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铁鸟

    华东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没有做过详细的总结。在太行在晋察冀中央局报告过一次，这里又要我报告。我讲的没有系统，用漫谈的方式，希望同志们听了研究纠正。大的战争考验是严峻的，局势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事前无准备，吃亏不少。在晋察冀的情况也差不多，坏的现象应有尽有，当然好的现象也差不多。个人的经验教训很少，有些经验教训是很痛苦的。我们山东报纸多登好的，主要是打气，我们坏的地方更多更严重，错误也不断。依靠个人的自信心是很成问题的。战争不是容易的事，个人的作用很小，微乎其微，主要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党靠群众。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叫做“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分下面八个问题来讲：一战略问题；二战役问题；三战术/战斗问题；四政治工作；五后勤工作；六反攻和新区情况；七国民党方面的解剖；八结束语。
    一. 战略方面
    （一）一年来伟大的自卫战争总结，首先是战略总结。战略是敌我双方的思想战/精神战。毛主席与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毋悔”。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许多国民党的俘虏兵都说：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俘虏的将军师长旅长等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我们部队看不起，认为我们军队不懂军风纪，武器杂乱，甚至连口令也叫不好，有时闹出笑话。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有些不服气。我们回答：不管怎样，总是把你们俘虏来了。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我们的战略有世界意义，在世界上是崭新的优秀的。如果我们军队再能把战术提高一步，配合优良的战略指挥，在世界上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军队。
    我们俘虏的国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我们为此抽了一些班长当兵，排长当班长，连长当排长，营长当连长，团长/旅长当营长，组织两个营作战斗演习。许多团/旅长甚至纵队司令员因长期打仗，平日很骄傲，一演习战术都不行，旅/团长不能当营长，连长不能当排长，排长不能当班长，暴露了我们战术上许多严重的缺点，这样使我们很多指挥员虚心了些，知道自己的战术不行。现在部队提倡学习战略，由此学习战役/战术，提高战术战斗动作。这对部队是重要的。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华东野战军伤亡七万人，到现在约有二十万人，这表现了我们的英勇，也说明了我们战术战斗的蠢笨与落后，伤亡很大，否则伤亡是可以减少的。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北伐时期的战术，采用波浪式的集体冲锋。
    （二）我们的战略战役问题表现特别突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部消灭敌人。即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时机转入反攻。采取这种战略方针，要舍得丢地方，抛出空间，争取时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的形势。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基本方针和战争全部过程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如华东战场，我们把敌人诱入山东，一直牵到胶东烟台那个牛角尖上。西北战场诱敌进到绥德/葭县，冀鲁豫战场也是三进三出，敌人进到黄河沿岸，甚至渡河攻占大名府。敌人不断占我们地方，他们的有生力量也不断被我们消灭。他们每进一步，占领我们一个城镇，必须付出几个旅的代价，反复如此。这中间是有矛盾的。但到一定的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便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出让地区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思想斗争也就是这一问题。战争的复杂奇妙为古今中外所未有。
    这是个新问题，但也是个老问题，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在苏维埃内战初期，井冈山时期，这个战略思想就开始形成了，就有了一个草稿，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北伐时期与今天不同，北伐时是一往直前，没有后退的。北伐军一直前进，北洋军阀一直垮下去，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不同，北洋军阀非常腐朽，北伐军异常精锐，能够一往直前，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和有新式武装/依托城市的敌人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方针。敌人进攻，我们后退，再进再退，必要时我们退出井冈山，另建立根据地。因为敌人是强大的，有现代化的武器，又依据城市，经济力量比我们强，我们革命军队是处在农村，由工农和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没有正式军队，也不懂军事，见敌人就打，硬碰硬非失败不可，敌人恰恰希望我们这样做。敌人集中又有准备，我们先让他扑了个空，使他们精神松懈了，防备不周，如能打则打，不能打时，让敌人再进，又扑了空，精神更加松懈了，造成我们有利条件，我们即可将他消灭，壮大自己，又削弱敌人，这样我们“胖”了，敌人“瘦”了。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种战略思想，即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年来自卫战争并没有出这个范围。敌人进攻是因他强大，我们不能和他硬拼，不明敌情是不能乱砍刀的，一定得往后退。敌驻我就乱打冷枪/摸哨/破路，使敌人不舒服，精神疲乏。敌疲劳了，我们休息好就打他。敌退我们就追击，收复失地，打开新地区。这种战略方针，主要是研究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最后才可消灭敌人。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研究了苏维埃内战时期广西/赣东北/湘赣红军的经验，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此。广东海陆丰不照这个规律，虽然那里的农民条件很好，还有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的部分军队参加，但是最后还是垮台了，失败得最惨，就是因为打硬仗，不愿离开海陆丰一步，当时他们认为见了反革命不打就是机会主义。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主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当敌人进攻到非要离开根据地不可时，井冈山可以不要，另去开辟根据地，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叫做“后发制人”准备好后再打，是与历来旧军事思想“先发制人”不同的。
    长沙战役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结果是国民党军之张辉瓒蒋鼎文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都先后被我消灭了。因为敌我强弱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那时有人从莫斯科回来，硬抄教条，强调苏联“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结果失败了，全部苏区被搞掉，几乎全部红军都被消灭。实际上苏联也并非机械的实行“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次苏德战争也是诱敌深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来消灭敌人，因为当时希特勒统治整个欧洲，他用整个欧洲的力量压在苏联身上，也是敌强我弱的形势。
    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现在革命形势不同了，我们提出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仍不变。这次自卫战争的指导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年多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古代军事思想也有过这一战略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为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曾引用《左传》一段话，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主张后发制人，以退为进《水浒》中林冲与柴大官人的教头比棍，教头骄傲轻敌，林冲先让他打几棍，看出他的弱点，结果一棍将教头打倒。拿破仑进攻沙俄，五十万军队一直进到莫斯科。当时库图佐夫主张一直撤退，甚至把莫斯科也烧了，等冬天一来，转入反攻。拿破仑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五万人回到法国。燕国攻齐，一个多月连下七十三城，田单守即墨守了三个多月，燕国攻不下，军心松懈，齐转入反攻，一个多月收复全部失地，消灭了敌人。淝水之战，秦苻坚出兵百万，都是骑兵，吹牛说：投鞭可以断流。晋兵只有七万人，谢安谢玄选择淝水地区为战场，那里遍地皆水，骑兵无用，一打即垮。秦兵百万，前面的被打垮了，后面的还在长安未出发，互相践踏死的不少。毛主席是研究了敌我强弱/政治条件/气候/地形等条件，得出这一军事思想，并将他完成一个体系，写成学说，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的军事思想。这次战争运用的更广泛更复杂。执行这一方针不是容易掌握的，且为一般人不易理解。这里讲几个故事：
    一是美国人。去年六月底，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克里门将军到临沂找我，他自吹牛皮法国登陆有他北非登陆也有他。他希望我到青岛与反革命王耀武见面。我拒绝去。他说：那么战争非打不可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打，是国民党要打；我们是不打出去的，如国民党要打进来，我们一定要应战。如果你真有调解的诚意，去跟国民党讲，只要国民党不打就行了。他又问我：战争打起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初期，两淮（淮阴淮安）临沂要放弃，甚至张家口/延安也可能失守。他问为什么？我说：国民党力量大，你们美国又帮助他。他说：那你们何必打，讲和算了。我说：不然，半年以后形势会完全变化，我们会打垮他。他进攻两淮，我们可消灭他多少，进攻临沂，可消灭他多少，进攻延安，消灭他多少。最后他晃着肩膀说：我不懂，你们又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问题真复杂！我说：占领临沂不容易，进来就退不出去。毛主席这个军事学说全部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特点，是外国人所不能懂的。最后我又告诉他：现在你不懂，一年以后你就懂了。日本开始也是不懂，八年以后懂了，要他无条件投降。
    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当我们失了张家口/两淮时，他很着急，恐怕我们要失败，但在三个月后，他承认了错误，说我们不守张家口/两淮是对的。
    三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有上海和武汉两个新闻记者，他们也许是自由主义者，也许是左翼。在克里门走后第二天找我发表谈话。我说：现在要打仗了，不发表谈话了。他们要我谈战争，我把和克里门所谈的问题谈了，他们大吃一惊，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真话。他们说：这样动摇人心，民主人士会不干了。他们正在宣传我们会打下徐州南京。我说：没有办法的事，第一年人心动摇，第二年人心巩固，第三年人心欢喜！他们以为我骗他们，是为着保守军事秘密，我叫他们今后看事实就会了解我讲的是真话。实际上这个道理是很难为人了解的。
    四是汉奸郝鹏举。他叛变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延安报纸说消灭这么多敌人，俘虏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我认为是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蒋介石已占领我们二百多座城市，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意思是我们不行，蒋介石靠得住。我说：我不是军事教员，但是许多军长师长让人家抓去了，不会与战略无关，世界上没有这种战略。我们失去的二百多座城市很快就可恢复的。他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叛变了。
    这种战略方针只有革命人民/革命政党/革命者才能了解的，对其他人是说不通的。苏联武官在三个月后就了解了，所以他承认了错误。这种战略有国际的意义，对近代军事学说有新的发展。苏德战争也可得到证明的。但他不是万灵膏药，而是人民的军事学/革命的军事学。单讲两个军队，弱军可以用这个办法，两军相等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到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取了失败更快。这个问题是反革命不能懂得的。
    （三）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几点经验：
    第一，反对逃跑主义，表现在一方面是有秩序的撤退，一方面是在敌后坚持斗争。开始执行这一方针，党内多不信任，有很大的震动。逃跑主义表现在和平观念未完全转变，敌人一到，主力撤退，人心动摇，认为敌后不能坚持斗争。说抗日是民族斗争，日本是外国人，各阶层都反对，敌后容易坚持。现在是内战，蒋介石有他的社会基础，地主富农是他的天然基础，敌人一到，地主富农就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就站不住脚，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也站不住，不愿坚持斗争，不管组织许可不许可，从华中纷纷逃跑到山东，不讲纪律，不讲秩序，以为华中不能坚持了，结果到山东没有组织介绍信的，我们坚决要他们回去，不给饭吃，不给房子住，把他们的理论打破。
    我们说抗战时能坚持，内战时同样也能坚持，统一战线更有广泛的基础。今天很多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都被蒋介石搞垮了。很多地方土地改革提出“挖蒋根”的说法，是不策略的。蒋介石原来是没有群众的，他硬送群众给他，硬把所有的地主富农算成蒋介石的是不适当的。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但不一定都拥护蒋介石，因为蒋美的政策是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蒋军多是客军，是两广四川人，语言不通，他们把解放区一概认为匪区，到处奸淫烧杀，对地主富农更凶，因为地主富农的女人更漂亮，财产多，房子好，他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便乱搞。有些地主说：我们被清算了！蒋军说：妈的皮，你投机！更搞得厉害。我们调查了苏中几个区的地主富农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跟我们走的，二是愿意守中立的，认为天下大事胜负未定，不反共也不反蒋，三是极少数坏的，破坏我们，我们就搞掉他。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地形不熟，讲话也不懂，每个军常带几百个“还乡团”其中也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回乡搞点财物，取点底财，赶快回南京徐州。他们说：新四军真厉害，住不久。二种是外乡流浪多年，没有饭吃，老婆女儿卖淫为生，一回乡马上和农民搞好说：给我一分土地耕种，我再不反共了。三种是流氓/汉奸/特务，坚决搞武装破坏我们。由于各线连续打胜仗，鼓舞人心，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国民党的逃兵，我们放回的俘虏，他们都说：共产党又消灭国民党军队多少多少。结果许多“还乡团”都来向我们声明“不反共”因此我们数百人的游击队，就可坚持一个县的工作。开始从华中撤退时，只留下六个团，每团不过千余人，最近没有主力帮助，大部分地方都收复了，许多乡村没到过蒋军，也说明敌后是可以坚持的。靖江/江都/南通这块地区，经过敌人连续三个月的“扫荡”但除靖江县委及县大队因麻痹，在一个地方住一个多月不转移受到损失外，其他地区没有受到损失。敌人的区/乡公所始终建立不起来，全在县城里办公。因为蒋军纪律坏，搞翻了老百姓，他没有正规军就建立不起区/乡公所，如每个区都要一营正规军，哪里有这么多正规军呢？所以我们只要在敌后坚持，那里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华中暂时退出城市，广大乡村仍是我们的。
    有秩序的撤退。我们从华中撤退二十万人，一些必要的器材/工厂/银行/荣誉军人/家属/医院及后方机关/工作干部等，要预先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到枪声响了再撤退是不成的。沿途设兵站招待所，准备好粮食，这样撤到山东的成为很好的宣传者，无秩序撤退就变成流亡政府/难民，散布失败情绪，惊慌失措。他们到山东后把金融也搞乱了。华中票子到山东买东西，商店不要。他们说：毛泽东出的票子，你们为什么不要？后来有些伤兵就不用票子，见到合作社就去乱拿东西。
    撤退不能太劳民伤财。华中有很多花生油/棉花/粮食，都没有撤退，分给了老百姓。如这些东西撤退，需要一千万民工。因为动员太多，沿交通大道的老百姓有的把大车烧了牲口杀了，以避免支差。有些无组织的撤退，把钢丝床/沙发以及很多书籍都带走了。我们就组织检查站，在交通要道上将这些东西没收送给老百姓，如老百姓不要就放火烧了。这样把思想问题也解决了。
    经过我们组织动员后，有三四万人重回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没有回去的很后悔，流亡山东被人看不起，政治上又犯错误。开辟敌后工作比较好的方式是先组织精干的小型工作组。我们中央局/军区组织了好些工作组，先进去几天，就回来座谈敌后的情况，又进去活动一个礼拜，再回来座谈总结经验，再进去就住下了，不回来了。采用这种方式回去好多人。当时我们都在前线，故有此条件。
    第二，关于保卫城市据点，要防止两个偏向：一是拼命死守，寸土必争，另一是不战就逃跑。有的城市要作适当的必要的保卫，多保卫一些时间是有价值的。这与死守不同，死守是愚蠢的。我们必要的保卫城市是有两种作用：一是掩护撤退，稳定人心；二是争取时间，使我们获得在主要战线上的展开。保卫据点并可锻炼我军的守备力量，使我们一个打敌人十个。但我们是反对拼命死守的，敌人是希望我们死守，怕我们撤走了，不和他们展开真面目的战斗。我们保卫城市与死守城市是有区别的，放弃一地要有一定的代价，不能不战而随意放弃。我们两次保卫涟水，当时有些干部说：涟水城不过一千五百人口，值不得我们一万二千人的伤亡来保卫。他不知道我们第一次保卫涟水是为掩护伤病员/家属及大批后方机关等撤退，我们伤亡八千人，把敌人打退了，使敌人侵占推迟了一个月时间；第二次保卫涟水，是为争取在侧翼主要战线的展开，使敌人疑为我们主力在那里，拼命进攻，我们伤亡四千人，却造成宿北大捷，消灭敌人一个军。这些干部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战略意图的。
    第三，决战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急性病的反映。他们认为不决战，拖来拖去将人都拖死了，埋怨领导上为什么不决战，这是拼命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主张要打就先打敌人的主力，不打较弱的。他们不懂得敌强我弱，战争的长期性。敌人是愿意和我们决战的，我们本钱少，一决完了，就没办法。敌人本钱多，有许多的后备力量，我们同他决战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方针是选择有利条件全面歼灭敌人。一个俘虏旅长说：与共产党打仗真不痛快，要打时，你又走了，不打时，就被你捉住。决战思想的另一原因，因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头脑发烧，轻视敌人。他不知道敌人只是打伤，还没有打死，不知道敌人力量相当强大，对长期战争没有耐心。两淮战争时，敌人想同我决战，我们没有上当，下边却不断讲怪话。领导上不能放松对这些人的教育说服。毛主席说：决战要分多次来决。一次决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分为多次决战，每次歼灭战都带有决战的意义。如孟良崮之战/莱芜之战/鲁南之战/苏中七战七捷，每次都有决战的思想。像吃梨一样，先把皮削掉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吃；你一口吃下去，非把喉咙弄坏不可，甚至塞死。像喝一杯茶，一口一口的喝，直至一杯喝完；如一下喝完，也会把喉咙呛坏。我们对日本的决战是决了八年，最后才把他打败了的。
    我们华东野战军开始消灭敌人一个旅算大胜仗，以后消灭敌人一个师才算大胜仗，后来认为消灭敌人一个旅不算什么。有些人看消灭敌人几百人，连战报都不愿写了。毛主席说：伪军/还乡团/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有些人就要求打敌人主力，不愿打保安团/还乡队，以为消灭了也不算数。实际上敌人的保安团/还乡队是蒋介石的基础，你消灭了一个保安团/还乡队使农民土改能顺利的开展，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团的意义还大。有些部队对打汉奸更不高兴。郝鹏举叛变后，派部队打他，他们认为是看不起他的战斗力，倒霉的事情。当时我们发表谈话说：临沂人士对郝逆叛变非常冷淡，其实我们真不高兴，你吃了解放区这么多小米，胡子一抹就走了。我们赶快把他消灭了，将他捉回来，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军影响还大。
    我们要打敌人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强的吃不消，弱的也壮起胆来了。如先把弱的消灭了，其他同样的敌人就恐慌被歼，强的敌人也变成孤立的，慢慢转为弱的。先打弱的敌人，强敌可以变弱。这是辩证思想，是科学的思想。七月间打十一师没有将他消灭，我们部队撤出来，路上碰到伪军吴化文的部队，也向我们调起皮来了。
    第四，集中兵力首先反对地方主义，这对我们有很大的经验。在日本投降时，山东有部队三十万，内野战军五万，苏中二十万，内野战军三万。初期五十万军队，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分兵把守，地方部队调都调不动。苏中七战七捷是蒋军分散，一个旅为一路前进，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所以打了七次胜仗。淮北敌人把三个军集中一起，不好消灭。双方兵力相等，只消灭他一个旅。后来华中撤退，集中了三十万兵力，经常保持六人打敌一个人，所以有泰安/莱芜/孟良崮等五次胜仗。只保守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主要战线胜利了，其他各地都可解决。撤退到山东，也是为的保卫华中，这点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对集中兵力有很多意见，在厕所里写起诗来：反攻反攻，退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后来他们了解集中兵力的好处以后，又有人批评集中兵力过晚了，不知集中兵力要逐渐的集中，一下子把地方部队全部集中也不好，使地方政权天天打游击，无法进行工作。集中兵力时，在次要方面仍需要留些部队牵制敌人，不可过分集中，最多集中到地方兵力不超过三分之一；要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可连根拔掉。
    二. 战役问题
    战略方针要战役战斗来实现的，战役是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年来胜利和失败的规律：去年七月后，苏中我们七战七捷，后来保卫两淮/打泗县及海安三个战役未打好。初期鲁南打了三仗，胶济线小的战斗很多，大的歼灭战没有。去冬宿北战役后，部队集中了，在宿北/莱芜/鲁南/孟良崮等地五次仗，都打好了。今年七月后，转入反攻，八个仗只有三仗打好了，也只消灭敌人四个团，对局面影响不小。九月在沙土集打好了。以后在陇海路南主要打河南的保安团，六个保安团都被我们消灭了，县长都被搞光。
    （一）一年来战争出现这样的规律：此起彼落。先打了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一直打胜仗的军队，也没有一直打败仗的军队。打了胜仗就骄傲，容易栽斤斗，栽了斤斗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便轻敌，种下栽斤斗的因素，失败又有胜利的因素。领导上主要是在栽斤斗之后，如何领导爬起来。如我们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在两淮/泗县就未打好，经过检讨失败原因，大家虚心了，谨慎了，所以又打了胜仗，接连在宿北/鲁南/孟良崮等地打了五次大胜仗。可是在以后就轻敌骄傲，在七月反攻后，八仗就有五仗未打好。
    敌人也有同样的现象。汤恩伯初期在苏中有六个军，他轻敌，结果被我们打了七捷后，他就小心了。薛岳有八个军，初期他接受苏维埃内战时失败的经验，很小心，行动很慢，经常集中三个军在一起，不用无线电，用汽车送信。我们与他们兵力相等，不容易消灭他。且淮北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牛斗牛的形式硬顶。我们后来打泗县没打好，放弃了两淮，他就骄傲了，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大胆进军，结果被我们消灭了几个军。
    我们也是这样的，胜利时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人肥遮百丑，马瘦则毛长”胜利后是高兴的很，不容易检讨自己。一年来我们打了大仗三十余次，三分之二打好了，三分之一未打好。战争没有一帆风顺的，是此起彼落的，三分之一没有打好，没有很好的检讨教训，这主要是主观上的缺点。
    我们部队打胜仗要克服骄傲的情绪，打败仗要克服悲观的情绪。由于部队成分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俘虏的成分很大，有的连队百分之九十是俘虏兵，班长带哨都怕，打胜仗时没有什么，稍有不利就出毛病了，怨言到处发生，你埋怨我我埋怨你，说什么“嫡系”与“非嫡系”呀！常常以个人观点来代替党的观点，以个人的本位来代替党的本位，骂别的部队不好。华中撤退时，我在会上说：张家口延安哈尔滨都可能丢掉，不然不能胜利。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当面讲，心里是不服气的，一年后事实证明了才服气。有的坦白说出来：现在相信了，以前怀疑军长犯了机会主义。去年七月五个仗未打好，下边说怪话的很多。有的说：司令员的命令要讨论后再执行。发展到极端民主化。以后打了几次好仗，又说什么“英明领导/天才/地才”张家口丢掉，有很多人就骂晋察冀的部队不好，小广播乱传。我们说：晋察冀部队有很多老干部比我们强，不久之后一定能打几个胜仗的。果然经过清风店/石门/元氏等地的胜利后，许多人的观点改变了。胜利英雄，和平时期的英雄，人人能当，可是在不利的逆境下，在革命低潮的逆境下，能坚持工作是不容易的。
    我们部队有些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好像中国革命战争就是他自己打的一样，别人都不在内。我说：没有华东，其他地区仍可打败蒋介石的。华东不过是牵制敌人一些兵力。我们的胜利是整个的。胜利的原因：一是我党二十余年来的战略方针的正确；二是野战司令部组织战役的周密；三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四是人民的拥护；五是敌人犯了错误。不是任何个人与部分的力量所能创造的。就是一个仗打败了，也不是我们胜利的条件都没有了，而是我们主观估计不足，没有组织好。有的部队打不好仗，大家骂，看不起他，干部也不安心。我们不能将整个组织作用看成个人的，也不能以暂时的现象看成长期的。
    常常碰几个钉子有好处，失败后的教训是比较多的，可以看见自己的缺点，跌了斤斗要爬起来。毛主席是全国全世界驰名的，他的经验是二十年来受了许多挫折综合总结起来的。毛主席的历史不是顺利的，是受过挫折的，有时为一些人不信任。张家口/两淮失守后，波动大，大家乱骂；临沂/延安失守后，波动就小了；一年后的今天，把从前骂娘的也纠正了。
    一年多来战争的难关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今后还有困难，我们思想上仍要有准备。
    （二）战役的准备
    第一，决定打一个仗，在事先的准备动员会要开好。在纵队/旅指挥员会议上作计划，经大家研究讨论，会上发言积极，顺利通过，命令继大家研究后写好发出，且要他们回去召开团/营长会议。大家研究同意了，全体指挥员都了解整个意图，往往能打胜仗。如果有几人不来参加，或会上没有发表意见，发言也不积极，很勉强的接受任务，则仗一定打不好。所以在准备会上一定要很好的动员，使大家都了解战役的目的，只是少数指挥人员知道是不行的，一定要下面大家都知道。如果准备不好，那么干脆不要打，犯急性病是要不得的。
    第二，事先要充分准备弹药。敌人一到宿营地就构筑工事，修地堡，搞围墙/鹿砦，一天一晚就可以做好。同时在平原作战，不易隐蔽，且村落很密，村落多有围墙有碉堡，大都是村落战/攻坚战/巷战，一定要明打，没有什么运动战埋伏战的，所以弹药是很大的问题。司令部要抓住一部分弹药/万余斤炸药/数千发炮弹，不要一下都发出去把弹药乱放光了，以备在总攻时，下面弹药打完了，司令部就可把自己掌握的弹药接济上去，往往能解决问题。刘邓部队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数次仗没有打好，就是因为弹药接济不上。我们进行一个战役，在相当距离外即布置好，赶上敌人打起来，往往第一二天是小打，先把敌人消灭一部分，第三天是总攻。如果第三天打不好，那么就撤下来，不要继续打下去了。作战时第二梯队要防止飞机的轰炸扫射，每门迫击炮要准备三百发炮弹，山炮五百发炮弹。
    第三，粮食/民工的准备及伤员的救护。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要有一千多人的伤亡，消灭两个旅要伤亡二三千人，消灭一个军要伤亡七八千人；同时敌人还有二三千的伤兵，救护伤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很好的组织，丢了伤员则影响很坏。我们医院经常要保持一万个空床位，有五万个伤员分布在二十余个医院里。我们部队在山东打仗，经常有三十多万人，每日每人两斤粮食，再加上民工吃的，是个很大的数目，一天即需七八十万斤，常常需要二三十万民工，两万辆大车运粮，再加上运炮弹子弹的，需要很大的民力。所以在一地作战就要烧光吃光的。打孟良崮时因运输供给不上，部队三天没有吃饭，因部队走一天百余里，民工就要走二三天。今年敌人在山东重点进攻，我们部队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我们作战时，县长/专员/县委书记都成了民工头子，带民工搞运粮食/油盐/蔬菜。幸得我们有几百辆汽车可以运输弹药，抵了大事。现在有的零件坏了，还得修理。
    第四，通讯工作，电话网之构通，战役之前一定要搞好。从野战司令部直通到团部，有时几十里甚至二三百里，需要很多的皮线。电话网畅通，往往打好仗；不通时，往往打不好。这里叫不通，那里也叫不通，你发脾气也没办法。所以电话组织很重要。
    第五，接敌的情报侦察与封锁消息很重要。部队包围歼灭敌人，往往距离两天的路程，过近了不好，在战斗前俘虏兵一开小差，就把秘密泄露了，打不成仗。两天的路程也弄不清情况，一下跑不到敌人那里，等他跑到了，我们已把敌人包围起来了。
    第六，侧后游击队的配合作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主力。
    以上条件弄好，打胜仗就有把握。
    （三）要打歼灭战。在兵力使用上，要用一二个纵队截断敌人的归路，从敌人军与军之间大胆的楔入敌人纵深，走入敌人阵地内去包围敌人，使敌人全盘混乱，互相不能联系。这个部队很重要，要精锐的。如把敌人的归路一切断就能打胜仗。
    （四）楔入敌人纵深之部队，首先把敌人的指挥部打乱或解决，打乱其电话/卫生机关及八大处，打垮其坦克和技术兵种。如鲁南战役和宿北消灭戴之奇都是这样。
    （五）战役上要分割支解，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敌人都包围全吃，这样吃不下。可先集中力量搞一部，然后再搞其他的。要用吃梨子削萝卜的办法去分割敌人。如敌人有三个军，先消灭其一个军，再消灭二个军。欲消灭其一师，先消灭其一旅；欲消灭其一旅，先消灭其一团，不能用一杯干的办法。
    （六）造成上述条件后，最后解决战斗，把敌人压缩在一狭小地区，然后用炮打。这样打集中的敌人，容易使敌人动摇缴枪。如莱芜战役，敌人突围被一个旅阻击五天五夜，倒退回莱芜，该城又被我军占领，于是五万敌人挤在一块长二十里宽四五里的山沟沙滩上，我炮兵一炮打到敌人司令部的骡马队，骡马又跳又叫，全盘混乱，士兵都叫喊：缴枪，缴枪，老子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就投降了，战斗总共不过三小时。孟良崮战役也是把敌人挤在三个山头上，中间一个鞍部我们用炮轰，一炮打倒几十个，连山上石头也炸死敌人，敌人很快便缴了枪。
    （七）扩大战果。消灭敌人一个军后，整个战线动摇崩溃。这时要不顾疲劳追击敌人，往往以很少兵力可以解决大量敌人，一团可解决敌人一二个团，一旅可解决敌人一二个旅。我们的缺点是缺乏预备队，所以追击敌人部队很少。
    （八）箝制，打敌人的增援部队。过去蒋军增援不积极，现在日夜都很快。如果箝制敌人打好了，就可以胜利。但我们的部队是不愿打箝制的，因为不能缴获胜利品和捉俘虏，且要挨打。原因是部队不会做工事，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轰击下，冲几次便垮下来。敌十一师被我们包围五天五夜，挤在两个村落里，因箝制部队不得力被接走了。
    （九）战后处理。战斗完后，往往打枪打炮比战斗时还厉害，有时不敢前去看，往往打死自己人。同志们比枪/比表/比钢笔/争俘虏/争武器/试枪/试炮/打手榴弹，特别是新式武器大家都想试一试，开汽车，数十辆汽车一齐乱跑，冲死人也不管。这种游击主义，不克服是很危险的，无法打扫战场，而且影响兄弟部队团结。主要原因是连/排管理问题，有时干部因几天没休息，很疲劳，他们睡了觉而发生这些问题。指挥员需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我们的缺点：
    第一，在战役上扩大战果不大，是缺乏足够的预备队。箝制部队兵力较多，不能连续作战。如部队注意做工事地堡，增强防御力量，能够减少箝制部队。
    第二，我们的战役侦察好，但战术战斗侦察，直接的与近距离的侦察很差，有的两三天摸不清敌人的情况。所以以后用捉俘虏和组织便衣队的办法进行侦察。
    第三，雨季战斗，我们很吃亏，我们军队没有油布/雨伞，以致战斗时手榴弹潮湿，炮弹打不响。我们这次到豫皖苏，洪水遍地，又没有工兵架桥，往往一天才走二三十里，一晚才走五里路。在雨季时我们最好不作战，可以整训，派出小部队进行游击活动。去年我们在淮北/今年在山东的两个雨季，都使我们打仗不利。
    第四，对敌人的研究太差。像晋绥总结汾孝战役的经验，我们那里是没有的。对新来的敌人情况都是用电报问（敌原来驻地的战略区）抓不住敌人的弱点。我们印刷一些对敌人研究的材料，也不过敌人官兵矛盾，进攻力量差，守备可以全做工事，不善野战，一套党八股，多是主观主义的。后来我们把五军及其他部队的俘虏兵组织到一起，指定其中的指挥官，演习他们原来的战术战斗，可以得出其特点。所以要向俘虏学习，不了解敌人的情况，盲目的进攻敌人，是会造成我们很大的伤亡的。
    战略一定要与战役联系起来，我们撤退的地方，一定要歼灭敌人，农村还要控制。战略是以战役战斗胜利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战术的固定性，一切都按步就班的没有灵活性，往往丧失时机。另一种倾向是猛冲，不顾一切，听到枪响就往那里跑，跑上去便打。上述两种倾向各有其特点，前者动作慢，用于箝制敌人好，后者勇猛动作快，用于袭击敌人攻坚好，但要防止其遇到强敌碰钉子，产生悲观情绪。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组织训练两者兼顾的学校，就现有基础上欲达到消灭敌人，主要是勇猛精神。
    三. 战术战斗
    战术战斗动作，自己看的不多，听的也少；我现在要说的是战术战斗动作是我们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
    第一，由于我军多是翻身农民，他们参军没几天，就拿枪打仗，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因为中国人民战争的残酷性，天天要打仗，没有时间训练，步兵战术/战斗动作/内务条令我们都没有研究，更谈不到按步兵操典上所说的去做，甚至连军语也不懂，作报告就是一套“精神训话”什么“英勇杀敌，打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等。如果我军能把战术战斗动作提高一步，就可以减少伤亡，革命的胜利就要快些，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就不用二十几年的武装斗争。这要引起我们领导上很大的重视。
    当然我军不是不知道战术和管理部队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战术战斗动作，管理教育的方法。以前的红大、后来的抗大，是有我们的一套的，但很不够，对目前日益发展的战争局势是赶不上的，不够用的。这话如在前方讲，有些营/团长就会不服气说：老子当兵十多年，不懂战术，还不是消灭了敌人。事实上，我们的缺点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我们打仗打三天三夜，消灭敌人二三个旅，打了三四百万发子弹，实际予敌杀伤只有四五千人，你想多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平均要一千发子弹，太不合算了。我说我军切不要像张勋的军队，他与段祺瑞打仗，打了三百多万发子弹，才打死二十八个人。我们部队打仗是二三百挺机枪摆在一起，乱打乱放，打的子弹真是惊人，把敌人的鹿砦围墙都打垮了。一挺机枪平均打六七千发子弹，一门炮打三百发炮弹，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怎样打得起呢？我们计算一个迫击炮弹等于二个中农生活费，一个山炮弹等于三个富农，我们不知打掉多少中农富农了。我们每一个战役战斗都是以血肉和敌人拼，伤亡很大，这对老百姓是有罪的。解放区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子弟交给人民解放军，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任。我们的干部不会指挥战士打仗，是以督战精神来指挥战士。一说就是：操你妈，为什么不冲！杀呀！冲呀！乱叫一阵，不知组织火力和使用兵力，只是猛打猛冲，蛮干，伤亡很大，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有个神圣责任，就是要提高战术，减少伤亡，这样我们才是对人民负责任，不然为什么打了这样多的子弹炮弹，自己伤亡这么多呢？！
    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踢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划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的。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仗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的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他们长官也说“只要打胜仗都行”奸淫烧杀是不管的。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的代价。
    我军勇敢固然好，就是一排排的集团冲锋，当把敌人冲下去时，牺牲的人也是一排排的。这种冲锋一遇到顽强的敌人，伤亡就更大，说明我军没有很好的战术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到我们冲到七八十米远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关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这是战术作用。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这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的缘故。
    第二，组织火力。现在炮兵多了，榴弹炮/山炮/六零炮/轻重迫击炮等，常常炮兵在战斗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团/营长使用炮兵是老一套采取近战，实行抵近射击，把炮拉到距敌人二三百米远射击。因炮兵多，敌人用六零炮与机枪就可把我们炮打坏，炮兵伤亡很大。在抗战时期我们的炮少，敌人在孤立据点，则可用抵近射击而有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现在有三四百门炮，抵近射击，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我们一定要用间接射击，把炮拉到一定的距离，榴弹炮十里至十五里，野炮十里或七八里，山炮/迫击炮一千到二千米远。我们的炮兵多是解放战士，你叫他们把炮拉近射击他硬不干，他说：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炮兵，你那套是不行的，我们按一定距离射击，射击不准，杀我的头。我们指挥员往往枪一响，就命令打炮，但他们不知打哪里。解放战士有经验，炮打得很好。我某部有一连榴弹炮调到石家庄作战，没有赶上，后来参加元氏战斗，指挥员也是叫把炮拉到二三百米远来打，结果打死了几个炮兵，有一门炮的瞄准镜也被敌人打坏了。有时炮太近了，东面打到西面，西面打到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解放炮兵往往几炮就把敌人的工事打垮了。人家是科学的。蒋军被我们俘虏的一个旅长对我们炮兵表示钦佩，又带讽刺地说“八路军的炮兵就是差一把刺刀”一面说我们勇敢，一面说我们不懂炮兵战术。我们不能满足于老一套的战术。国民党的步兵操典一般的原则是对的，可以学习。我们考试一个连长关于司令部的卫兵守则，他报告半天，要如何提高政治警惕，注意反革命等一套政治讲演；我又叫一个解放战士来讲，他只讲七八条简明扼要的就说完了。
    今天我们提倡战术，主要是我们的火器多了，连长要掌握机枪/步枪/手榴弹/掷弹筒/六零炮/手提式/刺刀等七八种武器，营长要掌握三个连的火器，大小炮二三十门，轻重机枪六七十挺，不讲究战术是不成的。如何使用火力配合《封神榜》中有万宝囊，要用什么就用什么，也讲组织火力，该用步枪就用步枪，该用机枪就用机枪，该用六零炮就用六零炮。旅/团长掌握火器更多，更复杂了，更要很好讲究，研究各种火器的性能。如大师傅炒菜一样，分析蒜葱辣子不同性质，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才好吃。现在我们是一锅煮，光喊“放枪”好听是好听，就是无产阶级的无底洞，消耗的不成。我们的火器越多，性能越复杂，一个团世界各国的武器均有，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蒋介石的，炮也不同，不讲究战术原则，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每团有二三千人，如能很好的掌握武器，在一二千米远外就有很好机会消灭敌人。主要是组织火力要适当，要会使用。而不要样样武器齐鸣，乱打乱放，或是放在一边不用。如一个连长拿上机枪就冲上去，把别的武器都放在一边用不上。如能很适当的使用，可节省弹药，又解决向题。每件武器一定要用，但不能乱用。
    第三，我们部队战斗频繁，整训较少，在华中打了半年，到山东五个月打了五次大仗，战斗一结束马上就转移，中间虽然休整一二星期，也是专门作俘虏兵的政治工作，军事上没有注意。另一方面是干部调动太大，二个月的连长，半年的营长是没有的，团以上干部伤亡较少，排班级干部伤亡更大。打一次仗，就得换一批。现在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解放战士，连队的政治战士是翻身农民，如能争取整训一个时期，练习技术战斗动作，弹药是可以节省的。现在强调步炮协同动作，指挥员指挥作战以战术做出发点，步兵/炮兵协同，步炮火力配合好，加上爆炸是很有力量的。
    第四，爆炸是蒋军最怕的武器。过去抗战时期，使用手榴弹/白刃战，射击瞄准。现在强调爆炸，在部队是比较普遍的，炸药也很多，破坏敌人的障碍都是用爆炸。如一组炸毁敌人的鹿砦，二组炸外壕，将他炸垮通过，三组炸围墙，只有十余分钟就可完成。山东部队比较熟练，每个班都有一套办法。华中部队不愿学习。他们说：打了十多年仗都不用爆炸。你问他怎样破坏鹿砦，他答：用斧子砍。你问他怎样过外壕，他答：用梯子架起来过。问他如何过围墙，他答：用梯子架起来爬。你说：这样伤亡要大。他答：妈的，老子革命还怕死吗？但经过长期的教育与实际经验的教训，现在学习爆炸也不错了。
    第五，土工作业。过去我们强调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现在要加上爆炸/做工事成为五大技术。
    防空我们主观上是不注意的，近来注意了挖防空壕。头天行军进入宿营地，次日敌机就来了，且每次十六七架，这个阵地炸完了，又到那里去。战斗中特别是第二梯队受空炸威胁大，第一梯队因靠近敌人，是不容易炸中的，敌机也不敢乱丢弹。进房子无论如何不成，野外都是平原也不成，只有挖防空壕向地下发展了。因此，没有土工作业是不成的。我们过去没有做工事的习惯，你发给他锹铲他不愿带，经我们提倡土工作业后比较好些。我们部队不愿打箝制，主要原因是不会做工事，没有做工事的知识，做起的也很可笑，用板门加些土就算了，所以防御力量是很弱的。近来我们强调打箝制，创造“箝制专家”学做工事地堡。一个地堡只用两三人能箝制很多敌人。过去有些同志因为一到宿营地就做工事，明天出发又要破坏，所以做的很少。蒋军会做工事/地堡，如我军学会做工事地堡，他就更怕我们了。信鬼的人最怕鬼，蒋军说我们不会守，因我未做工事故敢来攻，后来知道我们做起工事地堡后，他就不来了，很远地用炮来轰。过去是猛打猛冲，迂回我们，现在先要用飞机大炮轰击，或是绕路走了。为提倡土工作业，粟裕副司令员亲自动手，一到宿营地就领导警卫连做工事，汽车上带着锹，自己挖防空壕。
    我们现在提倡野战近战。过去白天是敌人的，黑夜是我们的。现在提出白天黑夜都是我们的。过去黑夜打敌人解决不了战斗，天明就要撤退，次日晚上再打时，往往敌人又将昨晚的阵地恢复了，这样再攻损失很大。现在是继续黑夜白天打下去，一直把敌人消灭。在抗战时我们养成黑夜打仗，那时我们的火力弱，现在我们的火力强了，可以白天打。近战中每次都是白刃战，通过外壕围墙就与敌人拼刺刀。蒋军的刺刀很少，每连只有二三十把，加以夜战，使得蒋军非常害怕。我们俘得蒋军五军官兵说：我们就是怕你们的刺刀手榴弹。问他们，我们有什么缺点。他们说：你们的缺点是拥挤一团。我们的优缺点他们都讲到了。我军野战近战很强，火力组织在突破阵地前还好，但在突破阵地后，进入纵深战斗就混乱了，这与我们的战略方针有关，我们是以八九个共产党打一个国民党的，我们要研究用各种火力配合起来组织成交叉与纵深式的火力协同。
    四. 政治工作
    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表现在溶化俘虏，昨天放下武器的蒋军士兵，今天就拿起枪打仗，且打的不错。立功运动，评功庆功，评定伤亡，评定战术，团结解放战士，加强老战士与新战士，人民战士与解放战士的团结，组织救护伤员，组织民工担架队，运输给养、时事教育等，是自卫战争得到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点是在战争的长期化/残酷化/土改后暴露出来的，政治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的阶级军队特质起保证作用，在严格执行纪律/政策上，保证我们党军的纯洁，保证在攻克城市后政策的执行，保证部队的战斗胜利，全体动员作战，作为党的阶级的军队，保证军队组织的纯洁性是削弱了。这原因：
    首先是成分问题。内战时的工农政治工作人员，在抗战中大都已转为军事干部，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工作经验。这批人加入政治工作的好处，使政治工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过去连马克思的像也画不像样子，现在能画像样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不是土气，而是洋气，线条多了一些，但作为阶级的党的政治工作的特质是削弱了。这与过去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时期阶级路线不够明确有关。
    其次，军事人员形成单纯的军事观点，不但不帮助政治工作，反而天天骂政治部：不好好地组织救护伤员呀！教育俘虏呀。政治工作人员因他们是老干部，资格老，有实际战争经验，往往向他们让步。
    第三，土改以来的潮流，整党整军整干部，即三查运动。这批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经三查后个人情绪与政治机关的威信都不高，且成分复杂，机关中更厉害，我们野战司令部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但有一部分很好，思想不错，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比有些老干部有发展前途；一部分特别坏，吹牛拍马贪污腐化等。关于改进政治工作，我将向中央请示，先要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改变政工人员的成分，从地方上调些干部，如县书/地委等到政治机关来。
    （一）溶化俘虏。每一战役后，每个团要补充一千多俘虏兵，俘来后就给发枪打仗。我们溶化俘虏有一套经验：一是用老解放战士争取俘虏兵，二是用翻身农民战士教育俘虏，三是不搜他们的腰包，失掉东西给一定的赔偿，四是民工教育俘虏。我军每团都有二三百民工，其中有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他们虽不洗面，手脚很黑，穿着便衣，但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阶级觉悟很高，时事政策都了解，利用他们向俘虏兵宣传教育，使俘虏兵感觉了不起，一个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这样多，往往比指导员或高级干部的讲话作用还大。再经过评功记功，给他们挂上红布条，升为班长，他们就高兴得很：在蒋介石那里，当兵一辈子升不了，到解放军不几天就升了班长。我们很多指挥员愿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认为翻身农民到部队里给你讲民主，有时开小差，很难侍候。但解放战士在打胜仗时没有问题，一到艰苦时候就开小差。如华中撤退，反攻转移，解放战士就大批开小差，而翻身农民很少，甚至没有。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有些部队则不要，以翻身农民同别人换解放战士，后来因在困难时解放战士逃跑多，大家不愿要解放战士了。部队补兵最好比例是翻身农民十分之四，解放战士十分之六。一年来，我们补充了二十万解放战士，十二万翻身农民。
    （二）立功运动。这是过去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的扩大，因为英模运动在战斗中表现狭小，条件过高，要生活艰苦，思想正确，工作努力等，很不容易做到。现在你只要做好一件就算一件，其他思想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有错误的可将功折罪，戴罪立功，也可功上加功，把功臣选为模范。评功大会与评定战术结合起来，这样在战争中战斗后都能提高士气。但也有些人因功骄傲，冒功，假报成绩，互相争功，甚至有一个碉堡三个部队都说是自己夺得的现象发生，将立功变为锦标主义/风头主义。有的同志根本反对立功。他说：老子革命十多年，打过多少仗也没有立功，毛孩子打过几次仗就立功。有的人是老一套，他说：对俘虏兵这样好是乱来，我的功这样大也没有这样。后来部队的立功运动又发展到农村的群众中，他们在打扫战场，追捕逃亡的蒋军军官，清查俘虏、救护伤员，有很大的成绩，野战军就送给他们一面旗子，他们很高兴，农村男人女人都开展立功运动，他们供给蔬菜，救护伤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评定伤亡。这是刘邓部队创造的，每个伤亡的，大家给他评定，有的光荣的负伤，有的是不光荣的犯错误的。后来觉得不好，人家在前线打伤打死了，还犯错误，使人不满意，谁能知道敌人的子弹是有规律的呢？敌人的子弹都是不正确的。后改为评定战术，如武器的使用，加上伤亡的比例，看你的功绩大小。
    （四）团结互助运动，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现在部队很复杂，有翻身农民/老战士/解放战士，山东还有一一五师的老红军，华中有八个师的单位，每师有许多小单位，有过去各地来的红军游击队，真是十八路诸侯，汇合成华东人民解放军。这里面就有南北分界线，山东人看不起南方人，南方人好洗澡、搞菜吃，说话听不懂，轻飘飘的，好留头发。南方人说山东人不卫生，地方不好，个子大，穿的鞋像一只船，骂他吃大葱，相当对立。这样情况下，他们在布置打仗，补充兵员，配备干部，群众纪律都互有意见，打仗中互相争功。要统一于人民解放军，打破本位主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长期的斗争。
    我们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的经验是：
    第一，不能互相指责，只能互相表扬；指责要由其直属的首长去作。
    第二，部队间只能互相退让，不能互相指责。指责归之于党。
    第三，犯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严重者撤职。
    第四，士兵有这种反映不怪，但干部有这样就是非法活动。制造纠纷/分裂要批评/处分甚至撤职，要统一党的指挥。
    五. 后勤工作（略）
    六. 反攻及新区问题
    （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问题提出，是去年七月刘邓大军渡河。当时华东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打敌第八军五天五夜只消灭二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七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这时，我们提出反攻中原，部队很多同志波动很大，且部队山东人多，要他们离开根据地转移到豫皖苏地区有很多疑虑，不相信。他们认为过去提出“在山东来保卫华中”今天提出“在中原来保卫山东”认为“是领导上欺骗”他们，认为反攻有很多困难，到蒋区作战，脱离根据地没有党政军民帮助，没有弹药和兵员补充，群众条件不好等等；他们又认为在山东吃光了，站不住脚，反攻是被迫的，反攻是带游击性的，要倒回头的；反攻是长征。这些右倾情绪很浓厚，一肚子不满，在厕所里写起打油诗：分明被敌人赶出山东，你们硬说是反攻；反攻反攻，真说不通。
    我们说这些意见有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必须给他们以痛击与进行教育说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轮流下去作报告解释。此时中央反攻指示/解放军宣言来了，但这些情绪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懂得被迫性与革命性是辩证的矛盾，马克思革命是自动的，也是被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人受压迫，被迫革命，同时是他阶级觉悟自动革命的，是一定条件的自由，一定条件的被迫，没有绝对的自由。
    第一，反攻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这些反攻有预定计划。敌人进入鲁中/胶东是主动的，也是我们引诱敌人这样做的，被我们调动的。当我们从山东转移到空虚的敌后，敌人被迫掉转来，我们取得了主动，很自由，敌被我们牵着走，我们要过黄河就过黄河，要过长江就过长江，要回山东就回山东，我们要在哪里打就在哪里打，蒋介石要听老子的命令。说我们反攻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是全面的历史的观察战局。有些人当山东打胜仗时，以为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好像打倒蒋介石就是他的本事，其实没有山东蒋介石也要打垮的。他们看不见自卫战争的全过程，我们消灭敌人五百多万，我们正在转弱为强，由劣势转到优势。
    第二，反攻不是带游击性的，不会被打回头的，认为反攻是打游击，要被打回头是错误的。我们三路反攻大军，共有五十个旅渡过黄河以南，展开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是蒋介石不能抵御的。他不可能拿到五十个到一百个旅来抵抗，这是不可阻止的力量，是一往无前的。我们想打南京，就打南京，我们打游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快轮到蒋介石打游击了，他退出南京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将一直打到西藏去。对我们力量估计过低，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这种思想是跟不上时代的。敌我形势变化了，我们同志的思想，仍是旧的一套。我们必须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与之斗争，打破他们的旧圈套。
    第三，有些很老的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反攻是长征，不能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是根据实际经验提出的。根据长征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很多次长征结局都是悲惨的，如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长征到广东东江，第一次长征失败了；一九二九年，毛主席朱总司令被迫脱离井冈山根据地，向广东福建长征，因没有党政民的帮助，队伍下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结果被打回来，第二次长征是失败了。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长征到皖南被消灭，第三次长征失败了。后来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幸得陕北有块老根据地，有高岗刘志丹两同志，否则也是很危险的。到陕北后过了黄河，还不是又回来了吗？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在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我们军队一出解放区，举目无亲“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伤兵没处放，粮弹补充困难，一说几百条。有的说：在根据地我负责消灭敌人两个军，出去一个旅也不敢保险。
    我们说：我们背靠着根据地，民工弹药等仍可源源接济。我们反攻的地区大别山/中原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反攻是收复失地，连广州四川我们都要收复的。所以不是出门，而是回家，以历史上的长征作类比是不适当的。那时我们被迫的打游击，被“清剿”的无法生存，再不走就会被敌人消灭。那时是处在革命的低潮，国际法西斯正在嚣张之时，现在我们消灭敌人百多万，国内人民运动与国际人民力量日益高涨，国际反动派陷于孤立，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到了最危急时期，解放区空前壮大，我们是胜利的大进军大发展，敌我力量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这样来了解反攻，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我们反攻的实际困难，依靠发动蒋区群众，战斗胜利的缴获，和解放区后方的援助，三方面是可以解决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只要我们把新区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他们提出反攻是长征，是思想方法问题，但他们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在我党的两个历史时期，遵义会议前，党内不能讲困难，要讲自己如何能干，夺取中心城市，谁如果讲困难，说你是“机会主义”而讲国民党是怎样的不成。这是机会主义乐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上台了，党是全面的看问题，看到困难与缺点，也看到我们的力量与优点。抗日八年很多党员干部经过长期的磨练，想困难想得多，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过多的想困难，对胜利估计不足，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今天看见持带都怕，总由反攻想起长征。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抗战三个阶段。防御阶段只一年多，相持了六年，总想反攻会到来，不知道反攻三天就完了。过去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因为罗斯福邱吉尔不出兵，结果许多人又说是吹牛皮。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过长江，转到江南作战，那是新的事变，蒋介石垮台之快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过去经常批评对困难估计不足，今天要批评对胜利估计不足，许多困难估计到了，但许多“洋财”可能估计不到。毛主席估计抗战后有内战，因之整风/召开“七大”做政治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很充分。现在是第三个转变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对新形势到来的困难应想到，同时对胜利条件亦应充分估计到，当然我们是要做长期准备的。但不应是不敢胜利。我们党员思想比群众落后得很，不敢有冒险的精神。今天要勇敢的前进，不怕冒险，不要左顾右盼，白区党员尤其要有冒险精神，拿起枪杆子来干，蒋区到处是干柴，就是少点火的人。今天还强调困难是不成的，没有意义的。今天主要是敢不敢胜利，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今天我们与长征时期抗日时期是不同的，那时真有点老虎头上跳舞“扫荡”来躲一躲，斗智不能死打。现在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优势，军事上正逐渐转为优势，正在不断迅速的发展中，要估计到困难很多，要估计到胜利很大，要把士气与干部观点扭过来。
    （二）以新区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新区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我们同志的思想问题，比什么教育还好。当我军转到黄河以南，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浮财，争相参军。在解放区还要说服动员，对抗属互助；在那里不叫他，他自动来找你，每个村子军队住了一夜就有一二十个青年参军。群众帮助军队，供给粮食弹药，他们的斗争精神真是使人感动的。群众没有失败的情绪，他们不怕蒋军回来，只知道打地主打土顽分浮财分土地，这是蒋介石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见到我们是想不到的欢喜，他们天天等我们去，原因是蒋介石政权机构过于腐败无能。他们的保甲制度，乡/区/县政权天天要粮要款，抓兵拉丁，贪污腐化，杀人如麻。蒋介石给人民的灾难太重大了。
    在黄河以南更好打仗。在山东时敌人重点进攻，有二十四个军，现在我们只负担四个军。敌人是一军一旅在一起，顶多是两个军在一起，三个军是没有的。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我军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扫荡土顽固，消灭敌人保安团队，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给养又便利，到处可以取得。吃得又好，吃鸡鸭，吃竹笋，吃鱼。不比以前那样的吃不上菜。我军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国民党到处恐慌的很，常常有国民党的县保安队找他的正规军，结果找到我们军队来。我们说：你们辛苦了，进来请坐！当他问到我们是哪部分时，我们说：我们是新四军，把枪放下。敌人马上张皇失措，举手缴枪。
    加以各线我军的胜利配合，过去反攻认为是打游击的被迫的长征的人看到各地我军反攻的胜利消息/蒋军的恐慌，这时说：真像反攻的样子呀！特别是山东/华中的恢复，他们奇怪起来：怎么我们走了，反而收复失地，真是首长远见，领导正确。我说：当初他们的头脑就是缺少马列主义。
    我军现在转入蒋区作战，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他是不好受的。我们是过来人，知道的很清楚。过去打仗在解放区，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的油，把山东吃得精光，现在这个大包袱，加在蒋介石头上，叫他尝尝滋味。在立三路线时说：敌人是“恐慌万状，十分动摇”现在以这八个字描写蒋介石是恰当的。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打到徐州附近，我们则打到徐州以北六十里时，那时蒋军真是手脚无措。徐州有一个卖西瓜的人，把西瓜皮丢在大街上，另一个人走路不注意，踩着瓜皮滑倒了，两人打吵起来，周围很多人来看，有的人乱跑乱喊：新四军进城了！马上震动全城。沈阳在我军进击之下，国民党的太太小姐抢着坐飞机逃难，曾把一架飞机抓烂了。今年春天，我们要放手大量消灭敌人，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那时蒋介石从南京搬家，也会尝到搬家的滋味，要船没船，要车没车，老婆娃娃乱叫一团。也叫他们把钢丝床/沙发，甚至马桶都搬上走吧！那时，也许南京一个西瓜皮会顶十万大军。蒋介石的出路怎样呢？搬家打游击或是垮台，出现像西安事变相似的事件，或是带上宋美龄出洋去了。总之蒋介石的垮台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三）人民军队的阶级教育。反攻后感到部队成分复杂，干部思想摇摆不定，其原因是缺乏阶级教育，阶级观点/阶级立场不明确。反攻后我们从根本上教育着手，以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纪律教育，搞反特务教育，没有从根本着手。现在从阶级的基本教育即土地改革教育着手，主要是诉苦，发动指战员一起检讨反省，诉苦后，追穷根，追出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激发大家对蒋美的仇恨情绪，拥护反攻，坚决反攻，提高战术，加强纪律，争取战争的迅速胜利。
    开始有些人赞成诉苦，但是用老一套的办法。有些地主出身的战士诉共产党的苦，有些流氓假诉苦，有的强迫诉苦。如一个连长把队伍带到大庙里开诉苦大会。他坐在一边，板着脸孔说：今天开诉苦大会，大家诉吧！没有人诉，他说：诉吧！为什么不诉，你诉！他自己拉起人来叫诉，还是没有人诉，就散会了，回来向上级报告：我连不需要诉苦。有的诉苦，一说就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罪恶，美国如何侵略中国等一套。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那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初时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他答：这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后经过解释启发才慢慢觉悟过来。村里老百姓看见部队开会都哭了，很奇怪，怎么昨天进村是高高兴兴的，唱歌谈笑，今天就大哭起来。后告诉他们是诉苦诉的哭了，于是老百姓也要求参加一起诉苦，开军民联合诉苦大会，诉得军民都哭了。老百姓说：这军队真知道老百姓的苦呀！军民关系也搞好了。说明我们军队有些诉苦是抽象的，不实际的，真正诉苦进行好是对部队最好的教育。
    军队干部中有的是豫皖苏的，这次部队反攻到那里，他就带上警卫员骑上马回家去，真是“锦衣还乡”哪知回到家里是扫地出门，他的老母亲住在破房子里，于是大发脾气，找村公所。区政府说：什么政策？根本过左！老百姓答复：是毛主席政策/共产党政策。把他捆回部队来，自己反省承认错误。有的是工农分子，经过土改学习，觉悟更加提高，但也有投机装假的。有的说：你们十年搞统一战线我就不同意，那是非阶级路线。我十年来被压下去，今天政策变了，我抬起头来了，敢大声说话了。他根本否认党的路线，否认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是不对的，说明在阶级教育中，仍表现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有的诉苦诉到干部头上，说连排长怎样压迫他，要求调换干部、撤职，使得干部不敢在连里参加诉苦大会，逃到营部里，打电话问是否诉到他头上，没诉到时，心里就安下来；诉到了，就怕的很，等诉苦完才敢回连，把干部的军阀主义也整了一下。因此我们决定凡是士兵诉到干部头上时，干部无论如何立即向士兵承认错误，这样也可以克服军阀主义的倾向。
    （四）今后的任务：
    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第二，打开战场，建立民主政权。刘邓部队要过平汉路西，陈谢部队向南发展到老河口一带，陈粟部队还要向洪泽湖发展，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蒋政权/保甲制度/土顽固彻底扫荡后，建设起民主政权。
    第三，破坏铁路，割断平汉/陇海/津浦三条内战的动脉，使敌人不能通车，孤立交通线大据点。
    以上三点造成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人，把蒋军主力，五军/七军/十一师三个军消灭后，蒋介石就垮台，像一座房子十条柱子，砍断了三根柱子，不倒也得倒了，那时我们强大兵团渡过长江，蒋介石垮台的迅速是会出人意料的。
    七. 国民党方面剖解（略）
    八. 结束语
    军队工作与地方党工作一样，需要新的形式。目前新的大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自卫战争胜利，解放区伟大土地改革普遍开展，蒋区工人学生民主运动的发展，反攻再前进一步，将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新整编队伍，三查运动，审查与提高干部，提拔新的干部，从地方上抽调好干部到军队，提高部队，使部队各方面的工作焕然一新，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一，发扬阶级军队阶级武装的特质。抗战八年，我们军队的阶级武装性质未变，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服务，今天更加要发挥这一特质，才能成为土地改革的军队。蒋介石向他的军官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共产党的清算对象，我已六十多岁了，还怕什么，主要是你们自己。这是他最后挣扎的表现，说明蒋军是有他们的阶级性的。我们要树立农村贫雇农领导，割断小资产阶级与旧社会的关系，成为一支崭新的坚强的人民军队，担负扩大创造新解放区的任务，军队干部要学会建军/建党/建政/建民，把新解放区巩固起来，使之转回来帮助军队，扩大军队，我们在反攻中是以军队为主创造新解放区，先帮助地方工作，把地方工作做好，使之回来帮助军队，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改造我们的军队。以前我们在内线作战时什么都齐备，现在在外线作战就要自己搞党/政/军/民工作，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这四项工作，否则反攻会倒回头的。今年四八年我们能否渡过长江，不决定于蒋美而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如我们把长江北的工作搞好，彭贺部队进入陕南四川，林彪部队进关，则我们与刘邓/陈谢部队可转入长江以南作战。抗战八年，我们只学会打仗，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会做地方工作，做经济工作也是搞投机生意。华东部队干部在艰苦的时候，思想发生波动，是一点也不偶然的，是由于阶级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我们要彻底转变，从旧到新的突变。有些要被淘汰，一部分人要落伍，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也是世界革命的规律。不管你是大革命的，十年内战的，抗战的干部，都需要提高一步，彻底转变。审查干部、提高一切工作，发挥我们阶级军队的本质。军队大批干部调到地方，深入蒋区工作，地方好干部调到军队，向蒋区发展，深入蒋区发动农民土改。
    第二，发挥军队独立作战的性能。过去一年我们强调集中，反对离开战略战役的机动，但反攻到蒋区后，许多同志机械的很，一举一动也问上级，搞不来独立作战了。今天我们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正规战/运动战，一面又是分散扫荡土顽固，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要做到又分散又集中，分散了集中，集中了又分散，但反对游击主义。要善于抓住时机学会攻坚，共国两党二十多年来在各方面的论争，思想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论争，主要是土围子不能解决，敌人在土围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不学会攻坚，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学会了革命就快成功了。现在打开石门/运城等地，证明我们攻坚力量提高了。但仍不够，一定要继续提高。我们还要学会山地作战，越向南越多山，雨季作战也要学习。我们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能指挥各种兵团在各种情况下作战，应付各种情况的军事家。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才，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际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才。象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才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我们解释毛主席的政治思想著作很多，但解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很少，需要一批有理论与实际经验的同志来作这项工作。国民党步兵战术操典，拿破仑战争史及古代军事理论都要学，将经验提高到原则。
    第三，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今天要强调建设统一的人民解放军，以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位，来统一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本位，具体办法是调开基本单位“调虎离山”。
    我们反对破坏主义与破坏专家，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思想。他们打开城市破坏城市，打开教堂破坏教堂，打下医院破坏医院，他们不要的东西都给你破坏了。他们不懂得反革命的财产一到人民手里就成为人民的财产，你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破坏的权利。有一次，我们部队的一个勤务员把博山一个房子里的许多玻璃/电灯泡打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汉奸住的要打掉。鲁南战役时，缴获敌人快速纵队的军需品，价值数十万万元，足够华野五个月用，但破坏不堪。华东消灭敌人近五十个旅，至少可装备二十个旅，但现在炮仍不够用，这与本位主义有关。他们认为“给你调走了，我还是用不成”有了东西做人情，只把小单位搞好了，不管大家是否受损失。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以战养战”以敌人的骨头熬敌人的油，尽可能减少后方群众的负担。前方的缴获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缴获的粮食不少，结果变成额外的消耗与浪费。我们有两万多匹马，却连拖炮的马都不够用。这样的仗我们是打不起的。
    我们今天提倡“以战养战”实行大公无私主义。共产党是革命的破坏主义，破坏为的是建设，是与破坏主义/破坏专家不同的，有原则区别的。反对破坏主义/破坏专家是党内很大的思想斗争，特别要反对破坏头子，这批人是党内的“功臣”他们虚报/假报，大斗进/小斗出，要来一个“对功臣的扫荡”只有把他们“扫荡”掉，不然是无法无天的。
    军事教育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攻下据点，即演习攻据点，这样来提高军事技术。这是建军中很重要的一环。
    第四，强调艰苦斗争，反对贪污浪费。晋绥/陕北生活很艰苦，弹药少；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那里有一部分人过的是地主生活，反映了地主意识，结果反对土地改革。但一般部队生活是很苦的，只是少数供给经济干部，大权在握的干部，生活铺张浪费。有一旅长出门，要用几十个民工，后经调查，他除带用几个伤员外，连家属小孩还有四十余人。但我们一般指战员很艰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碉堡攻不下，我们一两个同志拿很多炸药捆在自己身上，以自我牺牲炸毁敌人碉堡。打七四师动员时，有很多人事前写遗书，要求牺牲后追认入党或取消处分。有的牺牲了，有的没牺牲，第二次又写遗书。我们就接受其请求，发挥了高度的阶级觉悟。我们进攻敌城堡时，爬城梯子，周围布满烈士遗尸，还是硬往上冲。这样的战争那有不胜利的！有的部队因一个地方撤出来就痛哭：对不起上级，对不起老百姓！表现了人民军队的特点。而一部分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人则高高在上，不能反映群众的情绪，要很好改造，要开刀才能割去盲肠。
    第五，战争的展望。南线北线作有力配合，北线消灭敌人的孤立据点越多，根据地越巩固，东北解放军进关，则南线大进军的胜利越快；南线工作做好了，南北大军配合就可致敌于死命。今年秋天能组织一百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可能结束战争，否则到明年一定可结束战争，这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铁鸟

    一九四七年冬，陈毅奉命到中共中央开会，途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到陕北，应以上各中央局和军区的邀请，分别作了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报告。本文是他在晋绥对敌斗争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记录稿节录。编者在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订正。

铁鸟

    一. 目前全国范围，有四个大的战场，这就是东北/晋冀鲁豫/晋察冀热/华东（包括山东与华中）还有五师方面的一个游击战场，南方各省国民党正在积极激起民变，自己在开辟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虽不是主力决战，也已有燎原之势。此外，国民党正又跃跃欲试，企图进攻延安---可能再加一个战场。今天的战争，是中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或近百年来最大的战争。今天的战争，从兵员的动员来说，从每日的伤亡来说，从其破坏的残酷性来说，无论北伐战争，二十年军阀混战，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都不能比拟。如以过去十年内战而论，蒋最多也只动员了二百多个团，八十万人。蒋与冯阎战争，冯阎五十余万人，蒋八九十万人，双方也只有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期间沪苏会战，中国三十余万，日本二十余万；南京战役，国民党十余万，日本不及十万；徐州战役，国民党五十多个师，三十万人，而日本只有五个师团。今天国民党方面动员二百多万人，战线延长从鸭绿江到长江，从四川边界到长城，如果再加上南方的民变斗争，那么可说是全国全军全民的一次大战争了。这样规模的战争，其意义不仅有关中国的存亡，而且直接威胁到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现在巴黎和会已经开过，纽约在开联合国大会，如果这个会再开好了，那么全世界的注意力，就将集中移到中国问题上。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任何一次内战的观点，来看这次的自卫战。我们要完成历史性的任务，同时必须认识我们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体人民所负担子的沉重。我们要替全世界消灭一个最反动的因素，压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要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再次来掠夺和奴役中国。我们不单是保持八年抗战的果实，不单是保卫解放区一乡一村与土地改革的利益，而且要阻止美国组织人力物力来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冒险企图。我们站在世界和平民主的第一线上，我们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战。所以在火线上千百个同志的流血牺牲，是有极伟大的意义的。他们杀身成仁，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自我牺牲的代表---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于“舍身取义”的同志应有的评价。正因如此，所以一切赞成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反帝国主义的，包括各方面广大的阶层都同情我们，认识我们牺牲的神圣意义。与此相反，一切企图苟安速胜，准备很快搬回城市，恢复和平安逸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人，是经不起暴风疾雨的考验的。他们焦灼不安，猜疑埋怨，患得患失，甚至动摇发抖，退却逃跑，与上面说的比较起来，越显得渺小卑微了。同志们！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要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担子，首先，就要受得起艰苦困难的折磨，今天我们就是处在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有困难，但是，敌人的困难更甚于我们，我们的困难可以克服，而敌人的困难是始终无法克服的。只要我们不被敌人的进攻所吓倒，不论敌人如何疯狂，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二. 华东战场上，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一战又予蒋整编七十四师以沉重打击，变成八战八捷；晋冀鲁豫刘邓部队，三仗消灭了蒋方六个师，都证明了蒋的进攻部队是可以消灭的。晋东南陈赓部队只有九个团，其中只有一个主力旅，打退了蒋方五六个师的进攻，歼灭其精锐胡宗南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更证明不但可以消灭他们，而且可以以少胜多。张家口外围歼灭了蒋二个师，淮北歼灭了蒋一个半师（其中一个团是桂系）都证明了不管当敌人前进时如何疯狂，而一经进入了解放区就要被消灭。至今为止，蒋方被消灭的已有三十个师了。我们主力集中的地方固可以消灭敌人，就是主力没有集中的地方，也可以消灭敌人。比如陈赓那里，并不是野战军集中的地方，他们还是以少胜多，消灭了敌人。又比如胶济线，那里只有几个团和民兵，然而三个月中零零碎碎消灭了蒋军共三四个旅，敌人至今无法打通，弄得失去信心；就是打通了还是可以破坏，可以夺回。又比如苏中及七八分区，八分区的主力离开已五个月，七分区已离开两个月，苏中撤出已一个月，但地区仍然可以坚持，我们仍保持区/乡政府，照样的收公粮/开会，“还乡团”不断被消灭。又比如淮南路西从五月开始就被敌人占领，但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游击战。又比如五师地区被敌人侵占更早，现在不但在原地保持着游击战争与革命政权，而且，从宣化店突围的远征军到了川陕鄂豫边，化整为零，在五六个县份内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且已在分配土地，组织几百人一股几百人一股的人民武装。这说明我们不但在老解放区里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仁义之师”到处可以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即使蒋介石的后方，我们也可以树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也会有成千成万的群众的拥护。蒋介石愈反动，其结果只是制造革命，规模愈大，发展愈快；这样下去，解放区就会推广至全国。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也丝毫用不着害怕。须知压力越大，反抗越多。反动派要想镇压革命，而结果恰恰是制造革命，这是由事实证明的不易规律。是的，个别也有在火线上动摇投敌的，甚至也有少数老战士，边界上有些民兵叛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足奇怪。这好像箩筛底下必然分出粗细来。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许多腐朽脆弱的分子自然受不住战争激流的冲洗，而要沉淀，淘汰；而许多优秀分子，便始终屹立在最前哨。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一面，光看这种腐朽脆弱分子的没落，而更要看另一面，这就是许多新的积极分子和新的斗争力量，更像雨后春笋一样卷入到革命阵营里来了。单就马叙伦陈瑾昆张奚若罗隆基诸人来说，他们有的以前也并不很好，可是现在他们比某些幼稚的共产党员还要坚强，这说明在这正义/自卫/爱国/保卫民主的战争中，涌起了并且还要涌起更多的新生力量，而那些少数唉声叹气的，腰酸腿软的，近视的，终究要被清除，既是必然，也是不足惜的。
    总而言之，我们在主力集中的地方能够胜利，没有主力集中的次要方向也能胜利，交通线能够继续破坏，主力撤退的地方也不会被压服，就是完全放弃地区，像五师那样也能坚持下来，而且还要发展新的地区。此外，如像邵伯/海安/四平街和这次涟水七日七夜的守备，说明我们必要时要守也是能守的。所有这些，都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我们胜利，并不只是可能，而且是现实的。
    三. 三个月战争，指明了一个规律，也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蒋所得的还是要失掉，而蒋所失的是永远不能再得了。三个月中，蒋得了我们两淮/曹州/承德/张家口等七十几个城镇，其中有好几个在我是大城市，在全国是中等城市，还有几千村庄，约占我解放区城镇十分之一。但津浦/陇海/胶济/平汉/平绥各铁路，一条也未打通，部队被消灭了近三十个师，伪军/土匪/还乡团等，还不计算在内。蒋介石大言不惭，计划三个月消灭我苏北部队，恢复交通，占领华中，结果却完全破产。而他被消灭和受重创的三十个师中，如一师/五师/新六师/八师/七十四师等，都是一等的精锐主力，其次如九十九/六十五/二十三/一百/新七/第三/十一/九十二等师，也都有优良的装备，然而都被歼灭/击溃或严重杀伤了。他损失了有生力量，我扩大了有生力量，并且改进了装备；他们所失的正是我们所得的。他损兵得地，我得兵弃地，失地可以恢复，丧师就无法恢复了，而且蒋介石这些部队，均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又经过了美国的训练，才有今天。其中如一师/三师/七十四师/十四军，还是北伐时的老基础积蓄下来的，更是主力当中的主力，完全美械美训，可是碰到了新四军/八路军，在一天一晚之间便被消灭或被击溃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而且也使美方痛心疾首，事实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惨败过，不要说军阀混战，就连过去跟红军的十年内战来说，也是如此。今天，仗还只打了三个月，还只刚打进解放区的大门，就来了这种厉害的一个见面礼。过去，江西的第一次“围剿”蒋被消灭的有四个团，第二次四个团，第三次八个团，第四次十二个团，这次一下子就摘掉了五十个团到六十个团，就是跟日本鬼子号称“世界第一陆军”作战，如淞沪/南京/徐州/武汉/中原/衡阳等几次会战，也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损失。衡阳之役只有一个方先觉被俘，而现在是军长以下成百成千的军官做了俘虏。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问“蒋委员长”：你可曾整个的消灭过我们一个排没有？
    不但没有消灭过，而且大量放下武器的士兵，倒戈相向，在火线上特别积极；他们本有不坏的战斗技术，经我教育改造后，大多数能和我老战士并肩作战，并不落伍。至于蒋方的不断起义，下面再谈，这里不必细说。蒋的力量只会缩小，我的力量愈为增强，今后蒋军还要进得更远，而失败也将更大更惨，这是可以断言的。
    总而言之，蒋得了些城市和交通线，但并不都能扩张为面；扩张了，一时也不易巩固；巩固了，也未必就能用其人力物力；就是用了，也会散布新的反抗种子。而我们的失地，可以用主力去夺回，可以用武工队去秘密控制，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活动，而且还可以深入至蒋的统治地区去。我们可以准备其再进临沂/邯郸/哈尔滨，甚至延安；也可以准备其再进兴化/临城/阜宁/涟水/沭阳，然而蒋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要我的失地不至没有周旋的余地，蒋在其力量不断被我消灭而不断转变为我的力量的条件下，那么最后力量对比，就会起根本的变化，我就可以收复失地了。我解放区共有七百多个县城，我们要是丧失了仍能去控制，失去这块，搞回那块，那么就是一半县城丢了，胜利仍是可操左券的。
    四. 战争前途可能是这样：三个月自卫战，还只是在我解放区的大门上打的，这是初期。这时双方都还少经验（我们有的也只是十年内战与敌后磨擦战的经验，而尚少这些大规模战争的经验）今冬明春，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道线，并控制某些乡村，在我腹地残酷纠缠；而双方力量也可能就在这时期起根本变化。那时敌的兵力更分散，战线更延长，而我防线更短，力量更集中，经验更丰富，敌在占领区更难控制，而美国可能从中国退出，敌的有生力量继续被我消灭，于是力量的变化由量至质，这也就是我们开始反攻，收复失地，开辟大块新解放区的时候了。所以今冬明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消灭其有生力量，是很重要的，否则虽不影响我们最后胜利的前途，然而相持局面便要长期化了。
    华中自淮阴失守后，是增加了不少困难，这是不用否认的，这好像北边的撤出张家口，也同样增加不少困难。但我们必须认识这些困难的性质，不要被困难的表面现象所吓倒。这些困难，本质上只是我们的斗争方式的改变问题，而不是什么能否生存的问题。敌人到了，主力撤开，我们自不应再开大会，再用从前的标语口号，在我们已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的地方，在大多数群众抵抗失败，情绪低落，要求妥协时，甚至可听从人民大众的意见，与敌人表面敷衍，甚至建立两面政权。我们由公开转入半公开，甚至完全秘密状态，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离开群众放弃原阵地。又如工厂/学校/医院，分散游击时仍是可以办的，不过方式是跟今年春夏时候不同了。我们在敌人占领的地方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准备力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开展游击战争。而在其他地区，大量发展民兵，充实主力，使主力二倍三倍的增强起来，只要我们主力存在，我们终能杀出一条血路。假使我们悲观失望，精神上先解除了武装，这才不可救药。是的，我们解决困难的条件是少了几个了，可是我们可创造新的办法。我们干部伤亡，可以从新的力量中获得补充；地区大时容易扩充新兵，小时也可拉游击队与争取俘虏；此外财力物力也都有解决的办法。同时，蒋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全国反对，财政除借债外没有办法，经济已走上绝境，军心厌战，想多得地盘而又想迅速解决战争，这都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矛盾。敌我双方两相比较，胜败的形势是极明显的。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起义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去的起义都是几千几万人，而这三个月来只有一班一排。殊不知过去有些人起义，事实上是先由我们包围而促成的；可是这三个月来的起义，比第一次自卫战争中次数更多，范围更广泛，从陆军/海军/空军/保安队，一直到特务武装，都纷纷起义，而且都是自动的，没有任何外力的逼迫。最近大批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都向这里跑。有一个中间派的报纸有人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不过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与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上跟共产党的意见一致就是了。
    事实上过去还有所谓中间人士，今天这些中间人士除在阶级基础上组织问题上和我们不同，而仍可名为中间派外，在目前的斗争纲领上，不能再有第二条路，这也就是革命阵营中的斗争力量。在社会基础上蒋是缩小了，我是扩大了，这里已有显著的变化；而更多更大的起义，将来还要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必须换脑筋，把目光放得敏锐一些，不要只在片面的现象上打圈子。现在是抗战结束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阶段，假定共产党已是四岁（北伐/内战/抗战/现在）那么这里大多数同志都是参加抗战好多年的，也已经有二岁了。我们要求已二岁的同志，看问题就得深刻些，不应再是只凭普通的常识来判断。要是我们搞得不好，革命失败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干。在今天，并不能说一失了首都，一失了某些地区，就认为不能生存。问题要从多方面来看，要看了这面又看那面。我的失地是增加了困难，但失地并不丧师，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总之，新的事物有新的规律，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断不可简单化。比如再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说，他反对美国这样帮助蒋介石，认为这要使美增加灾难，遭受失败。华莱士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新四军/八路军，而是美资本家十足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又使人糊涂了么？其实这毫不稀奇。因为他是一个比较高明的资本家，他不是爱护中国，恰恰是更好的为美国打算，想保持美国和苏联斗争的力量，想和中国通商赚钱必须采取和平的办法。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要做希特勒第二，在中国范围内不要做日本第二。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明天华莱士也和赫尔利/马歇尔一样，先后态度变了，不是又失望了吗？起义问题也是如此，积小胜为大胜的问题也是如此！当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一班一排的起义，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记者，只爱报道大的歼灭战，而不肯报道民兵的战绩、敌后坚持的经验、伤兵工作与后勤工作的范例，也是不对的；须知前线的胜仗重要，但还要加上大家在各方面的努力。
    三个月的战争，考验了我们华中的同志，替我们审查了干部，实行了精简，也真正给我们上了第一课。我们各种毛病，不问是阶级立场，思想方法，或者在工作态度方面，都要克服，而且都要很快克服，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可能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单位必须减少，机关必须合并，干部必须降级使用，和平时期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一切都要收起来，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说：一夫拚命，万夫莫当。现在真是拚命的时候了。战争首先要靠勇气，就是拚，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也进，挺进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他个七进七出。我出来就准备三条路：胜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则开追悼会，不能再有别的了。中国的和平民主是难产的，现在正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是忍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困难和失败混淆，今天不是失败，而是困难；我们只要是巩固团结，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华中还可能丧失更多的地方，只要主力打胜仗，各地方坚持，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就能打开战局，恢复失地，走上胜利之路。

铁鸟

    这是陈毅在华中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结束语。篇名为报告第一部分的原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