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湾基础教材@胡靖：毛泽东的@所有权革命》

铁鸟

    按照毛泽东《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农业生产条件领域的合作，才是历史上农民合作的主要矛盾。农业生产条件（如，山地，耕地，水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如果这种整体性、系统性被破坏，则，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将被大大削弱，甚至消失掉。这会直接外化为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低。
    处置或改造农业生产条件，首先必须保证生产条件的整体性、系统性。这种对生产力的要求，反映到产权关系上，就一定要求生产条件的产权必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如果产权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则，生产条件的整体性、系统性必然遭到破坏。
    私有产权，尽管可以通过合作延伸其制度的空间，但，这种空间非常有限。在很多必须的领域，受到产权壁垒的阻挠。这是在漫长的“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民的合作难以开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
    封建土地制度的产权，是分割的、分散的。生产条件，也必然是分割的、分散的。故，即使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生产条件进行完整的、系统的改造。这种困境状态，会直接外化为农民普遍的贫困。
    同时，因为土地的私有制与贫困，故，在农村，很难产生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力量。因此，在多数村庄，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低劣的土地生产率，往往并存。
    所以，以一般的合作原则来理解农民在生产条件领域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和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的。
    合作的产权定理：从历史看，农地私有的各个农户之间，由于巨大的谈判成本、博弈成本，基本不可能通过完全自由的协商谈判，达成较多成员的、较大规模的、较为稳定的合作，以完成度对“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这是数千年传统农业时期，农民贫困的根本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过程中，农地产权的范围，往往就是农民合作成功的范围。也就是说，农地成功的改造和土地生产率的提升，必然首先是建立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毛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而非在旧有的路径上徘徊。这是毛在20世纪出类拔萃的地方。
    当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的生产力背景下，也是一种哈耶克意义的@自发秩序，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并非完全被动、没有弹性。从辩证法的角度，这种制度，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
    制度与存在之间，是一种循环决定关系，而非矢量决定关系。因此，村庄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反过来，可以强化农地的细碎性，并将农民的贫困固化。但，同时，村庄土地关系的调整、改革、革命，也可以改变农地的细碎性，从而为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打破旧有的循环困境，带来机会。
    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山地，耕地，水资源）的分散的私有产权，背离了合作的产权定理所阐述的逻辑。即，在制度上，基本上阻塞了农民成功合作的所有道路。这是数千年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未能有明显进展，未能有较大突破的制度性原因。
    农户，一般只能对自己的私有产权范围内部的小块农地，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造，但，很难跨越产权的边界，形成合作力量。
    愚公，只能依靠血缘，来完成家庭成员的劳动组织。血缘，是降低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的，几乎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合作很难超越家庭。其实，在很多时候，家庭也可能瓦解。家庭成员，尤其是儿女，也会分离出去。
    村庄，尽管是一个有别于个体农户的区域概念。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家庭家族的最简单的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互助。即使是一个自然村的数百亩的范围内，农地的自然分散性，与产权分散性特征，也非常明显。
    在历史上，自然村内部，基本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较长时间的跨户的集体行动。这一点，与其他动物如蚂蚁等，没有太多的区别。我们至今所认识的，即使是最智慧的动物，也多是适应性的合作，而非改造性的合作。因此，严格意义的村庄，一般都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贫穷状态。
    现实中的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其公共性意义非常明显。它可以是公共的灾难，家家有份，如洪水。也可以是公共的福利，户户受益，如水利。其产权，往往并非一户或家庭独有。尤其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传统农区。但，村庄中的生产条件，要从公共灾难到公共福利，其改造，一般要覆盖数十户数百户数千户，甚至跨越，村界乡界县界。由此，形成了，产权的细碎性，与农业生产条件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
    如果各自产权分散、独立，要通过谈判、博弈，达成公共契约，以保证大区域的治山治水的合作完成，则，挨家挨户的谈判、协商、组织的交易成本，将会相当漫长和巨大。这足以在未完成以前，就耗竭发起者、组织者的全部热情、时间、精力。且，只要有部分农户，甚至一户，坚决不愿合作，成为钉子户，则，整个合作的公共契约将无法实现，则，所有合作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因此，在历史上，要实现分散农户在农业生产条件领域的较大规模的合作，基本不可能。且，这种产权壁垒，与成员的数量，呈现正比关系。合作成员越多，则，产权壁垒越大。合作成员越少，则，产权壁垒越小。小至一个家庭，产权壁垒就基本消失掉。这是因为，家庭的产权是共有的，而不是分裂的。
    产权壁垒，是合作成员的非线性增函数。因此，历史上比较成功的农民劳动合作，都只能是很小范围的合作。且，一般都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如，洪水，匪患，战争）下的家族、宗族或自然村以内的几户十几户的小范围的暂时性合作。人数、户数，越少，则，合作组织越稳定、合作成本越低，契约越容易达成。稍大一些的合作，则根本无法逾越这种产权壁垒。
    所以，农民的非合作性特征，一直延续到1953年前后的中国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之前。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在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家族组织比华北平原发达和强大。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两者也许可以视为同一生态系统里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显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松田吉郎：明代中叶到清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垦殖@沙田 而拓展@耕地 的情况，说明沙田的控制，是当地士绅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的物质基础。
    宗族是中国封建社会常见的一种农村松散型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水利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但，宗族作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完成的，而非完整意义的契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血缘关系，就没有宗族的经济意义。
    黄宗智@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共同的水利愿景下，宗族组织的作用，是对农户私有产权的一种改造和补充。也可以认为，宗族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一种弹性。但，宗族的作用，依然要服从于产权的逻辑。即，要组织公共活动，一定需要有相应的“集体”财产。没有这种“集体”的资产，宗族脆弱的血缘关系，就会随时断裂。集体行动就无法开展。
    毛泽东1930@寻乌调查：农地私有制度下的三种“公共地主”形式：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这三种“公共地主”其实都有各自的具体的公共目标。这种历史上的“公有制-公共目标”的现象和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它印证了公共目标与公共产权的矢量关系。
    宗族，还有一定的“集体”的权威。这种权威是村庄社会里的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一种信任。它的目的与作用，是可以大幅降低宗族内部的谈判、组织成本，从而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集体”的这种作用，常常通过“长老”的方式发挥出来。
    “长老”是村中处事比较“德高望重”的年长者。由Ta出面处理一些公共事务，可以减少谈判摩擦，节约谈判费用。这与集体化时期的李顺达陈永贵的作用类似。但“长老”并不能替代产权的作用。因此，宗族的作用显然不能高估。
    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宗族的“集体”的财产非常有限，故，它们的作用，基本上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们的作用，基本上，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救济、应急、组织。根本不可能主动出击，组织农民，完成较大规模的生产条件的改造，以战胜不断发生的饥荒。
    在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要想实现较大范围的农民合作，要想完成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成功的改造，就必须改变产权的分散、分割状态。超越宗族，扩大集体产权的范围。从根本上，变分散的私有产权，为适度集中的公有农地产权。
    依靠这条产权变革的路径，或“所有权”革命的路径，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产权壁垒，实现在生产条件领域的成功合作。进而让中国的农业、农民，彻底摆脱历史的困境。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深谙中国历史与农村的毛泽东，为什么在1940“新民主主义论”中，决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在战胜了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之后，毛泽东鼓励农民合作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
    1958年以后，又进一步建立了人民公社。
    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合作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家族和“公共地主”。且，人民公社将集体的公共产权锁定。成员或社员没有“退出自由”。从而将产权壁垒几乎降低为零。
    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希望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生产关系，即“所有权”的“革命”，中国农业无论如何走不出历史的陷阱。毛泽东的认识，显然延伸到了农地的“整体性”，延伸到了对“恶劣”的农业自然条件的改造。
    集体化实际上是合作化的锁定形式。即，农民（包括土地在内的）的主要生产资料，全部转变为集体公共所有，不能“退出”。
    这种集体化，在今天受到了比较广泛的抨击。它被视为人民公社“没有效率”的主要经济学原因。这种解释，提供了集体化“失败”的一种可能的逻辑，而非全部的逻辑。
    在毛泽东看来，集体化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体现和优势。土地的不能“退出”，恰恰保证了集体土地的完整性、稳定性。避免了成员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这就为集体系统规划、管理、改造农地，提供了最稳定的制度保证。这也确实是集体化的另外一种可能的逻辑。
    毛泽东对制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毛不是现代经济学语境下的制度经济学家，但，语境的不同，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语境背后的制度的逻辑表达。逻辑的表达，并非只有一种语境，而是可能有其他的语境。
    毛的集体经济思想，恰恰与制度经济学的精髓，有异曲同工之处。
    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公共品的稳定供给，常常是建立在公共产权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目标的需求特征，也会决定公共资源的产权特征。这种公共资源、公共品的整体性与产权的公有性的对称性的制度逻辑，具有普遍性意义。
    这个道理，在美国英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有大量的私有土地，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土地是公地。特别是涉及到生态、环境安全的国家林地及其他生态保护区。其整体性意义，决定了，不可能让渡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开发。
    集体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水利化和提高土地生产率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制度创新。其积极的意义，需要得到公正的评价。
    今天的很多的关于合作的论述，仍然建立在私有农地产权和罗虚代尔原则The Rochdale Princinple的基础上。
    罗虚代尔原则，更多地适用于消费领域的合作。这种消费合作，不具备农业生产条件那样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不会对农地等要素的产权提出整合的要求；即使有成员退出，也难以破坏合作的整体性；因此，在一些特定环境中，罗虚代尔原则可能有效。
    但，对于农业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罗虚代尔原则完全无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广泛的存在，未能有效催生农民合作，尤其是生产合作，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曹景清先生，对历史上的中国农民，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善分不善合。分的根本原因，正是产权壁垒无法逾越，而不是农民不想合作。
    曹景清@黄河边的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的、最强大的手段。这种新的结合方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将是中国农村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需要辅之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产权的变革，在中国及全世界，永远都是一个令人紧张的话题。它是一种“革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冲击。其带来的社会震荡，远远不是一个的学术问题那样轻松。历史上，涉及产权，要么是异常残酷的革命，要么是顽固的产权制度的坚守。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其实都有巨大的历史代价。革命，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不革命，意味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封建土地制度，受益者是少数既得利益者。但，包括农民在内的多数社会成员，和国家的前途，都已经并正在支付巨大的代价。这种格局，甚至危及到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
    毛泽东的“所有权”革命，是一种剧烈的历史的进步。一种常常必然要求以暴力、震荡的方式开展的历史的进步。
    毛泽东在认识到了制度变革的这种必然的历史逻辑性以后，在权衡了革命的代价与意义以后，革命就是一个超越学术的纯粹的不可回避的手段问题、工具问题。毛泽东，作为革命家，他不畏惧社会必然的代价，他必须保证他一生追求的“所有权”革命（即社会主义）能够继续下去。
    毛泽东1927@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195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革命（即，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是毛所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958年在完成了“所有权”革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尽管遭受到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但，中国农村终于首次在产权意义上实现了土地的“整体性”，并顺利取得了水利化等重大的农地改造成果；农业土地生产率实现了稳定的提高；历史上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直接为工业化（包括今天的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毛泽东的“所有权”革命，本身是与中国的现代化有紧密关联的，而非截然无关。
    但，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过程中，毛的集体化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他在1964年以后，竭力推崇“农业学大寨”的集体化过程中，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因为，种植业的生产过程，由于农业的“产业缺陷”原因，和农村干部的“干部禀赋”等等等原因，农业更适合分散的家庭经营方式，而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集中的集体经营。生产过程中的集中劳动方式，是导致“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的关键的经营制度性原因。
    但，人民公社解体的原因，在逻辑上，并不构成否定毛泽东“所有权”革命的证据。毛的集体化的制度“失败”是在生产过程中，而非在农业的全部。
    今天，名不副实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对毛的“所有权”革命极端否定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制度的极端。
    今天，农地的整体性，因为“承包权”的细碎，而被严重破坏掉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地区的农业生态，很多都处于危险或危机状态。
    今天，改革者一直在混淆所有权制度与经营权制度的根本性区别，把经营问题混同与产权问题。这些改革者，试图在“所有权”意义上，将中国的农地制度，倒退到“小农”的私有化状态，并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这是行不通的陈旧的制度。在未来，这必定会使得农地的整体性继续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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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ebb160102wi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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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守业，持权合变。@泸沽湖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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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玮的思量：大傻子们，偏要说这是一个食安产业的寒冬，那么，老子就整一个寒冬里的春暖花开。

铁鸟

扁平化的信任中心级联+一元化的技术中心建设+消费者的持股持权参与=@泸沽湖会盟

铁鸟

如果哈，泸沽湖会盟，成功后了，我觉得呢，
参与的33个消费者股东，其基本要求至少是：
相信科学主义，不盲目推崇有机。热心环保。
说真话，识大体。有团队意识，能担当委屈。
能坚持，心莫急。别忽悠慈善，要信奉商业。
不忽悠良心，不做好好先生，不做八面观音。

铁鸟

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
假如民心不死，无虑末之青萍。
假如科学不死，无虑螃蟹横行。
假如勇气不死，无虑永别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