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

铁鸟

    一九四一年
    一月六日“皖南事变”发生。
    同月十七日，发表《誓为皖南事变殉难烈士复仇》
    同月廿四日，发表《纵谈皖南事变---答记者问》的谈话。
    同月廿八日，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任师长兼政委。
    二月十日，汤恩伯率十万顽军大举进犯豫皖苏边区。指挥四师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反顽斗争。
    同月十一日，致函顽军头目李仙洲，敦促其悬崖勒马。
    同月十八日，致函阜阳县警备司令廖运泽，呼吁团结抗战，揭露何应钦利敌误国的罪行。
    三月三日，发表《致九十二军/骑二军全体将士通电》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维护抗战大业，拯救战区广大被难同胞。
    四月二日，发表《为征公粮告淮上父老绅耆书》
    同月十九日，顽军一二四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率部举行战场起义。
    同月廿二日，四师三十二团在大小营集反顽战斗中失利。
    同月廿四日，发表《告南阳同胞书》号召顽军中的南阳同胞拥护抗日的新四军，反对汤恩伯打内战的阴谋。
    同月廿五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四师留三个团及地方部队坚持津浦路西游击战争，主力转移路东，巩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五月五日，奉命率四师主力撤离路西进入皖东北根据地。
    五月下旬，华中局派邓子恢同志到淮北四师工作，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四师政委。
    六月十八日，四师进入淮泗/淮宝地区。
    六月廿三日，四师直属机关进驻仁和集/万集地区。
    七月，淮北军区成立，任司令员。中旬，遵照华中局指示，四师在仁和集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斗争失利的经验教训。对过去的军事/政治/干部政策/地方武装政策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对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承担了路西反顽斗争失利的主要责任。会后，四师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建军整训工作。
    八月一日，四师骑兵团在淮宝县岔河镇成立。
    九月廿四日，在半城与林颖结婚，时年三十四岁。
    十月十四日，率四师主力发动陈道口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十月卅日，陈毅由莫圩子到半城。老战友江西一别八年，半城相逢，长谈竟夜。
    十一月十八日，陪同陈毅张云逸到新行圩子九旅旅部欢送到三师任副师长的张爱萍同志。
    一九四二年
    三月八日，发表《迎击敌人的春季扫荡》
    四月廿六日，发表《认清敌人与准备自己》
    五月十一日，师部由半城迁往管镇。
    同月廿五日，发表《所望政工会议者》
    同月卅日，发表《悼启邦同志》
    六月初，四师开始整风，作整风动员报告。
    九月十六日，在《拂晓报》上发表《再论精兵主义》
    同月十八日，在师直“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严重局势下的两大工作》的报告。
    十月十日，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军事报告。
    十一月，日伪军一万五千人，分数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实行外线作战，同敌人展开战斗三十三天，取得重大胜利。
    十二月，发表《贺拂晓报五百号---五年来拂晓报的检讨》并写《纪念朱家岗殉国烈士碑记》
    一九四三年
    二月八日，率部参加张大路战斗。
    同月，著《三十三天反扫荡述略》由拂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月十七日夜，率部参加山子头自卫反击战，是役大获全胜，活捉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击毙顽军头目王光夏及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
    同月廿九日，陈毅张茜范长江到半城。
    同月卅日，为争取韩德勤共同抗日，与陈毅对韩德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面对面的斗争，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理了韩德勤事件，将韩礼送出境。
    四月廿四日，陈毅返军部。
    五月，在《拂晓杂志》一卷三期上发表《悼彭雄同志》
    六月十九日，在军事教育会议上作《继续完成新的整训计划》的报告。
    同月廿日，提意见来四师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
    十月，在《拂晓杂志》一卷五期上发表《关于中央整风新指示及华中局补充指示的传达》
    同月，在四师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发表《关于时事教育》两文。
    十一月八日，发表《论苏德战局---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纪念而作》
    一九四四年
    一月一日，发表《一年来的军事工作》
    一月十九日，在朝鲜独立同盟第二次盟员大会暨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部成立大会上作《中韩两民族携手并肩作战》的演说。
    同月廿九日，对四师直属部队作《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的报告。
    二月，主持清查淮北联合中学“反特案件”彻底为此假案平反，并给制造冤案的工作人员以纪律处分。
    三月十日，发表《文化训练队思想论战总结报告》
    七月，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率四师一部执行西征任务。
    八月十五日，率四师主力五个团在半城大王庄举行西征誓师大会，冒暑西征。
    同月廿三日，指挥部队首战肖县西南的小朱庄，击毙顽军纵队司令王传授及其官兵三百余人，俘敌一千三百人，并争取了吴信荣部起义，首战告捷。
    九月上旬，率部继续西进，涤荡各地顽军，基本上收复了豫苏区八个县的地区。
    同月十日，围歼夏邑县八里庄顽军李光明支队，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至十一日，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支队司令李光明等千余人。是役，彭雪枫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流弹光荣殉国。时年三十七岁。

铁鸟

１９４１年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根据地的反顽失利，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继皖南事变后我在华中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挫折。此次反顽失利原因，反映了中央、华中局在顽军日伪战场形势发生变化后指导豫皖苏的方针变化，集中说明了皖南事变后顽我双方在华中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并对以后四师及淮北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此次反顽失利原因，也直接关涉到四师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同志在反顽斗争中的责任和评价问题。因此，探讨豫皖苏根据地反顽失利原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对于此次反顽失利原因，四师退到路东后，中央、华中局都曾作过许多指示，四师领导人也作过深刻的检讨。本文试应用新近出版发表的相关材料，从我顽日伪在华中的斗争全局出发，阐明中央、华中局在我顽日伪战场发生变化前后指导豫皖苏根据地斗争的方针政策，分析四师部队处于反顽不利处境的更深刻的背景，以及四师反顽开始后对顽作战的方针及行动，以求对此次反顽失利的原因作深层次的探讨。
   一、关于豫皖苏根据地的发展方针
   豫皖苏地区，东起津浦路，西达新黄河，南至淮河，北迄陇海路，包括豫东１２县、皖北８县及江苏部分地区,是华北、华中的联接点，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开辟豫东抗日局面，１９３９年初，彭雪枫率部到达这里。由于正确贯彻了中央、上级的方针，彭雪枫部队及豫皖苏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至１９４０年７月豫皖苏根据地达到全盛，该根据地共有主力及地方部队１９５００余人，建立了５县政权及６个办事处，各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因该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敌、顽与我斗争尖锐，而根据地又新开辟不久，地方党力量薄弱，因此，此时根据地还是很不巩固的。
  １９４０年２月，根据皖东和豫皖苏边区西面为国民党部队防区、东面苏北地区全为沦陷区的态势，中央制定了华中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向东发展，向西防御”。即重点发展苏北苏南地区，华中其他地区的斗争，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豫皖苏地区因其位置，构成我山东、苏北根据地的外围战略支点和门户，是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增援山东于学忠部、苏北韩德勤的主要阵地，因此，中央赋予该根据地的任务是，执行“向西防御”的方针，确实掌握该区，将这块地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不让其他任何力量插入，为我坚持山东、苏北等东部地区斗争服务。
  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后，国民党对华中发起了全面进攻。重庆当局要求鄂中、淮南、淮北、襄西四个清剿区务必于２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在发动对华中的全面进攻时，选择可支援处境紧急的山东苏北国民党军战场的豫皖苏地区作为主要攻击方向，集结了第３１集团军、第１２军、骑２军、骑８师，共９个师、１５万余人的兵力。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对四师构成了绝对优势，使四师开展反顽斗争时必定面临一场恶仗。
  皖南事变前后，在国民党军集结兵力对华中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并重点进攻豫皖苏根据地，使豫皖苏地区形势渐趋紧张之时，我在苏北苏南等东部地区的斗争形势亦不容乐观。“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领，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以及肃清内部土匪等。”1此外，日伪亦向我发起“扫荡”，特别是自１月１３日起，对豫皖苏的后背皖东发起了“扫荡”。
  在苏北、苏南等我重点发展方向，以及豫皖苏方向全面吃紧的情况下，中央、华中局依据重点发展苏北等东部地区，始终坚持“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要求豫皖苏根据地独立坚持该区斗争。中央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要求“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由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2中央、华中局的这种方针、指示，将使面临优势顽军进攻的四师得不到我其他方向的支援，从而使豫皖苏地区反顽时必将形成我以少部兵力孤军反顽的艰难局面。
  １月２４日，正当汤恩伯、李仙洲部积极准备向我进攻时，日军集中５个师团以上兵力发起豫南战役，分３路由信阳、商丘、宿县等地向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顽军被迫中断反共部署，由涡阳、蒙城、太和之线迅速西撤，直至退到黄河以西。国民党顽军的不战而退，使其原控制的大片地区沦为敌后，从而为我向西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
  根据顽军日伪战场变化，１月底２月初，中央、华中局适时命令四师向西进军，寻求向西发展。中央、华中局虽作出了四师向西进军的决策，但并没改变豫皖苏方向的斗争首先为苏北苏南服务的方针。彭雪枫得到西进命令后，迅速率部西进。在进兵过程中，因战线太长，兵力不够用，彭雪枫多次向中央、华中局建议派部队前来支援。3中央、华中局对此虽作过派兵计划，但因形势变化太快，特别是根据东部斗争形势的需要，又很快否决了派兵支援的计划。4
华中局“决定津浦路东部队暂时不过路西，迅速进行皖东北与淮海区根据地的工作。因为皖东北与淮海区顽、匪、伪猖狂已极，我们有不能立足之势。” 5中央随后肯定了华中局的指示，再次指出“黄克诚不可去路西”。 6由此可看出，中央、华中局在国民党军大幅度西撤形势下，虽作出过令彭雪枫向西进军的指示，但苏北苏南是我坚持华中斗争的根本所在，中央始终是坚持以苏北苏南为重点发展方向的，向西进军是服从于向东发展大局的。
  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０日，国民党军以近１０倍于四师的兵力向四师发起进攻。中央就反击国民党顽军，指示彭雪枫，“你们主力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7华中局也指出华北与路东不可能大力增援彭雪枫部队。8
  ３月１４日，四师因与顽兵力悬殊，反顽处境已非常艰难。但因皖东形势吃紧，为巩固皖东，执行“向东发展”方针，华中局命令四师１０旅转移路东建立根据地，由张爱萍指挥。１０旅是四师能战善战的主力。１０旅的离去，使四师在路西的力量进一步减少，部队整体战斗力受到削弱。四师在路西的斗争更加艰苦。
  二、关于四师的西进及任务
  皖南事变后，根据华中我占地大、兵力不足及根据地不巩固等情况，刘少奇同志于１月１５日提出了对国民党斗争采取军事自卫、政治反击的思想，中央随后肯定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要求四师继续执行“向西防御”的方针，即坚持豫皖苏阵地，为我开展苏北苏南及山东的斗争提供屏障。针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把主要矛头指向豫皖苏地区，“计划１月底开始攻击并限于２月底肃清津浦路以西之我军”，中央、中原局（１月２８日后为华中局）规定彭雪枫部队的任务是，“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有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应立即进行在敌顽夹击下长期坚持的一切准备。”9根据中央、中原局指示，彭雪枫在政治上，彭雪枫发表了大量言论，揭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在军事上，贯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同时执行“向西防御”的方针，强调“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有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陇海路北出淮北”。10
  １月下旬，进攻豫皖苏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大幅后撤，使其原控制的地区大片沦为敌后，为我向西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中央、华中局（１月２８日由东南局、中原局合并）即令四师向西部敌后进军。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初步提出西进设想，要求“雪枫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11同日，华中局指示四师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可相机向西发展，但目的是为了控制某些要地，不是占领地盘。12根据中央、华中局命令，１月３１日，四师开始西进。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大幅度向西撤退。中央、华中局根据形势的这种发展，并估计汤恩伯军在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逐渐明确了四师的西进方针及任务。２月１日，中央就今后华中战略任务对华中局做出指示，指出华中局应着重建设三个基本战略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区为鄂豫陕边，“其办法由雪枫、张云逸、李先念等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要求“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13这样，中央就提出了彭雪枫部队西进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四师西进任务不再仅是控制某些战略要点。２月３日，中央军委致电彭雪枫部队，指出“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你们即应向平汉路推进。”并要求“克诚在雪枫部西进后，即准备向雪枫开进，相机出平汉线。”14
同日，华中局明确要求彭雪枫部队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与罗山、信阳李先念部联络。华中局同时要求黄克诚部即准备部队全部到达雪枫地区。15至此，中央、华中局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已经赋予四师执行向西进军建立根据地的重大任务。
  根据中央、华中局指示，彭雪枫部署了部队西进工作。２月４日，在国民党军毫州战役结束、太和丢失后，彭雪枫命令４旅９团、５旅１４团分别渡淝河、涡河开辟凤西、涡南根据地。由于分兵，占领地区扩大，彭雪枫认为“主力更感不敷应用”，于是向华中局请求部队南进或征兵，“以便打破尔后反共军之进攻。”16２月５日，彭雪枫命令所属第２团、第４团、第１４团继续在各自方向上向西进军。
  ２月７日，西进部队已前进至颖上的江口集及太和以北之王市集一线，迫近西淝河。部队分布在沙河以北广大地区，因占地太宽，力量呈分散状态。直到此时，中央才提醒“新四军西进亦不宜过猛”。17
  ２月９日，日军察明汤恩伯军东进攻我企图，突然结束攻势，迅速后撤，造成四师与顽军突然直接对峙局面。此时四师力量分散，作战区域太宽，受到顽军及日伪军威胁，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２月１０日，汤恩伯军开始东进。同日，李仙洲部分３路向四师大规模进攻。彭雪枫领导部队开始了３个月艰苦的反顽斗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后彭雪枫对顽斗争策略是与中央、华中局一致的，并不是急于复仇，急于搞磨擦。四师西进及建立根据地，也是中央、华中局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提出的。事实上，中央到２月１７日才提出放弃向河南的发展任务，18并且在２月１８日仍要求“雪枫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19四师向西进军及建立根据地是在中央、上级指示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四师反顽开始时处于的政治、军事上的不利态势，是同中央、华中局的决策分不开的。
  三、关于四师反顽失利的主要教训
  如何打破优势顽军的进攻，中央、华中局根据我顽实际，在反顽开始前后，对四师都作过明确指示。四师反顽失利的教训表明，中央、华中局的反顽方针是符合斗争实际的。
  １９４１年１月中旬，汤恩伯、李仙洲部队已做好进攻豫皖苏根据地的准备。１月２０日，对于对付优势顽军，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彭雪枫部队制定的斗争方针是，“我四纵（指彭雪枫部队）全部有以游击战抵抗反共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之任务”，“在军事上¨¨¨基本上应以游击战打击与阻滞之”。20
２月１０日豫皖苏根据地反顽斗争开始后，华中局亦指出彭雪枫部队在反顽时应以游击战争与顽军周旋，不打硬仗。21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华中局提出的四师反顽斗争时坚持游击作战的方针是适合四师实际的。当时，顽军集结于豫皖苏边的总兵力共１５万余人，且进攻时有可靠后方依托，又有善于平原作战的骑兵部队。而四师总兵力仅为１万４千６百余人，且部队战斗力并不强。１０旅为四师能征善战的主力，但仅有两团，且人数不足，火力弱，新兵多。１１、１２两旅均为不到两年的新武装，无兵团作战经，弹药欠缺（平均每枪约十发）。因此，战前顽我实力对比可谓悬殊。这样，就决定了四师在进行反顽作战时，不能分散兵力，不能同顽拚消耗、打阵地战。四师作战历史也表明，在敌（顽）强我弱情况下，分散兵力，进行消耗战、阵地战，通常要吃大亏，付出较大代价。
  反顽开始后，顽军依仗其兵力优势，针对四师兵力分散，进攻豫皖苏根据地时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逐步推进及充分发挥骑兵作用的作战方针。阜阳、宿县一带的顽第３清剿区，是顽重点进攻方向，集中了９２军、骑８师、暂２６师及游击１４纵队。四师在此方向担负作战的为１０旅（３月１４日后调往皖东北）、１１旅。永城、毫州一带为原东北军何柱国骑２军负责的第２清剿区。四师在此方向担任作战的为１２旅。顽军还将每个清剿区具体划分分区，进一步部署了兵力。从顽我兵力部署来看，顽军在每个作战分区内在实力上对我均构成绝对优势。顽我此种状态要求四师必须坚决贯彻上级提出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而不能分散兵力，与顽进行消耗战、阵地战。
  根据上级指示，四师领导人制定了游击作战的方针及计划。22但反顽过程表明，四师在反顽过程中并未真正贯彻游击作战的方针。在四师与顽军作战过程中，绝大部分战斗，特别是重大的战斗，都打成了分散的消耗战、阵地战，在战斗中多次造成顽军以优势兵力对我小股兵力作战的局面，以致四师多次受到重创。特别是１２旅在作战中“不打游击战、运动战，而完全用阵地战与敌消耗，平分兵力，战线延长五里之远”，加之该部逃亡现象严重，以至于该旅“在二月中旬能继续战斗者仅三百余人”。23
反顽过程中，四师与顽军打分散的消耗战，其典型的战斗（均以失利告结）主要有，２月１０日江口集以一个营对国民党顽军以一个团的战斗；３月３日半古店地区２９团对国民党顽军一骑兵团、一步兵团、一炮兵连的战斗；４月６日永城万楼１个营对国民党军顽军的两个团的战斗；４月２２日，３２团与国民党骑８师８００余人、１４２师一步兵团的遭遇战，等等。
  ４月下旬，在顽军进攻下，四师退到淝河以北、纵横约２０里的狭长地带，已难于周转，且弹药缺乏，损失惨重。特别是１２旅仅剩３００余人，已无法作战。同时，顽军仍不断向四师进攻，企图把我逼到日伪的据点中，利用敌军来歼灭四师在涡河南岸。而日伪则坐山观斗，随时准备向四师发起攻击。这时，我在皖东仍极不巩固，中央估计李品仙部又有“可能从宿县以南（属皖东）过津浦路，到达灵壁、泗县地区，再相机入鲁”。24因此，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四师主力由彭雪枫率领，于５月分３批移至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地区。至此，豫皖苏边区的党政军民各机关、部队共伤亡失踪４０００余人。艰苦创建的豫皖苏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的部分地区尚有党的组织和部分武装公开活动、部分县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外，其余全部丧失。
  对于四师反顽作战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在反顽失利后，中央、华中局都有明确指示。１９４１年７月３日，中央、总政治部在对四师军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此次顽军进攻，我受损失，在战术上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运用游击战术，缺乏机动，主张硬瓜葛，顽军采取宽正面的进攻，而我也采取宽正面的的抵抗。”25同年７月，邓子恢代表华中局在四师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四师反顽失利原因，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充分运用游击战术。”26
  反顽开始前后，中央、华中局对四师的作战方针有过明确指示，四师也提出了游击作战的方针及计划，但在反顽过程中，四师没有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指导思想，也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部队平时训练偏重正规化，培养各部队独立自主、分散游击的能力不够。27
在反顽作战中，曾多次形成我以营、连为单位与优势顽军作战的局面，而营、连单位首长在失去上级指挥时，缺乏分散游击作战的能力，以致于形成与顽打阵地战、消耗战的局面。
  对于对付顽军进攻的作战方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反顽开始前的１月２０日，对彭雪枫部队除提出“基本战术应以游击战打击与阻滞之”外，还指示彭雪枫部队，可“集结必要的主力，适当的机动，乘敌人的运动中寻机机会，求得打击与消灭反共军之一部这种机会。”28
在反顽开始时，顽军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应该说，此时集中主力击破敌一点，从而造成我反顽开始时的有利态势是可行的。在四师反顽开始时，四师领导人亦提出过集中主力作战的计划，但因对顽军主攻方向出现判断失误等原因，四师最终丧失了集中主力歼敌的机会，使部队反顽开始即处于被动。29这是四师领导人在反顽军事指挥中的另一个重大失误。
  对向我进攻的国民党军普遍打击，不开展统战工作，也是四师反顽失利的重要原因。１月２０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针致彭雪枫电时即指出，应“首先在政治上对反共军部队及民众加强攻势”，“在政治上动摇反共军之战斗意义与意志”。反顽开始前，彭雪枫也提出了“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软硬兼施”等对顽的统战对策。30但反顽过程中，四师并没有对国民党军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自反共军向我进攻以来，关于统战工作各部队突呈停顿状态，认为战争既已开始，统战遂亦完结”。部队作战出现了“凡向我进攻之反共军，一概视为反共到底，除以打之外，则无策”的现象。31事实上，形势虽然紧张，统战工作仍是可以开展的。向豫皖苏根据地进攻的东北军何柱国部反顽前曾与我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也有不愿中国人 “自相残杀”的。32四师在反顽时对国民党军统战工作的失误，必然招致四面树敌，从而进一步造成反顽中的被动。
  另外，根据地及部队的不巩固也是四师反顽失利的重要原因，它加快了四师反顽失利的速度。根据地不巩固对反顽造成不利，主要表现为，当我在反顽、对敌斗争中处于逆境时，群众多采取观望态度，甚至转而支持顽方；根据地内部存在红学、红枪会、青红帮等封建会门性质的组织及一些土匪势力，从内部积极配合顽军日伪部队向根据地进攻。部队的不巩固对反顽造成的不利主要表现为，在处于逆境作战时，那些刚由地方武装转来的新武装出现了悲观、逃跑甚至投顽的情况。根据地、部队的不巩固，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豫皖苏根据地新创不久，对下层政权及境内反动势力未彻底肃清，其部队亦多为刚由地方武装转来的，缺乏锻炼与教育。豫皖苏根据地及部队的不巩固这些情况在华中其他取得反顽胜利的根据地也都存在（这在前文已有提及），因此，根据地及部队的不巩固虽加快了四师反顽失利的速度，但构不成四师反顽失利的主要原因。
  造成四师反顽失利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根据地锄奸政策过左，对汉奸乱打乱杀；对伪军工作开展得太晚；反顽正值长期干旱减产、春荒，群众缺吃少穿，部队军需供应不足，等等。这些因素在其他根据地也存在，是种普遍现象，它们和根据地、部队的巩固问题一样，加快了四师部队反顽的失利速度。
  以上本文分析了四师反顽失利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四师反顽失利是因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反顽过程中的军事指挥失误以及根据地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造成的。四师根据中央、华中局的命令向西进军，执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因占地太广，兵力分散，造成部队反顽开始时即处于不利态势。反顽开始后，顽军及日伪军在豫皖苏地区在力量上对四师构成绝对优势。但因中央、华中局执行“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苏北等我重点发展地区地亦要反击顽军及日伪军的大举进攻，无法援助豫皖苏地区，四师只能以劣势兵力独立抗击绝对优势的顽军，处境非常艰难。而在四师以劣势兵力独立抗击绝对优势顽军时，四师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又没有切实贯彻中央、上级游击作战的方针，军事指挥上出现重大失误，再加上四师对国民党军统战工作不力，根据地及部队巩固出现问题，四师在与国民党军激烈战斗后，最终遭受了重大损失，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的大部分根据地，转移至路东的皖东北。
  四师撤到路东后，在中央、华中局指示下，认真总结反顽失利教训，在动员组织群众、改造地方政权、减租减息、建军整训、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从而促进了了四师的发展壮大及淮北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取得以后反顽胜利的基础。同时，皖东北地区亦是我保护苏北的最后界限，此地反顽形势直接影响到苏北甚至华中全局的斗争形势，因此中央、华中局十分重视该区斗争形势的发展，配置了较强力量执行“向西防御”的方针。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四师与二师、三师部队取得陈道口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汤恩伯部与韩德勤部企图东西对进，夹击我军的计划。之后，四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又取得三十三天反“扫荡”、“反蚕食”、反 “清乡”、山头子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根据地，为１９４４年四师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向河南发展的任务、胜利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铁鸟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一是战略决策的层面，中央、中原局以及彭雪枫在决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二是军事指挥的层面，主要是彭雪枫和四师在具体应对顽军的进攻中有什么失误和教训。

先谈战略决策问题：

新四军东进发展华中的战略，1938年已经成形并实施，确立该战略方向主要是因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

豫皖苏边区是联系华北、华中的要点，是苏北、山东的门户，控鲁、豫、苏、皖之要，扼陇海、津浦之交，是国民党军渗透山东、苏皖的必经之地，也是新四军西进和八路军南下的前进阵地。战略地位的重要，自不待言。仅就经济来说，涡河下游的税收每月达五、六十万，是安徽的大税收机关之一，萧县盐税每月也有八万元。但此地攻易守难，因为这一地区主要是平原，交通方便，村庄稠密，到处都有围寨、炮楼、水壕，山岳罕见，仅在萧县津浦路旁有一南北长约五、六十里，宽不到十里的东山。在砀山以南还有一茫砀山，周围没有二十里，孤立于平原上，山上无树木，军事上毫无价值。

彭雪枫部进入该地区之后，发展很快，1940年4月，毛泽东写信给彭雪枫，称赞说：“一年来，豫皖苏边区迅速得到发展，部队和和地方武装不断得到扩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
当时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刘少奇在6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目的是“先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这是一个“先东后西”的战略，是前述“东进发展华中”战略的延续。在此方针下，给予彭雪枫部的任务是“确实占领新黄河以东之豫皖苏建立根据地”，但“暂时不向南发展”，以免和桂系发生冲突。本月20日前后，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和六支队会师。6月21日，彭雪枫电中原局、中央和集总，建议留黄克诚和新二旅（两个团）在豫皖边开展局面，而皖东北、苏北、皖东地区，增加344旅8000人以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5000人当可应付。

6月22日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的指示中，告知“桂军5个师，李仙洲3个师，周磊3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1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9个师连日由鄂开豫，正在南阳集中，不日东进”，判断要向“彭雪枫、张云逸攻击”，“时间约在下月中旬左右”。我军之应对方针则是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和淮北两地”，保障“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

同日，黄克诚致电中央、集总和中原局，提出一个和中央及刘少奇完全相反的战略方针，即“向西发展”。因“根据华北经验，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山地依靠，大兵团是很难生存的。为长期坚持华中斗争，今后华中主要应向西发展，使华中平原部队能依据大别山脉作长久坚持，但与卫（立煌）、李（品仙）摩擦必增大”。这一战略方针随即为中原局、集总和中央所否定。6月24日中原局报告中央、集总并告黄克诚，指出“克诚提议向西及大别山发展，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彭德怀25日致电刘少奇和彭雪枫、黄克诚并毛泽东，也认为“目前应在新黄河以北巩固根据地，创造主力兵团”，“力争摩擦限于防御性、局部性”， “不宜南越黄河”。27日中央发布彭、黄两部合编的命令，也提出：“我应坚守自卫原则，不应先去进攻友军，华中摩擦如暂不扩大，对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虽然黄克诚的建议被驳回，但他所提出的“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山地依靠，大兵团很难生存”的看法，以及彭德怀提出的“创造主力兵团”的要求，显然对彭雪枫是有影响的。7月1日彭雪枫致电中央及毛、朱、彭、刘，坚持认为：“根据华中整个发展趋势，在解决目前之物资困难，摩擦问题上说，则以向东为有利。但在与敌人及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打算，则向西为有利。据华北经验，坚持平原战争，必有山地为依托，否则仅可维持而不能巩固与发展。”因而，进一步提出“克诚本人及部队留在路西”，建议“中原局及总指挥部移来豫皖苏边”。

中原局和彭雪枫、黄克诚的意见不一致，当时情况下又不容双方反复讨论商量，7月15日、17日、18日接连三次电催黄克诚率新2旅和344旅之687团急进皖东北。19日，中央也指示中原局，“不去追打韩德勤”，要求344旅和彭、朱支队“以袭击敌伪，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为基本方针”。20日，彭雪枫、黄克诚联名报刘少奇及毛、王、朱、彭，准备东进的部队已集中待命。21日，刘少奇电彭雪枫并报中央，指出：“新二旅及四旅一个团东调后，你们的任务是坚持原有阵地，并在可能条件下发展”。

27日，黄克诚率344旅687团、新2旅及原二纵队机关越津浦路抵达皖东北，与当地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而四纵队重新整编，辖四、五、六三个旅，共17000余人，执行“向西防御”之任务。

由以上过程可见，虽然彭雪枫等最终执行了刘少奇6月6日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双方对此战略方针存在分歧，又没有时间反复讨论商量，因而究竟是以新黄河为发展边界还是坚持原有根据地没有明确。另外，在思想上，彭雪枫对这一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需要的部署未必能深刻理解。所以彭雪枫仍然秉持发展的战略，有机会就继续向西向南扩张。8 月1日，彭雪枫报告中原局、军部和中央，称四旅及二团已经进占怀远、凤台，控制淮河下游，并得到涡河下游的税收。刘少奇也承认了这种做法。中原局6日指示彭雪枫以得力之兵团，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这样一来，皖北局势一度紧张。11日，刘少奇又认为，“顽军在西面向我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军一般的方针是在西面采取守势”，“你们的任务是要独立支持一个时期，尽可能保持原有阵地”。

9月6日，军委转发重庆重要情报，称：国民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我长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要叶、项、刘速作自卫行动之准备。10日又发出《关于目前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仿照百团大战的先例，集中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对于友军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内，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部分，只要有可能（例如李品仙）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10月19日何、白“皓电”发表之后，彭雪枫20日立刻致电集总、中原局并党中央，建议“我应集中力量扫荡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之顽固势力（何柱国、马彪除外）；占领蒙城、涡阳、太和，控制界首、正阳关诸渡口，可待顽军向我皖东进攻之后行动之；目前除巩固现有阵地之怀远、宿县、凤西、蒙北、涡北外应逐渐向蒙南、寿县开展工作”。四纵主力此时也集结淮上，并开始整军工作。

11月1日，中央通告新四军，蒋介石限11月20日，要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华北，要求各地“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2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指出：“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行动不日开始调动，大的行动（准备调15万人）正在与德怀协商。关于汤、李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的一致意见”。3 日，毛泽东分别致电刘少奇、彭德怀，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及“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进攻”两个方案，如取军事上进攻反共军后方，则“规定彭雪枫任务是巩固现地，防御反共军进攻，准备迎接主力军通过”。

陈毅6日致电中央，称：“据电顽方剿共军15万人东进我苏皖边，张云逸、彭雪枫力量均不够应付，请八路军再调增援，此役关系我华中生存”。9日中央回电陈毅、刘少奇，指出：“顽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这意味着放弃9月10日所发出的关于“击敌和友”的方针。

彭雪枫17日电中央、集总、中原局，认为涡河北岸日伪密布，敌我犬牙交错，机动范围小，无巩固后方，建议：“在汤恩伯军未来到前，先发制人，推进到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尔后守淮河、沙河，使汤不易北进与东进”，但“须较大兵力才能应付一切”，建议将687团归还建制，并要求黄河支队彭雄、张国华部调豫皖苏归其指挥，更建议华北开来50000至100000人到华中，以便彻底控制大别山与伏牛山。

彭雪枫的建议和毛泽东军事上进攻的计划相合，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19日致电毛泽东，一方面称“基本上同意主力出大别山”，但同时委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反共军大的进攻没有给以严重打击前，我之主力不可能取大别山或豫南，否则，有严重损失危险”。刘少奇的计划是以彭雪枫部留路西阻击顽军，适当时候主力转移至皖东北，待我主力决战胜利之后，再一同西进直捣大别山。因而，“豫皖苏雪枫地区只能以游击坚持，不得已时暂时放弃，待我皖东胜利，大别山闹到天翻地覆时，配合突然增援部队，再收复之，目前不能处处顾到”。这和毛泽东等提出的“先发制人”的方针不同，是“后发制人”的战略。

21日彭雪枫向集总、中原局并中央报告：陷涡阳之敌继续西犯，骑三师、新七军有陆续退过黄河说，提出所部部署，“第四旅主力向蒙、凤、阜边之阚疃集一线推进，一部活动于凤蒙边”，“五旅一个团活动于蒙凤边之涡河北岸，旅主力移涡河南岸，接替四旅防务”，六旅留一个团配合地方部队坚守原地，主力也准备“必要时进入毫涡阜边”。

由11月5日至月底，毛泽东从某些迹象看出，在中日矛盾仍为主线的情况下，蒋介石真正投降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乐观起来，由强调蒋将立即投降、全面反共，转为强调他对日投降远未讲好条件，强调他搞反共摩擦的困难性和欺骗性。认为目前蒋介石仍处于矛盾与犹豫之中：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又担心乱子闹大不好收拾。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等人，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毛提出：“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2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等人，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目前蒋介石向我大举进攻都是不可能的。30日，毛泽东又电示周恩来等，断定：蒋现在奉行的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

以此为出发点，11月29日我军在苏北开始发动曹甸战役，目的是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打通苏皖通道。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共出动了1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攻韩部。战斗开始后进展很顺利，很快占领了许多县城和村镇，但由于韩德勤拼死守卫，曹甸经多次强攻未下，战役不得不于12月7日结束。此次战役，韩德勤部被歼灭8000人，我亦伤亡2000人。

曹甸战役是在轻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暴露出我华中实力不足，反而促使蒋介石下了解决新四军的决心。12月8日，蒋介石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及《解决新四军方案》， 并且蒋、何、白再次电令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开长江和黄河以北。

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发生耿、刘、吴叛变事件，使永城以北、萧县、砀南、夏邑地区为叛军盘踞，使反顽战役开始时，四师的侧背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后果是很严重的。13日、18日、24日、27日，彭雪枫连续致电中央、中原局、集总，报告事变经过和善后处置方法，并自请处分。

23日，刘少奇指示彭雪枫沿涡河筑工防御，准备阻击李仙洲部北进，如“该军北进与我冲突，我以游击战争打击之，疲劳之，迟滞其前进时间”。30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并集总、中央，明确指出：“目前你们先发制人控制淮河以北涡蒙地区，既不可能亦不妥当。而你所说现地区以主力坚持游击战争，照我们的想法亦甚困难”，“你们必须知道在敌顽夹击之下，以大部队打游击是很困难的或不可能”，应该以正面防御迟滞敌进攻，不得已时主力转入皖东北，留部分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1941年1月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决战意见，认为：雪枫地区不好进行决战，我意在鲁西南及皖东北控制相当强的兵力，待反共军进至津浦路以东，徐（深吉）、赵（健民）、谭（冠三）各部即南进直抵涡阳、太和、阜阳，断其后路；如反共军北进至陇海路以北，我皖东北部队即西进，捣其后路。

同日，彭雪枫针对刘少奇12月30日电报向中原局、中央、集总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意见应坚持现阵地，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能过路东，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放弃现阵地”。

6日，刘少奇表示同意彭雪枫1月2日所提出的以最大决心坚持现阵地的意见。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也指示刘、陈：彭雪枫地区（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路东）均不应放弃。只要蒋桂未与敌妥协，反共军深入是很困难的。

此时，皖南事变已爆发，17日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同时豫皖苏地区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李仙洲部已经集结，原与彭雪枫部保持统战关系的何柱国部、马彪部的态度也趋于恶化。中共方面从7日至12日处于应付当中，主要是指示新四军迅速突围，以及和国民党交涉，战略上尚来不及提出应对思路和做法。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中指出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的指示，提出：“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再次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这样就又再度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就政治军事方针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指出：现在“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从全国局面来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因而“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党分裂”。刘少奇还指出：“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他在列举了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反攻所能采取的几种方案后，指出这些方案“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因此，刘少奇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毛泽东等从最初的激愤中清醒过来，19日发布的指示中，以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为反击方向，“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只是“必要时大打出手，打到甘、川去”。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中说：“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3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中还是说：“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总之，是改为“后发制人”了。

1月20日，刘少奇、陈毅指示：“第四纵队有以游击战抵抗反共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之任务；在军事上因反共军是避难就易，避实击虚及筑垒前进之战术，我在基本上应以游击战打击与阻滞，并集结必要的主力作适当的机动，乘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求得打击与消灭反共军之一部”。同时报告军委、集总：“决定彭雪枫部约9个团（不足）在原地以游击战支持，阻止反共军东进”。22日，再次“规定第四纵队彭雪枫部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阵地”。

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国民党军迅速撤退，让出豫东皖北大片地区。26日彭雪枫、张震向军部、中央报告整编、整训情况，由该报告来看，除四旅情况稍好外，五旅、六旅实力都不够充实。同日新四军军部和彭雪枫所讨论的仍然是如何对付反共军进攻的问题，可见尚不清楚“豫南战役”的情况。28日，中原局和军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的观点，但给四师的具体任务中，仍只要求巩固路东、坚持路西，加强对西防御，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同日，中共中央却发来一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彭雪枫部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准备适当时机向豫西活动。

就在这一天，刘少奇等得知了日军扫荡汤恩伯部的消息，刘、陈急电彭雪枫“应乘敌寇扫荡顽敌之际，集中适当兵力，向最顽固反我之顽薄弱部突击，控制某些战略要地，以作将来更好的应付顽军进攻之阵地”。第二天，刘、陈将此布置电告毛、朱、王。

1月29日，彭雪枫根据前述中央指示及刘、陈之布置，发布“艳酉代电”，称：“自即日起各部在活动区域之内即不再采取过去之忍让态度，在可能条件之内，应实行进攻的态度，以歼灭反共势力。”该命令虽然也强调了防止过“左”言论与行动，但中心内容显然是上述之进攻路线。31日，纵队按照“艳酉代电”精神作了具体部署。同日，四纵主力开始向涡阳、蒙城、阜阳、太和等地挺进。

2月1日，中央电中原局指示：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并称：“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同日，彭雪枫等向中央提出挺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支点的建议，要求我华中、华北、陕北部队一起动作，打破顽军封锁与包围。第二天，彭雪枫向中央、中原局、总部，将“艳酉代电”和1月 31日纵队党政军委员会的布置上报。

2月2日，中央电中原局，根据消息判断汤恩伯部受损大，提出“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同日，中央在《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政治攻势，但军事上令八路军原地不动，而新四军则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

2月3日，毛泽东在收到彭雪枫等1日的电报以后，可能感觉不妥，电复强调要“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指出“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同日，刘、陈等两次电彭雪枫，要其“乘机向西发展”。

2月4日，彭雪枫电告中原局、党中央、集总，谈了西进的情况，提出由于地区扩大，主力不敷应用，建议徐深吉部和赵谭支队继续南进。5日，刘、陈电示彭雪枫，许诺“必要时克诚再加上，华北亦可能增兵来”，“你们的目光应向河南注视”。由此，彭雪枫当日布置主力控制新黄河渡口船只，并要求抽调大批干部赴新地区工作。

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一面指出其2日部署是对的，一面再次强调“不可进得太急”，“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不可攻击马彪”。同日，刘、陈则致电彭雪枫，要求其“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同时报告中央和集总，要求徐深吉和赵谭支队速到雪枫地区。

7日，毛泽东电复刘少奇、陈毅，指出：八路军不宜南下，新四军西进不宜过猛。

此时，彭雪枫部已经进至颖河以东。9日日军“豫南战役”结束，第二天汤恩伯部的反击就开始了。

由当时之各方形势及决策之过程可知，战略上，中央、中原局、彭雪枫都有失误之处，其中中原局的失误是关键性的：
首先，由于当时尚没有建立平原根据地的经验，也还没有改造地形如挖交通沟、建立地道据点的方法，因此无论集总还是黄克诚，都认为无山地依托则平原地区无法以大部队坚持，这一观点对彭雪枫的影响很深。因而彭雪枫总希望有机会在八路军配合之下向西、向南发展，占据豫西山地及大别山，为主力机动创造条件。可当时国共关系的格局决定，我军既不能向国民党军的后方发展，八路军也不宜南下直接和新四军作战役上的配合。因此，从当时国共关系格局、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来看，路西根据地的确很难坚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中央和刘少奇是比较清醒的，只要求彭雪枫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甚至万不得已亦可放弃，只要求其迟滞顽军进攻，以便在向东取得发展，创造决战条件。虽然彭雪枫等最终执行了刘少奇6月6日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思想上的分歧并未解决，当国民党反共高潮来临之时，彭雪枫就又开始主张向西发展。这一主张和毛泽东的“先发制人”的想法相合，刘少奇很难反对，因此，他虽然表示同意，但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见，要旨在军事上以“后发制人”为原则。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再度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但在刘少奇的建议之下，很快冷静下来，采取“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的策略。直到此时，刘少奇仍只 “规定第四纵队彭雪枫部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现阵地”。

但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之后，刘少奇、陈毅等希望乘此时机扩张豫西现有阵地，改善态势，遂主张彭雪枫“应乘敌寇扫荡顽敌之际，集中适当兵力，向最顽固反我之顽薄弱部突击，控制某些战略要地，以作将来更好的应付顽军进攻之阵地”，而中央基于汤恩伯部受损很大这一错误判断，也主张“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于是，刘、陈的战略和彭雪枫的思想正好合拍了，他们对于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方针的指示》，只注重于“新四军则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而忽略了“八路军原地不动”的重要涵义。因此，彭雪枫、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宜西进过猛”的要义未能深刻理解，反而要求 “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提出和依赖八路军南下增援。由此铸成战略上过于突出、分散的错误，当突然遭遇国民党军的反击时，措手不及，陷入被动之中。

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本来打算做一个详细些的分析，但一直拖下来，最后只好匆匆完卷。第二部分对彭雪枫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分析暂时也来不及写，只好留待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