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先生《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

铁鸟

    01. 当下时际，毛泽东仍和以前一样，不仅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02. 如果我们不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和国家的高度上去审视毛泽东 ，我们就很难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亦然。

铁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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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节里，我要拿出专门篇幅，来谈一谈可以被称作是“民族英雄”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之死。谈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史，他是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卢先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做的探索，他为“实业救国”所付出的终生辛劳，他在抗战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起的关键作用，无不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块又一块须后人仰视的丰碑。这样一个在古今历史上少有的完人，这样一个上天赐予我们民族的杰出人物，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所压垮，没有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所吞没，却是死于他一生所苦苦追求的“建设时期”，死于曾是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怎能不叫人痛心！
　　作孚先生死于1952年2月8日，亦即“三反”、“五反”的高潮中。苍天不忍，泪飞作雨。这一页泛黄的历史，至今仍令人唏嘘。卢作孚死后，在我们的媒体与书籍中，这个一度享有崇高威望的民族实业家居然成了一个现代史上的“失踪者”，一直到70年代末，几乎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仅仅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写给少儿看的关于中国近现交通方面的小册子，出现过一两句话，介绍了卢作孚先生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建立强大的民族航运业的功绩。
　　下面是一则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生平简介：
　　
　　卢作孚先生于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四日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市）。由于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一九一○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起在中学任教。一九一七年起，先后任《群报》、《川报》记者、编辑社长兼总编。一九一九年在成都投入“五·四”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一年去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创设通俗教育会，开展民众教育和新教育改革活动。一九二四年去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并任馆长。
　　一九二五年，卢作孚先生在合川募集资金创办了民生公司，由一只仅七十吨的小客轮“民生”号行驶嘉陵江重庆至合川航线开始，短短几年间，使长江上游航运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二六年担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局局长，大力推进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将北碚（位于重庆）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旅游日益发达的现代城镇。一九二九年兼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与外国航运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维护了内河航行权，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挽救了民族航业面临破产的危殆局面。一九三五年，民生公司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一九三五年秋，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卢作孚先生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去南京帮助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一九三八年，卢作孚先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战时运输，亲临武汉、宜昌指挥撤退运输，集中了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抢运撤往四川的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人员，运送军队、武器、物资到前线，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为战时运输和后方的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九四○年，卢作孚先生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解决战时粮食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四四年，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卢作孚先生先后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订造九艘新型江、海轮船，将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我国沿海、台湾，直至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卢作孚先生指挥滞留在海外的船舶驶回大陆，为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九五○年六月，卢作孚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不幸逝世。
　　卢作孚先生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就是在这一则还比较客观的简介中，卢作孚之死仍然被隐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商业地位急剧提高，旧时代工商业界的杰出人物也重新出土。卢作孚先生的事迹开始时常见诸报端与名人词典，各色传记也出了好几本。但是在凡涉及他死因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以“因病逝世”含糊过去。
　　历史不过刚刚过去五十年左右，真相就难以得知，我们真是枉有三千年的文明。直至2005年4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作孚先生的幼子卢国纶先生的回忆文章《卢作孚之死》，才第一次将这真相彻底揭开。
　　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先生为国家即将走上和平建设的大道而深感鼓舞，依然冲破国民党特工机关与港英当局的拦阻，于1950年6月经中共在港党组织的安排，从香港经深圳小镇秘密入境，欣然北上，参与全民拥护的建国大业。1952年初，就在中央政府准备对他委以经济建设重任的前夕，他回到四川的民生公司临时处理业务，不想却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
　　卢国纶先生的文章是如此介绍的：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先生是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的，死前平静安宁，写好了一份简单的遗嘱。他几乎没有任何私人财产，两袖清风而去。
　　他死后，民生公司的一些职员悲痛欲绝，不顾当时的严峻氛围，号啕大哭。一位水手出身的船长不顾禁忌，在卢作孚出殡之时拉响汽笛。也有不少的员工自发参加了送葬。
　　然而在当时的某些媒体上，却是用“私人资本家卢作孚畏罪自杀”做标题来报道此事的，说“卢可能有政治问题”，“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说卢作孚是“从掠夺性的原始积累，成为大资本家的”。
　　死者长已矣，却还要加以如此的诽谤，怎能不叫一批对新中国怀有好感、乐于从命的工商业者寒心！
　　卢作孚冤死之“案”，是在1980年“翻”过来的。中共四川省委为其作出政治结论，曰：“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能忘记的。”
　　卢作孚由教育救国而事业救国，几十年艰难奋斗，造福于公众，恪守“忠诚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信条，留得一片清白在人间。最近几年，特别是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在有关文章与节目中，对卢先生在抗战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以新华社的文章尤为令人动容：
　　
　　
　　卢作孚，一个后人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1937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作为入川的唯一通道，长江上游仅剩40天左右的中水位，此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运走。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急待通过长江航线，运往战场。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
　　从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在卢作孚的指挥下，20多艘轮船和850多条木船，冒着日机狂轰滥炸，在三峡航道来回穿梭。“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86岁的原民生公司职员肖怀柱回忆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战时运输，也是前所未有的港运奇迹：40多天里，民生公司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150多万人，货物100余万吨。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兵工厂15家，其它工厂企业10多家及不少机关、学校等。在这场倾尽全力的抢运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卢作孚，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搞了一生实业的他逝世时却一贫如洗，没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
　　民不爱钱，民不惜命，这样的人民岂是枪口和刺刀能战胜的？
　　（摘自新华社2005年7月4日通讯《我们万众一心》）


卢作孚先生早年入同盟会，后又入少年中国学会，是辛亥时期觉醒的第一代人。他在川南办教育时，与中共早期领袖人物恽代英结为莫逆之交。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路径，从事过救国救民的事业。他们的功业，他们的苦斗，可感天动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宜昌大撤退中，因他的努力，保存了国家仅存的工业命脉特别是军工产业，为后来坚持持久抗战赢得了先决条件。可叹一代英豪，却死于内斗与莫须有之罪名，从民族利益的高度看，这难道不是自毁长城？我认为，卢作孚先生的个人悲剧，凝结的是整个主流民族工商业的坎坷与不幸。我还认为，任何以“正义”之名的“革命”，都没有理由毁灭这样的民族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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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朝阳冉冉上升的一年。解放军在顺利进行浙江沿海的岛屿争夺战，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始于这一年。这一年，出现了第一批专为工人盖的宿舍，国家公职人员与国营工人实行了公费医疗，城镇乡村同时开始大规模的扫盲。全国掀起了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潮，上甘岭战役在秋季爆发。
　　在这凯歌行进的一年里，“三反”、“五反”也作为重大胜利载入了史册。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一“胜利”是这样被描述的：
　　“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两者紧密结合、互相推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腐蚀，树立了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和新风尚。同时，它也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力量，并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不少资金。
　　还有的文献称“三反”、“五反”是新中国第一场胜利的反腐斗争。
　　历史已经离得很遥远了，但回望过去，仍有耀眼的金色光芒。只有在仔细的打量之下，才会发现有那么一些裂隙，与那光芒十分不协调。
　　在“五反”中，对商人与资本家，曾有一个分类标准。这就是1952年3月11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这个标准，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五类，进行定案处理。北京市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毛泽东在3月5日，对这一做法和结论给予了首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的基本守法户，也有“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劣迹。其余的，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在北京，有85-90的私人工商户不是曾经违法，就是已经犯罪。
　　这样高的比例，放到任何一个阶层身上，都无异于“洪洞县里无好人”。资本家这个称号、工商业者这个族群，从此便成了灰色的一群。
　　然而，在当时媒体上公开的那些罪证，以及“工作队”在高压之下搜罗来的罪证，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我想，是可以允许设问的。
　　以“梅林变质罐头案件”为例，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是享有盛名的民营企业，于30年代起生产梅林牌食品，其品牌延续至今。起初从生产番茄沙司、辣酱油开始，后逐渐扩大品种范围，尤以罐头食品闻名。早在30年代，梅林牌罐头食品就曾获美国芝加哥“世纪进展”国际展览会奖状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等奖，以及国民政府实业部国货展评会优等奖等荣誉证书。解放后，其盛誉及生产规模仍持续不衰。梅林罐头，一直是大都市中等以上家庭餐桌上不可少的食品之一。在“三反”、“五反”中，梅林食品厂惊爆“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的“丑闻”，且上了《人民日报》，引得天下万民切齿，为“资本家丧心病狂”做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但是，人的行为总是有动机的，梅林厂为何要这样做？这绝对是一个问题。前文所引高天民先生文章中，就写出了他在“五反”时心里的疑问：“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
　　什么叫真理？符合逻辑、符合事实的，才叫真理。真理，不是一定是由宏大的声音所发出的。高先生这声音微弱的一问，恰恰是击中要害的投枪利剑。梅林罐头厂是民族工业，且在中国本土立足，并不是美国资本，也没有美方参股，它为何与志愿军有如此的深仇大恨？梅林是靠质量与信誉起家的，为何在抗美援朝时偏就昏了头，要以次充好来赚钱？荒诞的捏造，就这样成了庄严的罪证，借此掀起陷人以死地的滔天大浪。
　　当时的人们，包括资本家们，不是没有起码的辨能力的，这个漏洞，并不难察觉。但是，在一个不容许提出质疑的封闭环境中，声音大的，就绝对是真理。我一向认为，在一个逻辑链环中，如果发现有一个疑点，那么整个的逻辑链环都可能被瓦解。因此，我对其他的所谓“以次充好，谋害志愿军”的罪证，都表示存疑。在高压之下，有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这是在“文革”中屡见不鲜的事，就是针对国家主席，也可以拿得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
　　罗织罪名，肉刑逼供，逼得大量的私人工商业者因绝望和冤屈而自杀。这个现象，中共高层是否采取过制止措施呢？在谢泳先生的文章中，是说“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经我考证，这是不对的。在当时，自杀犹如风潮，漫卷全国各大中城市，情况不可能不反映上去。尤其卢作孚先生的死，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西南大区军政首脑很大的震动。在1952年3月5日，毛泽东对此类现象有过严厉的批示：“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这个批示，与前一个多月发出的充满火药味的动员令，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前文所引胡兰畦女士、郭恩谭先生的回忆中，亦可看到，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上级”确有注意政策的指示或类似迹象。他们都曾提及，逼供确实减轻或停止。这是唯一可值得庆幸的。可能是由于建国初期，政治尚且清明，“讲政策”的老传统还在发挥作用，总之，在毛泽东干预之后，运动的残酷程度大大减轻。
　　从高天民的回忆看，后来虽也有工作队勒逼莫须有的“偷漏税数字”之事发生，但性命总还是无虞了。
　　针对资本家的这个“五反”运动，若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不仅时间较短，而且虎头蛇尾，真正抓起来判刑的不多，只是追缴了税款和罚款就了事。以“反右”与“文革”的标准衡量，这个“胜利”，可谓是“草草收场”。我认为，事情之所以是这样，与卢作孚先生的以死抗争大有关系。


(16)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读者对中国资本家阶级是怎么被“消灭”的兴趣不大，然而对旧时富豪们及其后裔在财产被“剥夺”之后是如何生活的，却十分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中国人惯常的看客心理使然。看人家毁灭，看人家脱落，甚至看人家被杀头，都是自有一番乐趣的。
　　那么，我就稍稍颠倒一下时间的顺序，先来讲讲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作为一个富豪的后代，所经历的一些生活。
　　可惜的很，我的经历里没有什么可让人幸灾乐祸的。因为从我懂事起，就没见过富豪是怎么生活的。因此，我在幼小的年月里，并没有任何失落感，也没有这方面的痛苦。一个人，是不会为自己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失落的。
　　在五十年代末，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1949年以前的社会状态，荡然无存，遥远得如同现在的人回望解放前一样。在新中国，资本家这个阶级的被消灭，经过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吸取了“三反”、“五反”的教训，也未可知。消灭资本家，完全是采用不消灭肉体，不进行惩罚，对财产进行按当时标准进行还算大致合理的评估，折成“定息”，按月从人民银行发给本人。本人如果死亡，由第一继承人继续领取。资本家本人则从“企业法人代表”位置上退下来，绝大部分转化为干部或企事业单位职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幕，一个在理论上被界定为继“三座大山”后无产阶级最主要敌人的阶级，其具体成员在几个月之内，一部分转化为革命干部队伍的一员，一部分转化为自食其力的“职工”了，都算是领导阶级。
　　我的先祖父，不幸死于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中，因此我不能描述富豪们在失去身份后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在亲戚当中，也有人是中小资本家，在后面我会简要提到他们的生活。
　　由于先祖父是崇信“科学救国”的，所以我的父亲（还有母亲）是从事科学工作的，解放初期就成了我国的科学界新生力量。我懂事时，我先祖父不过才去世5年，但那种笼罩全家的悲哀已经没有踪影了。国家欣欣向荣，连农民都知道如何种出每亩十万斤的超级稻来，个人的得失怎么好与时代背道而驰？当我开始了解世事时，与其说是一个富豪的后代，还不如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
　　先祖父的所有一切，都被时光掩埋了，只有人民银行每月把一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准时寄给我祖母。小时候，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上面没有花花绿绿的邮票，所以这冷酷的信件是我最反感的一种邮件。一直到我20多岁时，才偶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我国著名的“赎买政策”所规定的，给资本家的“定息”。定息，也就是钱啦，每月多少，我不知道。按后来这笔钱积累起来的总数来算，估计每月在200-300元之间。每月我家得到的这笔定息，在当时的购买力值几何呢？记得当时，冰棍是3-5分一根，汽车票5分一张，较好的香烟0.25元一包，书籍一般是0.2-0.6元一本，收音机（无论电子管还是半导体）、自行车、国产手表等“豪华大件”，都是100多元一件。那时公职人员都住公家的房子，房租每月可能是几毛钱吧，可以忽略不计。总体上生活是很省钱的。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但由于行业的缘故，工资收入比较高，两人加起来每月220元。也就是说，我家收到的这笔“定息”按月来算，比两个高工资者的收入还要高。那时，高级别的技术工人，到顶的工资大概是80元左右。一般的小干部、职工、中学教师等，也就是35元至60元一个月。
　　据说，我先祖父生前不是很计较财产，个人名下的股份不是很多，但后来得到的“定息”还很优厚。这么看来，如果“前资本家”能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终身领息，并荫及子孙的话，他们应是新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群体。即便不再工作，也可以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我回顾自己的童年，除了政治上的压抑之外，就物质、文化生活来说，应该是非常富足的。那时的社会，有两大阶层的人，过得比较好，子女的教养也比较优良。一是中高级干部，二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有一些“规矩”的，至于哪些是“富豪”生活的痕迹，哪些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我到现在也分不清。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人开始怀旧，遍地的资本家“金枝玉叶”冒了出来。没有这种血统或经历的，也跟着做怀旧的无病呻吟。但假的就是假的，富豪的生活细节，决不是什么旗袍、留声机、背带裤之类的就能概括得了的。它是一整套严格的生活习惯，不允许打破，也轻易不肯放弃。
　　我先说说近于严苛的卫生习惯。常洗手是不用说了。那时候我们家吃水果，不削皮，但要用高锰酸钾水泡，消毒杀菌。红红的一盆水，泡上苹果、梨子等等，泡够了时间再用凉开水洗净，一次也不马虎。每顿饭用过的碗碟，都一定要在一个大铝锅里煮开消毒。数十年雷打不动。七十年代初，我们家被发配下乡，也仍然是照常煮碗。房东老大娘有一次以为我们家偷偷煮好吃的，自说自话就揭开锅盖看，看了大吃一惊，一脸的尴尬：“城里人，咂咂！”
　　我在很多年后，与同龄兼同家庭背景的人聊起过当年家里的一些习惯，都提到过类似的细节。但是，很多装腔作势的“怀旧小说”，那些作家真是挖空了脑子也想不到旧时的有钱人该怎么生活。无非是一个慵懒的女人，挂着明晃晃的项链，养了一只叫“点点”的宠物狗呀什么的……都是照现在的“二奶”来写的。

　(17)
　　
　　我还是按照“衣、食、住、行”、娱乐、文化生活这个顺序，来说说六十年代我所经历的生活，说是“富豪后代”的生活也罢，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后代的生活也罢，总之，在暗淡的六十年代里，我个人感觉到的，却是一种稳定祥和的气氛。这跟“自由派”学者们描述的“古拉格群岛”形态完全不同。也许，那时我不过是一“红领巾”罢了，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概念。
　　六十年代，像我们那种家庭，物质上可以说很不错，不属于“贫贱”阶层，生活上没有“百事哀”。
　　还是先说服装吧。等我懂事时，西装早已经绝迹，但有些“小开”穿改良过的小翻领上装，也很时髦，此风尚以上海人为多，其他省份则基本流行“人民装”、“中山装”。女人方面，旗袍却很流行，而且是女人的假日出行服装，普遍得犹如朝鲜或越南女子的民族服饰。我一直以为，中年女人如果身材好，穿旗袍是很得体的，在公园和街上，是一道飘逸的风景。解放后，还曾经流行了一阵“列宁装”，就是小翻领、两排扣、有束腰带，女性穿起来，非常俊美。到六十年代，苏联影响渐弱，于是不再流行。五十年代，还曾流行过苏联式的“布拉吉”，亦即连衣裙。用花布做的，姑娘们穿上，要把发辫在两侧弯个圈出来，再扎上蝴蝶结，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朵花儿，迷得死人。到六十年代，因为遭了“灾”，讲究“艰苦朴素”，这打扮就极少了。
　　母亲那时一到星期天就带我们出门，夏季都穿旗袍，很端庄。那些旗袍，大多可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布料很细，花色典雅。我后来想起来，很怀疑新中国是否能有这样的审美眼光。
　　据母亲说，旧社会她当然不属于贫困者，但也不兴穷奢极欲，什么水獭皮大衣、狐皮围脖之类，并不是置不起，而是没兴趣。真正肆无忌惮张扬的，在民国后期恐怕只有达官贵人一类，如孔二小姐她们，连宠物狗都过得比人强百倍，也不怕把船给闹翻了。
　　六十年代有钱人，也不过讲究到呢料、毛料为止。同是中山装（与人民装不同，它的四个兜是贴上去的），一般小职员、小知识分子都是蓝棉布的，不熨烫的话，鼓鼓囊囊，很土。而毛料中山装则笔挺如削，当时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都是一身毛料，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别。六十年代艰苦朴素的典范雷锋，死后发现箱子底居然有毛料裤子，这内幕要是在那时曝光，雷锋这典型大概也就树立不起来了。
　　至于长袍马褂，早就给革命革掉了，成了地主阶级的象征，但中式对襟上衣仍然流行，成为一般人冬季棉袄和外衣的样式，男女皆然。女士还可以在外衣面料上选择合适的花色，美而不艳，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穷人的衣服，款式上跟有钱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补丁多，且有的不大合身，也是以蓝色棉布料为主。
　　那时真是个“蓝蚂蚁”的时代，这审美特点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只有穿上了蓝色衣服，心里才稳妥。所以，妇女们当时在衣服上的一些花样，就特别鲜艳，有调剂生活的作用。
　　我父母的衣装当然不错，瘦死的骆驼大于牛嘛。那时候有钱人讲究“箱底”，其实就是衣服有多少。有些实在不合新社会款式的，就请裁缝改成说得过去的样子，废物利用。
　　在“周易之争“中，我觉得周公子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就是旧时代好象并不讲究买现成的衣服，衣服都是请裁缝做，或者到裁缝店去定做。那时从来没听父母说过买某某牌子的衣服。虽然商店里也有成衣，但似乎既不经济，款式颜色又不好。
　　裁缝是那个时代不用领执照的个体户，可以到你家里来量尺寸，然后拿布料回家去做，做好送来，价钱公道，做工漂亮。各大城市也有一些著名的裁缝店，有如照相馆，四处分布，给人以方便。做衣服，也是当时女人乐此不疲的一件事。那个年代，就是再革命，也革不掉人的天性。当然，“文革”一来，连天性也不行了，这是后话。
　　与此相联系的，是记得母亲还收藏了许多纺织品，也就是丝巾、桌布、苫布、床单一类。后来读陈丹燕的散文，知道上海女人好搞这一套。母亲年轻时在上海也呆过，估计是那时的熏陶。母亲箱底的布料，花色都非常雅致，估计大部分是洋货，个别也有新中国的产品，但一定是上海出的，别的地方，一律老土，设计不出那种味道来。上海人把外省人叫“乡下人”，我看主要是从审美上说的吧。
　　我记忆中，那些布料的图案多为欧洲古典样式，抽象的卷状大花，有伊斯兰图案风格，华丽极了。在那非常革命的时代，资本家遗族中女人们的“箱底”，大概都是这样的吧，压缩了整整一个时代逝去的华丽。
至于我个人的穿着，那年代小孩子是不大在意这些的，奢侈、有钱是罪恶与耻辱，所以我既穿过很漂亮的童装，也曾长时间穿过与工人子弟无异的蓝色棉布学生装，甚至有的带补丁（按时代风尚，这并不构成耻辱）。六十年代初，成人的服装样式受到舆论限制，不能太花哨了，大人们就尽量努力让孩子穿得花一些。那时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祖国花朵”。我小时候，在假日里穿过很好的呢子衣服，带戴白色遮阳软帽，亮晶晶的小皮鞋。弟弟们也都穿过类似服装。后来从照片看，的确有点像“小小开”。不过仅仅是偶一为之，不是每天上学也这样。夏天时，还穿过很长时间的背带短裤，很时髦（民国式的时髦），但与其他小朋友太不一样了，后来我抗议，才不穿了。我的姑姑解放前去了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她回不来了，在美国嫁给一个华人科学工作者，定居入籍。六十年代，允许美籍侨胞往国内邮寄东西。她寄来过一些小孩衣服，当是那年代最时髦的国际款式了。我记得有一件彩色横条T恤衫，穿起来很帅气。我那时没有阶级差别观念，不知道那些仅为温饱而焦头烂额的贫困工人子弟如何看待我们。但我后来知道，他们心里是有仇恨的。我的一个小学同班男同学，是贫困工人子弟，有一天上学，竟然穿了一件女式衬衫，有小碎花。这在“男女大防”甚严的时代，简直石破天惊。我们一帮男同学惊讶得直起哄。那男生本是个顽皮学生，却被我们嘲笑得直掉泪。后来是班主任斥责了我们。现在想来，若不是贫困到极点，他家里怎能让他穿姐姐的衣服上学。我们的嘲笑，不知对他构成多大的伤害。
　　1963年以后，刚刚宽松不久的政治文化气氛又开始紧张，重提“阶级斗争”，又兼学雷锋，社会风气日见朴素，我的穿着也就混同常人了。母亲在1964年以后，就很少穿旗袍。1965年她参加“四清”，体验了艰苦生活，回来后就更不可能穿华丽服装了。

铁鸟

(18)
　　
　　下面我要谈吃，中国人一谈起这个来，总有无穷乐趣。“自由派”批评那个年代，主要也是针对吃。1959年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吃还是一个问题，即使穷老百姓家里，总还是有的吃吧。严峻时期是从1960年开始的，细粮越来越少，饼干的面越来越黑。老百姓就更是惨了，不过，他们有他们的度日方法，我们班上穷人家的孩子，下了学就去供销社的菜场捡烂白菜帮子。那时候，食油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四、五两的样子吧，显然不够。穷人家就白煮青菜、土豆、萝卜，我们家虽是“富豪”后代，但计划经济下人人平等，也多不出半两油来。于是那年头肥肉就值钱，为什么，可以熬猪油啊。三年“自然灾害”，以前不见踪影的农贸市场在城里发展起来了，那时叫“自由市场”，农民把自己养的家禽家畜、农产品拿到城里卖高价，官方不管。有钱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就去市场买食品。隔三差五买只鸡鸭改善一下。但是粮食紧缺，日甚一日，在那个年代，我家的食品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我们家是南方人，那时虽然住在北方，但一直是不吃高粱米、小米和玉米面的，在那年月也不得不破例。奶奶尝试着做了玉米面菜包子，还挺有味道的。有那么几天，可能是粮食太紧张了，居然也吃了高粱面，但不像别人家那样拿来蒸馍，而是用水调稀，用平底锅煎油饼。因为有油，还不难吃。有一天我们班同学到我们家，偶然看见了，第二天就当成大新闻来传播：“某某家拿油煎高粱面饼！”人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有如今日听说富豪吃洒了金箔的大菜一般。大概有一年多，白面完全绝迹，有一次我看见父亲单位一位顶级知识分子的小女儿，拿了一块白馍在啃，还疑心那是一块白萝卜。我母亲总想弄点大米来，但“自由市场”也没有。一次，组织上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发了一张价值若干元的餐券，母亲带我们兄弟到“李连贵大饼店”吃饭，一碗白米饭上来，没等上菜，我们哥几个就风卷残云般干光了。
　　那时候，自由市场猪肉也缺，于是我们家又尝到了兔子肉、猫肉、田鸡肉、山鸡肉等等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广东人，吃这些东西，感觉怪怪的。
　　那年月为什么会普遍饥馑？缺粮是肯定的，但也有其他因素加剧了匮乏的程度，一是劳动人民多，且劳动强度大，那不是现在的民工兄弟能比的。现在的民工，其吃苦耐劳程度，照前辈差得不是一两个等级，若用那时的标准看，一半都是混混儿，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劳动强度一大，自然就特别能吃，身体棒的农民一顿能吃一斤半粮食，拿到现在来说真是骇人听闻，工人也吃得不少，粮食怎能不缺？还有就是食油少，副食品少，干吃饭，特别费粮食。粮食越限制，心理上就越恐慌，也就越觉得饿。
　　那时候，整个社会都穷，在吃的问题上，人们的想象力也有限。电影里穷奢极欲的坏人——汉奸、鬼子什么的，也不过拿一只鸡腿狂啃。那年月，能拿一只鸡腿狂啃，那也是顶级的享受了。那时候的人，最愿意吃火车餐车上的饭菜，因为餐车做菜不吝惜油，一进餐车，香气扑鼻。我那时想过，时代列车完全不用往共产主义奔了，如果能让人天天吃餐车的伙食，也就可以了。那时候什么怀孕妇女、劳模、贫困学生，单位也有福利，发一点白糖就是了。1962年前后，咱们国家支援古巴，以货易货，弄进来不少古巴糖，茶焦色的，有异味。中国人谁也不爱吃，但有一时期就拿它顶白糖，真正的白糖没有了。我那时岁数小，心里想，这古巴，竟然比中国还困难啊！在此之前，中国还支持过伊拉克，于是换回来大批伊拉克蜜枣，商店里当零食卖，也就是果脯了。不知道那时换回了多少，大凡城市人，都吃过。
　　那时候农民不少，劳动强度大，耕地面积也多，可不知为什么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吃大米。按理说吃五谷杂粮于健康有好处，但城市人吃的高粱米和玉米面，都是陈化粮，难吃得要死，吃在嘴里发涩。我宁愿忍受严刑拷打，也不愿意一日三餐吃高粱米。那时南方倒是有大米供应，但那是籼米，不比高粱米好吃多少。我后来插了队，吃上了新粮，才知道农村新打的粮食有多好吃。可怜那时候一般的北方城市人，吃了快三十年的陈化米，改革开放后，才彻底告别粗粮。到现在，则是食不厌精，上饭店吃一半扔一半，比电影里的汉奸还穷奢极欲——中国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是1960-1961年，后来慢慢好了一些。尽管连买豆腐都要凭票，总还不至于为一口吃的终日惶惶。
　　那年月，经济完全乱了套，连煤气都供应不足。煤气公司就掺假，在做饭时间把煤气炉子开关开到最大，也是一点点鬼火，烧一顿饭得两三个小时。我还能记得冬天的晚上，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长时间地等待一锅饭煮熟的情景。
　　在吃的方面，这些是不好的一面。但如果那时有钱，那么就也有挺值得回味的一面，在“三年灾害”的前后，有一些吃的方面的事情，还是可以一说的。
　　
（19）
　　
　　那年月，也有好吃。首先要说西餐。年轻人要问了，革命年代里还能吃上西餐？我说能！我知道有人会瞪直了眼珠子。你听我细讲，历史不是教条，新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句“古拉格群岛”就能概括掉的，它是几亿人的丰富生活组成的。自我懂事起，我记得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到本市一家名叫“乌苏里餐厅”的西餐厅去吃一次饭。一般是星期日，老老少少还要特意装扮一下，很隆重的样子。我挺喜欢这家西餐厅，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格调，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我现在很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麦当劳，我看不完全是因为东西好吃，而是氛围明显不同，不像是在中国。喜欢和留恋传统，是老人们的嗜好，喜欢和渴望新奇，才是孩子们的天性。西餐厅干净、雅致，还有桌布。刀叉闪着亮，有贵族气，看着就欢喜。“乌苏里”这一家是俄式大餐，菜肴味道特异，非常鲜美。我记得最喜欢吃菜里的一种切成方块的植物块茎，是染成红色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像萝卜，但比萝卜好吃得多。至于有哪些具体的菜名，对不起，我那时太小，一样也记不住。那种美味，印象尤深。后来“文革”起来，除了北京、上海，别的地方很难吃到西餐了。一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终于在咱们的深圳又吃到西餐，其美味一言难尽，但那已是香港传过来的法式作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俄式大餐的怀念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发现有一家“北京亚雯餐厅”有俄式西餐，去尝了尝，味道虽然别致，但绝不是记忆中的那种了。
　　在“三年灾害”期间，“乌苏里餐厅”是不是在营业，我无法记忆。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营业，反正家里有钱，何不经常去吃，哪里就用得着吃高粱面饼子？我后来也曾这么想过，不过又一想，这样的思路，不是和“何不食肉糜”一样了么？也许晋惠帝的这个想法并不白痴。反正“三年灾害”那会儿，全家是一次西餐厅也没去过，到1964年，百业俱兴，老规矩又恢复了，接着去吃。
　　1965年，上映了革命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有一位小资味挺浓厚的新兵，陪女朋友去国际饭店吃了一顿西餐，被连长挖苦批评，但小战士一百个不服。自此，吃西餐成了腐化堕落的同义语。但稀奇的是，就是在文革开始后，1973年，上海国际饭店仍然有西餐，而且我还去吃过。是和母亲一起去的。我一边吃，一边叨咕《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吃吃国际饭店，还，还而已！”母亲笑我是神经病。那时的西餐，比较简陋，没留下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还有一家，是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南门口，不大，大概叫做“起士林”吧。1961年前后，我随母亲去南方探亲，路过北京，在那里吃过一餐。母亲点的正餐是炸大虾。服务生彬彬有礼，略弯着腰问：“是裹鸡蛋还是裹面包渣？”母亲略一想，就说：“要面包渣的。”我当时极其纳闷儿：面包渣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上得了台面？待到上来，一尝，拍案惊奇，真是好！那餐厅我也就记住了。可惜，据我后来看有关书籍介绍，说是失火烧掉了，就没再建。它的本部，据说是在天津。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很受压抑，但有钱，于是，去下馆子，是一个安全的宣泄方式，我看到有不少回忆录和小说写到这一点。革命的工人农民，政治地位很高，在宣传画里都是画在中间的，但他们腰包很瘪，粗茶淡饭，嘴里能淡出鸟来。知识分子思想复杂，靠不大住，可不知为什么偏偏给他们工资发得多，让他们有了腐化、也就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机会。革命的年代里，有很多这样的幽默。
　　现在那个时代走远了，有的人很怀念，也有的年轻人很向往。不过，那时候就是再好，却有一点不好，就是服务员个个都是大爷，你去馆子吃顿饭，他（她）会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你。吃饭常常要吃一肚子气。现在说起来是天方夜谭，计划经济下，就是这么做买卖？其实不过是政治权力泛化的结果——我负责供应你吃饭，这就是一种权力，得向你炫耀够了，才让你吃到嘴。老祖宗在设想乌托邦的时候，可没想到人竟然可以这样坏。
　从打记事时候起，母亲就要求小孩天天早上要喝牛奶。那时候国营的牛奶公司也可以订鲜奶，每天早上送来两瓶，掺一点水足够全家喝的。早餐是烤馒头片或面包片，涂黄油或果酱。那时候我家没有烤炉，就是用平底锅烤，那平底锅也是洋货，解放后基本没有生产的，所以锅都是黑黑的了。我的小学同学，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种锅，都倍感稀奇，觉得我们家是有点怪。再说这黄油，也就是牛油了，在文革中“失踪”了好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很久了，我才看到商店里有卖的。忍不住我就要想，革命能把一种食品宣布为有阶级性，也算是咱们的一大发明吧。这类西式早餐吃得时间长了，我对鲜奶有点“伤”了，长大后一口也不想喝，到了渐渐逼近老年，对早餐品种最中意的，还是咱们的国粹——馒头、榨菜、稀溜溜的大米粥。我过去经过商，有时在应酬时，会碰见某位小姐很突兀地点一杯牛奶，我就会忍不住想，没准儿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吧？没事喝什么牛奶啊？
　　1992年，在北京曾有个朋友对我说，广东现在流行“通心菜”，什么样的宴席都要上一盘。他恨恨地说：“什么通心菜？不就是四川的藤藤菜吗？我从小上顿下顿吃藤藤菜，肠子都吃绿了！最恨！”说这话时，他已经具备胡吃海塞的资格了，我就想，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够大的啊。
　　早年间正经的伙食，就说到这里吧。总之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好吃的和不好吃的，都有吃得起和吃不起的。
　　下面说一说零食，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才是比较温馨的。那时候较为流行的点心，有如下几种：奶油饼干、动物饼干、牛舌饼、绿豆糕、萨其玛，等等。家里有个金属的饼干筒，里面这些东西不断，小孩馋了，就自己去拿来吃，没什么限制。当然困难那几年除外。这类点心，在当时是可以解馋的，现在可是落伍了。前些年在北京，我还在一些副食品商店发现，居然几乎都还有卖的，我一样一样买来尝，但童年的那种味道，却再也唤不回来了。
　　那年头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讲究吃糖果。糖果以上海和北京的为最好，北京有个“义利”，上海有个“益民”，都是老厂。那时候，小孩有收集糖纸的，以上海的糖纸为最漂亮。那上面的图案，一点不受时代的影响，充满了小资趣味。
　　有时候有亲戚来，于是也有北京果脯、四川桃片、山东的芙苓饼，天津的大麻花，可以让我们开胃。这些东西，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错的零食。
　　那时候的饮料，也值得一说，我们那个城市，就只有白汽水。啥叫汽水？就是白水掺碳酸气（？），掺糖精，一开瓶直冒沫。甜，同时也有点辣舌头。那时最好的汽水在北京，叫“北冰洋”汽水，是名牌，有橘子味的。跟今天的康师傅有点像了。那年头，喝这两毛钱一瓶的汽水，是奢侈之事。那时穷人家的孩子，想象资产阶级生活，就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现在你就是让囚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人家也不干喽。时代的变迁，可见一斑。
　　那时候还有冰棍，是小孩夏季必吃的零食，相信许多中年人都有攒钱买冰棍的记忆。有点奶油味的，五分钱一串；几乎就是水加糖精的，三分钱一串，还有一种“小豆冰棍”。北方人都知道，小豆，就是红小豆。这冰棍最好吃，到现在北京还有卖的。
　　其余还有什么呢？街上有小贩“崩玉米花”的、有炒瓜子的、有吹棉花糖的、有吹糖人的。国营供销社还有卖“鱼皮豆”、“花生赞”、芝麻糖、山楂糕的，都是小孩喜欢的吃食。攒下三五分，就去买点儿。有一年暑假，我家附近的小河沟发大水，冲下来一些死鱼，刚死，很新鲜。一个顽皮同学拉着我去捞了两条，我俩把鱼摆在供销社门前的马路上，居然卖了四毛多钱。第一次经商，很成功，所得都买了花生赞和鱼皮豆了。
　　我童年时代，在吃的方面还算行吧，没大受苦，尽管青年时代的前半期，也跟几千万青年一样，吃了糠咽了菜，可到改革开放后，在吃的方面仍能做到不穷凶极恶。因为小时候在零食上垫底垫得好。
　　想想我那位吃藤藤菜长大的朋友，他家还不算是太穷，都有那样恐怖的记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在改革开放后稍稍有些穷凶之相，我个人还是能够谅解的。
　　我对吃，不是太敏感，最喜欢的中国菜，就是潮州菜，那是中餐中的极品，其他，无足道哉。至于上万美元一瓶的洋酒，对我来说，那是有点“危乎高哉”，做梦也想不出来的。不过，我想，美味不美味，只跟一个人的习惯、阅历有关，跟钱应该是关系不大的。我一生中口腹之欲的巓峰，是饿了在野地里用篝火烤老玉米吃，其感受，不是凡间所能有。


(20)
　　
　　说到住，我就不能为大家提供资本家在解放后是怎样失去私宅的情况了，因为我的先祖父一心想“实业救国”，对置办私产不屑为之。像这样的资本家，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来，是天方夜谭。但那时就有这样天方夜谈谭的民族资本家。民族需要救亡，就有不爱钱不惜命的将军，就有毁家纾难的地主家少爷，这不奇怪，因为人不是概念，不是符号，是有头脑的血肉之躯。
　　我记忆中，解放后，对民族资本家和其他合法公民，并没有没收私人住宅的法令。但是资本家这个阶级，却先后不等地失去了私宅。我想，可能是有些在历次运动中倒霉的，被抓、被赶下乡的，自然而然失去了私宅。而到了“文革”，前资本家但求保命而已，或被驱逐出原住宅，或失去了对住宅的所有权，都没人敢去理论，这些私宅自然也就充了公。“文革”结束后，据说上海有发还私宅的。房屋产权的问题，年头一久，往往是一团乱麻，不可能在文革后全部清理干净，悬案肯定是有。海外华侨至今也讨不回私宅的，不乏其例。
　　我只能说说我家当时居住的情况。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能分到三居室，完全够用，按现在的标准当然略小，但当时都没什么家具，谁家里有个大衣柜，那算是奢华的。又不兴有专门的客厅，在卧室会客，完全正常。因此，面积不大也够用。
　　我家当时住的房子，是日伪时期日本铁路员工的宿舍，两层小楼，一栋四个单元，一个单元四户。墙厚，有木质地板，有煤气、自来水，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时的高级技工也有住类似房子的。解放后住房条件最好的，还是中高级干部。在我的中学同学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省一级机关的局处级干部，多数人家都是四、五间屋子。住宅的外观典雅别致，两户或四户一栋小洋楼。这类干部楼，集中在某一幽静区域，有解放前留下来的，也有新盖的。
　　到文革爆发，头一两年还没事，到第三年，天下渐渐安稳，运动的头头腾出手来，就开始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了。我家被迫让出两间房子，让给年轻职工和工人住，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六口，挤在一间屋里。那些年，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到八十年代初，逐步“落实政策”，让出的两间屋子失而复得。知识分子对八十代，说起来，还是很满意的。
　　至于小轿车，那时也只有公家才有，配给中高级干部用的。也没有什么好车、胜利、伏尔加、华沙而已，当时神气得很，现在看起来，其蠢无比，真怀疑苏联和东欧人的审美观念是来自火星的。
　　那时少数前资本家的私家车，是何时充公的，以什么方式充公的，我不能知晓，估计也是“公私合营”时失去的。
　　轿车在解放前是稀罕物，不是每个资本家都用得起的，有不少人雇佣的是“洋车”，也叫“黄包车”，就是人力车了。坐人力车，也是一种威风。
　　解放后，除了高级干部，人人一律平等，坐公车，骑自行车上下班。公车车资很便宜，三五分钱。使用月票的话，就更节省。那时摩托车是非常另类的玩意儿，单位里只有电工之类的特殊工人才能骑。那些小伙子也常带着时髦女郎招摇过市，十分扎眼。我们小孩都很鄙视那些不要脸的“浪女”阿姨。
　　出远门则是坐火车，跟现在没有什么不同。飞机也是特殊的交通工具，要某个级别以上的出公差才能坐，凭介绍信买票。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推进的，飞得不是特别高，声音很祥和。每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听到天上响起航班的螺旋桨声音，有一种非常美好、宁静的感觉。

(21)
　　
　　在这一节里，我专门来谈六十年代的娱乐。1960年，经济搞糟了，不光是粮食出了问题，轻工业品无一不紧张。现今的人们，老是埋怨假冒伪劣，但当今的假冒伪劣品，好歹有个“表面光”的外观。而60年困难时期，连外观都顾不上了，单单说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纸张吧，就粗劣得不像样子，学生的作业本、流行的小册子、包装纸、擦屁股纸，都既黑又粗。我后来想，莫非那时候国家连漂白粉都生产不起了？从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但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连蔡伦的水平都达不到的纸呢？难于理解。总之，很多东西都粗劣到了跟原始社会差不多。尽管我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但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能为它掩饰。
　　经济差到这种程度，又是在号称奔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就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老百姓虽然驯顺，也不能不有气。为了保持社会心态平衡，当时在文化上便有所放松。从1960年起，各单位风行跳舞，有时一场电影演完了，就宣布小孩子离开，下面是舞会。我常常不愿意走。父母对跳舞没兴趣，也不许我看，好像下面的节目是脱衣舞一样。这反而使幼小的我对舞会充满了神秘感。后来下乡，听到有从城市下放来的工人说，那时的舞会也有“黑灯五分钟”的精彩时刻，令人难以置信。
　　1960年，又提倡演古装戏曲，连头号奸贼康生都带头鼓吹。文化部开禁了一大批自解放以后就禁止演出的传统戏剧。我在70年代曾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传统戏曲剧本，其中正经有一些极为色情的片断。当然演出的时候，不会原样照搬，会弱化一些。我后来下乡后，常听农民津津乐道60年盛行的《马寡妇开店》、《王二姐思春》的单本戏，想必也有很多暧昧的内容。
　　那个年代，戏曲还比较流行，各大都市都有话剧团、京剧团和各类地方剧团，隔三差五，单位俱乐部（大礼堂）就上演一出。古装戏有传统的，也有新编的。倒霉的吴晗先生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那时候炮制出来的。京剧或地方戏，大人也带我看了不少，大多没有印象，只记得有一出《美猴王》，场面比较壮观。
　　那时候，父母和奶奶好像逢戏必看，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精神消遣。我跟着借光，也看了一些话剧，至今记忆犹新。有《钗头凤》（陆游、唐婉故事）、《蔡文姬》、《武则天》、《雷雨》等等，都是一时名作，至今难忘。记得那《钗头凤》演到高潮时，扩音器传出男声朗诵：“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回家后，母亲就教我们哥几个背诵，至今我朗诵这首词的水平不亚于央视的老赵。在《武则天》里，记得是唐中宗曾沉痛地检讨“我过去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也曾让幼小的我记忆颇深。《雷雨》更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四凤。那时戏票不是很贵，看戏不能算是贵族生活。不像现在，看话剧竟然成了只有北京一小批人的独特享受。在那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禁锢”的年代，平民百姓都可以看看戏，而在当今这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开放”的年代，老百姓却看不起、也看不到戏了。背谬至此，我当然无话可说。
　　尽管有人说，现在电视已走进千家万户。但在现场看戏，是有无可取代的乐趣的。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有过一段收入颇丰、闲暇甚多的日子，没事就去看话剧，竟然上了瘾。如今看到街头有商家搭台的促销演出，老百姓都伸长了脖子看几个“歌星”胡言乱语，我往往甚为感叹：“自由”，这到底是什么？它是能当吃，能当喝，还是能当娱乐？
　　那时候，每星期必演一场新电影，绝大部分为国产片。有时就在单位的大操场上，露天电影，全免费。正面坐满了人，跑到背面去也一样看，其乐无穷。外国电影也有，苏联的、东欧的、墨西哥的，也有欧洲的。有几部由名著改编的电影，对我精神的成长影响巨大。比如〈好兵帅克〉、〈木木〉、〈海蒂〉、〈圣彼得的伞〉、〈骑鹅旅行记〉。还有一部波兰历史传奇片〈华沙美人鱼〉，场面壮观，反映的是信仰与反抗，感人至深。
　　那时的戏曲影片也颇受欢迎，〈追鱼〉、〈柳毅传书〉都曾同样打动奶奶和我。
　　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只有极少数干部家里和部分单位才有，因此晚上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有时有长篇评书，〈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曾一时间满城争道。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播出时，也是迷倒了一大片人。收音机，中等以上家庭一般都有，但贫民没有怎么办？一般单位和社区里都有广播站，每天清晨和晚上，都按时播出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也播放流行歌曲，能给老百姓带来一定乐趣。
　　此外，就是体育活动了，单位经常组织排球、蓝球赛，男女老少都很捧场，当做一件大事来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无论单位还是学校，经常举行自办的诗歌朗诵会和歌咏晚会，自己排练一些小节目，娱乐自己。我们在小学时，就经常排练，非常富有情趣。我至今站在千人会场上讲话也不会打怵，就是那时候练的。那时候，国穷，人也穷，但志不短，诗朗诵和歌曲都豪迈得很，一张口就气吞山河。我个人还担任过领诵，得到大人的一致好评，有人还问：“这是谁家的小孩？不一般。”
　　我记得有一次父母单位举办歌咏表演，父母科室的团队唱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唱到“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时，真如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头一句“江声浩荡……”，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觉得资本主义的瓦解，指日可待。而到八十年代末，看柏林墙倒塌的镜头，万民欢腾，礼花满天，觉得这一辈子过得简直是大梦一场。
　　
　与娱乐胜过紧密相连的就是精神文化生活。现在的人，比较关注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对那时的人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文化氛围中生活，不甚了了。其实这很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我认为不单单、或主要不是因为那时太穷。穷与富，是相对的。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不会有人对穷太敏感，相反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中，穷，才是无法容忍的。
　　我们在这里只谈文化氛围。那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头脑里概念化的东西太多。而且人的行为、言论都会受到很多无形的约束。由于信息封闭，社会群体中缺少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与现在相比，就等于蒙昧状态。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有个性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顶帽子就给你扣过来。
　　现在有些人，不免怀念那时的人淳朴，但淳朴的另一面，也就是扼杀个性。在那种单一化的氛围下，你标新立异不行，你批评现实不行，你性格孤僻不行，你太讲礼貌不行，你欣赏品位与众不同不行，你有洁癖不行，你注重打扮不行。但是，你吹“革命”的牛就可以，你打小报告就可以，你标榜自己是大老粗就可以，你歧视“出身”不好的人就可以。这是一种缺乏文化的环境，是一种不健康的文明。有独立思想的人，会感到窒息。为什么余秋雨大师现在写文章一口一个“文化”？我想，像他那样有才气的人，在年青时一定是受了太多的憋，深感没有文化的人民，实在是愚蠢到家的人民。
　　其实，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七年里，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古典文化。无论中外，古典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不断出版，有关研究也没有停止，历史也是可以讨论的。虽然有各种束缚，但这方面的书籍还没禁止。可是由于全社会都有一种“越愚昧越革命”的奇怪逻辑，所以当时的古典文化，不足以培养起一代知识结构健全的精英来。我于九十年代起开始淘旧书，看到过大量从各类图书馆流失出来的老版本。有些中西古典文化的书籍，从借阅单上看，借阅的次数非常少，到1957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借阅了。
　　至于现代西方思潮，则更是隔了蓬山万重，形成近三十年的断裂，使足足两代人的思想与世界是不同步的。
　　特别是到了“文革”，连古典文化一起否定，思想园地一片荒芜。最不可解的是，极左派居然要限制人们正当的娱乐，他们不知道，娱乐，是一个社会必不可缺少的缓释剂。他们非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索然无味道，才感到快意，才感到天下太平。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失去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960-1964年间，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曾有一个小小的解冻期。那时候的文化，还算丰富。我在70年代，看过一个省的文学刊物1961年的合订本，发现里面的小说、戏剧、诗歌都还很唯美。其中有些历史剧，显然是借古讽今，里面常有“民怨沸腾”、“饥荒遍野”一类的说法，显然是有所指。
　　在1956-1963年间，有一些非常难得的外国古典文化、甚或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资源，也如漏网之鱼漏了进来。我先后看到的中译本，就有狄德罗的《修女》、孟德斯鸠《波斯人札记》、梅叶的《遗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克鲁雅克的《在路上》，都是1960年前后出版的。
　　到1964下半年，意识形态又渐渐收紧，主流话语充斥书籍报刊，味同嚼蜡。情形一直持续到1996年“四人帮”垮台。
　　在短暂的文化春天里，我度过了小学的时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小时候，读物比较多，那时的《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小朋友》、《少年时代》、《儿童时代》、《儿童文学》杂志都办得好。封面、插图多为名家操刀，以国画和版画为主，韵味无穷。内容的涉猎面也很广，科学、道德、自然、古今人物，娓娓道来。这样的文化泉源，还比较纯正。
　　那时给少年人看的书籍，也是丰富多彩。当然，革命历史是一大块，但也有童话、科普、科技、航模、数理化课外知识，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能做到完美的寓教于乐。也有一些苏联的少儿科普、科幻、文学书籍，在那个时期流行。都能给人以教益。我个人觉得，比现在让小孩子接受杂七杂八的影响要好一些。据说现在的小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什么“先摸手，后摸肘，顺着咪咪往下走……“，这也是，太恐怖了点儿。

铁鸟

22)
　　
　　行文到此，也许有些读者在心里嘀咕：“这算什么富豪生活？这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吗？”
　　的确如此，以九十年代以后的眼光看，这简直太普通了。可是当时的几百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早已失去了原有身份，变为“人民”的一分子了。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那么，他们是否对失去的财富耿耿于怀呢？他们是否对往日的“豪华”生活梦绕情牵呢？我看绝大部分部分不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恶，主流在提倡什么，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就拿现在说，还有谁希望自己去当个出苦力的工人呢？可是在五、六十年代，能当个工人，是年轻人的一个较好的出路，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工人的精神面貌，虽不能叫做“正大仙容”，但也绝找不出一点点的委琐。一个阶级，成了社会等级序列上的“老大哥”，他有什么可委琐的呢？同样，在那个时代，劳动、朴素、勤俭，这都是非常时尚的词儿，可令无数人倾心向往。原先的资本家也是人，他们也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生存的，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勤俭节约，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是穷人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六十年代，“富”是一个耻辱，没有谁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就是资本家本人，也因为财富曾给自己带来烦恼甚至杀身之祸这样的威胁，对后来的身份平民化也都能非常理性地接受了，对已经失去的“天堂”，一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他们只是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不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不肯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等等。
　　其实，岂止是资本家，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早没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相对于资本家，他失去的就更多、更大了。但是在晚年，他很安然。
　　我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生活，是一个“富豪”后代的真实生活，虽然与今天比起来，其舒适程度，远不及普通工薪家庭孩子的十分之一，但与当时的普通工农家庭比起来，还是高高在上的。因此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我的童年回忆，还是充满了幸福感的。我认为，幸福这个东西，其实是无止境的。幸福不幸福，关键在于你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去年某一次，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位美国老人在谈他自己买下的一座古城堡，他很平淡地说，这座古堡每过几年就要全面维修一次，每维修一次的费用是5000美元。他的话，很平静，但我却很震动。不由得想起中国国内的某些“富豪”，如果把他们拿到欧美的富豪群体中去，也许绝大多数只是“小玩闹”，上不得什么台盘。可是在国内，却可以跋扈到开着“宝马”疯狂撞人。这，大概就是差异带来的心理优势。
　　自从“公私合营”之后，资本家阶级就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这个阶级，从政治上也“盖棺论定”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所有运动，就再无一个在理论上是指向资本家的了。
　　按道理说，原资本家们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但实际上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能完全清晰干净的。从六十年代初起，意识形态重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原是为了“反修”，是党内斗争的一种需要。可是刚开始时，不可能把矛头直指大大小小还在位的干部。于是地主、资本家重新被拿来祭旗。从63、64年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控诉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地主方面的典型，是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其典型的罪恶有：喝人奶、设立“收租院”，把欠租农民关进“水牢”直直泡烂双腿，件件事情骇人听闻。资本家的典型有天津（？）的“三条石”。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已经不能记忆，总之是个血汗工厂，老板拿着鞭子逼迫工人干活。忆苦思甜的教育普及而持久，其中有一项，叫吃“忆苦饭”。小学时吃过一回，是用豆腐渣做的，难以下咽，我们小孩虽然在队旗下宣过誓，要忠诚不二的，但吃了没两口，还是偷偷倒掉了一多半。总觉得这是做秀，不相信旧社会天天就吃这个。反而是我下乡之后，有一次集体户断了粮，没奈何，吃了两天糠麸子做的大饼子。这东西原本是公社配给给我们喂猪的。吃的时候，我们知青倒不觉得很痛苦，只觉得好玩——居然真的就“吃糠咽菜”了。在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如果地主资本家变了天，穷人就要吃糠咽菜。而事实是，在“革命”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没等“变天“，我们就吃糠咽菜了。历史的这种幽默，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真理，禁不起仔细琢磨。
　　资本家的形象，从六十年代起，又开始变得妖魔化了。话剧里，京剧里，都有企图拉拢年轻工人下水、图谋搞破坏的资本家。京剧《海港》里的反角，就是个隐蔽了身份的资本家。资本家在艺术作品中，在意识形态里，被定位为毫无人性、只知道榨取工人血汗的恶魔。小时候，看过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集《过年》，里面有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描写，还有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能催人泪下。四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今年春节后，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邮购了一本老版本的《过年》，又重温一遍，觉得里面描写的情景，不知为何竟如此熟悉，很多事情就像我亲眼目睹过！
　　那时，虽然并无政策要再打资本家的“落水狗”，但意识形态上的高压，不能不使原资本家们低调行事。这个人群，是社会上的灰色人群，战战兢兢做人，关起门来享受。他们捱过了许多有惊无险的日子。即使是疯狂的“文革”时期，也没有政策要再次清算资本家。红卫兵在1966年搞的那个“红八月”，是一个极端的例外。
　　灰色的资本家群体，大部分就这样在边缘中平安地走了过来。但令现在的人想不到的是，当时非人性的“阶级歧视”，却落到了资本家的第二或第三代人身上。我们那时还是小孩，都生长在红旗下，各种在这个社会很神圣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也很神圣。不知是根据什么，要让我们负担这历史的包袱？而在旧社会生长起来的“职业革命家”，就可以不问其出身如何。这可真是，“楚人何罪，怀璧其罪”！即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我看也不能解释这个荒唐。
　　
　从六十年代初起，在对待青少年问题上，就开始盛行“出身歧视”。具体讲，就是“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在担任学生干部、入团、上大学和就业等问题上受到歧视和限制。此风在基层越刮越盛，给一大批无辜的青少心里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大约从1963年起，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大学不予录取。我的一个本家姐姐，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绩在全市排第一，但她的档案上有一个学校意见，写的是“该生出身有问题，不宜录取。”在那个“阶级斗争”草木皆兵的年代，大学的招生人员谁也没胆量冲破禁忌。于是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毕业后无法就业，闲呆在家。后来，她响应政府号召，去农村插了队，比较早地当了一名下乡知青，在农村蹉跎多年，备尝艰辛。就我所知，著名的思想先驱者遇罗克，也是这种情况，高中毕业后无法上大学，不得已去了京郊一个农场。“出身”好的青少年，则有很多机会与照顾。跟我姐姐同班的一个男生，高考报了清华的志愿，成绩不十分理想，但因为是烈士子弟，清华大学得知后，破格将他录取。
　　这种极端缺乏人性的歧视，对我们这些从小受正统教育的少年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的小学同学知道我家是资本家，有个别的就经常对我喊：“资本家，资本家！”以示侮辱。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我没有还口的权利，一切屈辱，只能默默吞下。
　　那些极少数怀着幸灾乐祸心理的同学，都是普通工人家庭的，本来对我的优裕生活和学习成绩就很嫉妒，这下抓到了一个泄愤的方式，常常口无遮拦，没有什么怜悯心。
　　世事如烟，现在什么都倒过来了，贫困工人家庭的子女每天都有各种压力，也受到了巨大的歧视。我对这样的情况，只是感到痛心：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在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环境里，却都有理论上根本说不通的不平等呢？
　　六十年代的歧视，是毫无理性的，赤裸裸的。它违背了起码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认为罪恶是可以随着血液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效果极端不自信的表现。
　　上进之路被蛮横无理地堵死，这对我们这些成长在五、六十年代，对主流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残酷。
　　到“文革”爆发后，情形有微妙变化，先是红卫兵把“出身歧视”推到了极端化，提倡“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许入“红卫兵”，被归于“黑五类子女”行列，叫做“狗崽子”。然而两、三个月后，因为红卫兵死命维护受到运动冲击的当权派父母，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压。这无形中给了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同等的“造反”机会，出身歧视的压力反而有所减弱。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出身歧视依然存在，出身不好的知青不能参军、上大学，连招工回城的机会也非常微小。当时也有政策，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道理是不错，执行起来大家却是“宁左勿右”，出身不好的青年，要想上进，就要付出不知多少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恩赐。
　　这个恶梦，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告结束。
　　我本人恰恰是因为受到这种毫无道理的歧视，才对当时种种震天响的“革命理念”产生了怀疑，进而接受了源自西方文学、哲学的平等思想，走上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之旅。
　　现在的很多人，对这种歧视没有过感受，因此可能会认为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则认为，人在克服生存困难时，一般都有很强的耐力和适应性，但唯独对不公平待遇和歧视的承受力很低。各位只要想想，如果在你的单位里，某一个在人品和工作能力上都远低于你的人，却受到上级一贯的表扬提拔，你本人反而遭到冷落和苛刻的对待，你会怎样？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淡然处之的吧？在我们那时候，这种悖谬，不仅仅是一个单位领导没有眼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舆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民间流行的）都陷入狂热，歧视着一小群人。那种处境，令人绝望。
　　资本家阶级的成员，已经是够不幸的了，六、七十年代又殃及他们的子女。而且最滑稽的是，资本家以及他们已经成人的子女，倒还没有受到很大的歧视，反而是未成年的第二、三代子女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不平等门槛。不知这种政策或者习惯性做法，依据的是哪一家的理论？
　　当时代一个轮转过后，我虽然对目前的种种不甚满意，对有的事情绝对不能接受，但觉得在总体上社会生活还是比那荒唐年代里要好得多，因为虽然仍有不公平，但是大家可以讲一讲理了。可以讲理，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是无数的人蒙受了无数的冤屈，才换来的。
　　
　在那些非常压抑的岁月，前资本家们与其亲属，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保持着某种收敛的优雅生活。我在1973年初，曾去上海旅游，见到我的一个舅公。他那年40岁出头、不到50，却是赋闲在家。他在解放前，是一家火柴厂的老板，产业不算大也不算小。公私合营后，成了干部身份。“文革”闹起来后，到1973年，整个国家已经呈现了逐渐稳定的状态。“四人帮”虽然不断在胡闹，但“新”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这个舅公不知为何被闲置起来，整天在家。他家在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一幢高层住宅里，小区有院子和绿化设施，还是比较雅致的。舅公闲来无事，就自己编《汉日词典》，列出了汉字的一个个词条，当时这东西能不能出版还是个问题，但除了干这个，对舅公来说，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呢？
　　舅公热爱生活，人很风趣，说话有时很挖苦。对当时一伙奸臣的倒行逆施，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时有妙语嘲讽，但又无可奈何。
　　舅公的家里，吃穿起居，也是很讲究的，带有上海人的那种精细。舅公有个女儿，按辈份是我的长辈，但那年也不过就十八、九岁，比我还小。她没有下乡，是怎么躲过去的，我不知道。她神情恬静，十指纤纤，动作无声无息，默默地做着一些家务事，或是招待客人，举动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是那种都市里阳光见得很少的纤弱女孩子。我后来看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一下就回想到她。
　　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讲究的，因为在上海，就更有条件。每天冬日的太阳从薄雾中升起，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没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却又很精致地在活着。我后来想，千千万万的前资本家，在1949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生活的吧？
　　舅公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在解放前，做了很不相同的政治选择，有逃到台湾去继续经商的，有投奔共产党当了高干的。当了高干的中的一位，我当时也见过，是舅公的妹妹，住得也很好，也是在高层住宅里。不同的是家里的书架上马列的著作特别多。那个时候是我国的非常时期，高级干部也很受压抑，也许另有种种解脱不了的麻烦。所以我见到的这位（应该叫舅娘还是叫什么），神态也不是很舒展，可是说话和品评人物时，原则性依然很强，凛然不可接近的样子，远不如舅公来的平易近人和有情趣。
　　在上海小住了几日，我很感慨。我那时，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出身问题”使我前途暗淡，但年轻人不怕挫折，坚信这辈子一定能出头，心里还是有阳光的。看到舅公一家，躲在太阳照不到的角落里，过着没有未来的日子，很为他们感到不平。我哪里能料到，不过才几年之后，“资本家”又成了香饽饽，满城鼓吹资本家，人人争道是遗民。早年的那些屈辱、绝望、苦闷，全然被当下的人们遗忘了，人人可能都在想：“我怎么就不是世家子弟？”民众的这种盲目推崇和贬抑，其实曾经造成过无数的人间悲剧，今天我又看见了无理性的狂热。“五四”开风气已快百年了，“德先生”姑且不说，单说那“赛先生”，就根本没在咱们中国安过家。
　　资本家变平民，在中国，可庆幸的是，整个过程并没有经历巨大的血与火，对“遗民”多少还是有些“优待条例”的。古代的秦相李斯在被赵高砍头之前，曾对一同赴死的儿子叹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意谓：“再想牵着猎犬出咱们老家上蔡东门去打猎，那能行了么？”一代权臣，彼时想做平头百姓而不可得。同样道理，当年数以万计的“前资本家”，在被漫天的阴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是否也有“哪怕想做个穷光蛋又岂可得乎”的念头呢？我不知长辈们是否如此想过，我在因受家庭牵连而屡遭挫折时，确实不止一次地想过，哪怕我就是出生在黄土高坡上放羊的穷光蛋家里，也比做资本家的后代强啊！

铁鸟

原产地价格+战略合伙人级层+分销级层=终端消费者。其中，战略合伙人级层，绝密控制。
以后（翡翠湾食安云台）的所有线上产品，都要增加一个@战略合伙人级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