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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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
    《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
    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
    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
    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他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
    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
    再有，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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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疏朗飘逸，自然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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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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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应该清楚两者的概念，一般来说，建安风骨更多的是对建安时期的文学风格的一种概括，主要指文风；而魏晋风流主要指魏晋时期所标榜的一种生活态度，包含的内容较多。
    其次是二者所存在的时间；
    第三是形成原因、背景及发展情况；
    第四是代表人物、事件；
    第五是产生了哪些影响；如果是比较二者的话，建议思考一下二者相互的影响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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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竹林七贤：
    三国魏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
    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刘伶《酒德颂》，向秀《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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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魏晋文学，自然不能不提“魏晋风流”。
    简单的说，“魏晋风流”是指魏晋那一代名士们所追求的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其形成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本质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建安风骨”开启，而建安风骨自曹操滥觞。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多才多艺，对书法围棋音乐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创作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王沈《魏书》中说他：文武并施，御军十余载，手不释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操诗所蕴含的那种古直悲凉的大气之美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保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他登高而呼：今天下大事舍我其谁？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
    总之，作为文学家，曹操以其卓绝之才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凭借他那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彪炳史册。
    从魏初到晋初，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自建安风骨跨入了正始之音。
    正始文学的代表则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任情率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礼岂为我辈设哉？这一方面为他们赢得了广大士阶层的敬仰，一方面也注定了他们在那样一个高压环境下的悲剧命运，嵇康便是为政治殉难的文人之一。
    嵇康“刚肠忌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不随和是显而易见的，一封义愤填膺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只因好友山涛向司马氏推荐他当官，他便因“足下故不知之”写下这篇绝交信：既然你不了解我的为人，那么朋友也没的做了，咱还是绝交吧。
   关于不随和，鲁迅先生曾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是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是非和所憎。
    不随和的嵇康最终因“非汤武而薄周礼”被逮捕捕入狱进而处死。嵇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嵇康死，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一曲广陵绝天下，打铁嵇康谁能仿？
    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非陶渊明莫属。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诗风，而又融入老庄玄理，读之亲切自然而又意至深远。他爱老庄虚静无为境界而没有清谈怪诞的行为及服药求仙的异想，他有佛家空观慈爱的精神而不带丝毫迷信色彩，所以后人评价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
    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是陶渊明人生的两大支柱，也是他作品的主题。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平民生活的率真感情，让陶渊明的田园诗登峰造极。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诗歌成就，更在于他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座精神的巢，用以掩护他们同丑恶划清界限。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大隐”成为一个不可重复的主题。
    一个风雨摇曳的时代，走来一群让我们翘首仰望的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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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
    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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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精神，魏晋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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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语轩-陆羽轩-露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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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闲茶-茶语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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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玮计划出一本书：翡翠湾日记@此生未完成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