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说中的荒唐女教皇

刘仰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传说中的女教皇，名叫若安Pope Joan。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欧洲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女教皇。但是，关于女教皇若安的故事已经传播了700多年，直到现代，西方社会依然有人绘声绘色地描写和传播她的故事。我想，如果不是教会的反对，若安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会被拍成电影。西方教会的确多次对于一些宗教题材的电影发动批判和抵制运动，但是，像《达芬奇密码》这样明显不利于教会的小说和电影，最终还是出现了，因此，女教皇若安的故事也未必不会拍成电影。
        女教皇若安的故事诞生于西元13世纪的欧洲，它像很多小说/故事一样，都有“托古”的色彩，即当代人写的故事，号称是历史上的事情，实际上为了嘲讽或批评现在，所谓“借古讽今”例如中国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为了写当代，号称是写几百年前的北宋。因此，西元13世纪在欧洲产生的女教皇的故事，在名义上也号称是西元9世纪的事情。欧洲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不多，历史记载也很模糊，这种“托古”很容易让人们信以为真。
        女教皇若安被描绘成是一个制造恐怖的独裁者，这也符合在西元13世纪时欧洲教会的形象。那时候，欧洲教会对于异端正展开严厉的镇压，此后愈演愈烈，并以天罗地网的方式，试图控制每个人的思想。垄断文字、垄断文化，没有多少文化生活，非常适合教会实现这个目标。包括后来由欧洲教会首先发明的出版物事先检查制度。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还全面推广禁欲和贞洁的思想，教会对于女性的矛盾，体现在对于夏娃和圣母玛利亚两个人物身上。因此，女教皇若安的故事也利用了教会的这种矛盾。作者把最高宗教权利的独裁者变成一个女性，类似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是，若安的故事也赋予这个女教皇很强烈的夏娃特征。
        在女教皇若安的故事中，她意志薄弱，容易受到诱惑，这一点很像夏娃被蛇引诱从而吃下禁果，因此，女教皇若安没能保持贞操，而是与男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性关系，并且还怀孕了。如果我们知道夏娃和圣母玛利亚都有过怀孕生孩子的经历，就能理解女教皇若安故事中这个情节的必然性，它实际上是对欧洲宗教虚伪特征的讽刺挖苦。欧洲宗教有一种仪式化的集体活动，就是游行。中国历史上很少游行，游行之类的活动在近代中国出现，几乎可以说，就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对于女教皇若安来说，她的故事有点刻薄。作者说，在一次教皇组织的大游行中，在罗马的大街上，女教皇生下了孩子。这个情节颇像圣母玛利亚无奈地将耶稣生在马槽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13世纪的欧洲，就有人开始嘲弄宗教。这个故事还接着编排说，由于女教皇若安当街生孩子的丑闻，此后，教皇的专用椅子换成了新的，并且在这个新椅子的椅面上挖了一个洞，目的就在于方便别人把手伸进去，对以后坐上教皇宝座的新教皇进行检查---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教皇若安的故事作者不是很清楚，如此贬低、丑化教会，估计作者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因为这样的作者很可能被教会杀掉。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宗教和教会的猛烈批判，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女教皇若安的故事又被人找出来，当成嘲笑教会的武器。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徒也很乐意用这个故事对抗腐朽的罗马教会。到了今天，这个故事在西方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扩充/发展/添加的内核，让很多普通人在闲暇时一乐。如今，欧洲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比较快，事实上很多人对欧洲宗教并不了解，不管是古老的欧洲教会还是各种新教，实际上，它们在历史上都很腐朽和残暴。到了现代，西方的宗教依然丑闻不断，例如教士/神父强奸幼女/威胁男童，或者以各种手段骗钱。所以，让中国人知道这个欧洲人很多年以前就编写出来的女教皇故事，有助于中国人对西方宗教多一点真实的了解。比方说，如果我们认可欧洲近500年的发展源自于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文艺复兴对于西方宗教的批判和抛弃---没有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从西方宗教束缚摆脱出来的持续努力，欧洲不会有今天。因此，今天某些人向中国传播西方宗教，也可以看做是想让中国人一直愚昧/落后下去的阴谋。

刘仰

静雅思听*刘仰特邀专栏http://www.justing.com.cn/column.jsp?cpId=43

刘仰

    有一位朋友是基督教的信徒，看了我上面写的文章很不高兴，说我贬低基督教。我完全理解这位朋友自己的宗教情感，也不想伤害这位朋友以及其他信教者的宗教感情，但是，我希望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也能换个角度了解一下基督教的历史，从而对基督教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获得另一番与宗教自我表述不同的认识。简单来说，基督教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与世俗政治争夺权力。在历史上，基督教最大的理想就是建立纯粹的基督教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虽然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政教合一的政治倾向终于被否否定，但是，在此之后，西方基督教依然时常把自己的手伸向世俗政治领域。
    基督教原先只是一个民间宗教，自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它与世俗政治便有了密切的关系，并企图取代世俗政权。最典型的就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长达200年的战争，就是教会为了获得超越世俗政治的权利而发动的。罗马教会煽动起欧洲基督徒的军事狂热和财富狂热，越过欧洲世俗君主的权利，直接号召和指挥基层的信徒，导致世俗权力的下降，导致教会权利的提高。
    十字军战争造成几个后果，一是罗马教会为了获得的最高宗教权威，与自家兄弟“东正教”自相残杀，造成对东正教的掠夺与破坏，伤口至今都没有愈合。欧洲对待俄罗斯长期的怀疑和敌对，背后就是罗马教会与东正教的历史仇恨。二是，被罗马教会煽动起来的宗教狂热，导致对欧洲内部一部分人的残酷镇压，例如针对法国阿比尔派的圣战，历时20年，杀人无数。三是，为了巩固罗马教会的独裁地位，设立宗教裁判所对于各种异端思想的镇压，例如对欧洲“女巫”疯狂的猎杀，对于科学家布鲁诺的火刑等。四是，基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教会目标，对于犹太人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包括强迫犹太人改变信仰，或强迫犹太人佩戴醒目的识别标志，最终发展成为希特勒的集中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教会想获得超越世俗权力的绝对权力。除此之外，个人崇拜/书报检查/思想警察/游行批斗等独裁方式和群众运动的源头，都是欧洲宗教。
    罗马教会的权利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传教范围的扩张，于是，欧洲历史上的领土扩张和殖民扩张，都与罗马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洲，传教士参与对土著人的屠杀，比比皆是，瓜分殖民地也是教会直接参与的，此处不用多说。欧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制，与罗马教会也脱不开干系。即便在欧洲本土，因为扩张而导致的后遗症，至今也没有消除。例如，巴尔干火药桶之所以形成，原因之一就是罗马教会向东部东正教领域的扩张，在东欧形成了一条分界线，这条同一宗教不同流派的分界线，与所谓巴尔干火药桶正好吻合。当然，在东正教势力下降后，伊斯兰教也进入这一地区，从而使得火药味更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它们在欧亚大陆的相互扩张，也是造成当今世界欧洲与伊斯兰国家“文明冲突”的深层原因。包括在当今非洲，例如苏丹的紧张局势，背后也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
    在中国明清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大多都以宗教为先导。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反对山东原德国殖民地被继续占领，山东之所以被德国势力瓜分，就是基督教传教士鼓动和宣传的结果。那一时期，中国主权丧失的标志之一叫“治外法权”，依靠“治外法权”蚕食中国主权的重要势力之一，就是西方教会。几年前，罗马教会还把当初殖民中国的宗教急先锋封为“圣人”遭到国内宗教界的严正反对。二战时期，罗马教会收了日本的钱，第一个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
    梵蒂冈之所以没有与中国建交，原因之一就是它要求拥有中国教区主教的任命权力。罗马教会与欧洲世俗政权长期对抗的内容之一，也正是这个权利。英国是近代以来、在美国之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英国成功的源头之一，除了内部因素外，外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早就将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会，至于本国世俗政治的领导之下。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从建国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当然，在小布什任职期间，美国的宗教势力也开始介入美国政治。其介入的结果我们也能看到，那就是，被宗教势力支持的小布什政府，连续多年对外发动战争，被称为新的十字军。换句话说，美国到处树立敌人的新保守主义，获得了宗教的强大支持。因此，在对外扩张上，罗马教会与新教各派并没有多少区别。
    说到“宗教自由”有必要对基督教细分一下。欧洲宗教改革后，出现了一批新教，以区别于梵蒂冈的天主教。我一般把罗马教会/东正教/新教各派都统称为基督教，不愿多加区分。但是，说到宗教自由，则不得不区分一下。
    “宗教自由”最早是新教各派的口号，因为罗马教会视它们为异端，梵蒂冈与新教各派之间爆发了无数次血腥的战争。新教各派主张的“宗教自由”无非是说自己有权不信天主教，而信奉自己的教派。因此“宗教自由”最初是反对罗马教会的口号。如今，宗教自由也变成天主教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口号，因此，对待宗教自由应该有更深入的认识。对于宗教势力，它所要求的宗教自由，如果依然是要拥有超越世俗政治的权利，影响、左右世俗政治的权利，这样的宗教自由就不能接受。对于世俗政治来说，宗教自由最重要的前提就应该像美国建国之初一样，把一切宗教都置于世俗政权之下，宗教自由是在政教分离原则下的自由。西方宗教干涉世俗政治的宗教自由是不能接受的。我之所以被那位朋友称为“贬低”基督教，原因就在于，我从西方宗教势力最近的一系列活动中看到，西方宗教试图干涉、左右世俗政权的做法一直没有放弃，而且还选择性地被强化。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陈水扁的台独势力，就受到基督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