语言就像某种“物质”一样，可以被人感觉到，甚至“触摸”到。这才是一个诗人梦寐以求的。可以说，恢复语言的“质感”或“质地”，并在写作中呈现语言的潜能和力量，这从来就是诗人的工作。

○我看过一些人的东西，但很遗憾，它们大都是在“观念”上做文章，在“道德”上比大胆，恰恰缺乏语言本身的力量，缺乏语言的新鲜深刻的质感。语言的质感，这才是和“写作的难度”相伴随的一个尺度。而这不仅和语言能力有关，还和一个诗人感受力的深度有关……我希望自己的语言是一种出自生命而又富有质感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它当然也包括了身体经验——发生一种深刻“磨擦”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不仅要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更要抵及到人们的内心。

○如果缺乏更充分的内在支持和资源，风格化就是一个诗人的死亡。

○看到某些精心修辞的诗，不过是一个华丽的空壳，我想起了尼采的一句话：“他们在挖掘，不过他们挖掘出的都是他们自己埋进去的东西”。既然这样，还挖个什么劲呢。

○对任何一个诗人而言，缺乏的都不是什么生活，而是把生活转化为诗歌的能力。日常性不是诗歌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有诗歌的“日常性”，那它也是一种诗的发明。

○诗人创造了一个世界，是为了在其中消失。

○我愿意引用一位英国诗人的一句话，作为对年轻人的忠告，这句话是：“除非你把理解世界的全部努力包容进去，否则诗就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