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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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十几个频道都在播出电视连续剧《走西口》，电视剧的历史背景是清末民初山西的移民大潮---走西口，让人不由得想起那段凄凉而又悲壮的真实历史来。
    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其中，清末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
    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
    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呢？为什么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欢迎山西等地的饥民，让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阿拉坦汗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时，正值明朝中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
    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
    后来，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那么，西口在哪里呢？
    有专家认为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并沿用至今。因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走西口的路上充满了血泪与艰辛。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能烤昏人的酷热，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神出鬼没的土匪抢劫……有多少人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当时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
    山西人在民歌里凄惨地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这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难免心中充满悲伤；更有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
    尤其是年轻的妻子，揪心扯肝，思念在外的亲人。于是她们就用唱曲儿来倾诉心中的哀怨：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
    这首《走西口》的民间小调广泛流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其朴实的语言，细腻的风格和荡气回肠的唱腔，高亢、真切的词曲，反映了当年走西口的怆然、缠绵与悲壮。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哥哥走了西口，又有多少妹妹流尽了泪花，可以说随便拎出哪个来都是部厚重的故事。当时，因走西口而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达20万之多，而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16万人口。当年仅仅一个县就有这么多人走西口，山西全省有多少呢，肯定得是一串很长的数字，数字上血泪斑斑。
    就这样，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来。如乔家大院的主人在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是山西乔家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在走西口历程中变成大商人的山西汉子们回来家乡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大都是豪宅大院，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然而，这样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走西口者命运很凄惨。
    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就又给别人当长工，过了几年，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就是他的父亲。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晋商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以及政府对此地失去控制，走西口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行。而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基层控制能力薄弱，走出西口的移民和在口内一样生存无着，故大多走上了匪盗之路。走西口，从财富之路变成了从匪之路。走西口的规模也渐渐变小，走西口从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传承了下来，那就是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一笔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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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人走西口，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们。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好多人葬身在这沙漠的沙蒿里头，被抢被劫，还有是被冻死、饿死的，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带，不像山西口里那样暖和，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他们走西口是搭着命在走。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又有多少人没能挨过走西口的长途跋涉而客死他乡……
    山西人，代代出，辈辈走。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钱了，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山西人共同的命运！
    走西口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这些说法都表明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形成了一批富晋大户，除了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
    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在关东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以范家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著名的皇商。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不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
    “走西口”虽仅三个字，却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衍生出一段传奇，缔造出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
    “走西口”的这个过程，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大传奇，虽然其中不乏血泪和辛酸，但总有一种精神不会磨灭，那传奇中一个个勇往直前的灵魂散发着永恒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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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包括内外蒙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新疆地区、关东地区。
    山西人用缎、绸、布、绢、棉花、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蒙古人的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锡极受蒙古人欢迎，成为重要商品。互市获利甚丰，吸引了许多山西人走西口。这种贸易在清代之后仍非常繁荣。在这一过程中，晋商实现了经营的多元化，包括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菜、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马尾、人参、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等。晋商商业活动范围之广，为其他商帮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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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保线：山西省河曲县与保德县为出发点。这里的人走西口，在河曲西门外的黄河古渡口上船，渡过黄河后，进入十里长滩，而后北上。或于鄂尔多斯地区沿途定居，或再渡黄河，继续北上，到达包头、河套等地。
    偏右线：山西省偏关、平鲁、右玉、左云等相邻各县走西口的路线。这一带人北上经过杀虎口，北出蛮汉山到达内蒙古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托克托县等，继而北上过大青山，到达武川、固阳等地落脚。
    雁门关线：山西省忻县、定襄县、宁武县、崞县、代县一带人走西口走这条线路。他们北上雁门关，有大道可通行。一般经商者多经此路，有驿站可通邮，系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线：以大同为起点，经过丰镇县，进入察哈尔草原，他们多在丰镇、卓子山、商都、集宁等地落脚。
    马市口线：河北省怀安县、阳原县，山西省天镇县及桑干河南岸等地的人要走西口的话，均要北上马市口，穿过长城抵达兴和县，继而到达察哈尔右翼前旗、中旗、后旗以及河北省尚义县等地。
    张家口线：这是走西口的最东线。该线其实是向关东去的路线。过大镜门，继而北出坝上，抵达察哈尔草原，在河北省张北县、尚义县、康保县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诸旗和赤峰市等地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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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玉县位于山西省雁北地区西北，东与左云县相接，西与平鲁县相连，北隔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
    右玉县，明初为定边卫。据《明史*地理志》载：定边卫，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置，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徙治北直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而卫城遂虚。七年（公元1409年）徙大同右卫来治。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又徙玉林卫来同治。
    明代，右玉为经杀虎口通往塞外必经的重镇，其防御地位始终为明廷所重视。
    长城由左云县二十边西北四华里处，出左云界入右玉县庄窝村界。
    长城在右玉县辖境的基本走向是：由庄窝向西北经破虎堡至残虎堡关口，然后转西南方向经海拔1666米的五台山至杀虎口。长城过杀虎口后，继续向西南行经二分关，过海拔1747米花林山与海拔1788米圣山抵大沙口。由大沙口继续向西南约五华里后，出右玉县境而入平鲁县界。长城在右玉县境内长度约160华里。
    左云县与右玉县交界处长城残毁严重，只存高不足米的一条碎石和土混杂的残基。长城由两县交界处至破虎堡段，由庄窝向西的黄土夯筑城墙，虽有不同程度残损，但整体较好，高约在3-5米不等。这段长城上高大坚固的黄土夯筑墩台多较好，里侧火路墩却残毁严重。
    破虎堡，原为破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堡城周二里，高三丈八尺，城向南开有一门。明时，驻守备，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五座。破虎堡城包砖早已被拆毁，黄土夯筑墙尚残存，城南砖砌券拱城门亦存。门额上有一方字迹不清的石匾，门洞内东侧墙壁上嵌有一方字迹不可辨的石碑。
    长城由破虎堡至二三墩村，有高2-4米连贯的黄土夯筑长城，夯土墩台多较好。由二三墩向南过邢家口有马堡。马堡为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土筑，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石包，城周一里一分五，高三丈五尺。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嘉靖年间，蒙古兵曾攻陷此堡，抢掠一空。今堡城砌石已被拆毁，只残存夯土城墙。
    长城由二三墩绕海拔1767米的马头山东北侧而过，转西至残虎堡口。这段黄土夯筑城墙虽有残圮，但基本连贯，保存较好，存高约四米左右。残虎堡原为残胡堡，在关口南五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土筑，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石包，堡城周一里六分。高三丈六尺。只向南开有一门。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四座，火路墩九座。残虎堡砌石早已被人拆光，今只残存砖砌券拱南城门，及已残损的黄土夯筑城墙。
    长城由残虎堡关口又向西约八华里，由十五沟村转西南，翻过海拔1666米的五台山，过四台沟村至杀虎口。这段城墙从关口至十五沟东段残存土墙高三米左右，西段几乎已毁坏无存，只有一溜土筑墩台尚存。十五沟至四台沟段，土筑城墙坍塌严重，仅存一溜拱起的慢坡状。过四台沟后长城渐有所存，至杀虎口墙体高约三至五米不等。
    杀虎口，是明朝所筑外长城上的著名关隘之一。因明王朝数次对蒙古游牧民族的征伐，皆出此口，故名“杀胡口”。清康熙年间为缓和民族矛盾而改今名。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在两山夹峙之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三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杀虎口即为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叙的春秋、战国时之“参合陉”或“参合口”，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佐证。
    杀虎口关城，据《三云筹俎考》载，于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二年砖包，城周二里，高三丈五尺，城仅向南开有一门。杀虎口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二十四里四分，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六座。今关城砌砖已多被拆走，仅砖砌券拱城南门残存，门额上原有石匾一方，今已无。城门墙上镌有精美的砖雕图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又于近关处新筑平集堡。平集堡与杀虎堡城周、城高均相同，新旧堡之间设有马市，供长城内外的边民进行物资交流。又于两堡之间筑墙连接，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通，周围共计三里，两堡间形成唇齿相依，犄角互援之势。
    杀虎口也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主要突破口。这里曾发生过很多激战。
    明王朝依仗着中原的富庶，曾企图切断中原与蒙古族地区的经济联系，以此作为驾驭蒙古族的手段。这种破坏蒙汉关系的政策，遭到长城内外蒙汉人民的强烈抵制。他们不顾封建统治禁绝蒙汉联系的一切法令，在相毗连的地区不断地进行私市贸易。隆庆年间，明廷在高拱、张居正等主政期间，政变了对蒙古族实行严厉经济封锁的政策。先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后又增陕西、宁夏二镇的长城附近开设贸易场所进行互市，杀虎口即为其中之一。
    杀虎口东南二十华里，为右玉城。右玉城，初建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设大同右卫时，右玉城才完全修成。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重修右玉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砖包城墙。城墙周围九里八分，原有四个城门，东为和阳门，南为永宁门，西为武定门，北为镇朔门。城门外皆有瓮城。
    由杀虎口向西南，长城跨苍头河。苍头河，明时为兔毛河，当时在河床之上建有桥式跨河城墙。桥式墙上设有敌楼，桥上有九个泄水门，当地称为九龙洞，今已毁。只河西岸残存条石墩座高三米左右。
    长城过苍头河向西南，有一华里之距已无墙迹。长城经二十五湾村至二分关段，虽有遗址，但土墙多残无墙样，只有零星几段存有高二米左右的夯土墙。二分关处有一宽阔河床，过河后始有夯土残墙直奔海拔1747米的花林山。
    长城在花林山有一四华里左右的分支，同主体城墙并行，相交于海拔1788米圣山北的十三边。两条重墙皆黄土夯筑，大部分残圮。长城由十三边继续向西南，至云石堡段，沟谷纵横，地势起伏较大，长城多为黄土夯筑，圮残严重，有些地段只略剩痕迹。出十三边后不远的一条沟口两侧山坡之上，南北相对，立有两块石碑。北侧碑高2.15米，宽0.87米，厚0.25米，阴刻楷书“大同中路分属西界”竖写大字。大字左侧有一行竖写小字为：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季秋吉日立。南侧石碑与北侧规模相同，但碑上因风化字多不清，只可辨“威……分属东界”，小字为“万历……”。据大同镇分路镇守情况可断，其大字应为“大同威远路分属东界”，小字为“万历三十七年秋吉日立”。这是目前发现万里长城上仅存的两块长城分界碑。
    过这条有分界碑的山沟后，在长城里侧囗碓沟村南一山坡上，有一座已废弃的夯土城堡。此城堡尚较好，据其位置看应为云石旧堡。
    《三云筹俎考》载，云石旧堡为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土筑，后因山高无水，防守为难，且离边太远，不便防守，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移建云石新堡。新堡周一里七分，高四丈，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十七座。
    云石新堡今为一村庄，城堡包砖早被拆毁，仅存夯土墙。长城由云石经大沙口继续向南偏西，出右玉县境而入平鲁县界，这段长城圮坍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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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云县，北隔长城和内蒙古接壤，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北边城，是由山、陕黄土高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起始地带。县境在群山环绕之中，仅中部与东北部地势较缓。
    左云县，明朝设有行政建置。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十六（公元1393年）置镇朔卫于此，属山西行都指挥代司。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徙治北直蓟州直隶后军都督府，而卫城遂虚，七年徙大同左卫来治。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又徙云川卫来同治。今县名亦由此而来。
    长城由大同砖楼沟向南不足五华里，便进入左云县保安堡地界。
    在左云辖境长城走向大致为：由保安堡向南过徐达窑，转向西偏北，至威鲁堡，然后经三台边村至八台子村，转为西北方向，径马市楼、十二窑抵二十边。出二十边继续向西北四华里出左云县境入右玉县界。长城在左云县境内，长约86华里。
    大同市与左云县交界处长城，黄土夯筑，土质很好，人为破坏又较少，至今保存得较好。保安堡西原有关口已毁。堡西有一座比较高大的原为砖砌的敌楼，在长城里侧围敌楼有一座黄土夯筑的小城。此敌楼砖砌楼体及条石基础早已被拆毁，今只存夯土墩台状遗址，残碎砖头散布于敌楼四周。保安堡，西距长城二华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土筑，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砖包，堡城周一里三分，城高三丈七尺。今城堡包砖早已被农民拆用，只夯土城墙残存。堡南有一砖砌四层小塔，为明时所建。明时在保安堡驻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长城由徐达窑村北向东有一分支，经黑土口、西黄土口至大同市吴施窑，与由大同市宏赐堡经新荣、破虏过来的长城相接。这段长城虽经风雨剥蚀尚存高约四米左右。
    长城过徐达窑后向西至威鲁堡段，除雨水冲出沟壑的地方圮坍严重外，从整体看较好，现在附近农民刨长城取土的事很多，如不制止，后果极为严重。威鲁堡北长城上有两座相隔不远的较大敌楼，原均为砖砌，今砖早已被人拆光。两座敌楼居长城里侧，均有土筑围城，东侧的约五十米见方，西侧的略小，东侧的已被开地种田。威鲁堡，原为威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堡城周二里二分，高三丈八尺，明时在此守备，分守长城十二里，边墩十六座，火路墩八座。明嘉靖中，蒙古贵族曾多次率兵由此入犯，隆庆初年曾被其围困。今城堡虽毁坏严重，但四周围墙均有迹可寻。
    长城由威鲁堡至八台子段，虽有圮残但墙体基本连贯，多存高五米左右。
    长城进入左云县至八台子段，里侧的火路墩保存较好。建筑式样与大同市境内的基本相同。台有园形、方形两种，方形墩底约十米见方，或更大一些，台四周有约二十米见方的夯土围墙。
    八台子南有宁鲁堡，原名宁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二十二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堡城周二里七分，高三丈七尺，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一里三分，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十一座。嘉靖年间，蒙古贵族曾率兵由此入犯。宁鲁堡只向南开有一门，今东、西、北三面将城墙掘成豁口通行。城墙包砖虽早被拆光，但整体堡城尚存。
    长城由八台子转西北方向，随山势蜿蜒向上。过八台子，跨墙有镇宁楼居河东坡之下，河床处原设有镇宁口。此楼是长城由河北入山西以来保存最好的一座，是一座条石砌基、青砖砌墙的空心敌楼。楼南有门，门额上嵌有石匾，阴刻楷书“镇宁”二字，匾外四周有砖雕图案。券拱门石框上原雕有花饰，今已残断仅存局部。镇宁楼分上、下两层，下层由南门进，有梯道可通上层；上层东西各四箭窗，北有三箭窗，南有一小门居两箭窗中。楼为回廊结构，顶大部分已坍，顶上原有铺房为仿木结构，今毁，只可寻见残碎的瓦片及瓦当。镇宁楼的长城内侧有一座五十米见方的黄土夯筑的围城。围城南墙现尚存一座砖券拱门，以通内外。
    过镇宁口，至摩天岭山顶段长城，城墙虽残坍严重但尚存高二至四米不等的残址，由摩天岭山顶起左云县至内蒙凉城县的公路，始与长城并行至十二窑村。这段长城残损严重，所存最高处不超过二米，大部分已成土埂状。
    公路过十二窑村与长城分行，至二十边村，又继续向西偏北行约四华里，出左云县境，入右玉县界。这段长城残损极为严重，土墙存高仅一至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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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是个聪明人，村子里的人都这样说。
    解放前，北方有做皮袄的匠人，人称毛毛匠。叔父十岁开始拜师学艺，学了三年，就能做普通的皮袄。那时，做皮袄穿的毕竟是有钱人，活计不多，加上村里有位毛毛匠，叔父的活更是少得可怜。
    我的父亲说：还是往精里学吧，学精了，外村的人也会来找你做羊皮袄的。叔父不听，他看到当厨师不错，每当人们娶媳妇聘闺女就办几桌酒席，厨师就忙活开了。厨师有的吃有的喝，还赚点钱。于是，叔父就开始学厨师，拉风箱剥大葱，跟着师傅又干了三年，总算掌握了些炒菜的技术，但请他做大厨的人很少，他只是个帮厨。
    十八岁那年，山东的一位逃荒的姑娘做了他的媳妇，大家七凑八凑，总算张罗着给他成了家。那年，北方大旱，叔父那点手艺更是养活不起他那一家儿人。父亲给他些盘缠，把孩子留下，他和他的妻子走西口去了。从此以后，如黄鹤西去，杳无音讯。
    我的父亲去找过他一次，寻了整整二年，总算在包头找到了他。那时，他已落魄到孤身一人街头流浪的境地。叔父说：“几年来，我在外帮人家种地，本来可以糊口的，但挣钱不多，就又给人家拉骆驼，没想到拉骆驼更苦，苦是苦些，掌柜的说，再拉两年，就给我两头骆驼。我和妻子商量，给别人干活，不是个办法，就悄悄地溜了，和妻子去挖药材。谁想到遍地都是挖药材的，哪能挣来钱呢？到了年关，没钱过不了年，就和财主借了些钱，第二年也没有钱还，就让那位财主把妻子领走卖了。从此，叔父就再没结婚。后因肺病无钱及时医治死去了。
    俄罗斯有一则民间故事，说的是战争之后，敌人从城市撤走。农夫和商人在街上寻找财物。他们发现了一大堆未被烧焦的羊毛，两个人就各分了一半捆在自己的背上。
    归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布匹，贪婪的商人将布匹统统捡起来，重负让他气喘吁吁、缓慢前行。走了不远，他们又发现了一些餐具，商人又捡了些较好的背上。
    天上突降大雨，饥寒交迫的商人身上的羊毛和布匹被雨水淋湿了，他踉跄着摔倒在泥泞当中，沉重的负担最终累得他爬倒，口吐鲜血，一点东西都没有带回去。而农夫却一身轻松地回家了，用那些羊毛织了些衣物变卖，生活富足起来。
    叔父的人生与那位贪心的商人十分相似。
    大千世界，万种诱惑，什么都想要，会累死你，集中精力抓住最主要的东西，专心致志瞄准既定的目标努力，舍弃诱惑，守住信念，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