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大讲堂*2月27日*开放沙龙*主题：围绕转基因主粮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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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围绕转基因主粮的是是非非（2月27日*周六*上午）
        说明：自从我国要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消息披露之后，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就迅速发展起来。从网络到报刊杂志再到电视媒体，围绕转基因主粮的是是非非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为什么会出台这个决策？这个决策的危害何在？希望有见解的人士发表深刻的意见，请大家一起参加讨论。本次开放沙龙将为公众提供交流机会。
        时间：2010年2月27日星期六上午9:30
        地点：乌有之乡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http://www.wyzxsx.com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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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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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O英文全称Genetically-Modified Organism即基因改良生物，俗称转基因生物。
    GMO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的。转基因技术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使优良基因跨物种交流。对于农作物而言，能够实现对品质/抗性/产量等性状进行定向/精确的改良，使依靠常规育种技术达不到的目标得以实现。转基因作物可以在产量/抗逆性（抗病/抗虫/抗寒/耐盐碱/抗除草剂等）营养品质等方面较传统作物品种有显著改进，并且还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
    面对巨大的人口增长对地球生产力需求的压力，人类最佳的选择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对自然影响相对较小的方式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满足地球村民的需求。转基因技术就是在这种形势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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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农业生产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
    最初的选择是利用自然突变和天然杂交所产生的优良后代；随后开始了有意识的杂交选育过程。无论天然杂交还是人工杂交，都是一个生物个体的全基因组与另一个体的全基因组融合并在后代中发生重组的过程，因而都是广义的转基因的过程。
    农业生产发展到今天，农作物产量比起刀耕火种的年代已经提高了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农作物品种的持续改良和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
    在过去的育种工作中，育种者只能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将两个作物品种基因组合在一起，从其杂交后代的分离群体中筛选优良个体，并通过连续选择获得目的品种。然而，自然界中许多栽培农作物种内基因库中可利用的基因源正在日益减少，而农业生产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迫使植物育种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生物资源库，从野生近缘种，直至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中寻找可利用的优良基因。
    不同的生物种之间存在着的生殖隔离，使得育种家很难甚至不可能将人类所需的优良基因从远缘物种中通过常规的方式转移到栽培物种中。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能获得单个优良基因和把这些基因转移到目的物种中的技术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这就是基因克隆和转基因技术。比起远缘杂交的两个基因组的融合和诱变辐射（含宇宙辐射）的不确定性，我们当今使用的转基因技术不仅要温和的多，而且其更可控，更具有方向性。转基因品种在商业化推广前所必须进行的严格的生物安全性评价，足以保证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安全使用。各种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的方法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应该互为补充。
    电的发明/核技术的应用等等无一不是双刃剑。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科学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相应的风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把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使其更好地造福于自然和人类，而不是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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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作物不仅能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而且能为人类保护环境/增进健康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完全可以成为绿色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转基因技术与绿色农业对立起来，将会极大地阻碍和限制绿色农业自身的发展。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的农业耕作方法，即所谓“有机农业”是很难大面积并持久应用的，因为它违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培育转基因品种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强作物自身对病虫的抵抗性，从而使其在与病虫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使得农民减少直至不使用农药。因此，转基因技术与绿色农业的目标是一致的。
        转基因品种因其高产高效低能耗的特点，可以大量减少农业生产中CO2的排放或增加对CO2的吸收，从而为减缓全球变暖作出贡献。北美，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应用而少使用了50%以上的农药，仅2007年就减少使用14万吨杀虫剂，同时由于减少了田间操作还大量减少了燃料的使用。中国自1997年开始种植转基因Bt抗虫棉品种至今，有700多万农户因10%的增产和60%的杀虫剂减少使用而每公顷增收约220美元（相当于全国增收10亿美元）这些抗虫棉品种不仅保护自身，而且使周边农作物免遭害虫危害。
        只有种植高效低耗抗病抗虫的转基因作物品种，才能广泛持久地开展绿色农业，生产出既高产又无农药或真菌毒素污染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是绿色生物技术的有力武器之一，也是解决绿色农业生产中所存在问题的一把钥匙。因此，如果把转基因技术归入绿色农业的范畴，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绿色农业和转基因技术两个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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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跨国大公司对我国巨大的农业/农产品市场垂涎三尺，并采取实际行动试图占领我国市场。转基因作物品种就是他们敲开我国农产品市场大门的法宝之一。在十多年前，当抗虫转基因棉花刚刚在我国推广时7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面积都是种植美国某大公司的品种。从那时起，我国加强了对转基因棉花的研究/开发的支持力度。国家“863，转基因专项”等研究项目的启动，使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科研和生产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如今，我国7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已经成为自育品种的天下。
        数年之前，当国外转基因大豆开始进入我国时，国内有一种声音说我国是大豆的发源地，为防止野生资源被转基因品种“污染”我们不宜搞转基因大豆的研究，因而试图用常规品种与国外公司的转基因大豆竞争。这十多年来，进口转基因大豆逐渐蚕食我国大豆市场，到今天，我国每年需进口约300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我国的大豆产业在面对强大的国外竞争的形势下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的是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转基因研究，大胆地使用转基因技术，推广一些已证明是无害的优良转基因作物品种，真正发挥其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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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没有稳定的粮食来源，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农业如抛弃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放弃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大规模引进转基因生物技术，搞所谓集约化大农场，将扩大这个不安定因素，不啻于接受威胁粮食安全的“特洛伊木马”。
    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而要将光合产物收获为人类的食物，必须感谢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除非他不想过了。农民留种子，是从当年收获的粮食中，挑选质量好的小心保存起来。因此，传统的农民，就是经验丰富的遗传育种“专家”从收成中留种，是天经地义的，是很从容的，农民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恐慌。
    然而，转基因技术主导的农业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其巨大风险来自生物技术跨国公司，即转基因垄断巨头。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是不知道什么知识产权的。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种子钱。然而，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推广其产品，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似乎是农民捡到了便宜，殊不知，转基因垄断巨头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国的种子市场。以后，农民再留种就困难了，也由不得你留种。受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他们会将“违法”农民列入“黑名单”那些农民将得不到贷款/农机具补贴，农产品也不能正常出售。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将农民直接告上法庭，最终制伏农民。原来种地无忧的农民，变成提心吊胆地种地，任转基因公司盘剥，屈辱地活着。种地看别人眼色，那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自杀种子”即通过转基因手段，对种子实行改造。第一年获得收成后，其种子不可能再发芽，或者即使发芽也长不出好庄稼。这样，一方面免去了监视农民“偷窃”的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控告农民的麻烦和负面形象，还可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将种地留种的权利拱手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那些认钱不认人的生物技术企业，对粮食主权的损害是异常大的。
    有人说，正是为了摆脱西方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中国才投入巨资搞转基因研究，用我们自己的转基因发明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果然如此吗？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除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也难以与美国等转基因大国抗衡。西方国家会以“自由经济/公平开放”为由，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鲸吞国内起步较晚/以跟风为主的转基因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垄断，更何况中国的转基因主流科学家与国外的生物技术垄断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利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不能不令人担忧。转基因种子供应商的垄断性，足以威胁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乃至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美国，以及推广美国转基因种子的拉美国家，垄断企业通过种子和收购价格的控制，让农民的收入低到无法承受，最终不得不卖出土地，以其他方式谋生。小农经济被大型农场所取代，被人称赞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在中国出现，数亿农民将失业，将会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考虑，必须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国外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接受东北大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必须警惕那些生物技术科学家，打着解决粮食安全旗号，牟取私利并出卖国家利益的做法。一旦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沦为大豆的处境，中国主粮生产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阿根廷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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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主权=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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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界对转基因尚有争论，处在各种意见的交锋过程中。
    转基因在生物育种方面是一种先进技术。我们是一个大国，不掌握是不行的，应该支持科学家研究转基因育种的技术。但如果要推向市场，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
    有云：进口大豆是转基因的，所以豆油也是转基因的。这中间存在很大的误解。转基因的物质是什么？是在DNA链条上，DNA是蛋白质。油是脂肪，油没有蛋白质。所以转基因大豆榨取的豆油里不可能有转基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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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带领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5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研究食用转基因大米已经多年。2009年10月22日，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了“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该网站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清单中的两种转基因水稻，正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团队所研发：在华恢1号和汕优63这两种水稻品种中转入具有Bt抗虫蛋白的基因Cry1Ab/Cry1Ac这是中国首次颁发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所谓Bt抗虫水稻是将野生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下称Bt）中的基因经人工合成后，插入到水稻的遗传物质DNA 中，使水稻自己产生Bt抗虫蛋白，杀死多种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两种转基因水稻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产应用范围限在湖北省。
        张启发认为，20世纪60年代矮化育种和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成功应用，使得中国的水稻亩产分别增长20%左右；借助转基因技术，则有望实现水稻单产的第三次飞跃。
        张启发称，将品种资源研究/基因组研究/分子技术育种相结合，不仅有望满足水稻高产的要求，还能做到“基本不打农药，大量少施化肥，节水抗旱”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的影响。Bt抗虫水稻，则是其“绿色超级稻”战略的第一步。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及其同事2005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Bt汕优63抗病水稻可以节省约八成的农药，大大减少农药使用对于农民健康以及环境的影响。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9%因为减少病虫害所减少的损失，相当于提高了产量。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傅强表示，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在提交审批后，需要进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试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至于转Bt抗虫蛋白基因的安全性，这种基因转入后，只会导致鳞翅目昆虫死亡，因为只有鳞翅目昆虫有这种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特异受体，人类及其他动物/昆虫均没有这样的受体，所以无毒害作用。Bt农药已经作为绿色农药推荐使用了几十年Bt水稻不过是把土壤微生物中的基因转到水稻中，对人是不会有问题的，起码从现有的试验中看不到任何影响。当然，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否可以稳定地带来产量的增加，还需进一步观察。
        至于Bt基因的专利问题，拥有专利最多的孟山都公司中国办事处强调，该公司并未在中国申请Bt基因的专利；只有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才可能涉及专利问题。
        美国/伊朗已经批准转基因水稻的种植。但在这些国家，转基因水稻种植面积有限，或者水稻并非主粮，影响力相当有限。而中国一旦放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无疑将对全球水稻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对转基因技术一直持反对态度的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水稻可能会对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其食用安全性也尚不明确，此外，转基因水稻涉及国外专利，从而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埋下“定时炸弹”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等于将中国的农业/国民健康/粮食主权三个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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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国产大豆带来致命冲击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竟然不增产，它转入的只是一种对除草剂有超强耐性的基因，可以使大豆在种植过程中随意使用灭杀性的除草剂，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进口转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在国内市场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是因为它品质好产量高价格又低廉；相形之下，国产大豆的产量低品质不好，是因为不是转基因的-----长期以来，国产大豆节节败退的落魄，让人们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充满艳羡。然而当我们较真儿地探究进口转基因大豆究竟好在哪时，却得到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转基因大豆只方便除草。
        我国著名大豆专家刘忠堂教授非常肯定地说：转基因大豆是个非常大的帽子，凡是把其他物种或品种的基因转到大豆中，都是转基因大豆。目前对我们造成冲击的是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它是把对草甘膦除草剂耐性非常强的基因转到大豆中，大豆其他的遗传性状并未改变。这种大豆在种植过程中可以使用药性强杀灭范围广的灭生性除草剂，而不必担心把大豆苗杀死。
        竟然是这样！仅仅是解决了杂草的危害，就把国产大豆比得一无是处！
        应该说是我们对转基因大豆的认识误区，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如今，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认真审视这件事。
        大豆的生产过程中，草害是威胁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外，大豆生产基本都是大规模生产，控制杂草的工作量非常大，为了减少人工支出，他们多用灭杀性除草剂，但它易造成药害，连大豆都一起杀灭了，所以才有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但在我国，由于大豆种植规模相对国外要小很多，人力又多，除草并不是大问题，所以根本没必要用这种转基因大豆。不仅如此，关于打垮我们的转基因大豆，还有更多的“不知道”-----转基因大豆不增产。
        转基因不但不会提高大豆产量，相反，转基因技术会导致产量降低5-10%大豆含油率也不会因为利用了转基因技术而发生改变。转基因大豆降低除草成本的周期只能维持三年左右，超过这个时间，害虫/杂草也会产生抗性，并会增加农产品农药残毒，甚至使一些农作物变成超级杂草。
        让转基因大豆高产的是科学的耕种方式，而非品种。
        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生产不但规模化而且机械化，大机械的深松整地作业为大豆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大豆是深根作物，最深能扎到地下1米，只有深松深翻，才能满足大豆的生长需要，实现高产。而我国农村多是小四轮子种地，耕层浅严重制约了大豆产量种性的发挥，所以产量不如国外；相比之下，同样可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我国垦区，大豆单产并不比国外低。目前美国大豆产量每亩175公斤左右，南美单产每亩可以达到180-190公斤左右，而我国垦区，大豆平均亩产在170公斤以上。
        相比其有限的优点，转基因大豆可能存在的不安全性更应引起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国际上还没有定论，也是阻碍转基因大豆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不安全性主要包括资源环境安全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等，它可能影响生物的多样性，可能引起耐除草剂杂草的蔓延，造成大豆生产环境资源恶化；目前一些国家已证实转基因大豆存在一定过敏性，其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还包括转基因大豆及其制品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和内部系统，可能会影响人体对抗生素产生抗性，可能引起跨物种感染等。
        据了解，美国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大约在81%左右，巴西大约在50%左右，阿根廷则全部为转基因大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世界大豆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与出口到我国的转基因大豆，价格竟差到一倍左右！令人费解的是，同是非转基因的大豆，我国产的不但卖不上高价，却要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在同一价格平台上竞争。或许，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将可能找到解决我国大豆问题的最佳方案。

烟若

    这是一个缺乏安全的年代。
    我们喝的东西缺乏安全。我们甚至能够接受天然矿泉来源于自来水，但不能原谅一个叫三鹿的奶粉，把一种不知名的化学成分添加给孩子，我们开始怀疑，一杯牛奶究竟是会强壮一个民族，还是杀死一个民族。
    我们吃的东西缺乏安全。我们的胃越来越习惯于苏丹红/防腐剂，而永远不再知道真正的蔬果是何样的原味，也不清楚，那活着的鱼，是不是被打了某种保鲜的物质。
    我们的健康缺乏安全。我们的肌体被各种莫名的毒素侵袭着，得了各种莫名的怪病，我们躺在医院里点滴，却不清楚，那小管子里流下液体，会不会又是含有那个叫什么二胺的？
    我们的孩子缺乏安全。他们也许就在家附近的广场玩耍，就可能被人贩子拐走或者强行抱走，与亲爱的父母永远地诀别。
    我们的父母缺乏安全。他们迈着颤微微地步子过马路，就有可能被疯狂的车辆横扫到街口的另一边；他们善良地去市场或超市，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热情的骗子或推销员忽悠得心甘情愿拿出可怜的退休工资。
    我们的感情缺乏安全。今天还枕着你的手臂入睡的恋人，可能在第二天清晨就会提出分手，只因没了感觉。
    我们的婚姻同样缺乏安全。四十之前，男人看女人；四十之后，女人看男人。
    我们的社会环境缺乏安全。处处都是小心眼的男人和势利眼的女人，我们防着，只求不被人算计。
    我们的工作缺乏安全。稳定的单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变得不再稳定，可那时，我们发觉自己已经失了再去创业的激情。
    我们的网络缺乏安全。人肉搜索你，恶意诽谤你，随意偷拍你，再拿到网络这巨大的信息网上去晒干你。
    我们的生命缺乏安全。防火知识讲解员把惨烈的现实摆给你看，最后大家买下175元的家庭型灭火器。我们也许正在上课，或者在喝茶，地壳的一次小小的震动，就会让你失去一切，包括你自己。
    我们的建筑缺乏安全。电梯经常维修，楼体的阳台会自动脱落，只要轻微的晃动，砖头就像烟尘一样粉碎。
    我们的学校缺乏安全。不负责任的跑跑老师，跑了之后居然还振振有词：只管自已的孩子，连老人都不管。希望以后，他的孩子也会这么对他。
    我们的交通也缺乏安全。火车的出轨杀伤力，比人出轨更可怕；飞机也可以说不飞就不飞。
    我们处在一个缺乏安全的年代.....没有选择，只有接受，裹着厚棉被，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铁鸟

    赵南元是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赵访熊的公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读大学时，在我们这些同辈的同学中，他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名人。再加上他与我的对象是同班同学，在文革中我和他又是志同道合的派友，因此对他是有很大的敬意和好感的。
    赵兄体健聪慧，博览群书。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大至政治哲学，小到乡土民情，只要是我们想要了解的，他是无所不知，侃侃而谈，满腹经纶，一肚子的墨水。
    赵兄豪放喜赌，因底气十足，又善于审时度势，一般的同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一到开赌，不是落荒而逃，就是俯首称臣。但英雄也有落难时。一次，已不记得因何而赌，只知输者须喝一整瓶的黑墨水，外加一只面目可憎的大蜘蛛。偏偏那次赵兄一不留神，中了陷阱。好个英雄赵兄，仰脖张嘴，一手蜘蛛、一手墨水，二话没说，愿堵服输，把那两样，一口吞下。我们这些看客是满身鸡皮疙瘩，想想那满肚的黑汤，再加那八脚蜘蛛的搅拌神功，那肚里岂不翻江倒海，真叫人不寒而凓。而当事者却好象喝了碗大补汤似的，连连称好。自此，赵兄言必信、行必果的侠士大名，扬名清华校园。我想赵兄原先博览群书吸收的墨水，再加上这实实在在的黑墨水，一定使我们赵兄的功底大大地增加。
    文革中，有位姓时的同学，在进攻对派据点时，不幸被对方从澡堂的二楼屋顶挑落楼下，摔断了脊梁，造成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宿舍靠本派的同学轮流值班照顾。我因为与他不是一个系，原来并不认识，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是出于同情心，我偶尔也会去他的宿舍，帮他打个饭菜，提壶热水，陪他聊聊天，我还进城给买了只琉璃小象送给他，希望能给他一些安慰。但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了，还远远不如一个小护士来得实用。
    一天晚饭后，大约七八点吧，我正陪小时在聊天，门哐的一声给撞开了，闯进一个不修边幅胡子拉渣的大汉，此人穿一旧棉袄，背上斜挎一黄得发白的帆布书包。定睛一看，原来是赵兄南元。此兄进门也不说什么，解下书包，拿出一盒针灸的家当，就在小时的身上开扎，看来他是小时宿舍的常客了。他那一扎一旋一提一拉，下针的果断、手法的熟练，真象一个从医数十年的老中医。扎上针后，他叮嘱小时，要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半小时后，治疗结束，他收拾好书包，我问他要去哪儿，他回答说，学校外还有两家农民等着他去治病呢！
    望着他风风火火消失在校园的黑夜里，我是惊讶得瞠目结舌，要知道他当年只是个刚刚二十出头学理工的大学生，他哪来的妙手神针，普救众生？与他相比，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四十年一晃眼就过去了，前些天看凤凰台，突然发现当年消失在清华校园夜幕里的赵兄却从凤凰台的黑门洞里走了出来，亮相在众人面前，头衔是清华教授、高举反伪科学的正方代表人物。难道这就是当年我熟知的老同学吗？我真怀疑自己的眼睛。台上的赵兄正襟危坐，多了几分的庄重与威严，却少了很多纯真和激情。看来人和事瞬息尚且万变，更何况四十年？
    对于赵兄高举的反伪大旗，本人不敢苟同。伪科学固然比比皆是，例如黄禹锡例如“汉芯一号”.....对于这些证据确凿的害群之马，必须人人喊打，让它们无立足之地。但对于一些用常规不可思义的东西，或一时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UFO研究例如你赵兄当年热衷的针灸/中医理论，当有人提出新的想法新的理论时，教授专家权威院士们千万不要匆匆举起反伪的大棒，将他们一棍子打死。你们千万不可充当当年罗马教堂的宗教裁判的角色。哥白尼的悲剧不应该重演。因为一个真理的诞生，在初期，一般是不会为主流社会认同的，就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年可是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靠一批主流的权威，套用他们所掌握的现有理论，动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宣判科学的真与伪，只会扼杀人类探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
    就反伪科学这一点而言，我与赵兄多年前的志同道合是走到尽头了。好在现在已不是文革年代，当年那种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刀枪说话的作风早已成为笑话。我们可以平声静气的各叙己见，我并不想说服你/你也不可能改造我，让我们坦诚布公地亮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带恩怨/没有势利，一切的一切，让公众都有兼听判断的机会。科学的真与伪，只有历史才能给予裁判。
    赵兄赵兄，好自为之，多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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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辞世已逾十年，往事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父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重视应用，重视实践。父亲曾经和我谈起过他为什么选择数学作为专业。父亲早年留学MIT时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科技。他经常在上课时向任课教师提出问题，很多问题教电机的老师回答不了，就说这是数学家才知道的问题。于是在父亲报考哈佛大学时就选择了数学专业，内心的目标是解决电机里那些问题。父亲在数学中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高次代数方程解法，这也是出于后来工程实践的需要。自动控制的系统分析和综合需要解微分方程，其中多数可以用拉普拉斯变换化为高次代数方程，知道这些方程的根，就可以判定系统的稳定性和控制品质。
    父亲和我讲过理论实践的关系。他说理论好比是飞机，可以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快速地跨越崇山峻岭江河湖海运到另一个地方，但是飞机必须起飞着陆才能运东西，光在天上飞不着陆的飞机是没有用处的。这个比喻可以看出父亲对于没有实际工程背景的数学研究不太感兴趣。
    父亲写过一些科普文章，我只记得《三角七巧板》和《节气日晷》两篇。这些也都是结合实际的《三角七巧板》可以帮助高中学生记忆/理解甚至证明一些三角公式《节气日晷》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廉价便携的计时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手表还是一件奢侈品，价格昂贵。日晷多为固定式，无法携带。如果解决日晷的携带问题，就为买不起手表的人提供了利用太阳看时间的方法。
    携带日晷的关键是如何定方向，放置日晷正确指北。如果加一个指南针，成本就会增加，而且多一个累赘。节气日晷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在日晷的枢轴上加了节气刻度，只要知道当时的节气，使盘影正好落在相应的刻度上，就能保证枢轴指北，使得日晷又同时具备了判定方向的功能。而恰恰中国的农民对节气又是了然于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放置水平，用气泡水准仪也会增加成本，父亲用孩子玩的玻璃弹子解决了。
    父亲研究算法，也考虑算法如何实现。在用算法实际试算时，大多数时间使用算盘。1958年他从苏联带回一台手摇计算机，但用得不多，他还是认为珠算比手摇计算机好用。但是考虑珠算的生手，他也主张使用辅助计算工具---算筹。算筹与算盘结合，可以使粗通珠算的人也能以加减代乘除，准确进行运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热心提倡珠算，实际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计算，很多是在算盘上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数字计算器开始进入百姓生活，父亲认识到珠算的时代已经终结，看法也与时俱进“文革”后珠算协会恢复，请父亲去当理事长，被他婉言谢绝，表示如今已经进入电子时代，推广珠算是没有前途的。
    父亲不仅自己研究计算工具，也很支持其他人的研究。记得木匠出身的于振善多次来找父亲，展示他新发明的计算工具，二人相谈甚欢。父亲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于振善在很不够的数学基础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很不多的业余时间，发明了对数计算尺，再加上尺算器，完成了三个发明家的事业，这种成就算做中国的第一是当之不愧的。
    父亲在教学中注重实效，反对照本宣科，经常用一些形象化/生动有趣的例子来讲解数学的基本概念，使学生能够理解得更深入。很多听过父亲讲课的人都和我谈起过这些例子，其中谈到最多的是“公鸡哲学”和“国徽极限”。
    “公鸡哲学”说的是有一只公鸡在回忆：我出壳第一天吃到了米，第二天也吃到了米……第一百天也吃到了米，所以，今天第一百零一天也能吃到米。
    恰好此时公鸡已经长到了能分出雌雄的时节，养鸡的主妇需要做菜的材料，看到这只正在进行哲学思考的公鸡有些发呆，担心传染鸡瘟，一把将它抓来杀了，做成炸八块。这个故事说的是数学归纳法必须证明在N成立时N+1也成立。
    “国徽极限”是讲解极限概念：天安门上有个国徽，国徽里还有个小天安门，小天安门上还有个小国徽……我们可以想象空间中存在一个点，在这个点周围有无穷多个天安门和无穷多个国徽。这个点就是天安门和国徽无穷系列的极限。
    在父亲写的教科书中，也能见到很多别出心裁的形象化解释。我还记得用拉链表示双曲线的生成，用雨伞解释一致收敛性的图画。
    对于世间的错误思潮，父亲也常用形象化的比喻加以抵制。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不仅有大炼钢铁/打麻雀，也有科学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对于种种低水平重复的“科研”父亲的评论是：要到前方打仗，不要在后方捣乱。
    工宣队进校后也有过一次“教改”其中的典型事例是所谓“一把锉刀捅破了窗户纸”父亲对此的评论是：捅破窗户纸容易，只不过到了冬天刮冷风，还得把它糊上。

铁鸟

赵南元http://zny.vip.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