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民主走向何方？

刘仰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实施十一年，全国按照这一“组织法”形成的村委会已超过60万个，每个村委会3-4名成员，全国最基层的“村官”人数超过200万。这一制度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暗含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一系列崇高的理想：人民是永远正确的，只要把事情交给人民自己，人民就能把事情办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上就是这一理想的体现，它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以实现最基础最广泛的民主。前不久，全国人大审议了这个“组织法”的修订草案，热爱民主的媒体对此报道不多。之所以要对这个“组织法”进行修订，是因为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这个基层民主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按照“组织法”的设计理念，这个基层的民主包含四项内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国人大相关机构的调查指出：许多地方只重视第一项，即民主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几项。这一现象是导致对“组织法”进行修订的重要原因。有一些报道指出，在某些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中，金钱势力和家族势力已经严重影响了民主选举，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当成个别情况，就算在60多万个村委会中，绝大多数都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结果又怎样呢？
    相关报道指出，几乎每一次村委会选举，都要有五六名外来干部“驻村指导”这些外来干部来自省市县乡各级政府，被称为“包村”干部。我们不用怀疑这些“包村”干部的真诚，而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是他们的“驻村指导”才保证了村一级民主选举的正常顺利进行。然而，在上述四项民主内容中，据调查发现，也只有民主选举这一项，实施得比较好，除此之外，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不尽如人意。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村务民主制度的监督机制。也就是说，在这一修订案的预想中，未来一个村委会，要配一个或几个监督人员，以保证村务民主真正全面的实现。在我看来，这种叠床架屋的做法只会成为更多的累赘，而不会对所谓“村务民主”起到真正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民主的四项内容，只有民主选举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形式，让村民们不受其他影响，每人投上一票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主义民主，也需要一批外来的“包村”干部驻村指导才能实现。如果没有“包村”干部，这个民主选举会有怎样的结果很难预料。即便如此，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时至今日人们发现，离真正的“村务民主”依然距离很远。这说明了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坦率地接受一个事实：这种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这个形式主义的民主理想，对于改变农村面貌几乎没什么用处。
    村务民主的现状首先破除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一个迷信，即“人民是永远正确的”。如果人民永远正确，村委会选举就根本不需要派驻外来的“包村”干部。其次，我们应该抛弃另一个民主迷信，即“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如果“一人一票就是民主”那么，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只具有民主选举的形式，而不具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质。第三，我们还应该反思另一个民主迷信，即“只要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只要民主就能解决问题”“组织法”的修订案就不需要再加入民主监督。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十多年的实践，我们看到，这种“民主制度”并不是村民的民主选择，而是强加给村民的，强加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连一个村委会都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将这种民主放大到选举国家领导人，后果会如何？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美国强行推行西方民主的国家，都要派驻外国人对它的民主进行监督，例如伊拉克阿富汗的选举中，那些派驻的外国人或机构，就等于中国基层村委会选举中，派驻的“包村”干部。这种状况的实质就是，西方民主是一种强行塞进人们手中的外来物，它听起来也许不错，做起来最多只能做到形式主义民主，离所谓民主的实质，相距甚远。
    中国的一个村子，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连这样这个小小的基层机构，全体村民瞪大眼睛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都需要设立专门的民主监督机构，我们是否应该问一下，民主监督机构或人员，是否也需要监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它欠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道德。当一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都是人人为自己，它所造成的民主结果必然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结果。道德观念在村委会这个问题上，简单说就是村官要有明确的“为村民服务”的观念。它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本质性的观念，仅仅靠民主程序/民主制度未必就会出现。实现这个目标，民主程序最多只是一个辅助手段，而不可能是根本手段。进一步说，如果“为村民服务”的道德形象能够得到村民的信任，一人一票的选举根本不需要存在，也不需要派驻大批“包村”干部来监督民主。
    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老百姓是需要教育的。这个观点放在当今村委员上，并不是说要教育村民学会冷冰冰的民主程序，没有道德文化的建设，村民学会了民主程序也没有用，徒然增加一个村子里的内耗。对于老百姓的教育是要让人们学会友好温情的人际关系，学会彼此共存的和谐相处。不注重道德素质的教育，不注重文化知识的提高，指望靠一个民主程序或民主制度，靠村民每人一票，就能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就能改变农村的基层面貌，无异于缘木求鱼。从中国一些发展良好的基层农村状况，例如华西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村之所以能够发展良好，关键在于有好的带头人。而“好带头人”的出现，不是民主程序、民主制度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一种强烈的“为民”意识，和超越绝大多数村民固有意识的高瞻远瞩的目光。民主在这里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把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看成是农村民主的典型，把华西村看成“为民做主”的典型，孰优孰劣已很清楚。因此，全国人大对于《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应该避免在民主制度、民主程序上挖空心思地搞什么监督和制衡，而应该从道德建设和文化素养的角度出发，努力形成一批有知识、有文化，能够真心为百姓服务的农村建设带头人。
    2009年即将过去，谨以此文辞旧迎新。

吴稼祥

    黑格尔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加入了“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里活动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维护它们利益的，既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公权力”也不是家庭里的私权利，而是“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在公共权力监督之下享有下列各种权利：照顾它内部的本身利益；接纳会员，但以他们的技能和正直等客观特质为根据，其人数则按社会的普遍结构来决定；关心所属成员，以防止特殊偶然性，并负责给予教育培养，使获得必要的能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2节）。
    这种“同业公会”是什么权力？它既不像公权力那样普遍/冷漠/刚硬，也不像私权利那样个别/自恋/脆弱，我们干脆叫它“母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也是公权力的来源之一，更因为它比公权力更关心更体贴更能温暖它的成员。
    “相关部门”不可能全力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成员服务，它的屁股不能坐在针尖上。能为它服务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就是“同业公会”比如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按摩女协会/职业尘肺病人互助会/无家可归者救助会，等等。
    指望“相关部门”不如催生“母权力”我这个观点“父权力”能认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