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

铁鸟

抗日战争*1938年5月21日*《群众》杂志*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铁鸟

长征精神！人山精神！大别山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铁鸟

        控制在我军手中的南宫县城，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公路运输方便，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我军生存发展和周转回旋。陈再道宋任穷他们来到后，与冀南特委相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了战地动员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与国民党代表赵云祥/杂色武装代表段海洲协商，选出了冀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行使权力。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我和一些同志反复交谈，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五月二十一日的《群众周刊》上。
        这篇文章里有几段话，可以反映我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荫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大家就有了信心，有了方向。党政军民拧成一股力量，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首战威县。
        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军高桥部及伪军一部驻守。我们计划首先依托现地，向南发展，袭击威县，伏击临清/平乡/邢台出援之敌，扩展根据地，鼓舞群众斗志。具体部署是：以六八九团一部攻击威县，吸敌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位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七六九团和五支队，位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五月十日，战斗打响。六八九团夜袭威县县城，两个连悄悄从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时，抓住了敌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我们的同志信以为真，上了当。那个哨兵跑回去报信，敌人开了火。我军的夜袭，变成强攻，部队冲进城去和敌人巷战，火力不行，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百余人，但自己却伤亡二百五十余人。当我部队猛烈攻城时，守敌派人去平乡求援，途中被我七六九团击毙，故打援计划亦未能实现。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敌人遭我袭击后，恐慌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那带便落入我军手中。
        次打六离会。
        南宫一带的六离会，不单是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专与八路军为敌。该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头头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八万余人，多为受愚弄的农民群众。党中央指示我们“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因而，部队初到冀南后，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但是，就在我军进攻威县的第二天，李耀庭竟唆使属下，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我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二十余人，制造了“张马事件”。
        我们当即研究对策。我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同志合作得很好，重要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决定。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我们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了四条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我们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我们忍无可忍，令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当场镇压了残害我方人员的六离会骨干宋殿元。
        刘邓复电，同意我们的方针和部署。我军继续与六离会的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他们鬼迷心窍，不自量力，决心顽抗到底。他们与附近各县的六离会联络，纠合二万多人，向孙村/甘狼冢/西高村地区集结，准备攻打南宫县城。五月十六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我发起进攻。会徒门虽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但吃过“碟砂符”迷信“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一些方队行进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追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他们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这一仗，六离会分子伤亡百余人，如果不是我军有意控制，他们死伤还要多。所谓吃了碟砂符便刀枪不入的鬼话，被事实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群众，颇有益处。次日，我们和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政治宣传，动员会员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便不咎既往，否则，将严加惩处。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各地六离会纷纷解散，许多受骗成员觉醒过来，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均被处决。
        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六离会的成员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是我们抗日的团结对象/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对头的。
        三是分化和打击伪军。
        伪军是日寇“以华制华”的工具，但他们和日本侵略军也有矛盾的一面。尤其是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官兵，并不心甘情愿充当民族败类，为皇军卖命。对待伪军，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一面进行武装打击，一面加强敌工工作，积极争取他们反正。五月下旬，我六八九团/东进纵队二团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皇协军”张屏卿/冯午桥部一千余人。接着，又消灭李殿清/李守兰部千余人。冀南伪军见我势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携枪来降。其中，成建制倒戈反正的有三千余人。
        四是收编杂色武装。
        党中央指示：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迅速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我们一到冀南，就重视抓好这项工作。不久，邓小平同志打电报来催，说鹿钟麟将要来河北，收编杂色武装，必须加快步伐。杂色武装的主要特点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因而，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

铁鸟

        蒋先云是第一队的学生，湖南新田县人。
        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曾领导过安源工人大罢工。
        考入黄埔以后，很注意学习，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我们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
        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他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的革命军。
        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