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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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改革必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日益落后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现代化的跃进，而整体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于是“权力资本的贵族化、精英化”和“利益集团的凝固化”成为了未来发展路上的重要障碍。

    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最终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治干预下扭曲市场规律的官办经济；
    依附于政治的教育，是权力干预下的教育，是自身规律和逻辑被中断的政治教育；
    依附于政治的科学，是权力垄断下的科学，科学一旦失去按照自我规律形塑发展的可能性，就只能成为一个依附者，而不能为社会能动地提供现代科学知识；
    依附于政治的司法，只能是权力干扰下的司法，于是法律系统失去了自我形塑的可能性，进而不仅不能为人民提供法治下的稳定预期，反而成为权力的代言人，使社会失去了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依附于政治的艺术，只能是政治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艺术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需要一个自我运行和自我参照的封闭循环系统，任何政治权力干涉艺术的发展，都是对艺术自我形塑逻辑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很难具有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和世界级的艺术大师；
    依附于政治的体育，不是真正按照体育规律自我运行的体育，当外在的因素而不是体育内部的逻辑决定体育规则时，体育长远的发展就堪忧了---当前对于中国足球内部选拔机制的探讨，显示了中国体育距离一个自我形塑的自治社会系统依然相距甚远。

    在《中国崛起策II》中，笔者将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关于功能分化社会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和宏观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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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科技革命

文艺复兴~~~资本主义

商业精神~~~民主政治~~~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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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产生文字历史之前，以及在封建制度和帝国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历史阶段被卢曼称为区隔分化的社会（segmentäre Gesellschaft）。
    从字面上理解，segmentär指的是分节，也就是简单的区分和划分的意思。比如，早期的社会形态中，有家庭的分工、部落的分工、简单的生产分工，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分化，人类协同抵御自然灾害、猛兽侵袭和其他社会部落的进攻，通过家庭、部族和部落的生活，社会分工产生，生产力有所提高。
    人类的交际行为主要表现为面对面的社会交际。
    在这个阶段，文字尚未产生，因此口头语言的表达和交际非常重要。通过口头语言，一个数百人的家族和部落社会可以做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阶层和阶级的划分，虽然在部落中人与人有分工的不同，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了长幼次序，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的阶层压迫和阶层归属尚在形成中，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一种原始意义的平等，主要的归属感是家族的归属感和对部落的认同，在人与家族之间形成一种原始的保护关系，个体成员必须对集体尽一定的义务（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社会分工），同时部族和家庭成为个人的庇护所。在低生产力和高自然风险的社会环境中，部落的保护是每一个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卢曼称这样的社会为“区隔分化的社会”，以区别于后来的“阶层分化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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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曼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展出对于自身的自我纪录和自我描述。在区隔分化这个前文字的社会中，由于文字尚未产生，因此，通过文字来纪录社会和本身的传承遂成为不可能。于是，区隔分化社会中的仪式、舞蹈、礼仪和原始宗教，成为一个部落自我纪录和描述自我的重要手段。
    年轻的一代在听了长辈的故事后，并在参与部落的仪式和群舞时，接受了古老的信息，并保留了古代部落的传承，同时强力塑造了一个部族内部的认同感。因此，在没有文字纪录的情况下，区隔分化的社会中出现了原始壁画和原始雕刻，这是一种符号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记忆，同时，各个部族发展出大量的部落神话和传说。
    古代的神话具有储存一个部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总之，区隔分化的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当此际，人类的许多发展都处在创始阶段。

    从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角度来看，古代的区隔分化社会是一个“功能高度集中”的社会-----家族和部落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家庭与经济功能是不分的，家族是经济生活中心和工作作坊，家族和部落代行宗教功能，家族内部是宗教祭祀中心，部落的神护佑着部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部落内部的法律和政治。因此，家族、宗教、经济和律法裁决的功能是不分开、甚至是融合于一体的-----个人对于部落神和酋长的冒犯就可能被家族本身判以极刑，家族本身决定了该如何进行经济生产、产品分工和产品分配，家族决定着婚配和养育后代，家族是生产大本营、宗教祭祀所、婚姻介绍所、托儿所，家族是司法裁判处、福利分配局、医院和文化生活中心，总之，家族包揽了一切我们在现代化社会看来应该是分开的功能，成为一个功能高度垄断集中的社会，任何脱离家族和背叛家族的行为在区隔分化社会中都是危险的，可能会对个体造成灭顶之灾。

    在区隔分化的社会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阶层分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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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区隔分化社会之部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于是，某些部落成员逐渐累积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财富而变得更加富有，而某些部落成员却逐渐变得贫困-----贫富的二元分化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开始产生，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和阶层关系应时而生。在区隔分化的社会里从来不曾有的二元划分（如主仆、上下级、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等等等）开始在新的阶层分化的社会（die Stratifikation-Gesellschaft）里流行起来。
    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强强联合，部落的数量开始减少，于是，更大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随着文字的产生与完善，随着社会生产财富高度向高阶层倾斜，人类进入了古代文明的时代。

    卢曼认为，人类进入阶层分化社会是人类演进的必然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进化。
    不经过阶层分化社会，人类不可能过渡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由于高阶层的人在阶层分化社会中始终占少数，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此社会得以根据新的形式分工。
    高阶层的统治者，由于脱离了直接的、繁重的物质生产，可以进行文字、文化和艺术的创造，于是，人类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繁荣。

    卢曼看来，阶层分化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类社会得以由简单社会向日趋复杂的社会演进，并且，由小型社会（部落、家族）向大型人类社会（王国、公国）和超大型社会（帝国）演变。
    以前家族几百人集体开会表决部落事务的原始民主，在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里变得不可能，以前部落内部的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在一个超级庞大的社会中日益变得不足。
    一个王国和帝国的治理，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需要的是文书形式的命令传达，需要的是新型的纪录历史的方式，需要高阶层的统治者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可以建立水坝抗御洪灾和修筑军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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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封建时期可以直接观察到两个阶层。作为社会的顶端阶层，世袭的封建贵族垄断着社会所有的资源，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绝对的特权阶层。
    阶层分化社会，可以用金字塔模型标示出来。越往金字塔底端位移，人口数量越庞大，越往金字塔上端移动，人口数量越少。上阶层是统治阶层，下阶层则是被统治阶层。

    与区隔分化的人类童年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金字塔结构不再以特定的地点为标志，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几乎扩展到人类所有地区；
    二是每个阶层是由人群组成，而每个群体和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固定的。
    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贵族又是农民，人们被规划到一个个阶层里面。每个阶层内部，如同一个社会子系统，具有自己的角色、语言、逻辑、生活方式、运作模式，享受截然不同的权利。
    统治的贵族阶层，用对本集团自我描述的方式来代表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看到的艺术、文化、音乐、文学等大多是社会上层的创作作品。平民的作品，一般只能以集体的形式和无名氏的形式表达出来。
    社会的划分，呈现出根据阶层分化而来的二元趋势-----有权/无权、上/下、统治/被统治、有文化/无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阶层社会在一切领域的编码形式。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文明中的阶层分化是很复杂的。
    如，俄国农奴制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在秦汉一统之后，中国事实上过渡到一个以儒家官僚集团（士）为首的阶层分化社会，“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社会制度的自我描述，另外，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通俗的九等划分法。
    如，古印度是种姓制度的四分法。
    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分为三大阶层---教士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
    但，究其实质，无论是三分法，四分法，抑或九分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一个统治阶层和一个被统治阶层；在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中，权利和义务完全是不对等的。
    尽管俄罗斯农民的地位高于农奴，印度的吠舍高于第四个阶层的首陀罗和更低阶层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被统治阶层处于无权的同一阶层定位这一事实。下阶层必须对上阶层履行无限的义务（赋税、徭役、兵役等等等），同时，在身份地位上是低于上阶层的。尽管在统治阶层内部有不同的层级区分，且不同的官僚等级享受的特权并不相同，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事实。
    因此，用两个主体阶层来表示阶层分化社会是准确的，无论是在欧洲分层的封建社会里，还是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国之中，或是在南亚的种姓序列里，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王国里，我们都能观察到社会阶层的二分序列。每个序列享有完全不同的阶层系统编码、阶层权力、阶层语言、阶层生活方式等等等。当然，在不同的阶层分化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在分封世袭制的社会里，社会由下向上的流动性很低，但在一些帝国里却创造了相当的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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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阶层分化创造出人类古代文明之鼎盛的历史时期以后，自身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和动荡之中。
    与上古的“区隔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划分出了许多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宗教、司法、教育、科学等等等，家族不再是垄断社会一切领域的中心，人类社会向更加分化的大型复杂社会发展。但是，与“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相比，阶层分化社会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家庭不再垄断一切领域的生产，但是，宗教和政治权力形成了垄断（在欧洲和阿拉伯帝国，表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和政治不分，同时垄断一切社会系统；在中国，表现为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政治系统可以干预社会一切其它功能领域）。统治阶层，要么是宗教精英，要么是政治精英，在中国则是儒家官僚精英。他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了在人类一切领域（如经济、法律、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等等）的特权；被统治阶层的民众，被排除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系统之外。
    由于金字塔结构的阶层社会具有超级稳定性，因此，这样的结构极易凝固成为一个稳固的、保守的、囊括一切权力和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封建王国和帝制皇朝的初期，统治阶层尚知天下来之不易，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尚知体恤民力，勤政爱民，但是，随着二代/三代/四代的传承，阶层分化顶端的精英集团逐渐远离了乱世的记忆，而阶层分化社会中唾手可得的利益（权钱结合，权贵享有特殊司法待遇，对利益的高度垄断性等等等）无时无刻地吸引着远离理想以及历史记忆的阶层顶端的官僚集团和宗教精英。
    加上精英集团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的干预，于是，腐败和横征暴敛成为任何阶层分化社会的弊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集中导致绝对的败坏。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新时代的工商业经济系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科学系统、培养社会专才的教育系统、稳定社会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可能自我形塑，都没有可能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系统，因此，社会财富虽然可以有算术级别的增加，但是，社会制度很难有根本意义的质的进步。
    加上在封建王朝末期，一旦新的军阀或是农民领袖取得权力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还是一个新的金字塔的阶层分化的社会-----经过血腥残酷的洗牌以后，金字塔的阶层序列重新建立，新的阶层分化重新形成，并逐渐进入稳固阶段。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又开始了过去的循环：兴盛-凝固-特权腐败-横征暴敛-衰落-农民起义或军阀混战-新王朝建立-新的金字塔阶层分化。如是，历史如同圆圈一般，永远处在循环中：一个“阶层分化”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的“阶层分化”；一个新的“阶层分化”崩溃了，又杀出一个新新的“阶层分化”，文明的积累在暴力中彻底被洗劫。

    为什么会出现阶层分化社会的超级凝固和超级不稳定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阶层分化社会中统治阶层的特权腐败和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在耗尽社会成本和资源以后面临崩溃。
    当新的权力取代旧的权力后，如果不积极探索制度的根本变革，拒不愿意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演进时，则无论任何人类社会制度/任何国家，或迟或早地，都会面临“阶层分化”中权力腐败导致国家跌入“螺旋性下循环”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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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教训！
    当一种思潮从人类进步意义上来要求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时，当苏维埃要求解散资产阶级政府并建立一个保护广大工农利益的理想主义政府时，最后失败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本身，失败的恰恰是人类权力的永恒定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
   
    “不受约束的权力”（无论其宣称是为了什么样崇高的目标，如“解放全人类”）之最终结果必然是回到人类社会的老路上来：从摧毁一个阶层分化社会开始（沙皇或是资产阶级政权），到建立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结束。

    由于政治宣传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和新兴的“红色贵族”并没有等量齐观的权利，于是，表面意义上消灭阶级社会，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阶层分化社会”和“苏维埃新式贵族社会”。于是，最终，要求消灭阶级并实现全人类大同的革命，因为人类共有的“权力规律”和“阶层分化的规律”而有意无意地促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分化社会。

    苏联的历史教训深刻昭示：
    如果不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如果不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那么，即使是一个具有美好初始理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必然会成为阶层分化社会中的特权阶层，那么，社会依然会在阶层分化社会的金字塔中不断循环，而社会进步的动力却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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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层分化社会，涵盖了封建社会和人类一切古代文明。在阶层分化社会之后，西欧的部分国家，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内，逐步演变成为更加复杂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

    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规则社会”和“制度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的“权力主宰一切”逐渐演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平等地遵守制度和规则”。

    在一个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不再是专断的政治权力决定和裁决一切，而是政治权力归于政治系统之内，按照政治的二元编码（有权/无权，执政/在野）追求和形塑着政治权力；经济也归于经济系统之内，按照经济的二元编码（有钱/无钱，买/卖）和经济规律进行着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形塑；司法也归于司法系统之内，并按照司法制度的二元编码（合法/违法，守法/犯法）进行着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转和自我参照；教育系统也真正归位于教育本身，教育内部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教材的运用，教育也完全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成绩合格/不合格）来进行自我形塑；科学系统也归位于科学的本身，并按照自身的二元编码（真理/谬误，真 /假）以及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着科学系统的自我形塑；宗教系统也归位于宗教的本位---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宗教干预政治和经济不再被允许，宗教的作用只能是按照本身的二元编码（验内/验外）进行着自我形塑和封闭循环；艺术不再受政治和商业化的干扰，而是按照自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来验证自己的二元编码（美/丑），形成自我形塑的独立功能系统。同理，其他社会系统（如体育、医学和大众传媒等等等）都逐渐形成了自我参照、自我解释、自我认知、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独立的功能分化系统（funktional ausdifferenziertes Teilsystem der Gesellschaft）。

    在现代化社会的运作里，是什么在决定着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和宗教？
    是政治自身在决定政治，是经济自身在决定经济，是法律自身在阐释法律，是科学自身在运用科学手段研究科学，是教育自身在用教育的视角在促进教育，是艺术自身在用艺术的眼光观察艺术世界，是体育自身在用体育的规则决定着体育，是宗教本身在探讨宗教。

    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各个功能系统，既高度封闭，自我循环，自我解释，自我形塑，自我参照，又高度开放，高度关联。
    正因为系统在操作上是严格封闭的，故绝不能允许其他系统的操作原则和二元编码干涉本系统的操作，同时，在结构上却是紧密相连的，各个社会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间的服务和绩效的关系（Leistung）。
    如，离开了经济系统的货币，其他系统都无法生存，这是现代系统高度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的一面（指不同系统在操作封闭前提下的信息上高度的开放和联系），但是，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现代化社会里，用货币去购买教育系统的文凭；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真正功能分化的社会里，用货币去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用金钱去决定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永远不要指望用金钱去决定科学研究项目的走向，永远不要心存幻想用金钱去购买权力和官位。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每个系统都离不开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是为完成每个系统内部自身的功能而使用，而绝不会使得货币干预每个系统的封闭操作。同理，在现代化社会里，政治对其他系统的调控增加了，政府会制定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文化艺术政策、体育政策来调控其他系统，实现政治系统为其他系统的服务和绩效。注意！这里是调控！是政策服务！不是干预！更不是政治系统破坏其他系统的编码！
    政治调控经济，但是政治不能直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能直接经商或是直接破坏经济系统的编码和操作；政治调控和支持教育，但是政治在现代化社会里不再决定课本的内容，更不再用权力去决定考试的结果；同理，政治制定科学政策，但是权力不再干预科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方法只能由科学系统内部形塑而成；政治系统也会立法，并运用权力任命法官，这是政治和法律的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但是法官一经授职，就必须在司法系统内部按照法律的逻辑、法律典籍、法学知识和法学逻辑来决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合宪，什么是违宪-----在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社会里，权力不能干扰司法，权力不可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违反了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司法归司法、教育归教育、科学归科学、艺术归艺术、宗教归宗教、体育归体育, 但是基本价值理念却是对规则和规范的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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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和“阶层分化社会”以及“区隔分化社会”的不同：

    首先，系统内部的构成，有本质的区别。
    区隔分化社会里，构成圆圈（部落）的是人，表示的是空间地理概念；阶层分化社会里，每一阶层也是由人组成，每个人只能归位于一个阶级（要么贵族，要么农民，要么教士，要么平民）；现代化社会里，每一个圆圈代表的功能系统，不是由人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的沟通交往组成的，一个人可以活动在不同的系统中。
    他可以在商店里购物、银行里存钱（经济系统），也可以在学校里上课和接受培训（教育系统），也可以进行学术报告和论文发表（科学系统），也可以进行投票选举自己合意的政治家或是自己报名参加选举（政治系统），在他与其他人产生司法纠纷时，也可以走上法庭申述（司法系统），但是，基本条件是：在每一个系统，他只能使用该系统的编码和操作规则，决不能使用潜规则运用自己的权力（政治系统的媒介）和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的媒介）去干预其他系统的运行。因此，确切地说，代表每个功能分化系统的圆圈，不是由任何个人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按照一定规则（系统编码）和规律进行的沟通所构成的；系统编码和系统规律，决定了系统的封闭操作的界限。
    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社会中，重点是“人和人治”，而功能分化社会的核心是“制度、规则和法治”。

    第二点不同的是，阶层分化的社会里，强调的是高/低，统治/被统治，不同的阶层权力是不对等的，而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宣称自己高于其他系统。
    在现代社会里，每个系统都是自我形塑、自我参照的系统。对于每个系统内部的自我观察来说，自身的系统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没有一个功能系统可以干预其他系统的封闭操作和内部编码，因此，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系统是平等的。

    第三，功能分化社会与阶层分化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变化，是实现了社会群体的权利平等，即，在现代化社会里，不存在阶层差异和阶序差异。
    现代社会与古代帝国和封建社会的基本差别是：实现了入口的平等，也就是说，每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每个社会系统的沟通。

    总之，从阶层分化的特权社会过渡到功能分化的平权社会，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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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从纵向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社会过渡到横向的现代系统功能分化的社会，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市场经济，才能通过独立形塑的教育系统真正调动国人的才智，才能通过按照科学规律运作的科学系统来建立一流的科研机构，才能通过良好运作的独立的司法系统为国家奠定稳定之基，才能通过艺术系统的自我形塑，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发挥好政治系统的功能，解决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切转轨国家和还没有实现功能分化的国家都会面临两种基本抉择：一是停留在阶层分化的阶段，甚至倒退到阶层分化的社会；二是以渐进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到功能分化的社会。

    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阶层分化的危险的，因此，那场十年浩劫并非源自毛一个草率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为了防止形成历史上的阶层分化结构而发动的内部自我修正，但其结果是惨痛的。
    幻想通过内部革命和夺权来修正内部阶层分化的金字塔结构，最终带来的却是人类正常机构和运作的完全破坏，制度建设更是被摧毁殆尽，而且，毁灭了一个阶层分化，必然会诞生新的阶层分化，新的利益集团必然重组而形成。
    毛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

    非谋求现代化的制度建设，而借助内部斗争和再革命的方式来遏止阶层分化结构的形成，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改革的路径只能是进行制度改革，而决不能通过内部政治运动的自我修正。
    只有通过功能分化的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教育自治，科学自治，艺术自由，宗教自由等等等），我们才能告别阶层分化的历史循环，进入现代平权社会。

铁鸟

这个世界上没有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切所谓的规律，不过是杜撰而已。
一切都是人本身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
很大程度上是随机和偶然性的体现。
商场亦然。所以，
一个人，要极大程度地具有想象力、侵略性，这是成功的基本。

铁鸟

卢曼之论，亦为公司之道！

铁鸟

    我们常常指称秦汉之后到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而指称春秋鲁国实施初税亩之前的历史时期为奴隶社会，这是当时历史学为了符合政治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历史阶段硬性划分出来的中国历史演变阶段，不仅被受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广为置疑，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也存在着很多争议。
    在历史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辖制之后，历史科学逐渐还原到了本来的面目。
    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新派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秦灭六国之前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划分为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
    在这个时期，周天子是领主，是领有天下的王室，而各个诸侯国则是封臣，中国境内拥有数百个甚至是更多的分封的诸侯国，各诸侯必须向天子尽一定的朝贡义务，但是，在诸侯国境内，诸侯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可以铸币、征税、拥军、建筑工程等，诸侯国国君可以继续分封贵族。
    春秋末期，许多大的诸侯国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国内贵族架空，进而产生了三家分晋之类的事儿。至战国时代，各大战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魏国进行了李悝变法，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而春秋时期的强盛一时的楚国和齐国却因为错失了历史机缘没有进行历史性的富国强军的变法，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从而逐渐不敌新兴的强秦。
    对比战国时代的几次重大变法，能观测到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分封贵族的政治制度和庄园经济逐渐到了末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应走到了尽头，各个诸侯国不断进行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应付战国时代越来越剧烈的的竞争，谁在历史转变中占据历史先机，谁就有可能据有天下，一统中原。
    秦国运用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从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后世的学者称中国为“外儒内法”。
    秦国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富国强兵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终结。秦灭六国后，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开始采用郡县制度，并且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天下 ”。但是，苛酷暴虐的统治导致了秦朝的终结，及至秦亡汉兴，高祖刘邦又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开始分封异姓王，后来剪除了异姓王，改封同姓王，至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分封同姓王的弊端完全显现，以至景帝时期终于爆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才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历史，并吸取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构建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至此，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虽然，后世也爆发过八王之乱之类的事儿，明朝也有分封皇室家族成员的传统，但此类分封完全有异于封建时代诸侯国的分封，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应当终于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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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阶层分化社会中高于 “封建”制度的中央帝国阶段。
    从政治体制上来看，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应该同属于中央集权的帝国。
    马克斯·韦伯将古代政治制度划分为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家父长制（或是家产制国家）、封建制度。家产制国家和封建制度同属于阶层分化社会的两种不同形态，而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则已经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韦伯用家父长制和家产制国家来描述古代的中华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等阶层分化中的帝国社会；用封建制来描述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日本的幕府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
    家父长制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在官员的上下级的支配关系中，权力和威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格化的、家族式的和父权式的威望。政治制度宛如放大了的一个家族，政治合法性同样来自于类似家族中父亲和族长那样基于传统而来的、神圣化的、具有某种超验魅力的权威，而有别于现代理性官僚制度中那种来自于规则和制度的、非人格化的权威和合法性。
    韦伯设想，在家父产制中一个下级官员脑海中浮现的“支配者”（上级）的念头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非制度化的高度权威化身，正是依靠这样一种严格的恭谨、服从和顺服的关系家产制实现了权力更大范围的控制和支配，但其永远倚重的不是法治环境下确定的（上下级）权力界限和规则。
    韦伯认为，当家族统治的同样规则扩张到家族以外的更大规模和地区时，这时候一个国家宛如一个扩展了的皇家庄园，虽然皇室并不具有领主式的支配，但是却具有人身强制的权力，其基本治理的规范性手段还是家族的手段，其基本思维还是家族式的思维，这样的国家或是帝国被称为家产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