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与飞天有关---悼念朱厚泽（2010年5月11日于北京寓所）

吴稼祥

        朱厚泽逝世当日（9日）我收到许多告诉我噩耗和表达哀思的短信，其中最能触动我的有两条，一条是张剑荆发的：近来一直有预感，昨晚还翻阅其摄影集，有一句话感受：一切都与大地有关。没想今日竟得噩耗！
        我请他解释“一切都与大地有关”的意思，他回复说：几次聚会都提及其病情。他的摄影集内容关注的多是树根，花，山峦，小民。
        另一条是张璨发的：惊悉伟人离世，十分哀痛。真忘不了他为我给北大打电话的情景。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在美国，如你去现场，一定代我表示：爱他，想他，学他。
        第二条短信看起来成了第一条短信的佐证。1986年的张璨是北大国政系的应届毕业生，成了像农药一样残留在新经济体制绿叶之上的计划经济的牺牲品：她曾经被计划划进石油大学录取名单，未去报道，被取消以后的高考资格。第二年她改了名字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临近毕业时被校方除名。朋友们都为她申请免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从我们这儿得知情况，不仅同情当事人的遭遇，也反感僵硬计划的遗祸，做了张璨终身铭记的事情，虽然最终她还是被取消了毕业资格。
        这确实与大地有关，就身份地位来说，那是一棵大树对一茎小草的怜惜。不过，就朱厚泽本人的命运而言，与“天”的关系更大。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省部级干部的人事变动，像夏夜流星经天一样寻常。但1985年7月的三位省部级干部的工作调动，却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
        胡锦涛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调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温家宝从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看，如果可以说第一项变动是“空降”从中央到地方；那第二项变动便是“飞天”从地方到中央；第三项呢，更像是“登山”从地势较低较边缘的中央机关，登到地势更高更中央的中央机关。
        不过，朱厚泽的那次飞天，不是他的单独飞行，他有一个领航员：胡耀邦。朱厚泽一到北京，领航员就把他领向海滨，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在开往那“一片汪洋”之地的列车上，胡耀邦问朱厚泽：怎么当宣传部长，想清楚了吗？
        新任宣传部长回答说：不仅没有想清楚，从哪儿开始想也不知道。
        这是朱厚泽一贯的个人风格，说话真诚，清晰简单而透彻，从不先意奉承，巧言令色，或拐弯抹角。
        总书记笑了：那好吧，到北戴河听几天会再说吧。
        听完几天会后，再也没有说。据朱厚泽后来（1987年1月10日，当时北京正在降落入冬以来的第4场雪）对我说，当时的会见只有5分钟，那5分钟是他在中宣部长任上，总书记唯一和他单独会见的5分钟。在朱厚泽和我见面18天之后（1月28日）他被解除中宣部部长职务。朱厚泽本人可能也不知道，在与总书记同行的5分钟飞行，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在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的处境相当困难。反自由化是会议的主题，主导的意见是反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耀邦没有怎么讲话，但他要求朱厚泽发言。朱厚泽讲了大约10分钟，会场鸦雀无声，胡耀邦则笑着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亮相来啦！
        在两年后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会议上，那次会议和朱厚泽的那个发言被再次提及，朱厚泽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他本人找不到那次发音的录音，但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发言前准备的要点，在10分钟的发言里，他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只要社会主义赶不上资本主义，这个思潮总会有。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绝迹，也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泛滥。他谈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名字从英文直译就是“15分钟”写的是一个名侦探从人生顶峰的滑落。在英语语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5分钟”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意思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自己闪亮的时刻。与总书记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一生没有别的闪光点，他其实把阴影留给了自己，把自己更亮的闪光点贡献给了他执掌的部门和改革事业。如果写他当部长的那个部门的历史，陆定一胡耀邦朱厚泽必定在册，且标示里程，而“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工作方针则是它最有时代特征的亮色。
        朱厚泽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外松内紧，或表宽里窄。对“三宽”，他自己身体力行。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后果，是把人都变成“单面人”。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扩大再生产双面人。不肯双面，是朱厚泽人生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钙性难移”。
        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1986年5月到上海和武汉考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者的畅所欲言，才思敏捷，会议气氛的融洽和谐，让朱厚泽十分欣慰。到了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谈反自由化，谈反精神污染。朱厚泽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 上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
        这种爽酷个性，让爱他的人铭心，恨他的人刻骨。同年9月，他考察广东，听过他演讲的一个年轻干部说，朱厚泽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说家，他思想开放而不失分寸，语言幽默而态度持重。朱厚泽知道总书记需要他做一个战士，做战士的后果，他也心知肚明。就在广东考察期间，他对他的秘书说：我随时准备卷铺盖回贵州老家。
        这次他真的回贵州老家了，永远地回，但他这次带走的不是铺盖卷，有青山可枕，蓝天可盖，他已经不需要它们了，他带走的是爱他的人们对他的绵绵思念。
        1987年1月1日，我请我们办公室的方兆祥（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朱厚泽的秘书王诚德及夫人到沙滩我的寓所喝几盅酒。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诚德说，他的心在流泪在流血。一直开着的电视上在演杂技。老方说，杂技演员非常辛苦。他认识安徽省杂技团的演空中飞人的姑娘，摔成了脑震荡。诚德苦笑了一声：搞政治的人，有时也像空中飞人，原先说好那边有人接的，不知为什么突然灯光一变，那边没有人接了……
        王诚德大概指的是朱厚泽。其实，我知道，不是答应接的人不想接或不敢接，而是他自己也没有人接了。这就是在空中飞行的风险。
        其实，他和他的领航员胡耀邦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才子，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他们都重审美感，轻胜负心。瞿秋白在其遗著《多余的话》里写道：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
        我有一个朋友说，胡耀邦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恩赐。像他们这样的人进入政治，对这个国家和老百姓是件幸事，但对他们自己肯定是一种伤害。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民族需要两种人，天上的白云和地上的桥梁。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楷模，地上的桥梁是攻城拔寨的英雄。没有前一种人，一个民族将成为一群耗子，生存能力可能很强，但萎缩在阴沟里；没有后一种人，一个民族到不了风景独好的彼岸，有可能像优美高贵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一样，瘸腿少胳膊地进入博物馆。在我看来，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带着他自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飞天，被卷入时代风暴雷电，虽然如今挥手向我们告别，但他毕竟存在过，飘拂过。让我用一首写于1990年的小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又一个黄昏把窗前景物并入永恒
        万古如斯的古铜与宁静
        一只喜鹊从远古飞来
        缓缓抵达我的眼睛

        她飞过窗外那一小片蓝天
        好像没有留下一点点翅痕
        但我总觉得这片天空有点异样
        它毕竟感受过一次飞翔的生命

        此后无论多少狂风暴雨
        也擦不掉这次黄昏时的飞行
        再过一万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一只喜鹊飞过这片天空

铁鸟

    某杂志编辑打电话给我，约我写回忆与朱厚泽交往细节的文章，旋即又说接上级通知，不必写了。怀念老朋友的文章写还是要写的，有没有地方刊登无所谓。
    在广东人文学会这些年，经常接触的几位老干部，任仲夷和于光远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和听力已经退化，我只能倾听他们讲话，没有办法交流。朱部长才七十多岁，沟通起来顺畅很多。
    忘了第一次见朱老的具体时间。那次他来广州，被安排住在珠江宾馆。我自告奋勇陪朱老吃早餐，我对那一带茶市不太熟，在寺右大马路上找着，结果被朱老拉进了一家大排档，吃油条喝豆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跟接待方交代。吃过早餐，我陪朱老在宾馆散步聊天，我向他打探当年的政坛八卦，他讲得颇有兴致，但是一到九点钟，他就催促我去上班，说年轻人工作赚钱最重要。接触多了，我发现他很注意避免给他人添麻烦，完全不像个曾经挥斥方遒的一方诸侯。对于我这种感觉比较粗的人来说，那不只是礼节或者品格方面的事情，而是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能力和敏感程度。
    后来朱老每次来广州，我几乎都会见到他。最长的一次是，陪朱老和于光远去梅州和河源考察，在一起大概约一周时间。白天朱部长去学校演讲、参加地方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晚上我带他溜出宾，去街边店唱K和洗头洗脚，与小民同乐。有一次中途在加油站上洗手间，在门口遇到一个卖黄碟的贩子，我怕尴尬，想赶那小贩走开，朱部长倒跟人家聊起生意情况，一切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他都有兴趣。
    朱老歌艺非常好，和于光远的秘书胡阿姨对唱那真是绝配，颇有明星范儿。朱部长热爱摄影，手拿一个傻瓜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一幅围龙屋里石板路拍出来的画面美妙绝伦。这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兴趣，回到广州就去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可惜我的艺术修养不够，怎么也拍出不满意的片子。后来朱部长换了一台单反，后来又出了一本影集《东张西望》他说他的文艺功底是解放前在中学时代打下的底子，当时中学非常重视美育课，那美育老师是从华东过来的大学生，钢琴弹得非常好。他说如果后来不从政，可能会从艺，那才是真正的喜好。退休之后，终于可以返璞归真。
    朱部长平日看起来就是位和蔼的老人，并无异常，但是只要一坐上讲台，立刻神采飞扬。任老讲话以机巧谐趣见长，短小精悍，鞭辟入里；于老博闻强记，马列经典顺手拈来，但是讲话爱长篇大论，有时会让人感觉冗长；而朱老典故、数据、趣闻滔滔不绝，再辅以抑扬顿挫的语气、丰富的手势和表情，即使讲话时间长也不会让听众感觉乏味，因为那不是单纯的讲话，而是表演，真正能打动人、说服人的演讲。朱老仿佛为演讲而生的精灵。比朱老演讲能力更强的官员，我是从未见过。朱老数次提及当年在贵州劝退闹事学生的事情，不乏得意，不乏爱意，他称学生们为“不懂事的娃娃”朱老是真正懂宣传的行家，这既是“三宽”的底气，也是最为普遍口吃木纳的官僚们嫉恨的缘由吧。
    那段粤东游，是我感觉朱部长最开心日子，可平时却忧郁见多。他无法摆脱人们对他的政治身份的兴趣。在介绍给生人认识的时候，介绍人无一例外都会高调指出他是前中宣部长“三宽部长”无论听者露出景仰、讶异，还是漠然的表情，他都是一脸阴郁。他更乐意公开他的农研所身份，他是农研所的学者，那里有个志同道合的杜润生。只是农研所的身份通常不能满足介绍人的虚荣。连我对那些政坛八卦的探究，可能也会勾起他的痛苦回忆，伤害他的健康。聊及政治话题，我常要说多一句：我们享受转型过程，让别人惶恐去吧。当我在他家客厅看见摆着大幅的胡耀邦照片，我甚至有种想为他找个风水师傅的冲动。
    常年积郁成疾，朱老终于患急症而去。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天堂有他牵挂的恩师，他又何必在人间多留恋呢？遗像用彩照，表达的就是这种态度吧。
    因为与朱老的交往没有任何功利心，纯粹是觉得和这个老人聊天很开心，开心完就完了，以至现在想不起多少有意思的细节。不过，吊唁现场我没有流泪，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之后眼泪倒是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一个鲜活的老朋友形象浮现在眼前，只是文字功力有限，感染不了别人。
    泪，也是为民族命运而流，改良者一个又一个凋零。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变局？

铁鸟

朱厚泽*博客：东张西望http://zhz1930.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