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难忘我的老师们

刘仰

    我的父母曾经都是右派，很早就离开上海，到劳改农场劳动。因此，我也出生在劳改农场。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劳改农场度过，直到1979年父母平反前不久，我才独自一人先回到上海。那时候我很争气，没有托关系、走后门，考进了上海当时最好的寄宿中学。今天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能够进入那所历史悠久的中学，与我在劳改农场的经历分不开。我在劳改农场的特殊身份，使我接触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批老师。
    今天是教师节，特写此文，纪念那个特殊年代的老师们。
    我父母在文革之前就到了劳改农场，与他们有同样或类似经历的人不少。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有点记事了，因此，我还记得些批斗会的情景。从那以后，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后人称其为“牛棚”，其实并没有真的“牛棚”，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当年，我父亲在另外一个分场，相距几十里，每个月回一次家。我母亲则留在总场，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编入一个特殊的劳改队，参加田地劳动，主要是为学校食堂种蔬菜。
    我和母亲在一起，因此，我认识劳改队里的每一个人。劳改队成员年龄各不相同，有的还没结婚，有的年纪较大，孩子不在身边。劳改队的成员中，只有我母亲和另外一个人正好有离不开大人的小孩，所以，我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同这些劳改队员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我最早的老师。去年奥运会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雨天的体育课》，文章里提到的那个没有结婚的薛老师，就是劳改队的成员之一。他因为地主出身，离开了体校，来到了劳改农场。他的经历可能是劳改队里最简单的一个。
    劳改队成员形形色色。我母亲是右派，还有其他几个右派：有两个解放前是国民党团长之类中层军官；还有一个是渡江战役前解放军的连长，因渡江侦察被俘，后被说成是叛徒。他姓邓，我叫他邓伯伯。国民党军官和解放军军官在一个劳改队里一起劳动，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后来，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让常常我浮想联翩：邓伯伯的经历是否像孙道临、达式常饰演的那个侦查英雄一样？但是，他不愿说往事。还有一个瘦小的女人，是我家邻居，姓汪，原来是总场小学校长。因为她曾经到苏联留学，便成了苏修特务。汪老师年纪挺大，她儿子因为说了几句刘少奇的好话，成了反革命，汪老师也因此罪加一等。听我母亲说，汪老师俄语很好，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还有其他一些人，罗列他们的履历，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我的童年能够认识这么多复杂的人物，现在想来，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劳改队在文革开始后成立，过了几年才解散，这些人分散到农场不同的岗位，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由于劳改队里臭老九不少，劳改队解散后，很多我原先认识的臭老九，被分配到学校教书，他们成了我小学、初中阶段的老师。比方说那个教体育的薛老师，邓伯伯后来成为语文老师，我母亲在高中教英语，没教过我。由于劳改农场的特殊性，我在小学和中学遇到的老师，大都非常优秀，这是我的福分。一个历史的不幸，让我遇到了众多的好老师。而且，由于劳改队的缘故，他们都很喜欢我。
    小学四年级以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成绩很好，反而经常怀疑自己要留级，因为我一直未能加入“红小兵”，未能带上红领巾。四年级时，班上转来一个外地来的新同学，他们那里的教学可能有点慢，数学老师叫我为这个新同学做课外补习。这位数学老师曾经就和我母亲同在劳改队，她姓高。高老师对这位新同学及其家长说，这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指我）。我那时才知道，我居然是成绩最好的。后来，学校要搞教学改革，让学生教学生，高老师把我变成这个改革的样板：我成为第一个给同班同学上课的学生，号称“小老师”。我上课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真正的老师在旁听，学习改革新经验。到了初中，数学老师姓周，是我母亲的学生，他也让我给同学补课。周老师给予我极大的信任，连补课的数学题都由我出，他根本不管（我现在怀疑他是偷懒）。我把题目弄得很难，同学们没恨我，反而对我佩服不已。
    我在初中的语文教师之一，也是劳改队员，他曾经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据说，他年轻时曾经同郭沫若打过笔战。由于他年纪较大，上课不多。更多给我上语文课的张老师，是我家的邻居。张老师年纪不大，是文革前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劳改队的时间不长，但是，张老师非常喜欢我。有一次语文考试的时候，张老师站在我身边，看我答题。等我做完了，他用手指悄悄地在考卷上的某个地方指了一下，我一看，有一个文言文的虚词写错了，马上改过来。那次考试我得了100分，后来我知道，写错那个虚词，要扣2分。我离开农场几年后，考上了大学，特地回了农场一趟。张老师请我这个毛孩子喝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白酒，喝醉了。
    我在初中的物理老师姓袁，曾经是飞行员，他不是劳改队成员，是退伍军人，曾经是劳改队的管教。虽然我母亲对他很少评价，也很少来往，但是，袁老师对我还不错。他最令我难忘的是他的队列动作，每次看到阅兵，我就会想起袁老师在物理课之外，还负责我们军训的样子。我觉得袁老师的队列分解动作实在神气，像一个真正的军人。初中的化学老师曾经是华东化工学院的讲师，姓李。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上课闭着眼睛，真的像“背课”，偶尔睁开眼睛，也只看天花板，或者在黑板上写板书。但李老师的讲课确实很好，也许，以前给大学生上课，现在给我们这些初中生上课，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后来，我到上海的那所寄宿中学上学，李老师原先工作的大学，就在旁边（现在改名华东理工大学）。我到当时的华东化工学院打听过，李老师没有回到学校，他在获得平反通知后不久去世了。
    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想教我学英语，我没有兴趣。也许，那个时候英语不是个好东西，我母亲便没有强迫我。小学里的英语老师，都是我母亲的学生，是那个年代难得地比较好学的年轻人，常常到我家向我母亲请教。因此，英语课上，他们都对我很宽松，不敢狠狠管我，弄得我现在英语不好。初中的时候，从其他分场来了一位新英语老师，姓吴。他也是牛鬼蛇神，但是，由于他曾经是刑事问题，没在大田劳动，而是在班房里，因此，我以前没见过他。吴老师很厉害，曾经在中国驻5个国家的大使馆做过参赞，英语很好。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母亲教高中，吴老师只能教初中？吴老师有一次对我说，你妈妈英语这么好，你还上什么英语课？我这才知道，我母亲英语水平不错。
    我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了“向黄帅学习”的运动，到处提倡要做革命的小闯将，猛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猛批“师道尊严”，小学生也给老师贴大字报。在那个形势下，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学习，“学习无用论”比较普遍。但是，由于我同很多老师的特殊关系，我对“学习黄帅”没多大兴趣。我倒没有多少“师道尊严”的训练，我只是同很多老师私人关系不错，我把他们当长辈，有时候调皮，还当他们在劳改队一样，没有完全把他们当老师。他们都很喜欢我，我原来不知道原因，后来知道，他们说我学习好。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他们这些老师来说，我是学生中的另类，他们很少遇到像我这样同他们没有任何对立可能的学生，我是他们可以放心的学生。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幸运。
    我很小就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老师身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这是我童年、少年时期难得的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让我感动，当然也有让我看不起的。高中部的一个数学老师，没教过我，但住得离我家不远，他的儿子比我小，经常跟我玩。这位老师出于时代的原因，娶了一位贫下中农的女儿，真的很没文化，而且是个坏母亲，经常毒打儿子。致使她儿子9岁的时候，在学校厕所写反动标语。破案之后，大人问他：为什么写反动标语？这个孩子说：我妈妈打我，不给我吃饭，我想，到了监狱里就不会饿肚子了。那个孩子10岁的时候，便离家出走，人们在100多里地以外找到了他，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的乞儿。这些老师们，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时光过去30多年，很多当年的老师都已经不在人世。10多年前，我曾经打算把我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写成一个自传小说。写了几万字，没有完成，扔在那里。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突然会想把它写完。老师的工作虽然不太起眼，确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职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遇到了一群老师，他们不管时代如何风云激荡，依然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的是在课堂上，有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但是，在对待老师这份职业上，他们都非常认真。这是一种精神，应该永远地延续下去。
    感谢我所遇到的每一个老师！祝今天的每一个老师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