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高兴：评《头等强国》

吴稼祥

一. 一桌盛宴

    好消息不断：中国今年上半年击败德国，成为出口世界冠军；GDP很有可能于今年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科学发展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坏消息不少：闹了*翁*安*闹*石*首，烧过*拉*萨*烧*迪*化；日本和澳洲不顾中国政府反对，礼遇热比娅，当局也不顾世界舆论，囹圄某“狂人”……
    中国到底成了“巨人”，还是患了“巨人症”？
    据说，刚刚出版的《头等强国---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作者刘涛，留学德国10年，看来是取到了些真经。
    昨天下午我得到这本书，一口气读完，已是深夜两点，掩卷移步，颇感欣慰。依我之见，作为对那本胡言乱语的烂书《中国不高兴》的回应，它是一本难得的有话好好说，并且试图把话说清楚的书。
    这本书要给你的结论是：中国的优势不可避免，比如地缘优势、经济体量，甚至发展模式；中国的难题可以解决，比如中国与世界最先进国家之间存在的5个鸿沟，经济鸿沟（质的而非量的）/金融市场鸿沟/高科技鸿沟/体制鸿沟/软实力鸿沟。他认为第一个被填平的将是经济鸿沟；金融和科技鸿沟早晚也会被填平；难一点的是体制鸿沟，最难填的是软实力鸿沟。但只要不急于求成，渐进而不激进，像精卫那样，海都能填，还愁“沟”填不平？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当然是中国很高兴，中国命里注定要做世界头等强国。
    结论似乎与《中国不高兴》并无不同，为什么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那是因为，高兴的不着急，不高兴的着急；高兴的不当头，不挑战美国，不高兴的要当头，要挑战美国，石头找大的碰；高兴的怀柔，不高兴的好战。
    这就是理性的激情：它以全球格局为视野，国家利益为立场，普世原则为框架，传统价值为背景，历史教训为参照。简单地说，这本书不是一柄思想利刃，不以片面求锋利，不求创新以立异；毋宁说，它是一只箭韬，兼收各种理论的箭镞，瞄准中国和平崛起的靶心，纵有数箭失手，必有一羽中的。
    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它汲取了地缘政治学、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甚至建构主义等4大流派的分析方法；在国内政治方面，它综合了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甚至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和儒家的某些思想。但这绝不是说，它是一盘思想的大杂烩，而是说，它是一桌观念的盛宴。
    不过，并非这桌盛宴上的每味菜都合我的口味。

吴稼祥

二. 世界“双黄蛋”

    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得伊朗者得天下”。
    这个论断是建立在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家约翰*麦金德的欧亚“世界岛”和腹地“心脏地带”理论基础上的。按照这个理论，本书认为中国和欧盟一样，是“边缘-心脏”国家，并赋予中国陆权-海权双权合壁的身份，所以成了“天命大国”，美国则被定义为“两洋”海权国家而被世界边缘化。
    根据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及其后继者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伊朗和阿富汗就成了世界的肚脐眼，那里是心脏的边缘，边缘的心脏，既是世界油库，又是海陆通道，因此前苏联和美国共和党政府对这个地区都垂涎三尺。
    不过，我认为，麦金德的这个理论早已过时。它是“欧洲中心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上的翻版。不过，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北美联盟，地缘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亚洲联盟，目的是联合北美在文化上统治世界，在地缘上通过统治亚洲统治世界。
    首先，一直统治这个地区的古波斯帝国从未统治过世界，而是总被世界统治和分割；其次，控制过整个“心脏地带”的苏联也没有支配全世界，倒是美国最终成为世界唯一霸权。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地球上并不止一个“世界岛”，而是两个，一个是欧亚大陆，另一个是北美大陆，地球是个“双黄蛋”。因此，美国不仅是两洋海权国家，更是大洲陆权国家，而且因为基本上没有恶邻而四境平安。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成就世界霸权的原因。对美国来说，得伊朗可能得天下，它可以坐镇美洲，控制亚欧大陆。但任何一个欧亚国家，要想通过控制伊朗来控制全球，那是白日做梦。对欧亚政治体来说，宁可说得古巴者得天下，此是闲话，暂且不提。

吴稼祥

三. 规模与活力决定兴衰

    如果说上述观念不合我的胃口的话，那么说中国是“天命大国”则有点倒我的胃口。
    天命大国怎么搞得差一点亡国灭种？
    如果说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的天命，怎么解释既没有规模，也没有资源，还远离所谓心脏地带的蕞尔岛国日本的兴起？
    我2005年出版的《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虽然上了许多书店排行榜，虽然被评为2005年100本好书之一，但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都假装没有看见这本书，好像我是来抢饭碗的。其实，我在那本书里试图解答的就是大国兴衰的规律，以及欧盟诞生的根源。
    在我看来，兴盛的国家要么规模扩大，要么活力增加，但没有一个国家长盛不衰，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规模和活力上都超过其他国家。
    古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的对抗，意大利商业城邦与东罗马帝国的对抗，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大不列颠与中华帝国印度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对抗，还有日本与清帝国的对抗，都是活力与规模的对抗，结果，活力战胜了规模。
    在美国诞生以前的情况是，有规模的没有活力，有活力的没有规模。有活力的英国虽然通过殖民扩大了王国规模，但超远距离的统治，以及殖民地人民不能享有宗主国公民权的困境，最终导致不列颠日落。只有美国，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兼得规模和活力。比它规模大的苏联，以及和它规模相当的中国缺乏活力，和它活力相当的西欧国家没有它那么大的规模。
    从煤钢同盟开始，有活力的欧洲开始寻求规模；从1978年开始，有规模的中国开始寻求活力，美国从此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这才是大国兴衰的真相，这不是天命，是人命。
    要想让中国的发展持续下去，第一当然是保持住现有规模，并维护稳定；其次，把经济上的活力延伸为有秩序可持续的精神活力、社会活力和政治活力。如此，中国有福了。

吴稼祥

2005*吴稼祥《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

刘仰

    以前听说过刘涛这个名字，知道他长期在德国。也看过他的一些短文，时常会有共鸣和同感。最近得知，刘涛先生的一本专著出版。这本专著有一个惹人注意的书名《头等强国》，便抽时间拜读了一遍。该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显然是一本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书。这一话题近来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与中国的现实有关。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总结过去的得失，比较当今的大国，探讨中国的未来之路，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可不做的重要事情。
    世界上轮番崛起的大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起步较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早期，中国人的关注点更多在于改变观念，推动变革。对于变革的方向、目标和具体手段研究得并不多。套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词，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属于“粗放型”。这也难怪，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开始起步的时候，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往往并不清楚。如今，中国已经走过了发展的起步阶段，是否需要变革，已不再是争论的话题。那么，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今后应该如何发展，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自然变得急迫而重要。
    刘涛的《头等大国》一书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探讨，涉及的领域比较全面，因此，能够提供给大家的讨论点也比较多。而且，由于作者长期在国外，作者对于很多话题的思考，体现了比较宽广的视野，比较之后的结论令人更加可信。比方说，国内某些人往往天真地以为国外媒体都是言论自由的，但是，作者通过近距离的了解，认为国内某些人对于国外媒体“公正性”的认识，其实只是一个误解。此外，对于在国外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作者也通过自己的认识和感受，结合中国的现实指出，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具有欺骗性，中国人要了解其实质。而且，刘涛先生由于长期在欧洲，可能受欧洲思想界经常质疑、批判美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模式有更清楚更冷静的认识。
    读了刘涛先生的《头等强国》，我主要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刘涛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应该坚持“渐进”原则，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
    对此，我表示高度同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用体育比赛来打一个比方，就如同接力赛。“渐进”的改革，就是充分保证每一棒都安全顺利地交接。后人接过前人的成果，继续前进，每一代人成果的累加，就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当很多国家都参加这个接力比赛时，某一个国家如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例如内乱，就等于接力棒掉在地上，轻则损失了时间，重则会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这个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需要警惕。某些外国势力试图让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突变，某些国内人士也遥相呼应，轻的说，是对某种理论模式的盲信，重的说，它就是试图扰乱中国诱导中国“落棒”的计谋。我的这个“接力赛”的比喻，在刘涛先生那里，是另一种比喻。刘涛认为，刚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国家，好比一个体弱的病人，治病也需要时间。试图让所有的病症在一天之内痊愈，不仅希望要落空，而且还可能加速病人的死亡。这倒应验了一句中国古话，欲速则不达。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来说，未来几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稳定持续的发展是第一重要的选择。政局和社会的动荡，将使我们失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当然，稳定发展并不排斥对中国当前内政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相反，只有妥善地解决内部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稳定发展。
    第二，关于中国的海权问题。
    刘涛在《头等强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更多注重陆权，海权相对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中国今后应该加强对海权的重视和能力的提高。我认为，刘涛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比较准确。与世界上其他强国相比，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有些强国只能注重陆权，想得到海权都很难，例如德国；有些国家只需注重海权，陆权对他们并不重要，例如美国。中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陆权和海权对于未来中国同样重要。这既可以看成中国的不利，更可以看成是中国的特殊优势，它将极大地考验中国的智慧和应变能力。对此，我有一个文学性的比喻。从黄土高原看，中国的陆权是黄颜色的；从太平洋看，中国的海权是蓝颜色的。两者的融合，将成为绿色，这是生命的颜色。关于陆权和海权的结合，我还有一个看法。海权的流行是因为世界一体化的广泛推进，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出现，全球对于世界一体化的反思将日益明显，保护主义很可能在未来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从而改变海权的旧特征。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化，对于世界和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将会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个含义更容易在中国实现。
    第三，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
    所谓文化，并非只是政府加大教育力度，而是强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道德感召力和文化吸引力，否则，一个强国即使再富裕，也很难成为真正的“强国”。文化实力是强国最重要的实力之一，其重要性甚至不比军事实力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笔财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的。但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文化实力，不能像现在某些强国那样，强行让其他国家接受，而需要更多的宽容与融合，在不同文化的共存和比较中，真正通过现实，展现不同的特质和效应。这需要文化上的充分自信，这一自信的获得，需要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有真正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文化的优劣比较，不完全是理论上的事情，同样是现实结果的比较。如果把文化在现实中的优劣效应比喻为法庭审理，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文化，便只能听任别人对我们的指控。我们自己不说话，法官偏听偏信也就很正常。因此，对于我们的文化实力，首先需要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不能任由别人给我们下结论、做鉴定。
    最后，我想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头等强国，这个结局是必然的。我们受惠于祖先的智慧，勇敢地面对祖先未曾面对的新局面，我们有能力做到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出色。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并让这个文明成功延续了几千年。如今，我们完全有能力像我们伟大的祖先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坚信，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的那一天，将改变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对于“强国”的定义，也将改变西方强国的固有模式和理念，中国将以自己的行为方式，给世界带来福音。

卅年华梦

    刘仰先生日前撰文评论了拙作《头等强国》，读完以后很多想法。
    正好前一段时间特别拜读了刘仰先生的《中国没有榜样》，心里颇有感触，这里与刘仰先生商榷讨论中国头等强国之路。
    刘仰先生用接力棒的比喻来形容中国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非常恰当。
    社会理性演进遵行的往往是“温和率”而非“暴力率”，从温和率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即使是含有负面因素较多的阶段，都绝非是白白做功，每个阶段积累的社会动态势能都会为下一个阶段酝酿制度建构的新基础，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既会随着历史推演进行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变革，同时前进的基础却是建立先前“路径依赖”的轨道上。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该如何看待表面上截然不同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呢？
    部分人喜欢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有一部分人喜欢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其实中国模式的成功正好是“加总”的成功，而不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否定，简而言之，没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积累，就绝对没有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巨大成功。中国奇迹正是成就于两个三十年的相加，而绝非相减。
    没有毛时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英雄史诗般的奇迹性积累，哪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架构？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中国”哪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同样，没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创新和锐意进取，哪有今天这样的制度活力和综合国力的充分积累？
    我认为，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将一个个接力棒转给下一个接力选手，我们才会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阶段性地步步推向前。我们必须理性地用我们自身的眼光来描述和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民族的主体性才能得到构建。
    我在《头等强国》中提到了“陆海权”的概念，认为代表陆地的“黄颜色”和代表海洋的“蔚蓝色”应该是中国的色谱，而黄和蓝相结合产生的绿色正好是代表了中国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尊重自然，重视环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这正是世界文明未来发展所期许的。
    对此刘仰先生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学性比喻：从黄土高原看，中国的陆权是黄颜色的；从太平洋来看，中国的海权是蓝颜色的。两者的融合，将成为绿色，这是生命的颜色。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社会精英从中华本位立场来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的“色谱”理论。西方一些学者往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将中国人为地区分为“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中国在八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也出现过极端的“蔚蓝色”论调，认为黄河是专制保守的象征，甚至断定黄土地文明必将被海洋文明所取代。这里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中华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失去了根基，而全盘地迎合西化潮流的观点。
    事实上，中国就是中国，绝对不可能是西化的中国，黄土地文明是我们的文化来源和前进根基，我们正是在黄河长江文明的依托下走向世界，形成开放世界观并加入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多色谱”和“文明的融合性创新”，这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中华文明的中庸/共生/创新/包容，以及在坚实文化基础上的开放走向世界，必将为世界贡献出全新的文明蓝图和文明理想，而自以为垄断了世界“普世价值观”的西方文明却狭隘地试图用文化进攻性的体验来教训和征伐世界，所有他们眼里只能看到“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的分野，并试图挑起两个概念的对立，而博大的中华文化却将黄蓝绿等多种色谱综合，并将它们的融合看成是中和/包容/和谐/多元。如果说世界真的需要一种普世文明，那么多元化的中华文明，而不是一元化的西方文明，更有可能真正贡献出普世文化观念。
    这里要联系刘仰先生的《中国没有榜样》来谈论他的评论文章《头等强国，一个必然的结局》的第三个观点。
    我完全同意刘仰先生的观点，中国头等强国之路上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核心信仰体系，一个总是沿着别人的核心价值观亦步亦趋、唯唯诺诺的国家，一个没有自己信仰体系的国家注定是不能成为头等强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吸收西方的“法治，人权观，民主自由体系”等，更不意味着我们会容忍现实社会中的“腐败”和“人治”，归根结底，我们在批判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时，必须牢牢抓住我们的阐释权和定义权，只有我们，只有我们现代中国人，才能按照中国的社会规律和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来决定我们学习吸收的范围和阶段性演进速度；只有我们，才能真正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实践来决定中国自主改革的进程。
    刘仰先生列举的欧洲历史上新教改革的历史非常发人深省，欧洲新教历史其实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前奏，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用理论方式解释了宗教改革为西方社会变革带来的全景式的重要意义。发端于德国路德教派的新教改革正是通过对于天主教传统的“普世价值观”的批判才能为死气沉沉的欧洲社会带来思想、文化、语意观念的重大变迁的，并进一步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当垄断圣经解释的权力从天主教神权主义的神父和教士转移到普通民众的时候，当人人不再需要一个教会的权威中介而是自己可以阅读圣经的时候，真正改变的并非是西方人民的信仰，而是天主教狭隘的“普世价值观”---罗马教会的垄断解释权和一元裁判权。
    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一旦让各个民族失去了解释权和认知权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不民主、不自由和违反人权的代名词。当美国和西欧等少数国家如同罗马天主教士中世纪偶像崇拜那样超验化、一元化和宗教化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概念时，并且进一步将这些概念进行垄断定义和排他性的界定的时候，这些美丽的名词就可能成为另外一种霸权主义语境的权力支配和对弱小国家肆无忌惮的利益榨取。一个明显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世界真正是民主的，世界人民真正是生来就平等的，世界人民真正是同等享受西方式自由的，那么西方人就没有权力享受人均超过发展中国家三十多倍的资源。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正是省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他们所建立的普世制度和价值观是建立在超额榨取世界资源和世界财富这一不公正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基础上对任何发展中国家自以为是的、道德至上的批判都是虚伪和不诚实的。
    假设世界真是民主和平等的，世界人民真是生而平等和同等自由的，那么全球民主化以后的西方世界享受世界资源的份额只能占到整个世界的11%（按西方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计算）而不是其他国家的32倍。如果西方世界真的是胸怀“普世情怀”的价值观念，就应该立即停止对农业产品的补贴，立即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转让，并立即对治疗艾滋病和其它流行病的药品打破狭隘的智慧产权的垄断，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发展中国家疾病横行、人民食不果腹。假如世界人民真正享有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权利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立即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打开边界，停止对其他国家人民建立起排他性的“福利壁垒”。
    问题是，西方世界做得到吗？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经常对全世界所谓民主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可他们都是美国选民和欧洲选民选举出来的，却从来不是世界选民选举出来的，他们代表的是赤裸裸的美欧利益。
    问题是，他们可以享受干涉世界的好处，却从来不受世界各国人民选票的节制，权力干涉的范围和权力来源是不对等的，这就是绝对普世价值观的荒谬之处。
    所以，中国所做的不应该是反对“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恰恰相反，我们要真正促进世界人民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我们要终结以霸权主义为依托的、对这些概念的垄断解释权和宗教式的裁判权。除了西方人所热衷的人权观念以外，我们应该加上“世界人民享有平等的资源使用权、世界人民拥有平等的环境权、世界人民具有平等的生产发展消费权、世界人民拥有平等的医疗资源和药品使用权、世界人民享有平等的天赋生存权和发展权”。
    每个大国崛起都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体系，所以大国崛起无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崛起正是需要在继承吸收的基础上，用我们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来结合现代文明建立起我们的话语权体系和基本文化价值观。美国崛起没榜样，苏联崛起无先例，这才决定了两个民族自我创新的能力和勇敢承担引领人类文明前进的勇气。中国在头等强国之路上也没有榜样，我们必须在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本位的价值观念，真正勇于担当提升和改造人类文明的重担，真正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这一切需要我们独立的思考，健全的人格和国格，而决非仅仅是对西方的模仿和盲从。这一切都考验我们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明更新能力。
    综合《头等强国》和《中国没有榜样》的书名，我得到一个新结论：头等强国没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