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刘言

烟囱工

一起创意稻草人！

烟囱工

不屈不挠的努力，战胜死亡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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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小气候指农田贴地气层、土层与作物群体之间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小范围气候环境。

    常以农田贴地气层中的辐射、空气温度和湿度、风、二氧化碳以及土壤温度和湿度等农业气象要素的量值表示。是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重要环境条件。

铁鸟

    问题即机会。
    问题发生，正是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积累解决问题经验的机会，解决与该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机会，防止类似问题或更大问题再发生的机会，加深与当事者之间信任关系的机会，积聚勇气/磨练意志的机会。
    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人生意义的精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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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出门前一直忐忑，可过了铁路后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也许我只剩前进的路了……
    今天风蛮大，出去后一小时还不冷，可后来却一直抖。但还算顺利的是，资料发出第一份的时候就接收了，这一点却是莫大的心理安慰。
    发放资料：合计13份；年青人4份；中午夫妇2份；妇女带小孩+家长和孩子4份；老年人3份。
    只有两位老年人主动询问，主要关心能获得什么？
    最感兴趣的为年青人，最关心的话题：能偷菜么？
    现没有对价格产生质疑，只稍提到了一下价格。
    别人怎么看，怎么躲“我不是小广告！本着推拉原则，选择符合农场条件的意向客户。
    加油明天！

铁鸟

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铁鸟

    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
    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
    1947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
    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
    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
    相比之下，陈诚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铁鸟

    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蒋介石是“无效独裁”。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
    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虚文。
    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
    台湾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
    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
    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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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
    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
    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
    白崇禧当时就批评：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白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
    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
    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
    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然，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铁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

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

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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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人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年，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
    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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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铁鸟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

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

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

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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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只要你想到会赢，你就不会紧张。你紧张，只是因为你怕输！

铁鸟

革命者，不论何时，都要从广大群众的生活现状/情绪/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