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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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石嫣，是国内第一位公费赴美国务农的学生，她在农场当了半年农民，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
    CSA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上门。后来，这种模式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目前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发展，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该模式没有固定的经营“套路”，有些规定消费者在年初就预先支付购买有机农产品的费用；有些则让消费者成为“股东”，不仅分摊成本，还要承担自然灾害等风险；有些规定“股东”可以投入现金，也可投入劳力。最值得称道的是，CSA注重环保，提倡健康生产/生活方式：一切农活都是手工操作；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等等。
    本来，石嫣希望在中国建立第一家CSA，但她担心中国目前没有推广的条件。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单从环保角度看，石嫣并不孤单。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香港“社区伙伴”广西“爱农会”等，在北京广州山东广西等地推广不使用农药化肥，小规模养殖/种植本地土鸡/土稻米/土黄豆，举办“土米价格听证会、消费者见面会、土生良品品尝会”，安排城里人去乡下举办婚礼/捡土鸡蛋/干农家活/吃农家饭等“一天体验”活动，让城市购买者参与到农事中来，促使他们反思城乡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自己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环保理念贯彻得最彻底的要数河北农民安金磊了，他对环保和农业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很有见地，但我曾忧虑他的做法难以“复制”，理由在于他称为“农业禅”的理念：其一，清心寡欲。主张不受欲念牵累，追求一种简单的纯自然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其二，不重效益。他耕作粗放，顺其自然，不仅不用化肥农药，而且尽量不灌溉农田，不使用温室大棚，反对一年多熟等。这些“跟着感觉走”的做法势必影响庄稼的收成。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没有理由对安金磊指手划脚，可问题是，他清高和超脱，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不一致。
    CSA恰恰在推行有机食物生产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促进城乡互动，让城里人与农民直接见面，避免两者因无法沟通而缺乏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也让消费者了解农民的生存压力/农民生产的艰辛/农作物的生产方式/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这些产品与自己的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以便接受高于一般农产品的价格，并愿意与农民承担气候的变数所带来的风险。二是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造成农产品损失和浪费。三是不通过中间商，使农民得到公平贸易的权利，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从而调动有机食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
    CSA实行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可以把“城市反哺农村”号召具体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比“农家乐”更加紧密，比通过“结穷亲”以扶助贫困农民更加自觉和持久，因而值得期待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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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in Canada Community Share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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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和她的小毛驴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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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石嫣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告别“小资”生活，到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的农场里当了半年农民，亲身体验美国农场的经营模式，也去寻找令她困惑的问题的答案。
    今年4月，回国后的石嫣把从美国学来的经营模式移植回了北京，在北六环凤凰岭脚下一块20亩的土地上，她的小毛驴农场开张了。进入6月，农场的收获季节到来，石嫣和她的美国模式也迎来了第一次检验。
    01. 蔬菜从哪里来
    小毛驴农场被铁丝网围了起来，因为是种植有机蔬菜的农场，食品安全是第一要务。平时农场里是见不到闲杂人等的，除了干农活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只大黄狗和飞来飞去的喜鹊。小毛驴农场的客户目前有两种类型。一种叫普通份额，每周农场将给客户们提供刚摘下的有机蔬菜。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客户很难像在超市里买菜一样自由选择。另一种叫劳动份额，客户每家在农场中租有30平方米的土地，周末他们就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顺便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无论是普通份额还是劳动份额，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一个为期 20周的协议，并提前付费---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而每周末则是考察农场一周工作的时候：周六要给普通份额的客户们送菜，劳动份额的客户也要在周六和周日来农场侍弄自己的小菜园。
    为了准备周末的送菜，工作人员们从每周三开始就得加快工作节奏。他们要用两天时间察看农场中蔬菜的成熟情况以便统计出为客户周末配送的种类和数量。周五午休后，送菜的前奏开始了，便于保存的瓜类和豆类要先摘下来，然后再按照普通份额成员数平均分成33份。因为要供应一个家庭一周的蔬菜，分量上要拿捏得很准。第五周配送的豆角只摘了14斤，再平均成33份，每家最后能得到的豆角实在不算多。绿叶的蔬菜要留到配送当天摘，这样才能保证当客户打开箱子的时候，蔬菜新鲜得还带着精气神。
    早上6点半，天还没全亮，就开工了。地里的油麦菜长得很好，这也让收获的人心情大好。来自香港的一位实习生一边捆菜一边自言自语说“香港得卖8块钱”。砍下来的根部，一起工作的大姐用刀剥开外面带土的一层，就生吃起来。她说，所有蔬菜只要不打农药，应该都可以这样吃。空心菜的长势可就不怎么乐观，跟超市里的比起来，它们实在太小了，以至于农场的技术指导小姚不得不提醒大家：尽量挑大的摘。小姚说：去年这块地还是苗圃，今年第一次种菜，土里的营养不够，明年就会好点。农场施用的是蚯蚓粪/麻酱渣等有机肥料，没有化肥的“助长因素”，在小姚看来，空心菜长成这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
    摘菜小组工作的同时，分菜小组已经把箱子一字排开，每个箱子上都有客户姓名和地址。除了这些新鲜蔬菜，每个客户箱子里还放有一份《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简报上除了印有配送蔬菜的清单，还有蔬菜保存的知识和菜谱，更为新奇的是在田野新闻栏目里，客户们能了解到为他家提供蔬菜的农场里一周发生的大事。第五期内容对于注重食品安全的人来说有点心惊肉跳：上周农场里发现了一个空的农药塑料袋。工作人员怀疑外来者私自将农药洒在了田里，他们震怒而伤心，觉得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因此，工作人员恳请大家在参观“小毛驴”的时候，不要把农药和其他化学产品带到田里。除此之外，上周农场里还来了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帮着干了一周农活，然后去河北继续她的研究。而香港岭南大学的3个实习生的农活技术也有了进展，从最开始的锄草已经扩展到翻土和喂猪了。
    第五次配送的蔬菜有油麦菜西葫芦苋菜等13个品种，装了满满的整理箱。早上7点半送菜的小车准时出发，客户分布在北京各个方向，从北六环要转到东四环南三环，除了送菜还得跟客户交流，记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农场的改进。一圈送下来要耗费一天时间。
    02. 种植的乐趣
    就在同事们还沉溺于虚拟网络里种菜偷菜的游戏时，外企工作的白领刘丽珊已经在现实中拥有了一小块自己的菜地。她是最早与小毛驴农场签订劳动份额的客户之一。刘丽珊是典型的乐活族，穿简洁宽松的棉麻服装，热心于环保活动，是公司中的养生专家。虽然只有30平方米的“豆腐块儿”地，刘丽珊还是花了心思：菜地最外围种了一圈花生和向日葵作为菜园的边框，南面部分种了油麦菜香菜等，北面部分种了需要搭架的西红柿和黄瓜，南低北高，有利于阳光照射。在南北交接处还种了一行茼蒿，现在茼蒿的顶部都开着黄色小花，很好看。每块菜地边上都有一块画着小毛驴标志的木牌，主人们可以给自己的菜园起名字。刘丽珊的牌子还空着，因为她的邻居中国人民大学的吕老师在自家牌子上写了一句：岭前渠后半分田，瓜左豆右亦桃源。凤凰岭前，引水渠后，他们把这30平方米的菜地看做自己的桃源。这让小刘倍感压力，她拜托学美术的朋友好好设计一下再摆出来。
    “最开始是觉得他们这种模式很好，想支持一下，没想到给我带来这么多乐趣。”带领我参观完菜地，刘丽珊就赶紧脱了鞋，赤脚在地里干起了农活，她称这是“接地气”。本来周六才是开放日，可是周五下午休假在家的刘丽珊就迫不及待地来照顾自己的菜了。午后的高温和阳光让人汗流浃背，刘丽珊却毫不在意，她蹲在地上，手里拿了一个小铁铲，头也不抬地给菜地松土。“很多人花几千块钱办健身卡，可是去过几次后就坚持不下来了，在这里劳动几小时，出一身汗还呼吸了新鲜空气，而且这些蔬菜是有生命的，让你牵挂着，不得不坚持下来。”她说。
    吕老师东面三块相连的菜地的主人互相有亲戚关系，周末干农活也成了家族聚会。最早赶来的是已经退休的张先生夫妇，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床出发了。张先生这周收获颇丰，上次来还只有小手指粗细的黄瓜这周已经长成了，豆角油麦菜苋菜也都可以采摘，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装了两大袋子。空下来的地也不能闲着，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赶紧翻地/施肥，种上了小香芹和丝瓜。他们对自己的成果很自豪，张太太掐了一截香菜：“你闻一下，这自己种的就是比外面买的香。”
    第二家到来的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李女士和母亲。走到自家菜地边上，李女士首先支起了可以折叠的休闲椅。“这是为我父亲买的，他也算是老知识分子了，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回到河北老家看了10年菜园，现在80多岁了还是对种菜有感情，是我们的总指挥。”因为北京酷暑，父亲并没到现场，可是任务已经下达给了女儿。“我爸爸上次来看说，黄瓜和西红柿的架子太细了，怕禁不住，让我再搭几根加固。”除了来自父亲的督促，从没干过农活的李女士对种菜也很上心，“周三太热了，我怕新移植的生菜活不了，晚上下班还来给浇了一次水”。因为农场也下了班，李女士说她没找到工具，于是她还打算买一套农具放在车里备着，方便随时使用。干完自己地里的活儿，李女士到张先生地里帮忙，她和张太太是表姐妹，俩人一边锄草一边聊各自孩子的教育，其乐融融。
    临近中午，农场热闹起来，带小孩儿的客户们纷纷举家前来。桥梁高级工程师高先生一手牵着7岁的小孙子，一手拎着里面有一只小鸡的小笼。“小区的草地上都洒了农药，小鸡不能放，让它到这里吃吃虫子。”高先生的菜地是长得最好的，问他秘诀，他说“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这个平时看不出来，现在就明显了”。他把工程上的专注和细致也都用在了种菜上，小孙子一会儿因为要回车上看《三国演义》哭了，一会儿又因为小鸡不见哭了，他都不怎么管。孩子到了这儿也都是放养，不像在城里那么娇贵着寸步不离。吕老师4岁的儿子因为帮着妈妈捉虫，已经知道了七星瓢虫和二十八星瓢虫哪个是益虫，哪个是害虫。他还把家里第一次收获的黄瓜洗干净送给幼儿园的老师。钟声3岁的女儿楚楚已经认识了野菜马齿苋，大人们在凉棚里休息，看她一会儿就跑来“上交”一把。本身就是研究农业经济的吕老师对这种模式很认可，她称这是农业的多功能性：它既有教育的功能也有娱乐的功能，对孩子来说，每周去公园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这样有意义。
    03. CSA模式
    说起食品安全问题，石嫣说：农民会留一块不施农药化肥的地种自己吃的菜，而卖的菜则用很多农药化肥，可这也不能怨农民。
    她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整个农业体系，“几乎没人指导农民农药稀释多少倍，而且因为对年终的收益没有底，农民就会施用很多农药化肥增加产量”。石嫣说，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注意到了。她例举了前几年热炒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农大的何老师事先付给了农民种植大米的收益，让他们在有了收入保障的情况下种植无公害大米，但是到了收获的时候没有销售渠道，何老师急得只好把大米拉回北京卖。石嫣说，这件事的症结不在炒作教授能不能卖大米，而是石油农业转化为生态农业时的销售渠道问题。而她在美国学习的CSA模式就是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人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背景下产生的：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这一年种植的收益，等于变成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的安全。因为没有中间商环节，农民和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
    我们学校的老师在美国看到了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当时也没有更明确的目的，就是让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弄清楚这个模式倡导的精神和生活方式，走马观花的学者考察肯定不行。2008年4月，石嫣被派往明尼苏达州的一个CSA农场做实习生，踏踏实实干了半年的农活。石嫣实习的Earthrise农场有16英亩土地，由两个农场经理和3个实习生经营，因为CSA农场不使用大型机械，工作很繁重。城市姑娘石嫣虽然学的是农业经济，可是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活，第一周过下来非常的痛苦。我甚至想干一天休一天，大不了少拿钱呗，可是后来一想这么远来了，别人坚持我也得坚持。
    随着逐渐适应新环境，石嫣的脑子也开始转了起来，干农活之余，她开始思考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她制作调查问卷，统计参加CSA的份额成员加入的原因/对CSA的期待/农场到家的距离/CSA蔬菜的食用率/对蔬菜种类是否满意等问题。在加入原因的回答里“本地化产品”和“想要获得新鲜的蔬菜”是数量较多的两种答案；CSA蔬菜的食用率中大部分人的答案在75-99%。
    她还走访了其他的CSA农场/有机农场/观光农业和普通的农场，既比较它们的异同优劣也联系国内情况。CSA农场大多数是家庭成员经营的小型农场，因为是劳动密集型有些也要雇用实习生，这跟中国的情况很像，每个农村家庭拥有的土地都不多，但是密集劳动所需的劳动力不成问题。更为重要的结论是，石嫣考察的CSA农场收益都不错，能够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通过对普通农场的访谈，石嫣学习的理论得到了实践引证：他们的农药和化肥用量真的是在逐年增高。不过CSA模式对于农民来说也有挑战：普通农场是机械化的生产，品种单一，讲的是规模效益。CSA模式每周要提供许多种产品，需要具备不同蔬菜的种植经验、统筹安排蔬菜的播种、收获时间和续种时间。
    我们一提起美国就觉得他们的农业是高科技/机械化/大规模，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对这种模式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重走美国的老路呢？石嫣告诉我，在她回国之前的一两个月，原来模糊的目标逐渐清晰，想在中国做一个CSA农场的试验。
    04. 中国的版本
    从事房地产业的钟声年初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石嫣的故事后，很是兴奋。我写邮件给石嫣的导师温铁军教授，询问如果这样的农场真的做起来，我可否成为它的客户。钟声告诉我，自从有了女儿楚楚，他格外重视食品安全，这个模式让他能够有稳定和信任的食品来源。温教授回邮件说，这个农场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要事先付费。
    温铁军的担忧也是CSA模式落户中国的障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是CSA的精髓，可是预先付费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如何让先挑菜后付钱的消费者在蔬菜还是种子的时候就掏出钱来，还要承担诸如自然灾害这样的种植风险，考验的是石嫣的智慧。
    我在美国访问的那个CSA农场的主人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农场最开始的客户就是犹太圈子里的亲戚和朋友，然后慢慢扩大。因为有这个例子，石嫣的招募广告只通过发邮件方式在老师和朋友中传播。热心的钟声也帮忙宣传，他印了许多份广告贴在每个单元门口的布告栏里，他的妻子也在论坛中发帖子。通过熟人间的口口相传，CSA农场得到了客户信任。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产学研基地的性质，管理团队是倡导生态农业多年的温铁军教授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和洋插队的女博士石嫣都为赢得客户的信任加了分。
    今年3月底，小毛驴农场正式开始了成员招募。
    小毛驴这个俏皮可爱的名字颇有些来历和意义：石嫣的导师温铁军教授当年在河北定州开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免费教育农民时，曾经养过小毛驴。后来，温铁军将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实践基地移到北京的时候，还想把那些毛驴也一起带来。小毛驴是传统农业耕种模式的一个标志。
    进入到具体操作中，差异又一次体现：跟美国的方式相同，普通份额成员的有机蔬菜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20周的全额价格2500元，如果可以自己到农场取菜价格是2000元。不同的是石嫣还有一个附加说明：保证400斤蔬菜的供应。在美国的时候，还真没有客户问过菜的重量问题，可是中国的客户好多人问到底折合多少钱一斤，我就只好加了这个说明。这样算下来，平均5块钱一斤的菜要比市场上普通菜贵而比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便宜。
    签约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很多客户认同这个理念，不过对操作层面半信半疑。但是，为了支持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他们还是选择了宽容的态度。风险肯定有，不过总不能一点收成都没有吧，再怎么样还是可以收回来一些的。热心的钟声当时都是这样安慰自己。
    劳动份额的20块出租地也很顺利地签出。我为了支持自己的学生，就租了一块还动员其他学院的老师参加，我丈夫到单位一说，同事们也都有兴趣，结果回来一问没有地了。吕老师说。不过，普通份额客户关心的食品安全和模式推广并不是劳动份额客户最关心的。李女士说，租这块地主要还是为了周末的休闲娱乐。CSA除了经济上的功能，还可以拉近市民与土地的距离，促进了市民和农场的关系，也增加了农业知识。这一周几乎所有劳动份额客户种植的西红柿都遭了病。技术指导小姚告诉大家，这是北方种植西红柿的常见病。高先生和钟声马上讨论，以后黄瓜可以放心吃，西红柿一定要小心。因为通过他们的实践，黄瓜是丰收的说明很容易活；西红柿容易得病，要想长好就得用农药。
    周五下午，两个江西农民下了火车就直奔农场要见石嫣，他们在宜春有万亩山林，想搞生态农业却走了很多弯路，听说这个试验后就赶来向石嫣取经。在农场的开放日，石嫣每天都要接待几拨儿来考察的人。她的规划是在农场的荒地上建一个交流教室来讲解CSA的知识。不过，对于推广还是有些顾虑：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是普通农民欠缺的。还有，小毛驴农场的客户都是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收入中等以上的人群。因此，实习生贵瑜想在内蒙古老家推广CSA这样的想法目前还得搁置着。CSA在美国发展了20年，有2000家农场，与普通农场相比，它还是少数的。对于推广CSA的进度，石嫣有冷静的认识。但是，对于未来她也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最好能够推动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能够给农药化肥补贴，那么在转化为生态农业的三年减产过渡期里能不能也给补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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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从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获悉，《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草案）》于近日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中明确将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让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促进城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据了解，将这一模式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全国尚属首创。
    社区支持农户模式是指城市社区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信任关系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直接由农户送货上门的模式。此前，贵阳市南明区已有村民进行过类似的网上租地种植/养殖的实验。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草案）》中有不少创新之举，其中社区支持农户模式/区域限批制度/监督员制度/“门前三包”责任制/超时默认制度均为全国首次作为地方性法规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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