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

铁鸟

刘涛，社会学学者。

1997年，毕业于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德语专业，

2005年，在德国

比勒菲尔德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

2006年，获德国

比勒菲尔德大学世界社会研究学院的奖学金，为该学院博士生和研究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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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眼下的中国而言，攘外必先安内，内政问题远大于国际关系问题。在我的哲学中，一直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因为，政治家从来不按照学术的方式进行交流。
   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然，对于常年寓居海外的学者，其对中国国情能了解多少？而且，真正调查了，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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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原因，我大概总结我的观点：
    1. 工业革命以来，唯一对西方文明提出过直接军事/经济挑战的，是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其虽然失败了，但，留给西方的心理影响，却不可忽视；
    2. 中国和印度/巴西相比，表现出更高的社会组织程度和民族融合程度；
    3. 中国现有的国际事物态度，虽符合当前的国际行为准则，但，与传统的西方行事方式却大相径庭大相径然。例如，在对拥有丰富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上；
    4. 由于中国的现有体制，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世界来说，经常是已经推出了，世界才知道---留给外部世界的反映时间极少。这点，与西方极为不同。虽然这也带来了很多弊端，诸如新闻自由等问题。但也有它的好处。所谓事成于密，败于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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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

和

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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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qiang.org/blog/category/china-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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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
    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的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
    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
    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
    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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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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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
    他写到：“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
    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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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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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
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
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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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
    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它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
    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不仅不再施加直接的暴力，反而是言辞中文明有加，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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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
    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

    注意！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结束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
    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理念”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
    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意愿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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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裁者”；
    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
    美国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裁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独裁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
    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
    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被称为 “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发展机会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
    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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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
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
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
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
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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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