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04月。陆璀给党中央写的信《为饶漱石申诉》

铁鸟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
    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儿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
    饶漱石于l955年03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04月，又以“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狱中。
    对于这一案件，从一开始，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不少同志就抱有怀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
    党内资深的老大姐章蕴同志就曾当着旁人的面对我和我的女儿陆兰沁说：饶漱石是个好同志，他是冤枉的。
    廖承志同志也曾对我女儿说：他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据了解，廖还曾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提出：“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如果证据不足，是否可以不写进决议去。
    直到1982年还有不少同志，有的甚至从远方打电话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桩冤案，要我和我女儿向党提出申诉。
    饶过去的秘书陈麒章同志曾经在1982年08月13日向党中央写信（请陈云同志转）说：在潘汉年杨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和为他们恢复名誉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自然就不能成立了……
    他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
    他的信最后说：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
    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
    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
    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l955年到l956年，又从l967年到l973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而今，我已87岁了，来日不长了。在众多同志的关心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应有什么顾虑。特别是看到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教训、纠正“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的党是更加成熟，更加实事求是，也更加坚强了。
    出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我决定趁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之际，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如有不确切或不妥之处，请中央给以批评指正。
    我总的看法是：饶漱石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属于反党，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是敌我矛盾；对他的问题的定性定错了，处理太重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其实有无此事，值得重新考虑。恳切希望党中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复查，再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综观饶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为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简历附后）。他对党是忠诚的。l930年他在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后兼党的省委书记时，曾被捕过，1931年出狱。业已查清，并无叛变行为。l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临危不惧，在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后，仍苦苦坚守，直到最后脱险。据他后来告诉我（我在事变前已随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苏北）在万分危急的最后关头，他曾发过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说“我为党牺牲，固我夙愿”，但因电台适于此时被毁，他的电报并未能发完（这份电报中央档案中还可能找到）。我想，正由于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表现很好，因此，在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他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任华中局代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军代政委、政委。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没有搞好，发展到后来的所谓“黄花塘事件”（那时我正在做农村基层工作，因而对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两人的关系没有搞好，在饶的方面，当然有他的错误，但公平地说，双方都有责任。
    后来我从一份有关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02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关于饶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在发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评，说：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
    他又说：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也不能赖！
    据我的感觉，饶因自知无领导战争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却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在黄花塘，他曾有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德的方面我可无愧，但才的方面则不够（或曰“难于胜任”），因此，希望中央速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替我（饶）（或“来帮助我们”）。”（这份电报在中央档案里一定有，可以查实）。
    是否可以因此就说饶是耍手腕挤走陈毅同志昵？
    至于为什么后来中央把陈毅同志调回延安去参加整风，反而把饶留在了军部，那我就不明白了。据知，后来毛主席对此事已作出结论性的意见，说：此乃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了。
    因此，在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后，陈毅同志又回到华东工作。此后，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
    但到l949年建国后不久，在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一事上，又出现了问题。我那时刚从国外工作回来，而且主要在北京在全国妇联工作，对此事丝毫不知内情。后来听说，事先，毛主席曾面告陈毅同志，此职拟由陈毅同志担任，但陈当即表示推让，说他已是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工作太忙，难于兼顾，提议由饶担任。毛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商量。陈回华东后，仍以同样理由表示不能兼任，而提议由饶担任（饶当时的卫士长后来曾对我女儿说，他就亲耳听到过陈对饶以同样理由把此职推让给饶的对话）。据说，当时华东局有几位常委（或委员）也赞成由饶担任并把这意见报告了中央。所以中央最后还是决定由饶担任。饶和华东局那些建议由饶担任此职的同志们是否事先知道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都是由大区司令员兼任，还是在名单公布后才知道的，这我不得而知。但饶未把此职坚决推掉，这可以说，他由于这十余年来在华东工作有一定成绩，受到中央的器重，在华东的干部中也享有一定的威信，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主义名誉地位的思想。但由此而说成饶是“向党伸手，用欺上瞒下的手段窃取了这个职位”，是不符合事实的。
    饶对工作一贯是勤勤恳恳，夜以继目，几乎达到“工作狂”的程度，而对个人生活则一贯艰苦朴素，几乎一无所求，这是众人所共知的。
    l952年初，他由于工作疲劳过度，眼面神经严重痉挛，中央出于对他的爱护，让他到北京来治疗，他却错误地产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在治疗时又不幸对他采取了苏联当时新兴的所谓“睡眠疗法”，即给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使他整天除坐起吃饭外就是睡眠，一连睡了20天。治疗终止后，又未让他再在医院耽几天以进行必要的观察和使他逐步适应正常生活，而是当天就让他出院了。出院当晚，他的神经处于极度兴奋和不正常的状态，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以致发生在当夜（应为第二天夜、即第三天凌晨---引者）3时左右非要去见毛主席（当时他住在毛主席隔壁），并和毛主席谈了三个小时这样不正常的事情。以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神经仍很不正常。至于他为什么要半夜去找毛主席，又和毛主席谈了什么，他对我是一字不提的。
    直到后来，从公布的材料中，我才知道他半夜找主席谈话，主要是想了解中央对自己是否信任。这是他在神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次非正常的举动。为此他后来十分后悔。
    后来他结束休养，到中组部去当部长时，我感觉他的神经还是不大正常，但又不好说。我自己则回到全国妇联去工作了，担任常委、国际部长，忙于出国和接待外宾的工作。对于他在中组部怎样和安子文同志闹不团结，以及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怎样和高岗同样“批薄射刘”和后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怎样“讨安伐刘”，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无所知的，但我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饶的主要问题是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或者加重一点说，就是“反对”了少奇同志（也只是反对了少奇同志的某些方面），而这就被无限上纲到“反对党中央、攻击党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
    事实上毛主席也曾要求薄、刘、安等同志在会上做检讨。
    1982年我看到一份l980年03月l9目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记录，小平同志说：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
    小平同志还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
    小平同志说的这些道理，我想也应该同样适用于饶。饶从未承认自己反刘，他在自己的两次检讨中，只承认曾对少奇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有过意见或表示过不满。另外，饶不反对刘，更没有想过要打倒刘，还有一个旁证，就是正当“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国声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组要饶写证明时，饶完全可以乘机对刘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实事求是地写了如下证明材料：在刘少奇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被捕期间，没有同志被捕，党的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文字大意如此，原文可查《刘少奇同志平反材料集》）
    而且有一次，我女儿在与王光美同志谈及上述事情时，王光美同志对我女儿说：说饶反对刘少奇，我一直想不通……
    至于饶和高岗的关系，据我所知，他们以前从未在一起共事，关系很生疏。调到中央后，他们也从未有个人交往。如果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甚至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不排除他们两个作为会议参加者在会议期间曾交换过意见，而这是正常的，允许的）就把他们定为“反党联盟”，未免太过牵强。
    我注意到，后来党内文件对这一案件不再称“高饶反党联盟”而称之为“高饶事件”，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一案件的看法有所变化。
    但，令人惊异的是，2000年0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的书，约有40余万字，其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引用了党内的文件和文字资料，包括如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来往电报、信函、一些重要会议的内容、领导同志的发言等等，都是原文，包括时间（年月日）和地点等，这当然就大大提高了该书的“权威性”。
    书中大量地虚拟了毛刘周邓等领导同志的活动、言谈举止和交谈的内容等等，绘声绘色，好象作者是身临其境。该书的结论是：高饶反党联盟已定格在历史上。高饶俩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这使我惶惑不解。
    我觉得这样使用党内档案材料来写小说，加上虚拟的描写，是很不严肃的，对领袖、对当事人、对党史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也有损于我党的形象。不少同志都和我有同感。
    关于“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事实已经证明，也完全是一个大冤案。从有关材料看，饶的被逮捕与判刑，就是依据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而定的。
    正如前面提到陈麒章同志所说，潘杨二同志都早已平反、恢复名誉，饶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和包庇潘杨“内奸分子”的罪名，当然就更不能成立了。希望中央也一并重新审查、作出结论，还他清白。
    请党相信，我这时出来为饶“鸣冤”，决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合等种种原因，长期分居……
    2001年我决定为饶漱石向党申诉，完全是出于一个党员的正义感，为了向党负责，也是为了党的声誉。放着这个几乎被公认的冤案不予平反，对党的形象也是很不利的。而且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饶曾担任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为抗曰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初期，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得到过中央的肯定和表彰。他的问题不予澄清，党的部分历史不好写，对于他个人也太不公道。
    2001年，我们即将隆重庆祝我党建党八十周年。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缅怀党的缔造者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时刻，对一些虽犯有错误，但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和有益工作的同志，一分为二地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也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也将使我们的党显得更加光明磊落、无私和伟大。
    冒昧上陈，请党中央审阅考虑。是否有当，恳请复示。
    此致
    最诚挚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