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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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

    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
    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相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
    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
    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

    萨义德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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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
    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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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运动中，信息/新闻/流言会在集体的亢奋和激情领袖的演讲中得到迅速传播。

    法国的社会政治学家勒庞和塔德堪称研究群众运动/大众心理/信息传播的先驱。

    勒庞指出：
    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民众，还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也无论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参与者，在一场大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
    勒庞发现：
    在群众的集体运动中，人们惯用的语言是“我们、他们、同志们和敌人”等带有集体归属的词语，而较少使用“我、你”等单数词语。当个体融化到集体大众中的时候，个人的理性、权利和义务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集体的名义而为所欲为。
    在大众的群聚中，消息的真假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消息的来源也是无需考察的，理性思考是完全多余的，关键在于能否煽动和激发起一种集体情绪和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高峰情绪体验、或许是崇高理想的支配。在大众的集体狂怒和集体欣喜中，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活动都可能产生，因为，对别人生命财产的任意支配和剥夺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一场暴众运动中，却有可能因为人数的众多和匿名性而使得参与者缺乏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意识而无所顾忌。

    塔德是这样分析群众运动中的群众心理的：
    “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
    勒庞指出：
    在群众运动中，平均智力下降的“均质”现象。甚至是善于理性思考或是逻辑推理的个人，只要他在现场的大众运动中完全被现场的气氛所主导和牵引，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到平均的低智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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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共有的大众心理特征：
    当一个流言传播的时候，尽管其未经任何验证，它却可以树立“敌人”的观念，加强了一个均质群体的集体恐惧感和对敌人憎恨而带来的同仇敌忾。
    这时候，人群的暴力就不受任何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约束，只要树立起“异教徒”的可怕形象和妖魔想象，那么，任何针对这些人群的残酷暴力活动在一场大众运动中都可能得到超级的追捧和大众狂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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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庞指出：
    在大众运动中，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理性可能告诉我们这是谎言或是非真实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约的激情让我们彻底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
    “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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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心理在群体运动中的运行轨迹可能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流言而无意识地漫游，也可能是接受了暗示和催眠后被一双无形的手进行操纵，当然也可能是一些高智商的魅力型领袖对大众进行魔力催眠，将群众运动引向狂热的暴力或是疯狂的崇拜之中。这当中，领袖人物有意识地对大众心理进行的催眠和操纵更加接近现代媒体对民众心理控制的手段和机制。
    勒庞总结了那些在群众运动中的天才演说家必须具备的演说技巧：
    群体因为在大众的运动中期待着激情的宣泄以及对“敌人”和“我们”的清晰划分，因此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同时演说必须坚强有力，言之凿凿，并不断重复一些激烈但又是简单的词语。
    演说家切忌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演讲，一旦使用科学逻辑的语言和分析推理的方式，演讲者就可能被期待激情宣讲的听众轰下讲台。

    因此，在领袖和大众的群体互动中，信息可能是精心过滤和操纵的结果。
    希特勒的演说词在一个正常人独处阅读的时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堆疯人疯语，在一个科学家的眼里更是缺乏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是一堆劣质的煽动材料，但是，在激情的大众运动中，这样的演说反而能激起大众千百倍的能量去实现领袖可怕的权力欲望。
    在希特勒狂热的演讲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疯狂”，都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在于，通过对大众的谣言传播和心理暗示，辅之以领袖的心理催眠和魔力引导，人群已经成为无意识的暴众，可以任意去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现纳粹党的社会动员计划。
    没有人会去问“犹太人是否是无辜的”，没有人会去思考“我们的领袖是否是疯子”，没有人会去质疑“纳粹党的宣传是否是真实”？于是，大众的平均智力被有意识的暗示和催眠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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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媒体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后，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
    法国社会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受众：
    一是一级群体，指的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在一场大众运动中接收信息的受众，例如，在广场/看台/操场周围群聚的大众；
    二是次级群体，指的是现代媒体，比如收音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信息手段传播的受众。
    但是支配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内在逻辑，仍然与前现代化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心理手段的暗示和催眠依然广泛存在，只是受众数量发生了激增。

    塔德描述到：
    “通过每次变化，一个总体规律的轮廓显示出来了。这一规律表明，领袖人数与其追随者人数之间不断加大的差异。例如，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

    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人们可以不再去公共场所或是露天广场接受信息，可以在家里安静地阅读报刊杂志，也可以独自在家里收听广播和看电视，大众运动的激情减少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可能增加了。但是反过来讲，大众媒体的煽动和远距离操纵和催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如果大众媒体传播的是虚假信息或是经过严格过滤和精心暗示的信息，就有可能把千千万万分散在不同家庭的受众激发起来，成为无需聚集在一起的大众运动或是非理性激情。公众舆论可能是一种正面的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民意结构的反映，但也极有可能为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所操纵，形成远远超过前现代化社会大众运动集合的破坏力。
    现代传播媒介由于其广覆盖性，极有可能成为野心家动员大众、煽动仇恨和进行精巧心理控制的工具。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通过广播而完成了在全德国范围内的远距离催眠和心理控制，实现了前现代时期难以实现的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的人群动员，将德国推向了战争的灾难。

    塔德描述到：
    “单靠口才，只有几百或几千名听众可以接受催眠；靠手写的书本，接受催眠的人数远远超过几百或几千人；现在靠报纸，难以计数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被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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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维奇指出：
    现代的媒体编织出一道精密的网状结构，密不透风地对公众和民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媒体的巨大力量前，公众往往把接受到的信息不加思考地视为“真实”或是“理所当然”，而较少地去对媒体中的新闻真实程度和消息来源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可以完全操纵民众的情绪。

    莫斯科维奇认为：
    真正能够煽动公众情绪的是耸人听闻和震撼人心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可以成为媒体在市场中生存的捷径，然而，媒体操纵的精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真正唤醒公众并给它行动机会的方法是激起它的仇恨。向它展示一份美味佳肴---一个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对象---就等于让它自由地发泄它潜在的破坏力和侵略性，这些破坏力和侵略性似乎一触即发。这就意味着，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对手身上（不管对手是人还是思想）是指挥和领导它的最可靠的方法。因为时事评论员对此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总是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一情感。”

    因此，也就有了塔德的陈述：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辩解都不会像诽谤那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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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媒体学家Peter Hahne认为，西方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操纵往往分为几个步骤：
    一是制造恐惧气氛。比如先故意在媒体大造舆论，断言中国即将超过西方，中国产品将席卷全球，中国非民主的制度携带经济成功将威胁到西方制度的生存等等，有意识地创造出耸动的“敌人”观念，却有意忽视了中国崛起为西方带来的巨大机会和市场繁荣；
    二是扩散这种非理性的恐惧和敌视感觉。通过媒体群起的轰炸报道和对视觉、感觉、听觉和知觉的狂轰滥炸，在短时间内树立起信息屏蔽的长城，降低公众的判断力、分析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一个非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就可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野蛮国家；
    三是掩盖事实真相，或者只报导事情真相的一半或是百分之十，但是扭曲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四是运用概念占据荧屏和报刊。当“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失去了内在基本含义而形成概念重复和概念“通货膨胀”时，概念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够运用这样的概念妖魔化对方；
    五是制造同一种声音和“一言堂”。在信息大战中，西方媒体有意地维护一种声音而屏蔽不同的声音，让心理暗示的效果达到最强化，让人们的理智最小化和最弱化；
    六是头条效应。长时间将丑化报道配合耸人听闻的题目放在新闻和报刊头条，加强宣传效果；
    七是提供虚假信息。当真实的事件不足以达到渲染对方的“野蛮”和“残暴”的时候，制造大量虚假的新闻，蓄意欺骗受众，就成为可能的手段。在信息战中，关键是信息量的庞大和快捷，以及目的性和效果性，而真实性完全退居其次；
    八是掩盖真实意图。谈论的可能是“侵犯人权”和“关注人权”，真实意图则是颠覆别国，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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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媒体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元素和手段：

    （1）掌握定义权

    无论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战后发动的战争中，在冷战的高强度对峙中，还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经济体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定义权”是西方媒体胜出的重要原因。
    首先定义己方是“民主”和“自由”的，己方是尊重“人权”的，对方必定是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
    其次，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因此，侵犯这些普世原则就是违反世界和平；
    第三对方总是违反这些原则的，因此对方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己方打击对方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根据这样的三段推论，西方世界牢固树立了心理优势，因为，非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去的苏东阵营，大多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怎样努力奋进，在“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推出的价值观体系上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可以树立一种恒久的道德优越感，而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和掌握定义权的主动进行战争或是颠覆。
    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个国家饿殍遍地，但因为价值观体系不达标，因此伊拉克即使什么不做，也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而沙特尽管保留了君主制度，在价值观体系上更加不达标，但是定义权的掌握者却可以任意根据需要来决定打击谁和保护谁。而战争行为，明明本身是违反人权的，是反人性的，但是根据第一定义权优势，战争也可以被描述成为维护“人权”和“世界和平”。

    （2）语义的阐述权

    既然掌握了第一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语义和概念的阐释权。
    “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西方的语汇，因此，任何非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内核，完全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构建。
    任何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新民主道路和提出的新民主观在西方某些“民主”卫道士和“人权”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都是“修正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朝向西方定义的现代价值观方向发展，取得的进步无法否认，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偏离了部分西方的制度元素，因此，尽管中国百般表示要和平发展，依然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大的威胁。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思维其实非常僵化：“只要中国一天不完全像我们这样，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系统。”
    西方媒体运用的正是垄断的“阐释权”：我们，只有我们西方世界，才能阐释什么是“民主”，才能评判谁是“民主”，任何与我们的偏离都是威胁。
    荒谬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各国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民主模式，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也必须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发，才能真正建立坚固稳定的民主政体。

    张维为：
    民主是普世价值观，但是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如果妄想推倒故宫或是克里姆林宫，在其地基上建立中国和俄国的白宫，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不伦不类的建筑。这个道理很明白，但是世界上某些心态狭隘者或是别有用心者总是喜欢采取绝对主义来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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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信息的筛选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当代的重大事件，但凡涉及到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更是超级复杂。对复杂的事件，媒体如果不去梳理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去认真分析冲突的社会根源和各方的利益背景，只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截取、屏蔽、裁剪，最后进行信息的筛选，那么就是误导公众和误导民意。
    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媒体具有控制世界话语的权力和形塑世界公众民意的庞大资源。当西方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刻意的筛选以到达扩张西方整体利益目的之时，公众就可能被集体心理催眠，接受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或者说是接受高度扭曲、经过人为精加工的信息。
    更加不幸的是，几乎在全球所有重大事件中，从粮食危机、石油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苏丹达富尔，西方媒体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对信息进行刻意地雕琢和精心加工处理，受众最后接受到的信息与事实相距甚远。

    （4）虚假信息和欺骗

    除了信息筛选和屏蔽以外，提供虚假信息并进行欺骗宣传是部分西方媒体惯用的伎俩。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位名叫娜耶热赫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说伊拉克士兵将几百个婴儿从育婴箱中拿出来，将婴儿活活摔死，这样的证词立即激起了美国全国的民愤，成为战争的催化剂，这就是有名的“育婴箱” 事件。但战后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伪造的信息，作证的少女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早就与美国的游说公司达成协议。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最终也被证明是一条惊天谎言。
    虚假信息和欺骗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单一的个案，在战争中，双方提供虚假信息都是最经常运用的手段。然而，弱者，其提供的虚假信息只能用于动员国内民众，进行内部动员，远远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而文化符号的强势者---西方媒体，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假信息，误导世界公众，欺骗世界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以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对弱势敌方进行打击。
    不要以为欺骗宣传仅仅存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会接受到大量有意散布的虚假信息，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资本金融市场开放，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世界经济事件中，频频传出的虚假信息都是国际心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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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照片的运用

    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一张照片，当我们看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情绪，如果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场景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如果告诉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我们恐怕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绪。公众究竟看到哪一部分，究竟知道多少背景知识，决定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真相还是被媒体操纵。
    运用照片操纵舆论是现代心理催眠术的核心手段。

    （6）信息的非对称性

    由于新闻记者掌握大量不同侧面的信息，而普通公众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每条新闻进行严格核查，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考察信息的真实来源，公众越来越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获取的信息，这就提供给媒体操纵民意的巨大空间。
    新闻专职记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距为信息的非对称性。这样的信息非对称性在特定时代，比如在战争期间可能是致命的，它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民意结构来支持一场非法战争，通过媒体的介入来最大程度合法化本来是非法的侵略。许多西方国家公众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之下，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社会，因此从来没有意识到被蓄意心理暗示和欺骗的可能，这就形成了民主社会中的低度反省思考能力的怪象。

    （7）信息的时效性

    西方部分媒体本身的确也具有反思能力和反省精神。比如在北约进攻南联盟战争的两年之后，德国国家一台深刻反省了科索沃战争前许多媒体裁减和筛选镜头带来对整个事件的认知误差。不少非政府组织成员包括红十字协会的成员非常公正地指出当时南联盟并没有进行种族清洗，更没有万人坑事件，而且科索沃的叛军利用了西方媒体的支持，也肆无忌惮地实施了很多暴行，因此，公正地看待整个事件是双方都在进行报复式仇杀，而决非一方“正义”一方“邪恶”那么简单，类似这样的对战争的反思和再思考在战后总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上演。
    有人会说，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然而，这才正是最可悲的一点：战争时期，所有媒体进行同一种声音的媒体闪电战，因此已经完成了预想的效果，当战争结束后，根据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该题目很快被公众淡忘，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剂，也是淡化媒体操纵的最佳手段。当反思以不成比例的微弱声音在电视里播放的时候，或是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版面、或者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的地方进行战争反思报道时，无论如何，都时过境迁了，没有多少人会看到或是读到这条消息，即使偶然看到或是读到，真正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新闻和信息一旦过了时效期，之后的反思或是反省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比战争期间扭曲信息的超级放大，以及战后微弱的反思声音，除了刻意显示西方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以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战争期间的声音早就通过传媒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任何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是有由少部分科学工作者和探索真相者完成，对大众舆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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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霸权主义，是除了政治霸权、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外重要的支配关系体现形式。其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信息的垄断以及掌握信息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实现对世界的权力支配。
    信息霸权主义者刻意利用信息优势不费吹灰之力建立起虚构的“真实”，在全球范围内对公众进行疲劳轰炸式报道和深度心理暗示，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心理催眠来调动民意结构的支持，同时降低公众理性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通过霸权的信息优势剥夺弱者的反抗和申辩能力，将弱者固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野蛮者形象，同时为强者军事或文化入侵弱势国家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崛起，与此同时，西方媒介构筑的信息霸权主义将是西方世界构筑敌人形象、建立反华联盟的最重要力量。信息霸权主义不仅垄断对西方主流民意的塑造，而且直接阻碍着中国和西方民众的交流和理性沟通。
    信息霸权主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非西方的竞争者失去在国际社会理性讨论和理性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并最大限度服务于西方榨取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利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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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在其《大经济周期》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现象，也就是经济的景气繁荣和衰退危机呈现出一种长程交替的特征，这样的循环是以五十到六十年为一个周期，这样呈现出来的“繁荣-衰退-繁荣-衰退”的交替现象被称为康德拉捷夫长波。
    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华伦斯坦吸收了康德拉捷夫的长波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和半边缘的地区会在一个历史的长程范围中逐渐通过产业和制造业的崛起而逐渐取代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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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世界上44个战胜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城布雷顿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国际财经秩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要点是世界各国货币紧盯美元，而美元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承担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在这段时期，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金援受到战争重创的西欧，以便巩固所谓自由世界面对苏联和东欧集团时的威胁。在美国的全力援助下，西欧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开始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霸权实力，美国一国的国民产值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它西欧国家则或多或少欠有美国的债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也占有绝对优势，通过贸易出口，各个西方国家充斥着“Made in USA”的产品。

    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财政金融体系有意识地鼓励西德和日本的发展，因此规定了马克/日元/英镑和法郎等主要西方国际货币可以对美元实现贬值，进而直接刺激了这些经济体制造业的飞速成长和制造业的竞争力。
    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西德和日本的工业体系全面衔接到巨大的战争机器之上，从而将这两个国家推向了战后的崛起之路。西德和日本在美国有意识地引导下迅速实现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巨大的提升，德日两国对美贸易开始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