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儒家革新精神》

刘仰

    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人，对于当时世界的了解是非常贫乏的。
    清朝的道光皇帝经历了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欺负了很长时间，依然对英国所知甚少，甚至还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误解。例如，有人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水战厉害，但是陆战肯定不行，因为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陆地行走不方便。道光皇帝听到这个说法后，恍然大悟，终于解开了心中一个久远的疑团。当年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的时候，曾经因为是否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中英双方有过争执。直到道光皇帝似乎才真正解开这个疑团。道光皇帝得知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后说：怪不得他们当年不愿向我爷爷下跪。
    当道光皇帝得知台湾抓获了几个英国俘虏的时候，亲自拟写了审讯问题清单。道光立即要求台湾地方官员通过审讯英国俘虏，查清几个问题：英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距离中国有多远？与哪些国家接壤？通过陆地交通，英国可否到达中国的新疆。结果，审讯者得知英国是一个岛国，与谁都不接壤。审讯者还给了道光皇帝一个意外收获：英国国王是一个女人。道光皇帝再次感叹：怪不得英国人这么小气，小心眼，原来是女人当朝掌权，牝鸡司晨。
    然而，与道光皇帝以及当时很多中国人截然相反的是，林则徐自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前往广州禁烟之时，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英国这个对手。他想到了要给英国女王送一个正式照会，他还开始寻找关于世界的地图、地理书以及外文书籍，包括英国人编的中英字典。林则徐不顾国内某些人关于“汉奸”的言论，任命一批与洋人打过交道，或者了解洋人的人帮助自己。翻译外国人的书，了解鸦片产地的情形，了解欧洲人普遍遵守的“国际法”。1836年在英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很快就被林则徐组织人翻译出来，中文书名《四洲志》，其时间差，即便在今天也算很短了。除此之外，林则徐还组织人翻译了国外很多舰船、火炮方面的资料。因此，后人将林则徐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是一个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人，以儒家精神为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
    当某些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因循守旧导致中国的落后和失败时，我们不得不问，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林则徐为何会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所体现的了解世界、变革现实的精神是哪里来的？它是一种偶然吗？如果我们对儒家学说有一点了解，并排除偏见，抱一种客观的态度，就会知道，林则徐所体现的精神并非偶然，而是儒家学说早已明确的内在原则。
    在儒家学说中，商汤周武都是古代贤君，是儒家树立的榜样。但是，面对商汤周武，有一个问题很长时间都一直被人用来指责和刁难儒家：商汤本为夏朝属臣，周武本为商朝旧臣，那么，商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周武打败商朝建立周朝，难道不是为臣者不忠君，难道不是犯上作乱吗？这与儒家倡导的“忠君”不是非常矛盾吗？对于儒家学说的这种责问，促使儒家学说形成了一个精神内核，这就是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帝王制度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在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替代它之前，儒家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然而，正是儒家给帝王制度加上了一个紧箍咒：天意。如果帝王所作所为违背“天意”，它将失去合法性，人民就可以推翻它。“天意”在古代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按照今天人们的理解，“天意”中同样包含现代民主意识，“天意”在某些时候就是“民意 ”，这是不可否认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都有儒家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成为改天换地的重要力量。在每一个政治清明时代，都有魏征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时刻怀有“载舟覆舟”的忧患意识。
    因此，林则徐所体现出的开放、变革观念，并不是一个异类，而是儒家学说本身就具有的内在精神。即便在林则徐遭受不公正对待后，清朝还有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尽快实行变革。林则徐之后不久，魏源整理出版《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以甲兵止甲兵”，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性。严复很快就理解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要害，借达尔文进化论，他在《天演论》一书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开始系统翻译和介绍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等等。换句话说，如果林则徐等儒家知识分子当年意识到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并着力开放和变革的思想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全社会的普遍意识，中国的近代史也许就会改写。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几代儒家知识分子开放、变革的努力？
    面对英国人的蛮横，道光皇帝耍了一个小心眼，他将林则徐流放新疆，做了向英国人委曲求全的替罪羊。这一举动给全中国做出了一个榜样：要求开放和变革的林则徐是什么下场。道光皇帝的小心眼，主要来自帝王制度的保守和顽固。清朝由于满族将皇权看成是自己小集团的所有物，使得这种对权力的所有权以及安全顾虑更甚于以往各朝。年轻的光绪皇帝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不变肯定死，变可能伤害满族的皇权利益，但他还是决心要变。然而，在满族皇权小集团利益的打击下，光绪被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变革还是夭折了。从儒家一贯崇尚商汤周武的传统，我们可以知道，当天意或民意已经昭然若揭，儒家并不惧怕改朝换代，谭嗣同就是一个例子。
    清朝末期，儒家知识分子变革努力的失败，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帝王制度由于满族小集团的因素，过于顽固，这是儒家变革者没有充分预料到的。第二，变革之后是再炒一遍冷饭，还是彻底重起炉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给出了答案。
    儒家思想确实在很长时期与帝王制度结合在一起，但是，帝王制度并非儒家的核心。帝王制度、权谋之术，来自法家理论。儒家学说只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权力制度状况下，与其达成一种合作，这种合作曾经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很多人指出儒家学说的某些弊端，有些确实是时代局限造成的，例如男尊女卑，有些其实是与帝王制度合作带来的次要产物，这里不再细细探讨。当这种合作难以继续的时候，当帝王制度已表现出完全不适合现代要求的时候，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抛弃帝王制度的果敢，甚至超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公天下”，儒家学说从不缺乏开放和变革的力量。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儒家所缺乏的，是在新形势下落实“公天下”原则的具体手段。而儒家学说重视教育、重视学习的悠久传统，正是弥补这一欠缺的有效方法。

铁鸟

中国人总是在规则中寻找不规则，西方人却总是在不规则中寻找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