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促成党史上对“西路军”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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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也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成百上千参加过西路军的老将军老同志背上了极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两万牺牲的西路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西路军的历史，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惨烈悲壮的篇章。西路军广大将士为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河西走廊率部并肩战斗，壮怀激烈，举刃向敌，义无反顾，血战到底。最后，西路军余部穿越冰雪祁连山和戈壁大漠，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热情迎接和慰问，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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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
    在党中央最高领袖邓小平同志的过问和关怀下，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同志们重新调查研究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也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为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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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1月李先念同志看望陈云同志。那次谈话中，陈云明确地说：
    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过了三个月，1982年2月，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同志单独谈话，又提到西路军问题。先念同志说：
    小平同志去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四方面军许多老同志都很关心。
    陈云同志说：
    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在谈话中，陈云同志还建议先念同志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送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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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制定的关于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后，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河占领宁夏的“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是1936年8月；而西路军则是同年11月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才经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第9军/30军及红一方面军第5军等已经过河的部队组成的。
    归根结底，“西路军”的称谓来源于中央长征途中于1935年6月16日提出的“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以及于同年8月5日提出的“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接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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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云同志当年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迎西路军的事，陈云讲过多次。陈云说，早在红军部队开始按照“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这支部队。他是代表团团长，滕代远是副团长，成员中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代表团组成后，还就援助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进行过会谈，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
    但由于国内战况发生变化，尾随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剿军切断了红军过河部队与红军河东主力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随后，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从宁夏改为了新疆，由过河部队组成的西路军也因此改向新疆方向前进。
    为了接迎西路军，他率领代表团于1936年l2月上旬由莫斯科出发，前往靠近新疆的苏中边境口岸。到后，他们住在霍尔果斯苏军一个营长家里，亲眼看见了已经运到那里的准备援助红军的200门炮和其他武器装备（陈云同志回忆原文如此）。但紧接着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国际要他们原地等候指示。原来，当时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需要，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相互勾结，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共产党与张搞统一战线的怀疑，表示已经送到苏中边界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中国红军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因为，那时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的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但是，这个变化以及其他从战略全局出发引起的指挥变动，使西路军忽停忽走，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众兵包围，酿成了失败的大悲剧。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亲身经历，陈云同志才会十分肯定地说，西路军过黄河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具体步骤过黄河以后的行动也是受中央指挥的；才会作出“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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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接应地为什么会由宁夏改为新疆？西路军余部到过新疆后，为什么能够留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呢？
    1984年，当初在新疆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来信，问陈云应当如何评价我党对新疆当时的统治者盛世才的统战工作？陈云同志看过信后说：盛世才是个军阀，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我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的平安。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从陈云同志的这个分析里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当时之所以准备将援助红军的物资放到新疆，盛世才之所以先答应这批物资可以从新疆过境送到甘肃西部的安西后又答应西路军余部可以退入新疆，并允许他们在迪化（乌鲁木齐）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驾驶坦克飞机，原因都在于盛在军事装备、部队训练等方面有求于苏联。而陈云同志当年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迫使盛世才不得不接受我们党有关西路军休整/学习/训练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从而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交给他的接迎西路军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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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初，李先念同志把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的当年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一份一份仔细看过后，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于是，李先念同志就这批电报给陈云同志正式写了一封信。
    1983年3月8日，陈云同志给李先念同志亲笔回信，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随后，李先念同志把陈云同志的信自己的说明和附件一并送给了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至此，这一牵涉2万多红军将士政治名誉的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客观公正的结论，陈云同志也就此了却了一桩积压多年的心事。

    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在提议陈云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时，曾对他作过一个评价。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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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lO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辉时刻。
    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过万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三军大会合的胜利。会合是令人振奋鼓舞的，但面临新的艰难和凶险。
    一则红军主力的集中，也招致了敌人兵力的集中。
    蒋介石追剿红军的兵力，开始向西北地区云集，企图以几十万大军，配属百架新式战斗机，将红军压迫在西兰通道以北的黄河围圈内，并一举消灭之。同时，乘机窥探已经与共产党“秘密勾结”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灭共”，如不服从军令，则将他们撤职查办，肢解两军。
    二则陕甘苏区地域有限，地势不利，人口稀少，粮食匮乏。
    党中央在会师前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称：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不仅如此，苏区外同的一些较富庶地区，是东北军的驻地，红军已与他们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不便向其进攻，“取之于敌”，解决自己的困难。七八万红军集中到陕甘苏区，仅就粮问题，就是天大的困难。
    情势既然如此，那红军主力为什么还要会师陕甘苏区呢？这要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部署说起。
    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前，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绥远，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已有统战关系，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件”无力北顾的政治形势，就提出了集中三大主力红军于西北地区，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控制陕甘宁青四省，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党中央将与张学良商定的方针和部署，电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01.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按：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同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02. 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03. 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造成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 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义，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按：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是威胁青海吸引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按：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
    乙. 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 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这份电文说得很清楚，党中央与张学良商定二、四方面军北上，并非集中于陕甘苏区一隅，而是要从甘南出击，配合东北军控制甘西、青海；红军则继而集中力量，夺取宁夏，两军从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接通苏联。
    八月下旬，党中央致共产国际电称：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带。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该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以配合红军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和甘西。否则，“我们只好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这也就是说，与张学良商定的计划如不能实现，则红军也要单独进取宁夏、甘西，但需取得苏联的武器援助。如这一点也做不到，红军主力只好脱离陕甘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待来年再实现占领河西的计划。
    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武器支援亦在准备中。
    形势是瞬息万变的。
    8月底，“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开始调兵向西北集中，打破了党中央关于两个月后蒋方能调兵来西北的预计。蒋介石并准备亲临西北坐镇指挥，企图首先控制西兰通道，组织“通渭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
    党中央鉴于“河西计划”有流产的危险，根据张学良的建议，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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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陈云同志先后两次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西征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后来，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在组织人员查阅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于1983年2月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选出五十多封当年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的电报，作为附件。《说明》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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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由于脱离了党中央，脱离了根据地，困难重重。部队得不到补给，没有粮食吃，同志们就紧着裤带前进。在风沙中行军，本来就是走一步要退半步，够吃力了，加上肚子饿，身上冷，腿就像灌上了铅，就像有人在后面用一条无形的绳索牵着一样，伸不出腿，迈不动步子，忍饥耐寒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天亮一计算，真泄气，才走了不过二十几里。
    更困难的是，我们整天被反动的马家军追击着/截击着/包围着。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我们不但不能休息，还要赶快设鹿砦修地堡阻击敌人。因为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子弹愈来愈少了，那时候一颗子弹真比一两黄金还宝贵。
    敌人的骑兵，在我们前面撒欢地奔跑；敌人的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的在我们面前耍威风。
    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有什么比眼看着敌人在自己面前逞凶而更愤怒呢！我们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压在扳机上，直到敌人靠得不可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离我们略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又把食指松开，把子弹退出来，再装到子弹袋里，坚持着等待天黑突出重围，再继续行走。可是天一亮，敌人又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再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突围，行军。饿了，紧一紧腰带；瞌睡了，边走边打盹。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只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在红军战士面前，没有冲不破的困难，没有忍受不了的艰苦，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我们只知道革命一定能够胜利，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经过许多个艰苦的白天和黑夜，先头部队五军到达了甘肃西部的高台，我们总部一部分直属机关和掩护我们的九军一个部队，紧随在五军后面，也赶到了高台东南的临泽城。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
    指挥部命令我们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驻守在临泽城的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这是我们全军的生命线。这里有驮着全军经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小兵工厂，有医院，有供给部门……城内除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经历过一些战斗以外，其他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守住临泽城，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后勤部郑义斋部长。当时我在总部四局工作，郑部长命令我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他用坚定的口吻嘱咐我说：我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要时刻想着全军，全军不能没有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战胜敌人。
    经过研究，我们把所有的人，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的需要编成班/排/连。男同志负责坚守城墙，女同志负责做饭/看护伤兵和捡石头当武器。警卫连两个排分别坚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一个排由我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
    夜里，西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往人们身上扎。我带着警卫连那个机动排，沿城墙巡逻。
    临泽城不大，城墙还比较坚固/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就是戈壁滩。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成群结队地游动着，骑兵后面便是步兵。他们在开阔地里搭起不少帐篷，燃起堆堆篝火。他们唱着下流的小调，无耻地扯着大嗓门骂我们的女同志。
    “科长，让我扫扫这些王八蛋一顿吧。他娘的，太欺负人了。”走在我后面的机枪射手，从肩上取下机枪，端在手里，两眼瞪得大大的，乞求似地看着我。
    “叫警卫连的同志们掩护，我们去和他们拚一下。小看我们是女同志……”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瞪着两只愤怒的大眼睛向我要求着。
    “女同志守城，我们去！”干部们也愤怒了。
    面对疯狂的敌人，我的眼里也直冒火。可是我知道，我们仅有挺轻机枪，子弹也不多；三十军什么时候能增援来还不知道；今天才是被围的第一天……我们必须保存一定力量准备应付敌人的攻击。如果冲出城去，在那没有依托的开阔地里，只会遭到敌人杀伤。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向大家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出击，而是坚守住临泽城。在坚守中大量杀伤敌人，争取时间，等主力三十军到来。
    同志们没有再说话。但我已看出，每个人的心里都窝着一股火，眼睛里都在燃烧着仇恨。现在，大家只是把这股火，把仇恨埋藏在心底，默默地进行着战前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所到之处，只见城墙上下一片繁忙景象。整个临泽城好像正在沉默中沸腾着。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拚命地轰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城。几分钟后，敌人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地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涌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劈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挤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砖乱石砸回去。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几乎把城外附近的地皮盖满了。战斗继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我们的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女同志抬上来。这时，驻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攻城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攻城部队经不住我们里外夹击，慌乱了。他们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了。
    战斗的第一天，敌人的进攻失败了。
    夜里，向郑部长汇报了一天的战斗情形，郑部长对当前的工作又作了指示。我们对伤亡较重的单位，进行了组织调整。之后，我便沿城墙巡视。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同志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大家自动把烈士掩埋好，把打坏了的城墙重新修补起来，把成堆的砖头/乱石抬上城墙。夜已深了，同志们有的背靠背坐在城墙上休息；有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敌人的狼狈相，低声细语地交谈着战斗经验。我走到一位班长身边，他正趴在地上，教昨天曾向我要求出击的那位女同志射击。当他教了一会从地上站起来时，我低声问道：困不困？有点冷吧？
    “冷啥！”他腼腆地笑了笑，不自主地搓了搓手，又揉了揉眼睛，说：多少有点困。
    “那就早一点休息吧！”
    “休息？那怎么行。”他收敛起笑容，又转向我认真地说：科长，你和首长应该好好休息呀！我们全城的人，都靠你和首长来指挥啊！
    “是啊，科长你放心去休息吧！有我们在这里，敌人休想进城。”那位胖胖的女同志也插嘴说。
    旁边一位矮矮的小战士，把枪在面前晃了晃说：科长，你替我们转告郑部长和总指挥部的首长吧，敌人想攻进来，除非他们长上翅膀……
    战士们在困难面前顽强不屈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好的战士，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再凶恶的敌人，我们也能够战胜。我感到全身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同时，也愈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鼓励了大家几句，又继续沿着城墙巡视，直到天明。
    就这样，我们白天与敌人苦战，夜间整理组织，修补工事，进行学习。这两天，守城的指战员，没有很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平静地休息过一刻钟。敌人今天在这里进攻不动，明天又换一个地方继续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仍没见三十军赶来。我们的弹药也愈来愈少了，伤亡也在逐渐增加。
    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发动了更疯狂的攻击。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拚命地喊叫；炮兵拚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拥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是炮弹的爆炸声，一会又是喊杀/喊打声。当我们刚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们正与敌人短兵相接，顽强地打击着敌人。一个战士握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戳翻下去。忽然，我看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上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到半空中。接着，梯子又扑回城墙“咔嚓”一声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摔死狗一样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密集的敌人被打得东仰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
    敌人被打退后，我才发现自己负了伤。同志们把我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包扎好。不一会，枪声便稀疏下来。郑部长派秘书来看我，向我说已把敌人打退了。那位刚才在城墙上用石头砸敌人的胖姑娘也来了。她满脸是汗水和灰尘，伤口的血透出了绷带。但她却仿佛根本没有负伤一样，还安慰我说：科长，你放心休养吧。别看我们是女同志，有我们在，敌人就别想爬进城来。
    枪声完全平静下来以后，警卫连连长也来了。他向我报告已把伤员安置好，守城部队也重新组织起来了，并坚决地说：你安心养伤吧！只要我有一口气，只要我们警卫连有一个人在，就不让一个敌人爬进临泽城。
    战士们对我的安慰和坚强的意志，使我进一步感到：越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越团结得像一个人。这种团结，就是战胜一切力量的源泉。
    这时，突然接到一个令人悲痛和愤慨的消息：高台被敌人突破了，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牺牲了。这个新的情况，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敌人立刻会集中力量来围攻我们。正在这时，总指挥部命令我们转移，主动去与三十军会合。
    夜里，我们留下警卫连的两个班，继续在城内牵制敌人。把骡马的蹄子绑上布和棉花，没有负伤的同志搀扶着伤员，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苦战了几天的临泽城。在城外的沙漠里，遇敌伏兵。我当时从受惊的骡子身上摔下来，感到情况严重，忘记了伤口疼痛，立刻爬起来带领部队与敌人拚杀。经过十几分钟的混战，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又经过一个白天的周旋和苦战，我们终于胜利地与三十军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