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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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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3 02:0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基辛格: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and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对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都不抱幻想---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
    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周恩来是我们每次会谈的主要对话人。在1973年11月那次访问中,我们注意到他比往常略显犹豫。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此时“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攻击正猛。我们从媒体中得知中国正在“批孔”,但并不认为这与外交政策或中国领导人有关。
    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周恩来依然表现得镇定自若,只有一次他显得有失从容。
    在1973年11月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泛泛地谈到我的观察,我说,我觉得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为有一个单一and普世and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and社会运转。我说,共产主义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的内容。
    我记不清当时为什么会说这番话,这话虽然正确and却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毛泽东声称儒家阻挠了他政策的执行。
    周恩来忍不住发火了,我见到他动火也就是这一次。
    他说,儒家思想是阶级压迫学说,而共产主义则是解放哲学。而且他一反常态地抓着这个话题不放,无疑这也是说给当时的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听的,为的是以正视听。唐闻生与江青走得比较近,而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经常在周恩来的团队中出现。
    其后不久,我们就听说周恩来罹患了癌症,将不再每日亲临政务。之后我只见过周恩来一面,那是1974年12月,我带着几位家人一起到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在他们所说的医院,而在我看来更像国家级宾馆的地方,周恩来托词医生嘱咐他不得劳累避而不谈任何政治或外交话题。会见时间只有二十几分钟。这是一场刻意的安排,象征中美对话与周恩来的关系结束。
    基辛格:虽然邓小平坚持以权威方式执政,但他还是放弃了个人崇拜。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and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and单刀直入的作风,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的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对小小不言的磨擦不该介意。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日本,以他高调and直率and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1979年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这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
    1979年2月17日,中国从广西云南两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中国声称的战争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
    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我访问北京时向我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邓小平: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误解。尽管在执行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国这场战争还是反映了其严肃的长期战略分析,此外还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密的合作。
 楼主| 发表于 2013-4-13 02:38:14 | 显示全部楼层
    傅高义:邓小平,他算不上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充其量他就是一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总经理……
    冯克利: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
    傅高义:
    我想他有一个缺点:他想太快去做事。打仗时,有领导人想更了解情况后再下决定,他说:你要想得这么详细,时机就晚了。很多事情还不知道,但是要马上去做。这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人问他,你是一个土八路吗?他说,那我就是土八路。土八路是什么意思?不要争论,很简单地去做事,解决很多问题。他是个解决实事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彭淑*孙璐*王悠《傅高义:邓小平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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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3 02:47:25 | 显示全部楼层

潘启雯《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只想把到手的牌打好》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与他相比?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誉教授and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对这位前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如此评价。
    早在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退休后在韩国度假时,遇到了以《两韩:当代史》闻名的《华盛顿邮报》亚洲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这位老友对傅高义说:你应该写写邓小平。
    傅高义也认为当时是研究邓小平的最佳时间。因为很多年谱材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很多回忆录已出版。此外,他还有后来的历史学家无法利用的机会:他能跟邓小平家人and同事and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交谈。不过《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and展开and挑战and终曲。这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其实,有着“中国先生”称号and在成为美国最有名望的“中国通”之前,傅高义首先是个“广东通”。他曾写过两本关于广东的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前者写1949年至1968年这20年间,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省份的建立和当地人对制度的适应;后者分析1978年至1988年间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转变。两本书写了新中国两种不同的政治格局。在前一种格局下,广东“落后”挨批,后一种格局下,它先行一步。
    虽然有关于中国的两本书垫底,但傅高义写邓小平并非易事。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邓小平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记忆力。“文革”期间批邓的人想搜集他“犯错”的文字记录,结果一无所获。邓小平的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讲稿,这是研究邓小平的学者都会遇到的挑战。然而,作为“中国通”,傅高义对邓小平的把握既能入乎其中,又能站在中立的学术立场上而出乎其外,让人们能全面把握邓小平及其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傅高义以为,邓小平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改革:官员们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and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诚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
    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是,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亲自率先搞改革。
    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启动价格双轨制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转向的提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据傅高义的分析,也是最先由谷牧等人在系统调研了国外各种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只是起了“特区”的名字。再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万里首先在安徽搞起来的。
    傅高义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提出新思想,而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把握政治路线大方向。这反映了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
    傅高义一再强调,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邓小平在改革政策上不亲自出击,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体现了他坚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傅高义看来,“不断学习”是邓小平成功的一大法宝。
    邓小平1974年在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曾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
    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甚至在他已执掌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向他人学习,比如同邓小平交往密切的船王包玉刚。邓小平欣赏包玉刚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成就,也看重包玉刚身上他所缺乏的一点,即同很多世界级领导者的交友和对他们的认知。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曾访问了包括新加坡美国日本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记述过邓小平同他的交谈。李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刺激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愿望,因为新加坡同样是个华人社区,但当时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美国,直觉让邓提出,要到华尔街去看一看。他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在访问美国和日本时,他拜访了小福特and松下幸之助等当时最知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甚至当面反驳了他:当邓小平提出,希望包括松下在内的日本公司能通过输出专利和技术来帮助中国时,松下幸之助很不客气地说,这些专利和技术都是私营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不能输出到中国去。
    作为对比,可以看看普京的例子。在有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主动向普京示好,询问包括戴尔在内的科技公司可以如何帮助俄罗斯提升科技水平时,感到自尊心受挫的普京回答说:俄罗斯不需要这些帮助,俄罗斯的数学水平要好于美国。
    傅高义还发现,“无意与人斗争”是邓小平的另一个性格特点。邓小平最反对的事就是党内派系林立。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就是“派性”。但持有不同观点确属人之常情。即使对邓小平而言,也不可能不受到不同意见的掣肘。这时邓小平并不一定要与人分出胜负或者对错,他只要自己想要的结果。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就像他经常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
    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傅高义如此评价邓小平行事和为人,可谓生动又形象。
    比如,邓小平批准了个体户的存在。个体户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无法解决的增加就业问题。但《资本论》说,资本家雇佣工人数量达到8个人就算剥削。这被解释成只要雇佣7个人和7个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邓小平陈云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不断出现和扩大的私人企业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当私人企业不断扩大,指责其为剥削的声音出现时,邓小平并无意同人争论资本主义and私营企业and社会主义的路线。他只是举了傻子瓜子的例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傅高义赞扬邓小平的这个举动:他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同样的例子是,邓小平不会同他的辩论对手们争辩说意识形态不重要,他只是谈论“黑猫白猫”。and当邓小平在退休后感到“改革开放”的乏力时,他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或是辩论,而是选择“南巡”,and以实际行动从微小之处破冰。
    提到毛泽东and邓小平,傅高义多次使用两个比喻,一是“钢铁公司”,一是“绵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很到位。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人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锋芒外露的人---他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这也是从其他书本里绝对学不到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and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相较于国内学术界喜欢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傅高义更愿意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理”。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并不是先由邓小平设计好蓝图,然后再让大家按部就班地贯彻落实,而是先让下面试验性地推行改革,取得经验后再做决策,向全国推广。
    除此之外,傅高义还像很多人一样,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
    《邓小平时代》给人留下一个难得的思考视角就是:针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改革,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为社会做一点实事。他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动力,而是行动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动力。
    很多西方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
    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傅高义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依稀可见。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
    不过,傅高义没有表示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人能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
    在《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傅高义简单罗列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这是全书写得最草率的部分。作者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推进改革,人民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使之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在当下看来,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比如“两极分化”。
    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如果能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干更多实事。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缩小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
    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用十年时间研究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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