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白玫瑰

烟视媚行

我们不再沉默。我们是你们的惕厉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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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那个阴冷晦暗的冬夜。11月28日。永生难忘的日子。
    吃过晚饭，我坐在柏林礼光区Lichtenberg舸碧街大学生宿舍九楼的更上层楼斋，因为喝了点革命的小酒儿，朦朦胧胧写不成字儿，开始叠晒干的袜子，一边打开德国朋友金贝尔送的老掉牙彩电听个声儿，预备睡觉。
    德国电视二台正播“德意志俊杰”，评选德国历史十大名人。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咱们虽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穷教师，电视台这种招徕观众的招术却并不陌生。能有什么精彩？
    精彩超乎想象！精彩来自舒和兄妹Geschwister Sch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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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十六岁，那一年我与德语发生了关系。然而，直到25年后的2003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舒和兄妹，可见我的孤陋寡闻，也可见他们并非德国文化中的超级伟大人物。哥哥汉斯与妹妹索菲都就读慕尼黑大学，哥哥学医，妹妹学生物与哲学，没什么伟大；哥哥死时二十四岁，妹妹死时二十二，更不伟大；他俩死于同日同地，这比较少见，但认真说起来，也谈不上伟大。
    真正伟大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死。
    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点，纳粹德国距离彻底覆灭不到一千天，他们因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而在慕尼黑盖世太保监狱走上刑场。与德国传统的严谨拖拉相反，纳粹法庭效率惊人，他们2月18日被捕，22日审判，当天就执行了。

汉斯*舒和Hans Scholl（1918-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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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和兄妹，年华如花。他们并不想死，他们却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
    妹妹索菲笑赴刑场时，说：“多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些满载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
    纳粹“人道”地让父母兄妹来送别，妹妹英格*舒和因此有幸亲历这对英雄兄妹的最后一刻：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轻快，步容庄正，毫无惧色。他的面孔清减消瘦，好象刚经过一场大战。他亲切地弯腰越过隔离线和每个人握手，说：“我没有仇恨。我已超越仇恨。”
    爸爸拥他入怀，说：“你们定会走入史册。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嘱我们问候所有朋友。当他最后说到一位姑娘时，脸上出现了一滴眼泪。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掩饰眼泪。然后，他迈步离开，象来时一样镇定。
    之后，一个女看守带过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镇静悠闲地走过来，腰杆象标枪一样笔直。只有监狱才能那么快教会你挺直腰板走路。她满脸洒满阳光般的微笑品尝我们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
    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妈妈注意到她皮肤娇嫩，容光焕发。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也就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她像汉斯一样加重语气：“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最担心妈妈无法承受同失两子之痛。可今天妈妈的勇敢和镇静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索菲明显放下了心。妈妈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命令道：“还有你，妈妈。”然后，她面带微笑，无畏无惧地离去。
    行刑前，狱卒把索菲、汉斯和普罗普斯特带到一起，三个同志抽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烟。“真没想到死这么容易，”普罗普斯特说，“待会儿在永恒中再见。”随后，他们分赴刑场，索菲打头。她连眼皮都没眨。刽子手说他从未见过这样视死如归的死刑犯。
    踏上断头台，汉斯振臂高呼：自由万岁Es lebe die Freiheit！

1942年7月，舒和兄妹与普罗普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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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其个体的最大恐惧就是死亡，因为个体死尽即意味该物种灭绝。所以，人怕死，跟咱们肚子里胆的大小其实毫无关系。关系在基因那儿。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超越植根于基因之中的恐惧？信仰！
    他们的信仰是：一定要消灭纳粹这样的暴政！
    舒和兄妹对纳粹的憎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汉斯15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索菲12岁加入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出类拔瘁。
    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的命运。希特勒称所有的反对派为“叛徒”，并至死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背叛”。这个人类屠夫到死都没明白，让这些狂热信徒“背叛”的并非别人，正是他自己。
    希特勒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乃是他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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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盟军大规模空袭科隆后，施摩莱尔和汉斯*舒和第一次散发传单，在纳粹统治的无边暗夜中弹响振聋发聩的金属之音：沉默服从纳粹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
    沉默的胁从犯。生命不能承受之罪。然而，它却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常见而精当的罪名。
    人类自从有社会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创造历史，少数服从多数。社会主流是各色各样的猛人，代表多数的主流民意经常就是这些猛人的意志。主流民意的传染性超过非典，一旦降临必横扫千军如卷席。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泽东所言“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的，屈指可数。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来德国可屈的一个指头！
    1942年的德国，普通民众受戈培尔恬不知耻的法西斯宣传荼毒极深，多对纳粹教义奉若圭臬。其余的人虽对纳粹教义未见得佩服，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之“执行命令并非犯罪”的服从心理，让他们宁愿选择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挑战这种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期传单中，他们向德国民众揭露纳粹屠杀30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在第四期传单的结尾，他们锐声警告沉默协从的德国人：Wir schweigen nicht, wir sind Euer böses Gewissen, die Weisse Rose lässt Euch keine Ruhe我们不再沉默。我们是你们的惕厉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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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和兄妹既非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满天下的文化大师，更非动动嘴皮子就来三百万的笑星，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理应担社会道义的民族精英。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努力念书，毕业赶紧当白领，何必干冒奇险去反希特勒？
    以区区两个大学生与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对撼，不啻以卵击石。
    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这么想。
    正因为他们都这么想，希特勒才能横行天下，希特勒才能杀人如麻，希特勒才能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德国人带来绝世浩劫。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沉默胁从的人民培养出来的。因此，对暴君的出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在总统全斗焕创造经济奇迹却依然必须为镇压光州学生运动铛锒入狱的韩国，就没有暴君存在的社会基础。有德国教授专门就此写过论文，认为德国人连遭两次世界大战洗劫说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活该”，翻译成四川话，就是“背时”。
    舒和兄妹不这么想。
    他们明知自己胜算寥寥，却依然奋勇出列，替天行道，做击石的那第一个鸡蛋。他们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初一位伟大的中国人息息相通，就是那个因皇帝临阵阳痿而改革失败、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却定要留下来以头相祭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历来变法，必有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这个在脑中如电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雳的伟大名字！
    这就是Zivil Courage---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暴政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索菲亚*玛格达莱娜*舒和（Sophia Magdalena Scholl 192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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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英姿飒爽的姑娘。不是因为她和我的生日都在5月9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平民勇气”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依独夫民贼希特勒看来，平民勇气微不足道。他重视的是那些手握军权、曾数次放置炸弹行刺的军内反对派。据说希特勒专门下令把那些革命者的绞刑拍成电影，作为饭后甜食反复观看。
    而舒和兄妹被处死，希特勒很可能都不知道。此所谓愚不可及者也。
    希特勒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微不足道，然而他们的力量却正在于微不足道。他们是纳粹这座凶恶大山压在最底层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沃土，甚至没有空间，然而他们顽强地发出稚嫩鲜活的新芽，顽强地伸出不屈不挠的根须，顽强地开出耀眼夺目的花朵，顽强地结出不可抗拒的果实。
    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索菲1941年生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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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戈培尔拥有覆盖整个德国社会的电影、电视、报纸和杂志等宣传利器，而舒和兄妹只有薄薄一页模糊不清的油印传单。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页，其杀伤力却令戈培尔所有的宣传机器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勇于以卵击石，他们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块石头最硬的地方：“从希特勒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 那些今天仍不相信纳粹罪存在的人，他们远未理解这场战争的形而上背景……我们必须攻击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这就是希特勒的权力！”
    被捕前两天索菲告诉朋友：“已经有这么多人因为追随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同一天，汉斯给朋友写信说：“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踏入深渊。想想Claudel的话吧：La vie, c`est une grande aventure vers la lumiere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连中国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深知所以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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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人生痛苦是没有信仰。
    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他们拥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在1942年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浴缸，而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为反抗所有暴政，善待自己！”对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有预感。在俄罗斯实习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并不可怕，也许它倒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舒和兄妹墓地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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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轻松超越痛苦、从容视死如归呢？
    答案，在胡伯教授执笔、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 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像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的全部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他们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货色……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1813年我们战胜了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三年后，1946年7月11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为他深爱的中国献上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
    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等于自杀。
    就是这个闻一多，写下了伟大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光荣时刻，再次让无数中国青年热泪盈眶。
    闻一多和李公朴，都是足以与舒和兄妹并肩而立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斗士。

舒和兄妹墓地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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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人类精神追求的终极橄榄树。
    1789年，刚刚穿越资产阶级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拉法叶起草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石破天惊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等级最森严的国家之一，拉法叶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人权宣言》规定人民生而拥有自然和永远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们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而且，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1948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强调：“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那么，什么是“自由”？
    《联合国人权宣言》定义：“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
    自由，是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具体到舒和兄妹，纳粹对他们的起诉书就是他们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张船票；纳粹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就是欢送他们飞向永恒自由彼岸的二十一响礼炮；希特勒这个能让小儿停止夜哭的恶魔不过是助他们登上人类思想自由奥林匹斯山的最后那块顽石。
    自由，就是他们在1943年2月22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和鲜血织就的英雄花。
    自由，就是他们从那一刹那开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义后，有人在她监号里发现了对她的起诉书，起诉书背面赫然写着两个字：自由。在他们的传单中，这些大学生预言了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
    你明白了吗？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就是保护自由！
    整整六十年后，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
    两次被世界大战摧毁得只剩下废墟的德国今天再现繁荣富强，难道能说与舒和兄妹的慷慨就义毫无关系吗？
    什么叫“慷慨就义”？“慷慨”就是意气风发，“就”即闲庭信步而去。
    “义”呢？“义”呢？！
    听说过这段话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话是孟子说的。可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舍生取义！
    只活了二十多岁的舒和兄妹，见识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慕尼黑大学主楼前纪念舒和兄妹撒传单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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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都要回家看看。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拆迁。他们不是不知道新房好，他们是怕逝去的亲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是，半个多世纪前，重庆歌乐山有个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几个共产党政治犯写过两句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那才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他们才是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的真正原因。
    索菲虽然是女性，可依我看她也是个死不还家的雄鬼。她在临刑前夜睡得很香，还做了个梦。她妹妹英格这样记载：
    当索菲在临刑早晨被摇醒时，她坐在监铺上讲述了她刚做的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前去受洗。婴儿身披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经过一座陡峭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放在身边就坠入了深渊。”然后，她给牢友释梦：“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成长。我们是它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它成人之前为它而死。”
    真正的视死如归。
    他们确实不用回家，因为，死亡对于他们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拆迁的家。

舒和兄妹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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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和兄妹慷慨赴难次日，纳粹《慕尼黑新新闻》报道：“人民法庭于1943年2月22日以阴谋颠覆国家罪与通敌罪判处24岁的汉斯*舒和、22岁的索菲*舒和（均来自慕尼黑）和23岁的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阿尔德安斯）死刑并剥夺公民权。本判决已于当日执行。这些不可救药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对德国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无耻滔天大罪。与德国人民的英勇抗敌相比，这样邪恶的行为只配立即处以名誉扫地的死刑。”
    在纳粹德国，无数判决书都是这样写的。当时纳粹认为法西斯德国就是千年帝国，当时他们认为以纳粹的名义审判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审判，当时他们认为所有以纳粹的名义处死的人都会名誉扫地。
    诚如耶稣所言：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今天，舒和兄妹在德国就是平民勇气的代名词，不仅全国遍布舒和中小学，甚至还有人呼吁以“舒和”为建校于1472年的慕尼黑大学冠名。这所欧洲名校是以两个建校国王（路德维希和马克希米里安）命名的。在德国这个对任何事情都有八个以上意见、减丁点儿税也要在议会争论一年多的民主国家，全体国民却在一个问题上出奇地意见一致，那就是：舒和兄妹“当然是”所有青年的楷模。
    如果这也叫“名誉扫地”，那我们宁愿名誉扫地！
    看看在“德意志俊杰”评选中能与舒和兄妹并肩都是谁吧：一手领导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在全球拥有七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和一手奠定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
    再看看排在舒和兄妹后面的都是谁吧：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创立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巴赫；无论按什么划分都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歌德；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爱因斯坦。
    舒和兄妹名列这些伟人之前！
    如果拿这样的名誉去扫地，你想想那应当是怎样伟大的地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文天祥当然说的是他自己。但他说的也是舒和兄妹。人类历史之所以浸泡在连绵不绝的杀戮战争、政治迫害、精神摧残和种族灭绝的血海之中还能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文天祥。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舒和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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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舒和兄妹有关的几个人颇值得一说。

    首先是他们的父母。
    父亲本身就是平民勇气的杰出典范。1942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还在节节胜利，绝大多数德国人还沉浸在“德意志帝国”的狂热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希特勒为“那个抓老鼠的”，并因“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入狱。
    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失两子。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逢此变故一定哭得神智不清、眼若桃花，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镇定至此。想想那位含笑送子的伟大母亲吧。再想想父亲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你们定会走入历史。
    他们确实走入了德国历史。
    有其子必有其父。舒和兄妹堪称如山铁证。
    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儿女，你要谨言慎行。你要想想你的言行能否配得上他们。
    舒和兄妹的父母与他们无疑绝配！

    我第二个关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纳粹的本质规定他们是恶魔，虽然他们总宣传说他们是上帝。纳粹向来宣扬法西斯德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最后的道德底线，是法官在神圣法庭上作出的判决经得起一千年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检验。然而，这道判决下达不过三五年，这些法官就统统作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虽然驾鹤西行，但真正名誉扫地的却是这些当初神气活现站在法庭上宣判他们死刑的法官。
    我们中国人对这些脑死亡的无耻法官有一个贴切的称呼：行尸走肉。
    我非常遗撼没有找到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他们是否真正受到了应得的审判。如果走上审判台，他们会怎么说呢？一定会争先恐后把自己描绘成“只不过是执行上司命令”的可怜虫罢？
    历史证明，神气活现的助纣为虐者，最后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慕尼黑大学看门人Jakob Schmied。
    1943年2月18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般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楼去抓住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抓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被捉拿归案，跟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着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不会怪他。他们一定会宽恕施米德。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找到文字证明他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罢？但是，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象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长跪忏悔？

慕尼黑大学主楼大厅，舒和兄妹最后一次撒传单的地方。

    还有被株连的那八十多人。
    他们或是小组中坚，或是外围，有的甚至只不过是熟人。
    他们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有些人也被处死。然而我没找到任何文字说明他们中有人曾经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图减轻自己痛苦。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未象舒和兄妹那样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被人提起，但他们却与舒和兄妹一样，是当代繁荣富强的德国不可或缺的那块基石。
    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同样是德国历史中永不湮灭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