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八路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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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拚刺刀的知识分子：董仁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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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董仁棠将军谈胶东公学，一个无法挥去的印象就是：家。
    抗战时期办学校的处处都有，比如武汉战役的时候，十六军军长李蕴珩就办过“抗日军政大学”，受训的则是当地的保甲长和自己部队的所有主官。
    照相合影，开会讲话，意义重大，一样不少，结果呢？
    日军就是利用他这个“抗日军政大学”结业，部队主官都去参加结业式的机会，偷袭十六军阵地，攻占香口，为攻占马当要塞打开了缺口。
    事后，十六军枪毙了一个师长，“抗日军政大学”，除了一张文凭，好像就没有什么留下来的了，那些保长甲长学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
    这种学校，不办也罢。
    胶东公学不同，它的学制是三年的，比黄埔军校还长（不过有很多学生没有来得及修完学业），而且课程上并不是以教授军事为主，设的是高中，初中，师范三个部。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经常是一边行军打仗，一边随处上课，课程设置包括国文，哲学，生物，史地，数学等等。老实说，从这个角度说，当时共产党培养干部真够有耐心的。
    抗战中，胶东公学先后牺牲师生数十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死与共，亲爱精诚，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一种如同“家”的感情。所以，董老提起他在剿匪中的战友时，常常是两个称呼，或者是直呼其名，比如曲波，栾超家，或者后面加上“同学”两字，比如“高波同学”，“董仲松同学”，听来很是亲切。
    更重要的是，胶公的老师不一样，都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
    常务副校长赵野民。学生们多回忆起这位校长在反扫荡的时候提着手枪，在路边催促师生快速转移的的形象。实际上，野民先生是教授生物学的，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毕业。这北平中国大学今天是没有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年它可是不得了，是民国准备重振中国教育的基准高校，对国民党来说地位等同共产党的人民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的校董大名叫孙中山，名誉董事长汪精卫，第一任校长宋教仁，第二任校长黄兴，老师里头有李大钊，学生里头有李兆麟。这个气派，只怕空前绝后。北平中国大学后来有一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真正的北京师范大学出身的胶公教员也是有的，那就是教授大众哲学的迟剑敏先生，他是192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专修儿童心理学。讲课生动诙谐，有一次讲课提到马来半岛，学生没听懂，他马上详细解释，最后说，这地方好记，“你们谁若记不住，只要记住‘马来了，绊倒了’，就忘不了”。
    果然忘不了，到现在这些学生也都记得呢，虽然都七老八十的了。
    想听董老讲讲这些老师，因为时间关系，董老说得不详细，而他给我的一些资料，内容却更加丰富。其中，42年反扫荡的时候一位教员中的“老八路”变成了“神经病”，今天看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42年反扫荡，是胶公损失比较大的一年。7月8日在青山村附近遭到日军合围，师生伤亡数十人，大队也被敌军发现，险些全军覆没。
    这次险些全军覆没很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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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胶公本部数百名师生从青山村突围后转移到东边的磨山钟家，后队人员和日军拼了刺刀才得以摆脱，死十一人，伤二十余。
    军事教员王幕韩的弟弟被日军刺伤头部，抢下来后抢救无效死亡，赵野民校长的夫人姜明先生也负了伤，学生们用担架抬着姜老师转移。到了磨山钟家似敌情已远，师生们在这里休整，刚刚坐好唱歌准备吃饭，刚唱了两句“不疲倦，莫停留.....”哨兵李春銮忽然发现日军一部撇开大路，从荒地里搜索而来，距离已经很近。李匆忙中发出警报，本部人员连忙转移。
    奇怪的是本部人员全都转移了，连伤员都抬出来了，敌人竟然一反常态还在原地转磨呢。
    事后才知道，日军是跟踪追过来的。这时候胶公的人员已经断粮，周围老百姓扶老携幼给他们送吃的。日军搜索到附近，抓到了一些送粮食的老百姓，于是就审问。
    鬼子的审讯手段毒辣，结果老百姓只好承认，是给八路送吃的。
    这本来属于重要情报，但送饭的百姓越来越多，鬼子抓来抓去忽然觉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有这么多人给八路送吃的？！
    要按照日军估算，有这样多老百姓给送吃的，这山上的八路只怕上千！
    这股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刚跟许世友的五支队打过一仗，损失不小。日军指挥官看看八路这个阵势实在有点儿腿肚子转筋，还听到八路在上面唱歌，更是不摸底细。他以为遇到了八路主力，不敢前进，下令就地组织防御，赶紧派人催促援兵。就这样，日军眼看着胶公的宿营地愣是没敢冲上去。
    真有上千八路么？胶东公学本部四百多，当地还有一个医院，医护人员和伤员三百多，加上零零碎碎的人员，没那么多也差不多了。
    问题是其中有枪的不过十几，手榴弹一人两颗，战斗力可想而知。如果日军冲上来，整个本部难免覆没之灾。这次吓退日军实在是运气得很。
    当时日军扫荡采用的拉网方式，铁壁合围，胶公这样没有多少武装的机关在反扫荡中堪称险象环生。有不少师生落入日军之手。比如前面提到北师大教育系出身的迟剑敏先生，因为一条腿残疾无法跟上队伍，结果被日军追上，尽管迟先生躲到一条破船下面，仍被日军发现用刺刀杀害。
    国文教师石平先生，带了十几个学生坚壁在一个村子里，扫荡中随老乡逃避，被日军发现，和老乡们被一起抓捕。随日军的汉奸中有一个认得石平先生的，当即指认，日军把石先生背上用粉笔写了名字和被俘的干部关在一个院子里。中间外面响枪，日军出去察看，不料回来一看，石先生不见了。
    原来，石先生坐的地方后面有一个灶，他机智地把后背靠在灶上蹭，不一会儿就把背上的粉笔字蹭掉了，然后他从容地走向大门，问看门的伪军是不是可以吃饭了。伪军一愣，问他是干什么的。石先生说自己是走方郎中，被叫来看这院子里的人有没有传染病，既然没有，自己也没有事，不知道何时可以吃饭？伪军嫌他罗嗦，把他暴打一顿赶走，却不料失了要犯。
    石先生其实也没能走远，因为刚出来日军就迎面而来，只好脱了胶东公学的黑色棉袍，学生彭开振帮他弄了双毡鞋，躲在被俘的群众中。这时指认石先生的汉奸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日军不认得他，可笑的是放他走的伪军也不认得他，因为此人是个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家伙，只记得石平穿一件黑棉袍，却不记得相貌。日军让汉奸在人群中突然喊“石平先生！”石先生不理他，日军无可奈何。
    石先生最后熬过了日军的毒打和审问，终于被日军作为老弱病残释放了，脱险返回胶公继续任教。
    石平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平时寡言少语，讲课别有魅力，每次讲课文都要先抑扬顿挫地朗读一遍，然后开讲。学生们说文章经过石平先生读一遍，理解感受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外貌酷似鲁迅，被胶公学生称为“活鲁迅”。1945年5月，石平先生因为结核病病逝校中，可说以身殉职。
    面对敌军，教员中有象石先生这样机智的，也有刚烈的。
    历史教员李飞先生就是那种性格特别刚烈的。
    李飞先生本来有枪，42年冬季日军扫荡，胶公在文登一带和日军周旋，他因为患病走不动，料自己无法突出，把手枪交给了以枪法好著称的指导员杨文玉，说“这支枪对你比对我用处更大，你用它带着同学们设法突出包围圈吧。”说完，李先生正襟危坐道旁，准备以身殉国。他对学生说，平日教你们怎样做文天祥，今天老师就从自己做起。
    不久日军赶来，将李先生和一些百姓赶在一起，派汉奸进行审问。
    来审问的汉奸是个东北籍的翻译官，一看李先生气宇轩昂的样子，就抡起棍子打他，喝问他是不是八路。
    李先生坦然伸出两根手指，比了一个“八”字，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就是八路，是一个老八路！”
    接着，李先生对着汉奸戟指大骂，但求速死。
    “你卖国求荣，帮助日本人残杀自己的同胞！”
    “你背叛祖国，背叛生你养你的父母！”
    “既然抗日就不怕死，你们杀了我吧！”.....
    骂得那个翻译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大枪跑来，听到李先生滔滔不绝的骂声，问翻译官：“他的，什么的干活？”
    那个翻译官咽口唾沫，说了一句谁都没想到的话：“神经病的，是个老疯子！”
    李飞先生懂日语，听了这话差点儿背过气去---我？神经病？？？
    鬼子看看李先生的病容，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走了。
    过了半天，看日本兵走了，那翻译官问李先生：先生，你说中国人打得赢日本人吗？
    李先生答道：“我是中国人，我就要抗战，抗战就不怕死，我看日本灭亡不了中国，我绝不作亡国奴！”
    意外地，那个翻译官对李先生拱了拱手，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这段话不是小说家言，是胶公学生林建文记下来的，他当时就在离李先生几米的地方，本来认为要和先生一起殉国了。这些带引号的句子，都是林回忆双方的原话。
    李飞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追忆李飞先生，忽然觉得真该说一句：靠你妈，这才是XX的北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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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问胶东公学的老人，大多会记得同学里曾有过这样一档子事儿：有一个女生，在扫荡的时候被鬼子堵在了老乡屋里。她自知没法逃脱，为了不当俘虏，拉响身上带的手榴弹要和敌人同归于尽。结果这个悲壮的故事出了个喜剧性的结尾---敌人是“同归于尽”了，女生却神奇地回到了课堂.....
    手榴弹都炸不死，这得什么样儿的“铁姑娘”啊！
    这个炸不死的女八路，根据胶公校长李芸生的回忆，就是1941年普通科的女生阎云。
    说起胶东公学的女生，董仁棠将军说过一段顺口溜，叫做“胶东女儿花一样，胶公女生是花中王”，极言胶东公学女生当时的“社会地位”。
    女生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根据同学回忆，阎云可不是什么“铁姑娘”，按照比她晚两年入校的刘瑰玲回忆，阎云“个子不高，白净的脸庞，喜欢笑，笑时露出一颗小虎牙，很善良”。
    不过，刘瑰玲最初有点儿奇怪，这个长得挺甜的师姐，无论春夏都戴一顶鸭舌帽，总是把自己弄得跟小伙子似的。
    当时胶公女生都是齐耳短发，就是阎云和刘瑰玲头上怪异，阎云是总戴着鸭舌帽，刘瑰玲则是一脑袋洋气的大波浪卷发。因为这个阎云总被当成俊俏的小男生，刘瑰玲则常被老百姓当成八路抓来的“女汉奸”。弄得她很苦恼。
    其实，刘瑰玲也不想留这个发型，是因为学校要演出话剧《姊妹花》，找人演其中的妹妹，这角色是个城市少女。城市少女应该是什么样儿呢？导演江风出主意，说烫发阿，烫发一看就是城市的嘛。
    正好刘瑰玲有一头长发还没来得及剪掉，这个角色非她莫属。
    问题是当时学校都是在乡村山区转战，怎么烫发呢？没关系，土八路因陋就简，负责化妆的吕亚军（雅君）先生拿了双铁筷子在火里烧热就帮刘瑰玲打扮起来。
    别说，还真象那么回事儿。看起来很时髦洋气。
    而阎云戴鸭舌帽的原因，后来有人告诉刘瑰玲，那是因为42年反扫荡的时候，阎云藏在老乡的炕洞里被日军发现，为了不被俘受辱拉了手榴弹，结果头皮受伤好久长不出头发来。这样，爱美的阎云只好无论寒暑都戴帽子了。
    这一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阎云的同学宋志中是她“自杀”后亲身照料她的，后来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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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云和日军的这次生死角逐，发生在1942年冬季大扫荡中，当时，她们这个班正驻在荣成附近一个群众基础很好的村子里。这一次扫荡中，日军多次发动对根据地的长距离奔袭，动作十分隐蔽。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八路打日本兵冷不防，实战的时候八路让鬼子摸上炕头的例子也不少。这次，当日军突然出现在村口的时候，阎云还在乐呵呵地帮房东干活呢，直到听见鬼子在街上开枪追乱跑的老乡，才醒悟敌人已经进了村。
    对日军这次扫荡，没能及时反应过来的不仅阎云一个。实际上，整个胶东军区，包括司令员许世友都有些麻痹大意。这是因为日军1942年已经对胶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扫荡，春季一次，夏季一次，秋季对各分区分别扫荡一次。根据以往日军的活动规律，这时双方应该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对峙阶段。
    因为这个原因，当时胶东的八路军部队大多在休整补充。因为前一阶段仗打得不错，许和尚心情很好，十月底还搞了一次大型活动“十月革命节”纪念列宁同志炮击冬宫，五支队主力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当时胶东公学的学生第一次看见土八路扛着四条腿的重机枪，炮口朝天的掷弹筒（都是从鬼子那儿抢来的），喊着口号过主席台，印象十分深刻，纷纷欢呼雀跃。大伙儿觉得，就算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还要些时间，至少已经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不幸的是除了许和尚，还有一个人也真切地认为胶东反扫荡打得不错，这个人就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岗村宁次。
    胶东反扫荡打得不错，就意味着日本鬼子吃了亏。日本鬼子吃了亏，作为华北日军的总指挥，岗村宁次不会和胶东公学的学生一样欢呼雀跃，而是琢磨着给许世友开个小灶尝尝。
    说起来岗村宁次实在是个人才，他曾专心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极有心得。“铁壁合围、清剿剔抉、治安明朗化”等等，都是他的杰作。可以说，岗村宁次是华北战场上彭德怀的最大劲敌。从1941年开始，岗村宁次精心策划了对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的连续大规模扫荡，给太行，太岳，冀中，冀南等区造成极大破坏，曾经是平原根据地模范区的冀中几乎被全部打成了游击区。
    为了改变日军烧杀抢掠的反面形象，岗村宁次能想出让伪警察抽日本兵大嘴巴的招儿来，你说他是不是人才？
    老八路都说，岗村宁次好琢磨，不好对付。
    许世友就让岗村宁次琢磨上了。
    11月，岗村宁次秘密到达烟台，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调动59师团，独混第五/六/七旅团等部悄然进入攻击位置，由土桥次郎中将担任前敌总指挥，对胶东发动了突然的冬季大扫荡，11月19日，战斗打响，前线兵力仅日军就一万五千人。
    反观胶东，因为部分主力部队外出活动，根据地的部队只有五支队一个主力，大部分是机关和后方人员，加上区中队和游击小队也凑不齐日军这么多部队，装备上的差异就更别提了。尽管11月中旬部队也进行了反扫荡动员，但确实没有想到日军的胃口如此之大。
    八路军仓促迎战，日军一路拉开队伍横扫过去，要把土八路逼到半岛的尽头跳海。
    这不是一场面对面的厮杀，而是被包围的在拼死杀出一条生路。
    本来，生路是现成的，胶东根据地紧挨着莱阳，那里是国民党军赵保原的地盘，友军，借条路总可以吧？没想到赵保原部不但不帮忙，反而按照日军指挥跟着打八路。
    说起来，把赵保原部称作“国民党军”，国民党也有点儿冤枉。赵保原是反正的“满洲国军”，到了山东叫“土顽”，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序列里，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那种。经过几年的苦战，在山东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要么打光，要么“转进”，损失很大，比较活跃的倒是赵保原部这样的“土顽”。这些家伙可不是什么党国文天祥，而是有奶就是娘的地方武装。在军队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一贯的特点是“有容乃大”，只要有枪什么人都封司令。这样做的好处是声势浩大，坏处是那些杂牌军根本不听指挥。从这个角度上说，国民党在军事上缺乏共产党那种弄来一支部队就改造一支的耐心。
    实际上赵保原这种反正伪军，如果能耐心对待，并不是不能成为抗日部队的。要不，他反正干吗？问题是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排挤杂牌。在山东的“土顽”，除了一个名义，基本得不到什么补给和支援，基本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这些地方武装往往为了生存很容易被日伪拉下水。赵保原的部队就是这样，每人两套臂章，一套国军的，一套伪军的，脚踩两只船。国民党对这种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思是这总比公开投敌好点儿吧。这样一来，日军扫荡的时候赵保原跟着打八路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有时候想历史上的郭药师，李全之类人物，大约也是赵保原这种人，他们也不是天生当汉奸的。
    值得一提的是，动员刘公岛起义部队改编为海军支队的胶东敌工部长辛冠吾，就是牺牲在赵保原手里。
    这一次，刚刚打退日军的扫荡，冬天还没过去呢，许世友喘过气来，二话不说，第一件事儿就是带队去打赵保原。没了日本兵撑腰，赵保原哪儿是许和尚的对手，一个回合就全军覆没，连老窝莱阳都丢了。莱阳的女中并入胶东公学，阎云她们又多了不少小姐妹。
    想想也是啊，许和尚这种生冷不忌的主儿睚龇必报，没事儿他还要找事儿呢，你赵保原惹谁不好去惹他？！
    赵保原部的反水，让胶东军区的处境更加危险，总部被日军包围在昆嵛山下，许世友带着五支队拼死冲杀，伤亡越来越大。危机中连反战同盟的日本干部都急了，原日军独立19大队出身的小林清是机枪射手，和另一名盟员坚决要求参战。因为八路本来规定日本反战同盟的人员禁止参加战斗，这件事儿一直捅到许世友那里，许和尚一跺脚：日本八路也是八路，给他一挺机枪，让他上！
    真是打急了。
    到底许和尚不是吃素的，五支队硬是给总部杀出一条血路，突出去了。
    也有没突出去的，马石山上八路军机关人员，地方工作人员和十三，十六，十七团一部数百人被敌包围未能突出，大部牺牲，史称马石山惨案。

    嗯，说到哪儿了？跑题了？对不起，让我们回到阎云她们遇敌的那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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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考证，这个村庄，应该是文登县的大章村（现属威海市）。日军是在傍晚对这个村子进行突袭的，动作很小心。估计是有情报告诉他们村子里有八路，可不知道是哪个部分的。
    说起来，胶东公学和鬼子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说有澡堂子里光着屁股也能把日本人认出来的功夫吧，也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绷紧弦儿的。所以，尽管有点儿麻痹，在遭到袭击的时候，他们的情况还没糟到透顶。
    日军在村边路上刚一露头，就被警惕性很强的哨兵发现了。
    公学是学校，只有干部和哨兵有枪，高年级同学有手榴弹算是自卫武器。大多数人都只有笔墨纸砚蜡纸钢板的，基本没有战斗力。可是，当时胶东公学男生黑棉袄女生蓝棉袄，都是制式服装，和八路军没什么区别，一但与敌人遭遇目标十分明显。所以，一发现了敌人，负责的干部赶紧组织学员和老乡撤退。连续的扫荡把八路军和老乡都练成了飞毛腿，一直到人都撤上了山，鬼子才摸进村口。
    因为敌军行动隐蔽，这个撤退很仓促。到山上大伙儿刚想喘口气，一点人数，坏了，少了两个女生。
    一个是阎云，另一个叫许冠英。
    还有一些动作迟缓的老乡，也没来得及跑出来，都让鬼子给抓了。
    好在日军高度紧张八路的伏击，还顾不上难为老百姓，鸣枪喊话，把老乡们赶到一个谷场集合，让汉奸甄别，日本兵就开始满村翻箱倒柜找八路。
    这两个女八路，还真不在老乡里面。
    前面说了，阎云当时正在帮老乡干活，根本没注意到学员集合撤退。等她觉出不对来，刚想往外跑，隔着窗户只见几个日本兵端着大枪已经进了院儿了。
    这种情况下，跑是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
    也不是没办法，这种情况下土八路碰上鬼子第一个办法是蒙，第二个办法是藏，实在不行就只好拼命了。
    还真有蒙过去的。
    有一回胶公常务副校长赵野民就让鬼子给堵在炕头上了。
    那天，也是赵校长倒霉，他和他爱人，也在胶公任教的姜明先生刚转移到一个小村，对这里的情况还不熟悉。交了饭票放行李，村里的干部安排去放哨警戒，赵野民先生盘腿坐在炕上和房东老大爷聊天。这是土八路的老传统，到了老乡家嘴也不闲着，随时做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姜明先生在一边做针线，房东大爷摘了几条黄瓜放在炕上，赵先生抓了根黄瓜刚咬两口，门帘一挑进来一群鬼子！
    村口还放着岗，鬼子已经到炕头了，这简直跟魔术大变活人一样刺激。估计当时赵校长的脸都要绿了。他的手枪就在屁股底下，想扔掉黄瓜拿出来打都来不及。
    就这样落到鬼子手里，真是死不瞑目阿。
    不料那鬼子根本不理这位脑袋值“两级特进”的共党胶东最高教育官员，却指着赵先生手里的黄瓜，哇啦哇啦说了一段话，连说带比划的，意思是：黄瓜，哪里地有？
    这时候赵先生才算缓过劲儿来，看到这几个鬼子嘴唇干裂满脸赤红，心里有点儿明白了：敢情这几个鬼子不是冲我来的，是赶路赶累了，想吃黄瓜！
    黄瓜哪儿来的？房后地里摘的呗。
    但赵校长就是不告诉他们，急中生智地指指黄瓜，比了个挑担的动作，意思是：向小贩买的。
    鬼子好生失望，看看赵校长他们手里带着牙齿印儿的黄瓜，再抢过来吃也未免太.....
    另一个鬼子发现了水缸和水瓢，几个鬼子一声欢呼，都过去喝水，末了把瓢往地上一摔，啪啦一声，碎块迸在房东大爷脚上，吓得老头直叫唤。听他叫喊鬼子似乎满开心，哈哈笑着挥挥手掉头走了。
    赵校长和一直把头扎在破布里头的姜明先生这才算喘出一口长气来。
    事后分析，这几个鬼子是乘车经过，进村纯属临时起意，因为热的不行了想下来找点儿吃的喝的解暑。不巧这村子有两个村口，站岗的没站这边，结果赵校长那里被鬼子直接摸上了炕。幸好赵校长两口子平时就朴素得很，和老农一起坐在炕上活脱脱一个典型的山东农民家庭，鬼子根本就没疑心他是抗日干部。
    不过，赵校长干吗不告诉鬼子黄瓜在房后呢？难道这时候还舍不得那两条黄瓜么？
    当然不是了，赵野民先生这是经验丰富---说黄瓜在房后，鬼子肯定让我去摘，我一抬屁股，坐在底下的手枪可就要露出来了.....
    赵野民先生后来作了华东政法大学校长，还经常和学生说起这次遇险，看来是印象深刻。
    但是现在阎云可是蒙不得---日本兵一进村先找“花姑娘”，1942年的阎云十五岁，在那个时候，十五岁的女孩子落到扫荡的鬼子手里，别管是不是八路，会有怎样的结果是人都知道。
    第一招不行，就只有第二招了：藏。
    可这屋里简直家徒四壁，往哪儿藏呢！惊慌中阎云一眼看中了老乡的炕洞，她个子小蹲身就钻了进去。屋里桌上有颗学校发给女生自卫的手榴弹，阎云伸手把它带上了。
    刚进去，鬼子就进来了，哇哇乱叫，满屋刺刀乱戳。
    后来人们估计，鬼子肯定是在外面注意到了屋里有人，才会这么疯狂地搜查。
    一搜把阎云的背包给搜出来了，接着就开始搜炕洞---这屋里没别的地方能藏住人啊！
    这一搜就发现里面有人，有个八路！阎云暴露了！
    暴露了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阎云拼命往炕洞里面躲，炕洞的口小，鬼子从外面怎么抓也抓不住她。
    发现这个八路没有枪，鬼子放心了，一边用刺刀往里乱刺，一边开始扒炕洞两边的砖。
    宁可死，我也不能当俘虏！
    眼看情况已经绝望，阎云只剩下了这一个念头。等炕洞边上一块砖头被扒开，这个十五岁的胶公女生一咬牙就拉了手榴弹。
    按照八路军兵工厂的设计，手榴弹拉了弦还会有几秒钟才会爆炸。
    有人说，在人将死的一瞬间，思维会特别丰富，一生的经历都会浮现眼前。
    阎云估计此时也是一样，不过她看着丝丝冒烟的手榴弹，忽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哎，我干嘛光炸我自己阿，要死也得拉个垫背的啊！想到这儿，阎云抄起那颗冒烟的手榴弹就往炕洞外头扔。
    这时候，外面一个鬼子已经跪在了炕洞外面在用刺刀朝里乱捅，也不知道是阎云心慌没有扔准，还是被刺刀挡了一下，手榴弹没飞出去，正落在炕洞的口上，里外交界的地方。
    阎云一看没扔出去，伸手抓过手榴弹再次往外投。
    就在她刚抓住手榴弹的时候，轰然一声巨响伴随着炕洞外面半声惨叫，阎云两个耳朵嗡的一下，人就没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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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云的手榴弹，到底是自己没扔出去，还是被敌人的刺刀挡回来的，我比较倾向于后者。这是因为，当时胶公的女生，都要学习两门军事课，一门是战地救护，一门就是扔手榴弹，男生还有一门选修“麻雀战”。负责的军事教官原来是八路军的一个营长，叫王锐，战斗中打断右手拇指才改了行，是女生们的偶像人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女生们这两门课的成绩都特别好，比文化课还好。几十年后，访问胶公的老人，有的老太太一开口就是“胃偏左，向右弯，左肺两叶右肺三，胰脏脾脏都在左，胃右下边住着胆和肝.....”战地救护课的人体生理口诀张口就来。
    扔手榴弹也一样，据说有个叫董胜的女生练上了瘾，没事儿拿铁饼当手榴弹练着玩，结果正砸在路过的男生张韶文脑袋上，当时就把张砸得休克过去，只好由董胜背着他去卫生所抢救。
    练过了这手功夫的女生，顿时威风大振。
    当时，女生夜里也要和男生一样出去站岗的。那时候经常有人朝哨位上扔石子，有的是当地的坏人捣乱，更多的时候是男生故意吓唬女生，还美其名曰帮助女生提高警惕（董老当时被女生起了个绰号叫“滑皮蛋”，估计这种事儿也没少干）。等女生学会了扔手榴弹，再有人扔石头子女生厉声警告：再胡闹我要甩手榴弹打啦！
    这种游戏自此绝迹。
    看来，女的一向说到做到，无法无天，无论哪个时代的男人都是有深刻认识的。
    女生的军事科目成绩好，是因为象陈祖德先生形容的女棋手一样，女的骨子里就有好打好杀的基因？
    恐怕不是，估计是因为要去上胶公的女生，都有参军打仗的思想准备吧。
    所以，阎云的手榴弹连炕洞都扔不出去，可能性不大。
    不管是怎么回事，轰隆一声巨响，这次土八路手榴弹显然不是那种一炸两半的，威力不小，连炕都炸塌了，好好的山东大炕成了一堆瓦砾。
    阎云被日军包围在屋里的时候，她的同学们正在附近的山上着急。
    当时这些同学藏身的地方，离村子近在咫尺，甚至可以看到阎云藏身的院落。当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胶公殉国的师生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个名字。
    此时，阎云的同学宋志中女士回忆看到鬼子在烟雾散开之后又冲进了屋子。阎云所在的房子屋顶被手榴弹震破了，直冒烟。此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躲在山上看到村子里到处是火光，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杀人放火。”
    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几乎手无寸铁的同学们考虑的问题却是：怎样到村里去救人！
    他们倒没有存阎云还活着的侥幸---就算手榴弹是阎云扔出来炸敌人的，她落到鬼子手里也不会有活命的希望。但是，村子里还有一个女生许冠英呢！
    胶公的女生班，在前面的反扫荡中，曾遭受过惨重损失。1942年7月8日，在青山村教学的胶公被日军发现，仓促转移。因生病的学生和护理的女生行动迟缓，在转山头被日军追及，保卫人员和日军拼了刺刀，才将这批学生掩护下来，已经有11人牺牲，其中包括四名女生：矫桂荣，战国英，钱素珍，还有一名前一天刚从威海赶来入学的女学生，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留下。这里面的钱素珍只有14岁，前一天还在马石店纪念抗战爆发五周年大会上登台跳舞呢。
    战争中，保卫女性是守土一方近乎神圣的信条。因此，《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那样感人；因此，在老山越军才绝对忌讳进攻中国这边有女兵的猫耳洞：“那样整个阵地上的中国男兵都会跟你拼命”。
    董老说，战争时代，从提高战斗力角度，“两个女兵就顶一个加强连”。
    阎云加许冠英，正好两个，得，胶公的一个加强连被敌人困在村子里了，怎能不救？
    可能是继承了山东人耿直和尚武的精神，胶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战场上很少有给学校丢人的。新立屯剿匪之战中，胶公学生李天爵骑着烈马，匹马单刀杀入土匪群中，壮烈战死；胶工学生高波被土匪俘虏后宁死不屈，被他的老首长曲波写进了《林海雪原》。因此，胶公的学生在这个时刻，没人退缩，都主张想办法把在村子里的女生和老乡救出来。
    问题是胶公的学生只有手榴弹，教师和干部虽然有枪也不过几支，和鬼子硬拼总不是办法吧？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留下几名带枪的干部组成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利用夜色下去救人，尽量不要打枪惊动敌人。学生在几名老师的带领下立即转移。
    小分队悄悄靠近村子，选择了一处火光较少的地方钻了进去。
    意料不到的是，竟然一个鬼子也没有碰上！
    后来分析，日军此战意在突袭，发现没有油水以后并不想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过夜，所以天一黑就悄然撤走了。鬼子的战术动作很出色，撤退意图根本没被发现，倒让这边白白捏了一把汗。
    村里村外都有老乡被日军杀害，但被遗弃的尸体中既没有阎云，也没有许冠英。
    逃过劫难的村民也说不清阎云那一个手榴弹到底炸了几个鬼子，反正是当时就拉了一个大车往后送伤员。有一个鬼子半个脸都没了，还在呜呜呀呀地叫和唱歌，急忙抬到村公所做手术，后来脑袋上盖了白布抬走的，估计是吹了灯。
    几个干部打着马灯到了阎云“牺牲”的那个院子。
    只见砖头瓦砾中，隐约露出半埋着的阎云来，火光下可以看到她满脸是血，胸前的棉袄被日军刺刀戳得到处是洞，“象笊篱一样，翻着白花花的棉花”，看来已经死去多时了。
    心痛的干部们正准备脱帽志哀，忽听到阎云轻声地呻吟起来。
    惊讶万分的人们又是欢喜，又是心痛，赶紧用棉被把她包起来，抬上担架就往设在附近村子里的校本部卫生所赶。这里住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环境还比较稳定。
    卫生所的医生得知情况，不敢怠慢，赶紧进行抢救。
    宋志中等同学，都拥在卫生所门外，等着消息，心中七上八下。
    半晌，指导员出来了，面对女生们叽叽喳喳的问话，半日无语，末了困惑地说：大家别担心了，阎云不要紧，现在看来，最重的伤是.....断了一根手指头.....

铁鸟

    根据胶公老人的回忆，阎云的伤势检查出来，几乎没人相信。
    自己拉手榴弹，最重的伤是炸断了一根手指。
    手榴弹的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却鬼使神差的仅仅炸伤了她的头皮，因此流了不少血，但也就中了这么一块。
    胸腹部被日军用刺刀戳了十几刀，可是只有三刀刺伤腹部皮肉，其他都未能穿透外衣。
    一度神志不清，估计是有脑震荡，但休息数日后就恢复正常。
    还有几处皮外伤和青肿淤血，估计是在炕洞里碰撞四壁造成的.....
    就这些，完了。

    问阎云事情的经过，她完全讲不出，只记得拉了手榴弹，然后就失去了知觉，醒来觉得疼痛于是呻吟出声，看到周围都是自己人，心里一放松，又昏迷过去。
    阎云还一个劲儿地后悔，说没把手榴弹扔出去，只炸了自己没炸到敌人。
    看来，对当时的情况，她还不如救她的人更清楚。
    胶公指定宋志中和另一名女生照顾阎云，经过精心护理，阎云很快又活蹦乱跳了。唯一的遗憾是炸伤了头皮，好久长不出头发来，爱美的阎云只好常年戴着鸭舌帽，跟假小子似的了。
    事后，大家估计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阎云拉响手榴弹以后，自己也负伤并被剧烈的冲击波震昏。没有受伤的日军都逃出了屋外，爆炸过后看看不再有动静于是再次冲进屋里去，抢救伤员并试图把阎云从炕洞里拖出来。然而，由于炕已经炸塌，阎云被瓦砾压住，把她刨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此时阎云因为头皮撕裂满脸鲜血，而且没有知觉，日军误以为她已经被炸死。因为伤了人，日军恼羞成怒，用刺刀对着阎云乱戳，见她仍无反应（阎云此时一直昏迷未醒），认为她确实死了，才离去。
    日军的刺刀没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原因可能与他们使用的武器有关。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是二战中各国装备步枪里最长的，房间里狭窄，刺杀时拉不开架势，用力不足，又有炸塌的土坯碍事，加上阎云当时穿着厚实的冬装，几个因素使日军的刺刀大多没能穿透阎云的棉袄，穿透的也成了强弩之末。
    不过，拉手榴弹自己却连重伤都没有，这可就让人没法理解了。
    至少有三个胶公的老人回忆过阎云的事情（宋志中，刘瑰玲，矫佐勋），但是他们都没法说清楚阎云当时怎么能够幸存下来。矫佐勋是营救阎云的人员之一，还回忆出当时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那就是营救完阎云，忽然看到一名日本兵从东向西，单枪匹马，规规矩矩地从村子里穿过，他们大吃一惊但当时都来不及去拿武器。日本兵见到这几个男女八路竟然也不惊不慌，默默而过。矫后来推测可能是厌战投诚者。
    山东日军因为分散驻防，据点日夜遭到骚扰，普遍士气不高，有记载日军出去扫荡，对中国老百姓说“八路军里，我的朋友大大地有，小林清地.....”1944年并曾有一个中队老兵集体暴动，日军称为“定陶事件”。矫的这个推测，也有一定道理。
    尽管当事人感到迷惑，我们这里还是不自量力地做一些分析吧。
    事实上，对阎云拉手榴弹都炸不死的原因，大家有很多推测。其中，比较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是土八路手榴弹质量较差，破片少而且使用黑火药威力不足，所以阎云得以幸存。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我看当时战史，日军记载八路军攻打井阱煤矿，曾把大量手榴弹甩进日军工事，但威力并不足以摧毁碉堡。也有八路军自己记载一次攻击敌军，冲进街里又被打出来。原因是负责攻击的部队刚从水灾区过来，携带的手榴弹大多受潮不发火。有朋友询问了当时在山东作战的老八路，老人说谈起手榴弹，早年质量确实不行，到1942年山东八路的装备比别的地方八路要好得多，他们用的是黄县兵工厂造手榴弹，质量很好。和日军作战，用黄县兵工厂造手榴弹时敢扔出凌空爆炸的效果，反而用缴获的日军手榴弹，因为定时摸不准，不大敢。
    阎云这个手榴弹，炸伤了外面的日军，炸塌了土炕，还震破了屋顶，看来威力不可谓不足。
    不过，还是不大相信阎云的手榴弹是黄县兵工厂生产的，那玩意儿里外刻槽，铸钢材料，一炸六十多块碎片，就在身边拉响了不炸成蜂窝煤才怪呢。也许，作为后方机关，用的是过渡产品？
    不管怎样，我比较倾向第二派的观点，那就是边区造的手榴弹固然威力小了些，但阎云能脱险的关键原因，还是这种手榴弹爆炸时木柄的方向恰好存在一个破片死角，只要不是木柄打在身上，确实有安全脱险的可能。想想阎云当时弯腰去抓手榴弹，身体俯低了，恰好全身躲进了这个爆炸的死角，只有最靠上的头部被弹片波及。此外，山东大炕用的材料是土坯，炸开的弹片碰到土坯就镶嵌进去了，不会反弹，否则阎云也难免变成刺猬。
    这种幸运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无论如何，阎云是脱险了，而且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好消息：宋志中回忆，阎云的头发，后来还是长出来了，只是炸断的一个手指和腹部的伤疤没有办法改变。
    由于养伤，阎云晚了一年毕业，很可惜的是宋志中女士也没有记住她后来分配到了哪个单位，后来失去了联系。若是有朋友了解，请千万告诉大家，让我们知道这位幸运的女八路后来的情况。

    那么，那个和阎云一块儿被捂在大章村里的许冠英呢？不是没找到她的尸首么？她也被救出来了吗？
    哦，那又是另外一档子事儿了。

铁鸟

八路军用手榴弹和爆炸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