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讲人情”！亲亲相隐不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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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重大犯罪，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不法行为；若藏匿与自己无亲属关系的人，则构成窝藏罪。
    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之前可能会隐藏逃匿，历朝法律对窝藏罪犯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从汉朝开始，法律规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各自的犯罪行为，法律并不因此而追究窝藏犯人的亲属的刑事责任，这就是“亲亲相隐不为罪”原则。而如果窝藏的是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话，则会构成窝藏罪，并要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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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关于窝藏罪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那个时候的法律就有了“窝藏罪”的成文规定。
    西周《九刑》规定：掩贼为藏。
    这里的“贼”，不是指偷盗行为，而是指毁弃礼仪的行为，即，如果窝藏毁弃礼仪的人，就构成窝藏罪，要按照《九刑》规定的刑罚来进行惩罚，而且不能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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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记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此处的“匿奸”即窝藏罪犯的行为。由于秦国对于投降敌国的人处以死刑，因此犯有窝藏罪的，要被处以死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原来秦国的法律在整个秦帝国内推行。因而之后有关窝藏罪的规定与上述规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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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了汉朝。
    汉朝初年对窝藏罪规定的处罚特别严厉。
    《史记*季布传》记载，刘邦在打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对曾经屡次打败自己的项羽手下爱将季布恨之入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通缉令，并规定如果敢窝藏季布，就要对犯罪人的全家及其亲戚处以刑罚。但由于季布一诺千金，因而无人举报，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在汉朝的一代大法《九章律》制定之后，法律规定“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按照此项规定，只有图谋窝藏犯罪人，并且实施了藏匿犯罪人的行为的主犯才构成窝藏罪，否则不构成窝藏罪。
    法律对于犯有窝藏罪的人的处罚，是根据其所窝藏的犯人所犯的罪行来确定的。如果窝藏的是犯有死罪的人，那么窝藏者的首犯一般应处死刑，但有爵位者可以通过免除爵位的方法来赎死罪；如果窝藏的是死罪以下的罪犯，则对窝藏者的刑罚也相应减轻。

    在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以前，对于亲人之间犯罪相互隐瞒的，要处以刑罚。
    由于汉朝讲究以仁孝治天下，而且由于汉宣帝即位以前一直生活在民间，故而对民间疾苦和老百姓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公元前66年下诏，规定父母子女、丈夫妻子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犯罪行为，并不因此而构成窝藏罪。当然一些重大的犯罪除外，比如谋反罪。
    “亲亲相隐不为罪”的规定也就此创立。
    这种规定自汉朝创立以来，基本上为以后各朝各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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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典：《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捕亡律》一篇专门规定了“知情藏匿罪人”的行为。
    唐律规定，已知他人犯罪（这里的他人不属于亲属相隐的范围），官府已派人进行抓捕，而将罪犯窝藏在自己家中，并为其指引道路、给吃给喝、提供衣服、主动将其隐藏起来，这就构成了窝藏罪。
    对于犯有窝藏罪的人要按照他窝藏的罪犯所犯的罪行减一等处罚。
    同时，那些主动将官府追捕的犯罪人转换地方隐藏，以躲避官府抓捕，以及知道这些事情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对此事并不知情，即使藏匿了罪人，也不用承担责任。
    唐朝在继承汉朝所创立的“亲亲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基础上，扩大了容隐范围，将此原则发展为“同居相隐不为罪”。
    即，凡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且没有分家的话，有罪都可以互相包庇隐瞒，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即使为犯罪者通报消息，帮助其隐藏逃亡，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不构成窝藏罪。
    但，如果同居共财的人之间犯有谋反、反叛等罪的话，则不适用此项原则。这项原则也可以看成是对窝藏罪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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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而言，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由于官僚机构庞杂，士兵人数众多，因而人民负担比较重，加上不杀文官的祖训，导致王朝吏治腐败，因而宋朝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境内盗贼连连。
    统治者根据形势的发展，除了模仿唐律在基本法典中对窝藏罪进行规定外，还制定了一些有关窝藏罪的特别法。宋仁宗首创“窝藏重法”，规定对窝藏盗贼的罪犯加重处罚。
    窝藏罪自从西周初年有类似规定起，到宋仁宗时期终于“名正言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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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统治者加重了对窝藏强盗的行为的处罚。
    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重申“窝藏强盗，籍没家财，充捕盗赏”。这也就是说对于窝藏盗贼（这里的盗贼指抢劫、盗窃、谋反和杀人等严重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的犯罪人，不仅自己要受到严厉处罚，而且还要将犯罪人的财产没收，作为抓捕罪犯的人的赏钱。
    此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又规定“今后停藏劫盗人，除断罪外，并令拆毁住屋，移徙家属”。即对犯有窝藏劫盗者的罪犯，不仅要对本人施以刑罚外，还要拆毁他的房屋，将其家属迁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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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无不继承了唐律对于窝藏罪的相关规定，各朝各代只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具体变化，在唐律基础上做出了一些调整而已。明清两代在其基本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对窝藏罪做了规定，其基本规定与唐律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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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灭亡后，中华民国随之成立。192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于窝藏罪做了规定，即藏匿犯人或者藏匿依法应该逮捕和拘禁的脱逃的人，就构成窝藏罪。
    对犯有窝藏罪的罪犯要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同时又规定，亲属间犯有窝藏罪的，可以减轻处罚。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关窝藏罪的规定，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窝藏罪时，都要求当事人具有明知的故意，即当事人明明知道是犯罪的人，还为其提供衣食、指引道路，帮助其藏匿，只有这样才构成窝藏罪。如果当事人不知道是犯罪的人的话，则不构成窝藏罪。
    同时，在处理窝藏罪时，又有“亲亲相隐不为罪”的规定，二者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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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出了一个叫直躬的活宝。
    直躬，光听这名字也能知道他是个直肠子，不会转弯。
    他爹偷了一只羊，被直躬发现了，直接跑到县太爷那里去告发。县太爷办事效率真高，直接说了句：既然做贼，留之为害，杀了吧！这直躬也真够直的：既然要杀爹，俺替死得了。于是他就被绑到刑场上，临刑前，这活宝一把鼻涕一把泪白活开了：俺爹犯法俺告发，这是忠；俺爹要死俺替他，这是孝，俺这是忠孝两全。也别说，当时的楚王还真被忽悠晕了，下了特赦令，把直躬给放了。
    道德模范孔子听说这件事后，直接撇嘴：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为什么孔夫子对此不屑一顾呢？后来的汉宣帝对此作了诠释：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直躬，错就错在泯灭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天性，所以他成了历史上的一段笑料。
    元朝时候，也出了个告爹的，情节上是直躬的翻版，也录在这里：
    驸马许纳的儿子苏拉，向元英宗告发自己的爹，说老爹要造反，老娘也跟着掺合。英宗当时就烦了：爹娘要犯错误，不赶快去阻止规劝，反而跑我这里来告密，不是东西！这伙计可没有直躬好运气，让元英宗拖出去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