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真相：翡翠湾为什么不怕@因为公示而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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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但，这一模式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过的@大萧条 @经融风暴 @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房市场，总是想当然地企图让住房市场回归到普通商品市场。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这就决定了土地，乃至为土地定价的住宅必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要是土地财政，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贮存形态，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了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的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的故事，成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房地产如同股票，会自动分配社会增量财富。正是这一功能，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造就了绝望的社会底层。
    第三，占用了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调 @不平衡 @不可持续，则，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and制造出大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楼，甚至@鬼城。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宝贵资源。资本市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如果水库的规模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则，水库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23.2%。全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土地（净收益）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基础。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抵押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广泛的破产，不仅会毁灭地方政府的信用，且，将会席卷每一个经济角落。规模之大，中央财政根本无力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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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抛弃很容易，但，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果仿效美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资。
    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损失？
    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
    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同比增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根本不存在。
    《福布斯》杂志根据目前的边际税率，连续两次将中国列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但，在现实中，中国居民负税的（痛感）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不是因为税收低，而是因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缴税方式。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之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纳税不过占2%。2012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在严格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纳税人。这就是为什么税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的负担不能恶化。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通过直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入，将足以引发比希腊更加严重的社会骚乱。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对任何执政者而言，无异于政治自杀。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社会暴乱乃至（大革命）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了联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从联邦政府处获得财产，然后向地方政府缴税，总的负担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人而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这样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有人也许会质疑，如果不对个人征税，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继续忍受如此高的税负？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
    借助土地的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益。假如！假如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才造就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才支撑了中国产品持续多年的超低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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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当下非@盛世。当下是@房世之不得不赶路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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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税多一点，还是间接税多一点，并不是哪种税收模式更有效率更公平这么简单。不同的税收模式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数量替换。税收的方式，决定了国家可能采用的政体：如果增加直接税，政府就必须让渡权利。如果政府不主动让，就会通过社会动荡迫使政府让。
    历史上，直接税的征收，比间接税的征收，要艰难得多。
    发达经济，为了建立起以直接税为基础的政府信用，无不经历了漫长痛苦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即使税额相等，不同的税制，给居民带来的（税痛）会大不相同。
    英国个税，源于（小威廉*皮特）时代的1798年@三部合成捐，几度兴废，直到1874年（威廉*格拉斯顿）任首相时，才在英国税制中固定下来。其间长达80年。
    德国从1808年普法战争失败开始，经历长达80余年，到1891年首相米魁尔颁布所得税法，才正式建立。
    美国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开征所得税，1872年废止。总统塔夫脱再提个税开征，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个税才得到确认。期间也长达数十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宪政改革是开征直接税的必要前提。
    历史上，无论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无不同直接税征收密切相关。最终的结果，都是宪政改革。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
    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一旦转向直接税，宪政改革将不可避免。竞争性的民主，将会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就像缴交物业费的小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即会动摇。
    直接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决定了即使可以成功转向税收财政，政府不可能不经纳税人同意，用财产税来补贴企业。可以预见，一旦取消了土地财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必将急剧下滑。中国在城市化完成之前，就会直接沦为三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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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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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也不能保证其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应该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并转变为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指出直接税开征的风险，并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不同阶段的优势。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就要及时布局不同模式间的转换。模式的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必须经过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几代人的时间。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在还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就轻率抛弃@土地财政。
    正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很小部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到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切忌城市化还不彻底，就急于进入教科书式的@宪政改革。
    具体做法是，在空间上，在时间上，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分。
    在不同的部分，区分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持续的税收模式：
    01. 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开始征收财产税。
    02. 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产税。
    03. 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产税。
    04. 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05. 老城新增住宅，拍卖时，就规定要交缴财产税。
    06. 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的项目，可以缩短期限，如，从70年减少的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
    07. 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价进行补偿。
    08. 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09. 愿意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判条件。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如@危旧房）可以容积率增加等方式予以奖励。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社区组织。
    城市新区部分，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但，维持，并不是意味着无需改变。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尽快将（不动产）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用一个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沫）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要想摆脱房地产政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分开，并在不同的市场分别达成不同的经济目标。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市场，确保居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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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保障房供给。这部分供给，应当尽可能的大。理想的状态，就是要做到新加坡式的@广覆盖。
    所谓@广覆盖，就是除了有房者外，所有居民都能以成本价获得首套小户型住宅。只要做不到@广覆盖，保障房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社会不满，（寻租）行为就会诱发大规模腐败。
    而要做到@广覆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
    中国金融系统，总体而言，资金非常丰沛。关键是如何设计出足够的信用将其贷出来。目前的保障房不能进入市场，这种模式决定了保障房无法像商品房那样利用土地抵押融资。依靠财政有限的信用，必定难以满足大规模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要借助（土地信用），就必须设计一个路径，使抵押品能够进入市场流通。
    如何既能与商品房市场区隔，又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以便于融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租后售。
    先租，目的是与现有商品房市场区隔。
    后售，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融资。
    举例而言：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米，建安成本2000元/平米）。则，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就可获得完整产权。
    在这个假设的例子里，各地的具体数字可能不同，但，理论上讲，只要还款年限足够长，辅之以政府补助和企业公积金（可分别用来贴息和支付物业费），即使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夫妻两人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完整产权的住宅。
    由于住房最终可以上市，因此土地（及附着其上的保障房）就可以成为极其安全有效的抵押品。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等金融工具，利用社保（3.11万亿元）养老金（1.92万亿元）公积金（2万亿）等沉淀资金，获得低息贷款，只需政府少许投入（贴息）就可以一举解决（全覆盖）式保障房的融资问题。
    （先租后售）模式，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土地财政）的升级。都是通过抵押，作为信用，获得原始资本。
    这一模式，同以往的（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以往（土地财政）是通过补贴地价，直接补贴企业，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
    2008年以后，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
    新加坡香港的对比表明，住房成本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土地财政）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宅，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户口，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取消户籍制度，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于什么也没做。如果所有人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是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的。
    户籍制度无法取消，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
    由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城市无法甄别谁有权利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只好以（户籍）这种笨拙但有效的办法来限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要想取消户籍制度，就必须改为间接税为直接税。户籍制度，同公共产品付费模式，密切相关。改变税制，就必须面对前文所述的制度风险。
    但，就算能够用财产征税取代户籍，还是解决不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今天因为缺少财产而拥有不了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一样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如果不创造纳税人，而是简单取消户口，放开小产权，其结果就是南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研究怎样让农民可以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产，远比研究如何取消户籍来得更有意义。
    实际上，（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使得户籍制度本身变得无关紧要。它为非农人口获得城市资产和市民身份，直接打开了一条正规渠道：新市民只需居住满一定时间，就可以通过购买保障房，成为城市为城市纳税的正式市民。
    （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把住房问题转向建立公民财产，这同美国当年的《宅地法》本质是一样的：创造出有财产的纳税人。唯如此，转向税收财政才有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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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理由：间接税，使每一个购买者，都成为了无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现实中，真正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原因，是有没有不动产。即，（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所有积累都随房价上升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财富差异就越大。财产不均是因，收入不均是果。用税收手段，只能调节贫富的结果；用不动产手段，才能调节贫富的原因。
    要缩小社会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手段，不是（税收转移）和（二次分配），而是要让大部分公民，能够从一开始就能（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
    （土地财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能，马上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
    （土地财政）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了前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小微企业）。
    将土地资本大规模地注入家庭，可以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各国的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水平50%左右的时候，职业教育（非高等教育）乃是劳动力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但，劳动力资产，有随时间（贬损、折旧）的特点。而（先租后售）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配置家庭资产的效率，将劳动力资产转换为不动产凝结下来。
    国外的实践表明，同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比，住宅更加容易保值增值。高流动性的住宅可以在家庭层次，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
    保障房@广覆盖，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稳定器。它可以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如果说（土地财政）在过去20年先后帮助政府和企业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下一步，其主要目标，就应当转向劳动力的资本化。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启动，是拜（城市土地国有化）这一特殊历史遗产所赐。现在来追究（当初这一做法是否道德）毫无意义。正确的做法，不是回到土地私有的原始状态，然后再启动城市化，这样只能让城市周围的农民获得城市化的最大好处。而是要利用这一制度遗产，通过（企业补贴，先租后售@保障房）等制度，让远离城市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农民，一起参与原始资本积累，共同分享这一过程创造的社会财富。
    1998年的房改，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快速增长，帮助【城市（政府）】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先租后售）保障房，乃是借助（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帮助【城市（家庭）】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从而为城市化完成之后，转向税收财政and创造条件。
    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可以预见，这一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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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房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有效区隔。从而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增加。
    在投资市场上（商品房）：控制数量（如，将供地规模同保障房供给挂钩），放开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
    在消费市场上（保障房）：控制价格，增加数量，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打压房价为目的的各类政策，一定要尽快退出。
    （土地财政）下，中国货币信用的（锚）就是土地。（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
    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土地的超级通胀，才避免了整个经济的超级通胀。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贬值，信用就会崩溃，泛滥的流动性就会决堤而出。
    防止土地价值暴跌的关键，在于防止房价下跌。
    防止房价下跌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供给规模。
    唯有大幅度减少商品房供地规模，并切断信贷从银行流向房地产，才能减少土地信用在市面上的流通，从而避免资产价格暴跌。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障房）与（商品房）的规模挂钩。如，规定每个城市（商品房）投入市场的规模，不能超过本地住房投入总规模的30%。也就是说，每拍卖3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必须对应建设7平方米的保障房。
    由于保障房的需求是确定的，有预先登记的真实需求的支持，有助于使城市土地融资的规模被锁定在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的范围：人口增加越快，保障房需求越大，可以通过土地融资的额度就越大。
    通过（保障房）需求，为（土地融资规模）寻找一个@锚，使土地供给与人口真实增加挂钩，从而减少类似鄂尔多斯那样纯以投资为目的的@鬼城。
    商品房用地的出让，本质上是城市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初始资本的融资。有了保障房这个锚，我们就可以像调整银行的货币准备金那样，调节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比例，从而控制地方政府信用发行的规模。
    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快一点儿，就可以提高商品房相对保障房的比例；反之，则可以减少商品房的@发行规模。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会更加丰富，经济政策可以更加精确，有效地离合、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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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的启动，是（传统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过程之中，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能否找到适合其自身特点的模式，对于高质量的城市化，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模仿、追赶，鲜有能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土地财政）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其经济学意义，远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来得深刻，来得复杂。
    （土地财政）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也为城市化积累了风险。放弃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找到替代却绝非易事。
    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式。（税收财政）演进了数百年，导致了（世界大战、大萧条、次贷危机、主权债务）等无数危机，其破坏性远大于土地财政，但，西方国家并没有轻言放弃。它之所以仍然被顽强地坚持、探索，盖因其积累模式的内在逻辑使然。
    （土地财政）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很多情况下，问题并非（土地财政）本身，而是（土地财政）的使用。
    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土地财政）用来解决的问题，应当及时改变。通过不动产的形成和再分配，（土地财政）可以在全社会的财富积累和扩散当中，起到其他模式所难以企及的作用。
    最优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空间区位，组合使用不同的模式。
    （土地财政）是（城市化@启动阶段）的重要工具。一旦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城市化进入了稳定阶段，则，其历史角色就可能逐步淡出，甚至最后终结。
    一个模式的初期，不完善是正常的。在充分理解其在中国经济中的深刻含义之前，就对其妄加批评，不仅十分轻率，而且非常危险。至少，在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模式之前，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从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们今天所担心的问题，很可能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完成而自动消失。
    深圳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税收收入占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来自土地的收益已经微不足道。但，深圳经济并没有因为无地可卖而不可持续。
    即，由于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深圳的（土地财政）已经悄然退出。深圳的实践表明，我们可能：根本无需为不治自愈的（病）吃药。其实，翡翠湾兽医生的@安全养殖技术辩证法，同理。
    @赵燕菁《是（土地财政）让（中国崛起）完成了@原始积累》http://www.ifeicuiwan.com/viewthread.php?tid=47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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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ebb160102y0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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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分类方法，是以（税收负担能否转嫁）为标准的。
    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人，不能或不便于，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
    属于直接税的这类纳税人，不仅在表面上有纳税义务，且，实际上也是税收承担者，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税法理论中，多以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税种为直接税。
    直接税，以归属于私人（为私人占有或所有）的所得和财产为课税对象。较之对流通中的商品或劳务的课税而言，有突出的优点：
    01. 直接税的纳税人，较难转嫁其税负。
    02. 直接税的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即，根据私人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同时，累进税率的采用，使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动平抑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
    03. 直接税中的所得税，其征税标准的计算，可以根据纳税人本人及家庭等的生活状况，设置各种扣除制度以及负所得税制度等，使私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
    因此，直接税较符合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和（量能负担）的原则，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职能作用。
    直接税的不足：
    01. 税收损失大。纳税人直接负担重，征收阻力大，易发生逃税、漏税。
    02. 征税要求高。征收方法复杂，要有较高的核算和管理水平。
    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
    属于间接税税收的纳税人，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实际上，已将自己的税款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给别人，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
    目前，世界各国多以（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为间接税。间接税，为对商品和劳务征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通常均将税款附加或合并于商品价格或劳务收费标准之中，从而使税负发生转移，因此，间接税不能体现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
    优点：
    01. 间接税几乎可以对一切商品和劳务征收，征税对象普遍，税源丰富；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有无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因此，间接税具有突出的保证财政收入的内在功能。
    02. 间接税的税收负担，最终由消费者负担，故有利于节省消费，奖励储蓄。
    03. 间接税的计算和征收，无须考虑纳税人的各种复杂情况并采用比例税率，较为简便易行。
    间接税的存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商品流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的程度也较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不会由于价格的提高而对交易的竞争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相反，间接税税负易于转嫁的特点，还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相对较低，所得税税源不足，只能采用对商品课税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间接税（普遍、及时、可靠）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管理、税收管理水平较低，间接税简便易行的特点有利于税收的征收。
    目前，对税收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区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观点还有几种不同看法。
    01. 从管理角度上解释，认为直接对最终纳税人所征收的税就是直接税，而要通过第三者（如@批发商）征收的税则是间接税。按这种解释，所得税是对收入取得者征收的税，没有经过第三者，称为@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不是对消费者征收，而通过了第三者，这些都是@间接税。
    02. 以立法者的意图为标准。凡立法预定税收负担不会由纳税人直接承受，而可以顺利转嫁给别人，这些税就是间接税。凡立法者的意图是使某种税的纳税人即是税负实际负担者，不能转嫁给别人，为直接税。
    03. 以税源为划分标准。对收入征税的是直接税，对支出征税的是间接税。按这种分法，所得税为直接税，消费税为间接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