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由康生谢富治想到的一点有关德才标准的话题

铁鸟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道德品质很好，很规范，用我们的话说是“正人君子”，而有的人则是有些“缺德”甚至品质不良。然而，有的正人君子办事能力往往不如这些“缺德”的人，这种现象不独今天不独中国，就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共始终强调用人要德才兼备，邓小平更提出了“四有青年”的标准，其中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但这些是大面上的，真正说到实际办事的时候，能不能完全做到或者基本做到，我看很难。
    曾国藩自己就感叹过他的德才标准的失败，因为强调了德范，结果某些人做事的结果往往不很理想，而像李鸿章那样谁能办事就提拔谁，不计较这个人是不是属于“自我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主儿”，又是曾国藩所不愿意，这种矛盾的心理其实同样出现在后来的中国的执政者身上。
    比如说李韶九康生谢富治这几个人，他们虽然在历史上劣迹斑斑，但是在毛泽东特定的任务背景下，他们却比任何人都完成的出色，这就是他们始终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的原因，谢富治在张国焘时期就得宠，康生在王明的时候就是中组部部长甚至进入核心层，后来在毛泽东那里仍旧非常吃香，症结就在于他们能办好“领袖”交办的事。
    接下来就要具体分析，他们能办好哪些领袖“交办”下来的事呢？这点不说也就知道了。
    在历史上，康生谢富治都不是单纯的依赖吹捧领袖和无限度的整人而获得晋身的绝大机会的，他们各自有一套看来是不错的“拳经”，一些不错的业绩的，例如谢富治在西南工作的时候，对极左的土改就有看法，可见并不是“一左到底”的人物。
    然而，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东西就是“佞幸”的东西，就是“逢君之恶”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统治者还没有完全走向昏聩和昏暴乃至残暴的时候，他们体现出来的范围非常有限，而一旦统治者非常需要这种东西上升到全方位的时候，也就自然如同洪水奔流一样了。
    为什么西方社会很少强调什么“德才兼备、有道德、讲政治”这类的东西呢？因为他们的制度相对于我们比较完备一些，而我们以前始终处在“人治”的大范围内。“人治”的大背景下，也就是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也就只能通过对人才使用上的道德约束作为一条必经之路来整合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虽然最后都不免于失败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