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变法：盐政改革

铁鸟

    若问中国古代哪样生意最赚钱？答案自然是食盐生意。
    老百姓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却不能不吃。可谓是成本低，市场广阔，利润丰厚。谁要是做上了食盐生意，谁就等于捧到了金饭碗。
    金饭碗人人都想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捧得了的。
    自朱元璋开国以来，明朝对于食盐生意一向采取政府垄断性经营的方式，私自贩盐是要杀头的。虽然也有人铤而走险搞个盐帮，但那都是刀头舔血的买卖，除了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好汉，基本上没谁做得来。
    做不来不意味着不想做，眼瞧着白花花的食盐变成银子，是个人都要流口水。这时候国家很体贴的说：想捧金饭碗吗？可以，给我送粮食就好。
    这就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开中法”。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重镇交给当地政府，然后再凭借当地政府给的凭条，到指定地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进行贩卖。虽然是来回折腾，但毕竟贩卖食盐的利润巨大，许多商人为了避免南北劳顿之苦，就在边疆开荒种地，到了秋收时节向政府交粮换取食盐。这样一来，既开发了边疆，又繁荣了经济，更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可谓一举多得。
    可渐渐的大家就发现：所谓一举多得，实行不下去了。
    关键还是个经济效益问题。
    商人辛辛苦苦的种粮，长途跋涉的运粮换盐，本身成本就要大大增加。随着盐价的变更，赚钱就越来越难了。而且国家盐场也店大欺客，收了粮食未必给你盐，反而经常打个白条说下次再来吧。更可气的是，许多达官显贵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前景，利用潜规则倒卖食盐，到市场上低价贩卖抢生意。原先一本万利的行业，现在变的收回成本都难。
    许多商人也学精了，领取食盐不是需要政府凭条吗？一张凭条领一次盐实在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多用几次呢？反正国家的墙脚不挖白不挖。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了挖墙脚大军，国家食盐白白流失，该收的钱却越收越少，全送给奸商献爱心了。
    长此以往，商人们要么不做，要么就耍着花样做。国家没好处，正当商人没好处，只便宜了权贵和奸商。
    朱祐樘即位以后，曾派户部侍郎李嗣清理盐政，法办了一批腐败分子，并指定了严格的凭条审核制度，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弘治朝初年，边关狼烟四起，军费开支激增，几次下诏鼓励商人送粮换盐，却是应者寥寥。归根到底，这还是个效益问题。
    盐政的问题，是邱浚《大学衍义补》里的一个重要问题。邱浚论述了开中法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户部尚书叶淇。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盐政解决办法，具体办法就一条：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卖。从交粮食到交钱，看似只是简单的变了一个字眼，实际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因为从此以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从政府换回盐来贩卖，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种粮运粮的折腾，渠道大大缩短，手续大大简化，成本大大降低，拿到盐就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新条令一下，广大商人欢呼雀跃，争相向政府送钱换盐，国家募集了大量资金，商人们找到了合法发财渠道，可谓皆大欢喜。照着今天通俗的话讲：这叫双赢。
    国家和商人双赢了，达官权贵们贩盐的财路却断送了，想拿到盐就得交钱，没钱就没商量。拿不到盐，当然只能找叶淇撒气。于是和权贵有勾连的言官们纷纷攻击叶淇，巧合的是，他们真找到了叶淇的一条“罪名”：他是江苏淮安人。
    当时做贩盐生意的商人，主要来自江苏淮安，叶淇又是淮安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食盐生意利益巨大，改革盐法又得罪这么多人，没利益的事，傻瓜才愿意干，所以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在漫天口水中，叶淇顶住压力，坚决推行这一新政策。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叶淇变法”。六年以后，新盐法已经通行全国，国库收入大为增加，私人盐商业务蓬勃发展，国家盐场彻底变成了批发商。七十一岁的叶淇无憾了，他坦然的向朱祐樘辞职，归乡而去。
    至于他有没有从盐商手里得到好处，有一个事实已足够说明：他为官数十年，去职时家无余财，路费都是找同僚凑的。
    叶淇，字本清，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进士，天顺朝时曾因得罪石亨遭贬，成化朝时担任山西巡抚，整治边防。弘治朝时担任户部尚书，推行新盐法。朱祁镇时代，他对抗过权臣。朱见深时代，他对抗过蒙古人。朱祐樘时代，他对抗了整个盐业既得利益集团。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响，但浏览他的遭遇与贡献，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清白而无私无畏的人。
    尽管叶淇的声明并不显赫，但二十多年后，他的曾孙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淮安当地一个知名的才子。这个人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叶淇的盐政改革，打开了一片无限宽的天地。盐商势力的蓬勃发展，使地处盐矿产地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意越做越火，并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个世纪的利益集团：晋商集团。而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势力也迅速膨胀，在盐业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商人们，经济实力日以增强，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朝时期，明朝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大批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被彻底打破，商旅集中的长江流域更成为经济活跃带。这是一场连锁反应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今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对照弘治朝这些被历史关注不多的改革，我们可以很负责的说：这是一个过程。
    这一切，理论上源自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实际的操作，则是从叶淇变法开始。
    拨乱反正的弘治朝，社会矛盾缓和了，国家收入增加了，新的经济政策见效了。彼时的弘治朝，从黑暗的成化时代彻底解脱出来，走向一个生机勃勃，国富民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