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大同机车厂的质量问题》

铁鸟

    妈妈大学毕业后，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被分配到了大同机车厂，当中学物理教员。很多时候，都是带着学生们上山下乡搞四清，那时候，各个大学的毕业生们都被发配到中学当老师，清华北大复旦南开，比比皆是。当老师，算是好差事了。直到爸爸从北京军区转业出来，已经是华国锋时代了，才结束了两地分居。我在大同断断续续待过两年，五岁前的事了，那里很干燥，夏天从来没有蚊子，因为没有水。
    丁亥除夕，时光如梭，马上又一个本命年了。除夕前，妈妈教过的第一批学生，从美国出差回来，路过北京拜早年。他其实比妈妈小不了几岁，一直把妈妈视为尊长和挚友，这才是工作的真谛啊。机车厂与美国合资做火车轮子，工资在当地上了天，中层干部能有小一万。因为中方的副总也曾是妈妈的学生，于是妈妈若干年前介绍他进了品管部门，架不住他真的有才。他们当干部的倒是有利无弊，工人们比较悲惨。在这个厂子里工作的工人们，若干年来，基本没有活过50的，但毕竟工资是当地标准的若干倍，老的要养家，小的要娶媳妇，所以还是打破头的往里挤。
    美国佬儿很狡猾，其实强者都是这样。他们把污染的行业放到了大陆，and他们本土的制造厂，因为用了高昂的除污染手段，所以没有成本优势。于是，大陆合资厂，用人命来替代除污设备。大把大把的利润，给了美国资本家and大陆政府，工人们吃了一点点挂落儿。我曾经详细地咨询过50寿命的几个要点因素，并做了笔记，今日不赘述。但体现出来的实质，的确很残酷，但我并不惊讶，因为不鲜见。同时，这样的企业，管理者务必是西方种儿，东方种儿一旦掌控了管理体系，则效益大幅度滑坡，可见，越往高端，管理越重要。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什么人才？管理。
    这次拜早年，他带来了新的故事。前不久（有多久，不详），陇海线上的一列客车，高速行驶ing，火车头的一个前轮子破裂。司机师傅沉着冷静，奇迹般地把车控制了下来，关键在于缓刹车，不要急刹车，没有造成列车颠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此等事故，世属罕见。据信史载，德国有一次，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有多重，不详），这是第二次。铁道部震惊，严查。司机师傅说他停车检查时，拿榔头丁零当啷地敲着，听声儿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没有采取措施，大过也。鉴于其处置事故得当，功过相抵，不予奖惩。这个轮子的坯子是德国进口的，故立刻同德方交涉，欲加之罪，奈何德方声称断裂部分的物质非轮坯所属。调轮子进京，严查，证实该合金物质是大同机车厂（此机车厂是中方本厂，非合资厂）的加工物质，遂严查大同机车厂。
    这一查，了不得，中国人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忒灵活。
    若干年来，偶有轮坯加工后有小瑕疵或者加工公差过大，为利润计，则违规焊接修复之，这些年来，如此违规出厂的轮子以数十计。肇事的故障品，是三年前出厂的，依据生产记录，找到了当时的质检人员，他招了，说是科长让干的，可惜科长去年死了，于是他被开除公职，好像还被判了短刑。现职的品管经理撤，现职的总经理撤，厂子先停产半年再说，还有些人被发配到各省市，干什么呢？找那些违规出厂的轮子啊。
    苍舒公曰：天大地大，质量为大。谁都会说，但设身处地，少有人能坚持原则。此东方人种之劣根乎？小日本就很好啊。故事在人为，万事不要埋天怨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的客观世界。做人少不了修行，首先修心为善。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首先需要界定各个基本的社会系统的边界和权力界限。从已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每个西方国家和已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从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各自的文化传统，并依据各国具体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多种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管这些模式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共性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界限。
    首先是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就是什么属于国家和政府领域的基本任务。其次是明确地划分出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其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主导着经济活动，国家和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无法越权直接干预和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能够划分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界定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国家不能用公共权力介入和干涉该领域的活动，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领域中，市场原则无法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例如，国家可以调控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谈判，但无法直接取代工会而进行维护工人利益的活动；企业家再有钱，也无权把工会买下来或垄断在自己手中，因为这个领域是公民社会自身的领域，权力和金钱都是无权介入其本身的活动的。一旦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公民社会，或是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是经济领域侵蚀国家权力或进入公民社会，就构成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将会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
    西方社会共有的基本特征是，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腐败现象和滥用权力，社会制度设计得再好，也会有人铤而走险，但关键在于，这样的权力界定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基本特征，相对完善的体制会让社会运转在良性循环中，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会用宪法原则去解决争议，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义，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和政府的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易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
    明确区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判断其政治制度是否符合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无法明确三方的关系，将必定大大加重社会运行的负担，让腐败、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从而使国家处在内部的危机和矛盾中，使得政府合法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并且为民众所质疑。
    建立公民社会，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家和资本的力量越界进入社会领域，不解决这个问题，公民社会的自治和功能独立就无法得到制度性保证。
    为什么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会大大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国民意识呢？道理就在于国家和资本对公民的尊重。限制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任意扩张和任意侵害民权，说到底是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尊重。
    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为什么统一的国家观念能够根植在大众意识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中国社会学家费正清的《乡土中国》：中央帝国，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国家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城市里。在广袤的乡村，统治这中国的是家族、乡绅和地主，金字塔底层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是对家族的认同，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认同。家族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保护了个人的经济生活，在遇到纠纷、冲突和争议时，出面解决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这方面，家族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够进入乡土社会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古代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求国民被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治理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法律应当是在国家有效治理范围上畅通无阻的，而不会受到其他“平行国家体”的拦截（如古代帝国的家族、酋长、地主、分封诸侯的领地，现代世界中一些濒临解体的国家中的军阀、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等）。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毛时代，才开始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也就是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层次。
    建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培育了独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繁华的城市外表、创新的高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深层次的原因，更在于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在于自由体制下独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于开放、自由的人才选拔和人才流动机制。美国有三亿人口，就能成为超级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藏“智”于民的制度，因为其培育了良好的公民精神，不仅作到了人尽其才，还作到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流向美国。

大树

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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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byhs

    你文中提到的合资企业及工厂的质量事故确有其事，但人物的关系不准确。这几年机车厂过得很差，已不象你母亲工作时的样子。工厂的文化都变了，变的自私/低俗了。谢谢你关心428，有时间回来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