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欢迎to誓死抗争

凝香

        满清从入关到定鼎中原只用了一年时间，其间破大顺/平南京，纵横数千里，实可谓进展神速。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满清在这段期间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政策，那就是罢“剃头令”并张榜安民，从而收罗了汉族民众的人心。
        1644年4月22日晨，山海关大战即将展开。多尔衮深知此次入关作战与以前截然不同，非以烧杀掳掠为目的，而是要问鼎中原。于是他对八旗将领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在获山海关大胜向北京进军途中又约束清军：下令诸将士乘城，斯养人等，概不许入。百姓安堵，秋毫无犯。
        多尔衮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有一次三名满兵捉了一只家狗杀而煮食之。狗主人告发。多尔衮下令处斩杀狗满兵。另两名满兵责鞭一百并贯耳鼻游营示众。
        多尔衮还再补充命令：凡强取民间细物者，鞭八十，贯耳。
        相比从前多尔衮等随皇太极数次入关，烧杀抢略/行同野兽/无恶不作，而今仅因杀一民犬而诛一满兵。人狗同命，说来也是矫情造作/草菅人命。但从另一角度考量，多尔衮等也确有入主中国的大志。为此他们改弦易辙，极力自我抑制其兽性，变掳掠之旅为仁义之师。说来也真是用心良苦，为之不易。
        明末十几年来，中原华北人民苦于兵燹。无论是鞑子入寇还是官军剿匪抑或流贼蜂起，遭殃的都是人民。仁义王师早已鲜见。现入关清军竟如此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真令汉族百姓耳目一新。于是，中原人士莫不悦服。
        清军这种与以往迥然相异的作法为江南人民所闻，故清豫王多铎率师南征途中，民众的自发抵抗甚少。扬州抗战系有史可法主持而至。而清庭则使用两手。归顺者“鸡犬不惊，各安生业”以收罗汉人之心。抵抗如扬州者则疯狂屠之。以吓破汉人之胆。这双管齐下的策略也确实取得成效。江南各地人民大都对清军的到来持恭顺欢迎的态度。
        清军入南京时传示“不杀人，不剃头，照常乐业”南京民众各自在家门上大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国皇帝万万岁”六月初清军入苏州，城内外民众推举代表执黄旗线香到清军大营纳款，表示归顺。嘉定民众对清庭委派来的接收官员“结彩于路，出城迎之”太仓亦“民香花迎之”即使是江阴也曾“造图册献于府”表示归顺。五月二十八，豫王多铎到南京报恩寺拈香，南京人民“观者如堵”为了一睹清军统领的风采甚至挤死了人。汉族民众对征服者---满清似无大恨。非但如此，甚至还抱有希望。如苏州士民曾商议向清军呈文“请减吴郡重赋”许多地方的民众“无不引颈望，意满人将有大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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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六月中下旬“剃头令”重新全面严厉颁布后，形势立即大变。汉族民众对清庭的态度从欢迎期望急剧地转变为愤恨抗争。从个体以逃匿/自杀来抗拒到群体性的武装起义遍及江南。其中给清庭以沉重打击/给后世以深远影响的是“八十日带发效忠，十万人同心死义”的江阴人民反剃头令的誓死抗争。
    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四日，清庭新任江阴知县方亨到任。二十八日，方亨布告全县立即剃发，并限令三天内剃完。布告用词极为严峻，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常州府并派了四名满兵到江阴监督剃发。这激起了江阴人民的极大愤慨。二十九日，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受民众之托到县府向方亨请求免剃。方亨厉声叱斥。老人们义愤填膺，斥责他身为明朝进士来做清朝之官，实是不知羞耻！润六月初一，民众再次聚众向方亨请求。方亨仍是大骂不休。民众愤怒已极。一位名叫许用德的青年读书人奋然振臂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这个义薄云天的口号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一场悲壮的起义遂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原南明江阴典吏陈明遇被推举为首领。组织力极强的/因功升调另职尚未赴任暂居城外的前典吏阎应元被请入城主持防务。全城人民，万众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殷实士绅捐出大量金银。富商程璧捐饷达四万两之钜，可以说是毁家举义。显然他们已从扬州的前车之鉴意识到起义抗剃结果只会是杀身成仁。为宣示反剃发令的决心和激励大家齐心赴义，江阴人民“设高皇帝位于明伦堂”誓师起事，把无耻的清庭走狗方亨下狱。那四名平时作威作福/讲满语/吃生肉/随地大小便/俨然是正牌满人的满兵见势不妙，突然讲起汉话，声称自己是汉人，乞求饶恕。这更激起民众的愤恨，其下场当然可想而知。
    清庭调集大军把江阴包围得铁桶一般，日夜围攻。但在江阴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屡屡败绩城下，遗尸而返。清军对陈明遇/阎应元的劝降也遭到坚决拒绝。江阴城小，面积和人口都只有扬州的好几分之一，但其守城的时间比扬州长十几倍。清军源源补充，义军的人力物力不断消耗，精疲力竭，城池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清军也遭到他们南下后的第一场硬仗。史籍称，清军在攻城中死伤六万多人，在城破后的巷战中又死伤数千人。而江阴军民在战斗中和城破后的屠城中死义十万多人，也就是说几乎全城捐躯，所有的领导人亦全部身殉。陈明遇在城破后，首先命全家大小四十三人举家自焚，再持刀指挥义军与清军殊死巷战，最后“身披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不仆”。
    江阴人民慷慨赴难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值得华夏民族子孙万代哀思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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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清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作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藉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蒙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
    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上百倍甚至更多，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问题仅此而已，那并不怎么令征服者的统率人物忧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和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昔日我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地，岂知衣冠人物俱在中原，为江东所不及---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了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满清统治者怀有较之先辈更高的企图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量，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尤其当因剃头令的杀戮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中举后再被派往四处为官时，汉人就不再把满清看成是从塞外入主中原的戎狄，丝毫不会萌发欲将其驱离的念头。这样，满清就可以安然渡过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
    满清统治者的深谋远虑使之决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动，决不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甚至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满清入关后率先降清，忠心耿耿为清庭稳定局势效力的故明庭臣/清翰林大学士陈名夏因私下议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而被处绞并累及妻挈。
    满清统治的深谋远虑使其高规格的企图心得以实现。
    1851年，即满清入关207年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太平军《奉天讨胡檄》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
    然而今非昔比。相比之下，昔日李成栋/金声桓叛清和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以恢复汉明衣冠发式为号召震撼力巨大，一夕之间天下响应。但太平军所言则听者邈邈。曾国藩倒发《讨粤匪檄》用“两湖三江”的地域观念成功地压缩了太平天国的开拓空间。
    满清的铁腕镇压，砍下了最具民族意识/最具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满清标榜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麻醉了“好死不如赖活”的汉人的神经，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意识的兴起激荡，真不知满清政权还会存在多久。
    辛亥革命大不同于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起义仅用“驱逐胡虏”就足以号召起千军万马，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只能调动百来号人的敢死队。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参加者及后来各省的群起响应，其间反帝制意识重于反满意识。可叹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居然有许多人不肯剪辫子，在被迫剪去时竟如丧考妣嚎啕大哭。两百六十几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他们已经把满清通过血腥屠杀强加给华夏民族的发式衣冠当成了自己原有的东西---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了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终究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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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为何如此锐不可当？
    抗击满清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顺军，二是明军，三是民众。
    大顺军在山海关惨败后，其软件（心理因素）的崩溃胜于其硬件（实际军力）的损伤，此后再与辫子军接仗，心怀恐惧一败再败。明军经过与清军二十几年的缠斗，精锐之师早已丧尽，最后一支尚能一战的吴三桂所部关宁铁骑又已悉数降清，江南明军根本不能与清军“野地浪战”当然，若守城以战还是可以重创清军，但怎奈明军将领贪生怕死/斗志全无，更有甚者，开关揖敌/卖国求荣。故清骑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
    民众抗战如何呢？
    回溯历史可知几百年以前，无论是耶律契丹入关还是完颜女真南下，都受到华北中原人民的四处截击，而此时却大相径庭。
    难道民众的爱国心已高度退化？
    实际情况是，华北中原地区经过多年农民战争的损伤和清军多次入关烧杀抢掠以及连年天灾肆虐业已十分残破，疲极饥寒的人民确实难以组织大规模的抗战。江南社会状况远比华北中原安定，经济也较正常，但江南人民亦没有对满清的南下作坚决抵抗。是否江南人民特别软弱怯懦？
    顺治二年六月以后遍及江南各地的反剃头令的惨烈斗争给这个问号以彻底否定的答复。那么，应怎么解释江南人民这种行动上的剧变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民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家，国家必则有政权。民族系人类中的各个群体，在某一相对确定的地域内，由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人种等因素使某一群体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存手段/生活习性/心理状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等，而这一切又较明显地与其他的群体相区别，从而就形成了人类一个个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们由于沟通上的方便彼此会产生一种认同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希望在更大的范围里不受限制/不受排斥地进行各种活动---迁徙/开垦/贸易/旅行/办学/传道等等。而这一切首先只能在彼此具有认同感的人群中---同一民族中进行，于是这就促进了生命共同体---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每个小家庭的最大放大，是全民族的共同的大家庭。
    显然，国家由两大要素构成。一是相对确定的疆域及这疆域里的山川湖泊/耕地牧场/森林矿藏等；二是世代生息在这疆域里的人群--民族以及它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前者可以视为国家的硬件，后者可以视为国家的软件。而关于这个“国家”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祖国”。
    国家的产生必伴随着政权的建立。组织社会劳动/分配社会财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需要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政权，政权还负有抵御外力入侵的功能。政权既然具有如此的权力和功能，它就很自然地成为国家的象征，因而人们有时会把政权视同为国家。当一个政权非但不是建立在屠杀镇压人民的基础上，而且很能维护人民的利益时，人民会把自己基于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对祖国的爱移植到国家政权上，这时人民对政权与祖国有所混淆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政权是通过屠杀镇压人民来取得和维持，或横征暴敛丝毫不恤民艰时，那么即使人民暂时不能摆脱这个政权的压迫，也绝不会把它视同于祖国，这时人民是不会把政权与祖国混淆的。
    华夏民族又称汉族，来源于汉初文景之治善待民众而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汉武帝虽使尽民力但其中亦有不得不彻底击败匈奴的苦衷。唐初贞观之治重现文景德政，民皆悦之，故有“唐人”一称的出现，至今，海外华人自称唐人，华人社区称唐人街。然而，若国家政权的执掌者役使人民如牛马，人民就会离心。孟子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诗经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就是这个道理。西晋末年，昏乱的司马氏政权败亡于杂胡而民众坐视则为实例。
    明末毅宗虽极为勤政，但经过武宗世宗神宗连续几代的胡弄已国力大衰，又逢天灾连年/流民蜂起/建州入寇，明庭则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毅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庭横征暴敛/不恤民艰，故无论毅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称帝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交给朱姓皇帝跟交给满人皇帝又有什么不同？如果满人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
    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怒不可遏。原来满人皇帝不仅是要自己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毁我文化。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对汉族民众行为方式上的这一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时在江南的西方传教士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
    其实这不难解释。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明庭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虽赴汤蹈火举家殉难也在所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