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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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就看清楚了敌我在体力上的差异：

我们穿草鞋/布鞋，轻装爬山也比不上日本人穿大军靴/背重物爬山爬得快。

山地游击战争的大问题是生活问题，它影响了战斗力。

《姚依林百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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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军区下属13个军分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肖克任军区副司令员，直接指挥5个军分区。5个军分区在铁路东边，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为杨成武。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四军分区司令员熊伯韬政委刘导生。五军分区政委刘达。第六至第十军分区直接由冀中军区领导，冀中军区也归军区指挥。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1941年左右，肖克调离平西时，成立了平北十一军分区，平西十二军分区，冀东十三军分区。冀东军分区独立性最大，冀东暴动时留在冀东的两团人也组织了进去，李运昌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李大钊侄子，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原为冀东抗联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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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时，由于日军主力在武汉，敌人伤亡不多，据点被我军消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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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

什么事都要了解，什么事都不能亲自去干；

只能从报告/文件中得到知识，无亲身实践感受，理解都不深化，

这是秘书长工作的遗憾。

党委书记把日常工作留给秘书长，自己可以去集中参与/调查/搞一件事；

秘书长则不能离开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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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工作好像看地图，地图上标明了山多高水多深，

秘书长对此也很熟知，就是没有亲自去过。

若亲自去过，则连地图上未画出来的情况也都会知道。

遇事决策，往往是未画在地图上的情况，越深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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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当时是冀中区党委书记，所以有机会直接去搞了减租减息，

对此运动的研究就较深入，干得很出色。

黄敬在减租减息工作中写了很多本笔记。

有一次聊天，黄敬对姚依林讲：富农中农贫农拉出来的屎都不一个样！

可谓观察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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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一正一声一亲一属一关一系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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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9月，日寇集中了十万人，对晋察冀山区进行了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敌人的目的是想消灭发动百团大战的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军民。
    敌人采取的战术是分路进兵，从东西南北四面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合围推进，即所谓的“梳篦战术”他们的兵力甚密，每隔八里十里就有日寇。一旦遭遇上，他们就打，两侧闻声也集中来打。敌人沿路杀人烧房，搞“三光”政策。很多村庄被烧毁，老百姓几十几百人被惨杀，妇女被强奸然后杀死……敌人制造恐怖气氛，村庄/土地/人/牲畜都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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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队难以活动，改组为“小连大班子”

取消排级，一班扩大成二十来人，以班为单位出动，连长跟一个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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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把公路修得笔直，沿路设炮楼关卡。

只可惜他们不懂侵略者比起人民群众总是少数，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

鬼子把摊子铺开，兵力却不够，有些炮楼没有日本兵，靠伪军把守。

而伪军都有一个出路问题，都跟抗日军拉关系，

只要化上装，他们便放行，有时还可以去到敌人据点。

晚上买通伪军，或是说一声，部队就可以通过封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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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日本兵已有往根据地跑，去忏悔投降的。其中也有个别特务来施展阴谋。
    1945年春天，一个日本大佐跑入根据地，这个日本大佐说带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口信，说是希望能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提出的条件是：日本愿和中国停战，把占领区全部让给中共，日本退出德意日联盟；日本希望中共出面调停。
    姚依林他们将此事打电报向延安汇报，延安来电回答：不和他谈，也不让他回去，暂扣。
    此事说明敌人为解除困境，想进行挑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勾当。
    后来日本投降时，我方派代表去和华北派遣军谈判，即让这个日本大佐带路。